1967年9月，受外交部的紧急委派，我启程前往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工作。到馆的当天，从使馆同志们的谈话中我强烈地意识到，也门正处于风云变幻之中，矛盾错综复杂，形势扑朔迷离。
　　1967年11月5日，也门首都萨那发生了一场不流血政变，也门政局更加恶化，此时，被推翻的王室势力企图复辟，“共和派”和“王室派”之间的激战迫在眉睫。
　　使馆附近也成战场
　　那时中国驻也门使馆是租用的房子，条件简陋，没有安全感。使馆距萨那南部民用机场仅l公里，处于王室武装力量火力重点射区之内。每天，炮弹的爆炸声、机枪的对射声和坦克的隆隆声不绝于耳。有几次，我在办公室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时感到整座房子都在震动，房间的玻璃被震碎。爆炸声过后，我走出房间观察情况，看到仅距使馆100米左右的地方有几个大坑，使馆楼顶和院子里落下一层弹片和砂石，让人觉得后怕。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办公室赶译一份照会，突然听到使馆附近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迅速跑出门外观察情况。走出房门，刚爬到主楼楼顶，我便听到了子弹呼啸而过的声音，急忙躲避。说时迟那时快，分秒间，一颗子弹疾速飞来，擦过我的头顶，落在离我仅半米远的地方。我顿时心中一震，好险啊！急忙找了一个较隐蔽的地方继续观察，终于看清了周围的一切。
　　原来，使馆周围已经变成了战场，战场的主导权仍操在共和派手中，但有时还夹有混战。使馆东南面有一大片空地，子弹就从那个方向射来的。使馆正门前面是一条宽阔的街道，路上有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坦克炮不时冒出火焰，正在对敌炮击，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我看了一会儿，从楼顶上下来，悄悄走到大门口，从门缝中继续观察。
　　这时，我发现也门派往使馆的警卫正贴近大门观战，我便隔着大门问他是谁在指挥作战。警卫告诉我，中间一辆坦克中有也门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他正在亲自指挥作战。我听后大吃一惊，越发感到时局的动荡。又过了一会儿，使馆门前的坦克和装甲车转移阵地，周围的枪炮声也停息下来。
　　我大着胆子走出大门外，拣了些子弹壳和空炮弹壳。我那时嗜烟如命，偌大的空炮弹壳成了我的烟灰缸，一直伴随到我离任。
　　战火的洗礼
　　萨那保卫战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我们继续经受战火的洗礼。因工作需要，我几乎每天都要外出，经常在枪林弹雨和炮火中穿行。
　　伊拉克驻也门使馆坐落在共和国宫附近，属王室武装力量重点炮击区。萨那形势恶化后，伊拉克精简了驻萨那使馆人员。王室武装力量在炮击共和国宫时常有误差，有几次击中伊拉克使馆。为此，伊馆采取了应急措施，会计等人员暂住穆哈旅馆，代办必要时才到使馆办公。在该馆撤离萨那之前，夏仲成同志和我去见伊拉克代办。我们提前与他进行了联系，问他在什么地方见，他回答在使馆见。
　　我们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到了伊拉克使馆。进门后，伊拉克代办与我们热情握手表示欢迎，但建议立即转移到穆哈旅馆以防不测。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离开后不到五分钟，伊拉克使馆遭到重炮袭击，我们险些遇难。
　　我国帮助也门建造的萨那纺织厂地处萨那东北方，中国援也纺织工作组、公路工作组和水源队宿舍区都在纺织厂旁边。萨那被围困期间，纺织厂附近有一兵营，驻有也门一支守城部队。但纺织厂东北的一座山已被王室武装力量占领，他们居高临下，炮火时刻威胁着纺织厂、兵营和中国援也三个队组的安全，并不时派人下山偷袭。仅几个月的时间，也门工人和士兵死伤数十人，中国队组的宿舍和施工的机械设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我们使馆人员经常去这些队组进行慰问，了解情况，为他们排忧解难。有一段时间，王室武装力量对纺织厂周围的炮击非常频繁，我们使馆人员也遭遇过。一次，我们开车去那里，刚进楼5分钟，王室武装力量开始炮击。我们躲在楼里观察动静，避免了伤亡。但炮击停后，我们发现开来的汽车被炮弹击中，完全报废。
　　还有一次，郑代办去公路组指导工作，恰恰赶上王室武装力量的炮击。那次炮击时间长，火力猛，范围广。郑代办在现场从容指挥人员撤离，当时我正在使馆。过了些时候，我们仍不见郑代办回馆，并了解到纺织厂地区事态越来越严重，立即从医疗队找来外科医生，与我们一道前去纺织厂，准备进行营救。
　　接近炮击区时，我们看到炮火没有间断的迹象，只好找个土坡作掩护，像战壕里的战士一样，焦急等待发起冲锋的时机。约中午12时30分，终于等到了王室武装力量炮火间隙的机会，快速奔向为难之中的战友。此时，郑代办他们也迅速冲出危险区。我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热烈握手，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身被困 心志坚
　　在也门大使馆工作的几年里，身逢也门内战，我和我的同事们经历了许多生与死的考验。1968年8月23日中午，我们获悉在近一两天内，萨那共和内部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兄弟阋墙事件，届时王室武装力量也有可能乘机发起大规模攻城战役。
　　郑代办作为一馆之长，顿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当机立断，对馆内的工作做了交代，要我立即随他一起到中国驻也门各单位通报情况，布置应变任务。我们马不停蹄，由远及近地走遍各单位，最后到了新华分社。
　　谈完工作已近黄昏，刚走出新华分社门楼，四周便响起了枪炮声。我们断定，也门武装部队两派间大规模武装冲突已全面打响。这时，我们只好退回新华分社楼内，迅速进行电话联系。从几个方面了解到的情况说明，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市区，萨那城几乎到处都是双方交战的场所，谁也说不准这场冲突何时能结束。郑代办立即给使馆打电话，一方面通报了情况，另一方面表示，我们正等待回馆的机会。
　　夜幕降临，双方交战愈演愈烈，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郑代办心急如焚，决定冒着风险尽快返回使馆。当时，道路已被切断，汽车无法行驶，而汽车目标也太大，若强行开车，危险性很大。我们决定以步代车，步行返馆。 　　郑代办、司机老姜和我组成一个战斗小组，并做了分工。我懂阿拉伯语，充当排头兵，郑代办居中，老姜断后。郑代办一再提醒我们，不要走路中间，一定要贴着墙走，如有险情立即卧倒，或进行隐蔽。我们在街上行走时，虽然沿街的路灯都已熄灭，但地上仍有皎洁月光洒下的一片银辉。我们借着月光，小心翼翼地贴墙向前行走，耳边不时响起隆隆的炮声，头顶上不时有子弹呼啸而过，脚下不时踏着炮弹碎片。
　　当我们临近中国援也医疗队驻地时，突然出现了新的险情。医疗队对面有一幢三层楼，楼的主人是也门人民军司令，他也是也门最大部落的第二号人物。这位部落司令是支持共和制的，但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在楼顶和周围布下荷枪实弹的重兵。当他们发现我们的身影时，个个做好了战斗准备。我清楚地听到一阵拉枪栓的声音，接着从楼顶上传来急促的问话：“你们是什么人？”
　　我立即用阿拉伯语回答说：“中国人。”
　　他们大声对我们说：“中国人是朋友，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于是，他们不仅立即让我们安全通过，还派人护送我们。晚9时左右，我们终于安全回到了使馆。
　　连续服役4年7个月
　　萨那被围困期间，我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由于形势紧张，不仅要加倍工作，还要做好抗暴准备。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上午都在外面冒着枪林弹雨联系工作，下午或晚上阅读报纸，听广播、翻译各种材料，每天工作都在12～14个小时。
　　使馆为防不测事件发生，规定每晚必须有人值夜班，人手不够就从工程技术组和医疗队抽调部分人员协助。每晚6时半至次日清晨6时，我们都会轮流值班巡逻，负责使馆的保卫工作。有时刚值完夜班，又碰上紧急任务，我们要连续工作，可谓是名符其实的“夜以继日”了。
　　那时候，我们驻外使领馆每个人的国外津贴为每月39元人民币，并不很多。值夜班时，使馆因物资匮乏，无法提供正规的夜餐。长达12小时的夜班巡逻确实难熬，特别到下半夜，我们的处境可谓饥寒交迫。每当轮到我值夜班，我便动用自己微薄的津贴，从使馆小卖部买些烟酒，与同我一道值夜班的同事共同享受一下。如果一个月轮上几次值夜班，全月的津贴变得入不敷出，我便只能借钱了。同事夏仲成告诉我，他当时也成了和我一样的债务人。萨那形势好转后，我们才逐渐还清了自己的债务。
　　萨那被困后，物资供应困难，一连几个月，我们几乎买不到蔬菜和水果，甚至连米面也所剩无几。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每月打一份照会与也门经济部联系，请他们帮助解决，只有经过经济部长亲自批条子，才能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
　　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萨那保卫战取得了初步胜利。由于我国政府所采取的正义立场，中国大使馆又是留在萨那的惟一使馆，中国在也门军民中的威信日增，中也友谊继续发展。这引起了少数王室分子和亲王室分子的不满，他们中的一小撮人蓄意挑起反华事端。
　　1968年夏天，我们接连收到数封恐吓信。有人在恐吓信中威胁说，“中国人必须从也门滚出去，否则，我们将向你们开出火焰红红的枪。”还有人在恐吓信中放上一粒子弹。与此同时，我还接到有人用阿拉伯语打来的类似内容的恐吓电话。郑代办针对这些恐吓事件与也门外交部负责人进行了交涉。
　　也门共和力量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在军事上取得了萨那保卫战的胜利。此后，共和与王室双方开始了政治谈判。经沙特调解，也门共和政权同王室势力于1970年5月达成协议，结束内战。
　　也门形势平稳后，按规定，我的任期已满，应该安排我离任回国或休假。但由于使馆再三挽留，国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员调配困难，我只好超期服役。每隔半年，我被通知再延长一段时间，一直延到1972年4月，我才离任回国。掐指一算，我连续服役4年7个月，中间没有休假。我在海拔2400多米的高原城市萨那度过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其中相当一段时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
　　当回到北京时，我感慨万分。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经受了考验，完成了一个外交人员应该完成的任务。战火锻炼了我的意志，艰难使我更加坚强。与此同时，我把我的五尺之躯完整地交还给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