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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忆往》内容丰富，有程千帆先生的生平述略，有他的治学之道，等等。而我感兴趣的一个方面是散见于此书中有关研究生培养的内容。这些有些是作者所记，有些是他的学生下课之后，“退而书诸绅”保留下来的。在我看来，皆可作为珍贵的教育史资料，嘉惠后人。
程千帆先生是治古典文学的，他的研究生培养“方略”具有学科的特殊性，但在方法论意义上，对于其他学科也有借鉴价值。加之，程先生培养学生，颇具旧式师徒相与授受的特征，这对现代大学里日益成熟的科层化、行政化研究生培养体系，也不无补充、纠偏之意义。
程先生培养研究生，首先注重的是在思想观念上给他们提出一个总体要求。他将这一要求概括为八个字：“敬业、乐群、勤奋、谦虚”。所谓“敬业”，“是指你对你所从事的事业应抱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学习目的要十分明确，不能把读博士学位当成个人的功名”(《桑榆忆往》，第177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注)。“乐群”，“就是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要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在道德品质上互相规劝、互相学习”；至于“勤奋”，不仅是抓紧时间多读书，而且要兴趣广泛一些，“还需要自己去补很多东西，知识面要扩大一些，不要读了古代文学博士生以后，连高晓声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现代、当代文学一点也不看，那也很难得到学位。特别是一些西方的文艺理论、美学著作，自己要看一看，兴趣广泛一些”。
在“勤奋”这一点上，程先生实际上连带提出了人才培养中的“通识”、“通才”问题。当今的研究生教育，学科门类越分越细，即使在一门学科之内，也有画地为牢，互不联通的现象。拿中文系说，学语言的不通文学，学文学的不懂语言；学外国文学的，往往对本国文学不屑一顾；学古代的，也常常对现当代瞠目不知所对。学科细化，诚然有利于向专精发展，但也会使知识视野变得狭窄，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学科知识拓展的。程先生提出古典文学博士生也要知道现当代、外国文学，也要学习西方文艺、美学理论，无疑足为当今的研究生教育下一针砭。
总体要求的最后一项，是“谦虚”。程先生认为，青年人有点骄傲是自信的表现，值得鼓励。“但要掌握分寸。如果一点也不表现自己，那是学术的‘乡愿’。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发现错误一定要改”。他以自己为例，说明“谦虚不难在一张白纸，难在小有成就时”。
总体要求可说是治学的一般原则。程先生对研究生治学具体门径的指点，亦别具风格。
第一，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对于学术基本规范，程先生是把它放在“敬业”原则里来认识的，强调要在“科学程序”这个层面认识它：“例如使用文献。就要遵循严格的科学程序，弄清它的版本、卷数、真伪等等”。他要求学生“一切从基本操作开始，书写与叙述要求规范化，养成严肃的工作态度”。这些“基本操作”，包括“作业引用材料要可靠，要根据第一出处，要注明卷数、版本、出处。有异文要说明。力求对字句理解准确，是成说还是私见，要分清楚”；“凡是写文章，字体要工整，语法、修辞、用字要准确，引用资料要注明出处”；“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从硕士阶段起，就不允许写任何错别字和潦草字。你们以后写一个条子向我请假，也要写正楷字，不许写文字改革委员会没有公布的简化字(但可以写繁体字)。一定要注意语法是否正确，意思是否清楚……绝对不允许一篇作业完成后，连第二遍都不看，便向上一交”。即便是一些看起来与治学关系不大的小问题，程先生也不忘提醒学生注意。比如，当蒋寅把其译著《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赠给程先生时，程先生便指出其题赠“程先生雅正，学生蒋寅敬赠”有不通之处：“像这样的关系应称‘千帆先生’，或者‘千帆吾师’，‘雅正’是同辈之间的客气说法，前后辈应用‘教正’或‘诲正”’。
第二，关于文章写作和发表。程先生对于文章的写作，从来就很慎重。总的来说，就是要求一篇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创见，否则不如不写。因为写作学术论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创新，“要对科学研究作出某些贡献……如果你说出的东西没有新意、没有贡献，那这个论文便不是很有价值”。他说：“我写文章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一般的、很容易证明的，这样的文章我是不写的。如果文章写得像一汪清水一样，一上来一眼就能看到底，这样的文章没有必要写。总之，如果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想法最好不写……我如果觉得一个题目没有多少意思，就不写了。同时，我就情愿写得很短”。他又特别强调文章要写得“精”：“文章要尽量写得精，只拣最需要、不可不说的话说。一般的话简而精说，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
现在学术期刊常以“规范”的名义，要求论文字数必须达到3000字或3500字以上，弄得研究生(也包括其他学者)写文章，无话找话，大量注水；还有的硬性规定，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论文，字数必须在3万或者20万字以上。这样做，如何不助长虚浮空疏的学风!
程先生强调“写文章一定要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有何观点，要拿出证据来，不要废话。写得慢不要紧，写得慢往往是由于自己没有完全想清楚而又很认真的缘故”。另外，他很注重文献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文献学即是要学会运用材料，审查材料，要从材料里面得出结论；文艺学就是要运用想象，在材料基础上，“从美学的观点分析理解诗人的心灵”。
对于博士生写文章，程先生也有一些特别要求。首先是眼光必须独到，要能深入问题的实质：“博士研究生要能深刻地分析现象，透过它揭示出本质的方面”。要在“精”上下功夫：“你们现在是博士研究生，写文章的档次要高点，除了观点的新颖外，内容也是面向高层的。一般的、别人已说过的不说，只说最有意义、最新颖的，那么你的文章就精了”；其次，平时多写读书报告和课程论文，因为这足一个很好的学术训练过程，可以为最后写学位论文打下坚实的基础。程先生带博士生，会要求学生读一些先秦两汉的经典著作，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就每本著作或做札记，或做论文，要求能达到公开发表的水平。总之是“决不允许学生仅凭一篇论文就拿到博士学位。学生必须在每门课程都取得成绩以后，方能获得作论文的资格”。所谓“取得成绩”，就是要写出相应的报告或论文；在此基础上，最后是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总的要求是“要有开拓性，或者在别人零碎不成熟的研究上建立体系性的成绩。不管是五十万字也好，十万字也好”。首先在选题上要有创新性：“毕业论文的选题，要求能解决文学史上某一悬而未决而又有意义的问题，要有独到的艺术见解，要努力创新”。其次要注意文章的精粹，即“落尽皮毛，独存精神”。至于古典文学博士论文的具体内容，因为体系构建的需要，程先生认为不宜研究单独一个作家，而应取一个诗派或一段文学史，这样最可锻炼对于问题的综合概括能力。 文章写出来，谁都想尽快发表。但程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程先生要求研究生的读书报告或课程论文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最终发不发表，那是另外一回事。程先生自始至终关注的是文章的质量：“写十篇一般性的文章，不如写一篇有质量的文章。张伯伟等同学的论文都压在我这儿，要修改补充，过一两年再说发表的事”。这表明，程先生做学问写文章，是真以学术为本位，与时下一些为发表而学术者，其职志差异，真不可以道里计!
第三，关于师生互动问题。所谓师生互动，是指研究生求学期间，在学问、生活等方面要与导师建立一种较为密切的良性关系。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不可像本科生一样疏远，而应经常联系、沟通，以切实体验导师的治学风格，学习导师的治学路径，熏染导师的人格风范，从而规范自己，获得进步。
据张宏生回忆，1981级硕士生入学后，第一个学期，程先生采取的教学方法是每周谈一次话。所谈内容，则或读书，或生活，或治学，或做人，内容丰富，形式随意。这样的师生互动，既能传达导师对学生的殷殷希望，亦能反映导师的教学思想，同时对双方保持思想沟通也有好处。至于和博士生的交流、谈话，程先生曾要求他们每两周去他家一次，有什么谈什么，“互相了解和交流，了解彼此做学问是个什么路子”。从《书绅杂录》一章，我们也可看到程先生与学生之间交往的频繁。老辈学人对这种面对面交流的执著，实际上也反映出他们对学术能否被弟子扎实掌握的关切，对学术薪火能否代代相传的焦虑。然而，这种近距离的师徒授受关系，如今已经不多见了。现在的导师，动辄招收几十个研究生，而自己又成天忙于其他事情，无暇顾及学生学业，不但谈不上每周见面，就连正常的课程教学，也常打折扣。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降，也就其来有自，不足为怪了。
研究生与导师互动，主要是为了在学术上取得进益。在这方面，程先生也颇有心得。他的一个独特的办法，就是先给学生提供一个结论，但不告诉学生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而是要学生自己去论证。以这种合作、互动的方式，推动学生去思考，去找材料。无疑，这种方式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和有目的地进行一项工作的能力，作用显著：“所以我觉得，与学生合作，有明确的结论，也有解决的方法，可是要学生亲自做一遍，这样对他们的发展比较快”。《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中的几章内容，就是程先生先提出结论，再安排当时的学生莫砺锋、张宏生分别去研究，由师生合作而成的。《校雠广义》一书也是与徐有富合作完成的。对于这种合作方式，程先生显然很得意：“我能够与有富合作写这部书，教学相长，薪尽火传，实为晚年的一大乐事”。
程先生培养研究生的原则和具体做法，从《桑榆忆往》一书看来，大抵可以归结为上述几点。程先生学问赅博，热爱教学，值得学习。而首先要学习的，我认为，还是他对人才培养的那一份真诚，其次，才是具体的方法。这份真诚，就是他说的：“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摆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来和研究生谈话，改研究生的卷子……因为对研究生来说，改一回就进步一回”。程先生在南京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如今大都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中坚或者权威，如蒋寅、莫砺锋等等。所以程先生认为他在南京大学最大的成功，“就是培养了一批很好的学生”，“死也可瞑目了”。
在高校研究生连连扩招致使培养质量日益遭到人们质疑的当下，程先生对学术传承的这种责任感和自豪感，以及他独特的研究生培养原则和方法，也许显得有点老式，不时髦。但是又有什么样的新鲜招法，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呢?
程千帆先生是治古典文学的，他的研究生培养“方略”具有学科的特殊性，但在方法论意义上，对于其他学科也有借鉴价值。加之，程先生培养学生，颇具旧式师徒相与授受的特征，这对现代大学里日益成熟的科层化、行政化研究生培养体系，也不无补充、纠偏之意义。
程先生培养研究生，首先注重的是在思想观念上给他们提出一个总体要求。他将这一要求概括为八个字：“敬业、乐群、勤奋、谦虚”。所谓“敬业”，“是指你对你所从事的事业应抱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学习目的要十分明确，不能把读博士学位当成个人的功名”(《桑榆忆往》，第177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注)。“乐群”，“就是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要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在道德品质上互相规劝、互相学习”；至于“勤奋”，不仅是抓紧时间多读书，而且要兴趣广泛一些，“还需要自己去补很多东西，知识面要扩大一些，不要读了古代文学博士生以后，连高晓声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现代、当代文学一点也不看，那也很难得到学位。特别是一些西方的文艺理论、美学著作，自己要看一看，兴趣广泛一些”。
在“勤奋”这一点上，程先生实际上连带提出了人才培养中的“通识”、“通才”问题。当今的研究生教育，学科门类越分越细，即使在一门学科之内，也有画地为牢，互不联通的现象。拿中文系说，学语言的不通文学，学文学的不懂语言；学外国文学的，往往对本国文学不屑一顾；学古代的，也常常对现当代瞠目不知所对。学科细化，诚然有利于向专精发展，但也会使知识视野变得狭窄，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学科知识拓展的。程先生提出古典文学博士生也要知道现当代、外国文学，也要学习西方文艺、美学理论，无疑足为当今的研究生教育下一针砭。
总体要求的最后一项，是“谦虚”。程先生认为，青年人有点骄傲是自信的表现，值得鼓励。“但要掌握分寸。如果一点也不表现自己，那是学术的‘乡愿’。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发现错误一定要改”。他以自己为例，说明“谦虚不难在一张白纸，难在小有成就时”。
总体要求可说是治学的一般原则。程先生对研究生治学具体门径的指点，亦别具风格。
第一，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对于学术基本规范，程先生是把它放在“敬业”原则里来认识的，强调要在“科学程序”这个层面认识它：“例如使用文献。就要遵循严格的科学程序，弄清它的版本、卷数、真伪等等”。他要求学生“一切从基本操作开始，书写与叙述要求规范化，养成严肃的工作态度”。这些“基本操作”，包括“作业引用材料要可靠，要根据第一出处，要注明卷数、版本、出处。有异文要说明。力求对字句理解准确，是成说还是私见，要分清楚”；“凡是写文章，字体要工整，语法、修辞、用字要准确，引用资料要注明出处”；“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从硕士阶段起，就不允许写任何错别字和潦草字。你们以后写一个条子向我请假，也要写正楷字，不许写文字改革委员会没有公布的简化字(但可以写繁体字)。一定要注意语法是否正确，意思是否清楚……绝对不允许一篇作业完成后，连第二遍都不看，便向上一交”。即便是一些看起来与治学关系不大的小问题，程先生也不忘提醒学生注意。比如，当蒋寅把其译著《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赠给程先生时，程先生便指出其题赠“程先生雅正，学生蒋寅敬赠”有不通之处：“像这样的关系应称‘千帆先生’，或者‘千帆吾师’，‘雅正’是同辈之间的客气说法，前后辈应用‘教正’或‘诲正”’。
第二，关于文章写作和发表。程先生对于文章的写作，从来就很慎重。总的来说，就是要求一篇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创见，否则不如不写。因为写作学术论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创新，“要对科学研究作出某些贡献……如果你说出的东西没有新意、没有贡献，那这个论文便不是很有价值”。他说：“我写文章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一般的、很容易证明的，这样的文章我是不写的。如果文章写得像一汪清水一样，一上来一眼就能看到底，这样的文章没有必要写。总之，如果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想法最好不写……我如果觉得一个题目没有多少意思，就不写了。同时，我就情愿写得很短”。他又特别强调文章要写得“精”：“文章要尽量写得精，只拣最需要、不可不说的话说。一般的话简而精说，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
现在学术期刊常以“规范”的名义，要求论文字数必须达到3000字或3500字以上，弄得研究生(也包括其他学者)写文章，无话找话，大量注水；还有的硬性规定，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论文，字数必须在3万或者20万字以上。这样做，如何不助长虚浮空疏的学风!
程先生强调“写文章一定要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有何观点，要拿出证据来，不要废话。写得慢不要紧，写得慢往往是由于自己没有完全想清楚而又很认真的缘故”。另外，他很注重文献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文献学即是要学会运用材料，审查材料，要从材料里面得出结论；文艺学就是要运用想象，在材料基础上，“从美学的观点分析理解诗人的心灵”。
对于博士生写文章，程先生也有一些特别要求。首先是眼光必须独到，要能深入问题的实质：“博士研究生要能深刻地分析现象，透过它揭示出本质的方面”。要在“精”上下功夫：“你们现在是博士研究生，写文章的档次要高点，除了观点的新颖外，内容也是面向高层的。一般的、别人已说过的不说，只说最有意义、最新颖的，那么你的文章就精了”；其次，平时多写读书报告和课程论文，因为这足一个很好的学术训练过程，可以为最后写学位论文打下坚实的基础。程先生带博士生，会要求学生读一些先秦两汉的经典著作，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就每本著作或做札记，或做论文，要求能达到公开发表的水平。总之是“决不允许学生仅凭一篇论文就拿到博士学位。学生必须在每门课程都取得成绩以后，方能获得作论文的资格”。所谓“取得成绩”，就是要写出相应的报告或论文；在此基础上，最后是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总的要求是“要有开拓性，或者在别人零碎不成熟的研究上建立体系性的成绩。不管是五十万字也好，十万字也好”。首先在选题上要有创新性：“毕业论文的选题，要求能解决文学史上某一悬而未决而又有意义的问题，要有独到的艺术见解，要努力创新”。其次要注意文章的精粹，即“落尽皮毛，独存精神”。至于古典文学博士论文的具体内容，因为体系构建的需要，程先生认为不宜研究单独一个作家，而应取一个诗派或一段文学史，这样最可锻炼对于问题的综合概括能力。 文章写出来，谁都想尽快发表。但程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程先生要求研究生的读书报告或课程论文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最终发不发表，那是另外一回事。程先生自始至终关注的是文章的质量：“写十篇一般性的文章，不如写一篇有质量的文章。张伯伟等同学的论文都压在我这儿，要修改补充，过一两年再说发表的事”。这表明，程先生做学问写文章，是真以学术为本位，与时下一些为发表而学术者，其职志差异，真不可以道里计!
第三，关于师生互动问题。所谓师生互动，是指研究生求学期间，在学问、生活等方面要与导师建立一种较为密切的良性关系。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不可像本科生一样疏远，而应经常联系、沟通，以切实体验导师的治学风格，学习导师的治学路径，熏染导师的人格风范，从而规范自己，获得进步。
据张宏生回忆，1981级硕士生入学后，第一个学期，程先生采取的教学方法是每周谈一次话。所谈内容，则或读书，或生活，或治学，或做人，内容丰富，形式随意。这样的师生互动，既能传达导师对学生的殷殷希望，亦能反映导师的教学思想，同时对双方保持思想沟通也有好处。至于和博士生的交流、谈话，程先生曾要求他们每两周去他家一次，有什么谈什么，“互相了解和交流，了解彼此做学问是个什么路子”。从《书绅杂录》一章，我们也可看到程先生与学生之间交往的频繁。老辈学人对这种面对面交流的执著，实际上也反映出他们对学术能否被弟子扎实掌握的关切，对学术薪火能否代代相传的焦虑。然而，这种近距离的师徒授受关系，如今已经不多见了。现在的导师，动辄招收几十个研究生，而自己又成天忙于其他事情，无暇顾及学生学业，不但谈不上每周见面，就连正常的课程教学，也常打折扣。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降，也就其来有自，不足为怪了。
研究生与导师互动，主要是为了在学术上取得进益。在这方面，程先生也颇有心得。他的一个独特的办法，就是先给学生提供一个结论，但不告诉学生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而是要学生自己去论证。以这种合作、互动的方式，推动学生去思考，去找材料。无疑，这种方式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和有目的地进行一项工作的能力，作用显著：“所以我觉得，与学生合作，有明确的结论，也有解决的方法，可是要学生亲自做一遍，这样对他们的发展比较快”。《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中的几章内容，就是程先生先提出结论，再安排当时的学生莫砺锋、张宏生分别去研究，由师生合作而成的。《校雠广义》一书也是与徐有富合作完成的。对于这种合作方式，程先生显然很得意：“我能够与有富合作写这部书，教学相长，薪尽火传，实为晚年的一大乐事”。
程先生培养研究生的原则和具体做法，从《桑榆忆往》一书看来，大抵可以归结为上述几点。程先生学问赅博，热爱教学，值得学习。而首先要学习的，我认为，还是他对人才培养的那一份真诚，其次，才是具体的方法。这份真诚，就是他说的：“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摆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来和研究生谈话，改研究生的卷子……因为对研究生来说，改一回就进步一回”。程先生在南京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如今大都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中坚或者权威，如蒋寅、莫砺锋等等。所以程先生认为他在南京大学最大的成功，“就是培养了一批很好的学生”，“死也可瞑目了”。
在高校研究生连连扩招致使培养质量日益遭到人们质疑的当下，程先生对学术传承的这种责任感和自豪感，以及他独特的研究生培养原则和方法，也许显得有点老式，不时髦。但是又有什么样的新鲜招法，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