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年间，皇亲贵胄随宋室南下，偏安杭州，其文人雅趣对龙泉窑显然也有所裨益，一种色调清浅的佳妙青釉应运而生，在海内外蔚然风行。经典龙泉器物采用的是石灰碱釉，与施石灰釉的越釉和耀州釉截然不同，龙泉釉比越釉更黏稠，外观通常较为肥厚腴润。相对于越釉，龙泉釉中的某些成分不易溶解，故窑烧后变化不大，再加上釉内气泡密集，故形成了龙泉釉特有的厚润失透感。龙泉釉在南宋发展成熟，但其产量在元代仍持续攀升。在产量带动下，元代活跃于龙泉地区的窑口多达三百个左右。
　　时至明初，龙泉青瓷在国内和亚洲外销瓷市场仍然风行。显然，部分龙泉窑制品乃宫廷用瓷，其一应事务俱由京中派员督制。根据《龙泉县志》，“成治（公元1465—1506年）以后，龙泉窑瓷器质粗色恶，虽充雅玩矣。”看来自宋以降，龙泉窑烧造青瓷的黄金时期或许是在十五世纪后半叶划上了句号。
　　南宋龙泉瓷有两款纹饰最为流行，其一是在碗盘外壁刻交叠瓣纹，其二是盘碗类器物内壁饰釉下贴花。半透明釉使贴花纹饰（以鱼纹或龙纹居多）的细部更为柔和，更有水中视物之效果。这些装饰技巧和题材延续至元代，元龙泉青釉折沿大盘为例，其内壁便饰以贴花双龙戏珠纹。贴花双龙纹十分罕见，相对而言，单龙在云中穿梭的题材较为普遍。但传世品有一例较小的元代贴花双龙纹瓷盘，图见朱伯谦主编的《龙泉窑青瓷》页222编号204。此盘饰翼龙，但无本品的戏珠元素，亦无本品内壁行云流水般的缠枝纹饰。
　　元代龙泉青釉折沿盘，其内壁饰缠枝纹，盘心饰单龙戏珠纹。此盘的贴花龙纹栩栩如生，神态动感十足，仿佛正扭身扑向火珠。此类题材常见于元代青瓷盘，传世品中有一例略小而纹饰相仿的元代瓷盘（口径34.8厘米），但其构图无戏珠元素，图见朱伯谦前述著作《龙泉窑青瓷》页233编号205。
　　明洪武龙泉青釉缠枝莲纹杯托。近似例中有一件大小相近的洪武杯托，图见《出光美术馆中国瓷器珍藏》編号612（东京：1987）；另一例于1959年在京都购入，于2007年3月22日经纽约佳士得拍出（拍品编号291）。各例龙泉杯托的形状和刻饰纹样，俱与景德镇洪武地层出土的釉下彩绘杯托如出一辙。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门头出土一例洪武釉下钴蓝杯托，图见鸿禧美术馆出版的《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编号17（台北：1996）。景德镇出土杯托与龙泉作品一样，折沿饰一道卷草纹，器心凸棱环饰一周近似的缠枝花卉，另衬一道细窄瓣纹。景德镇杯托盘心凸棱内饰牡丹一朵，而龙泉杯托则饰一朵菊花。与景德镇杯托同期出土的尚有一件浅腹直口的瓷杯，图见前述著作编号18，看来龙泉杯托很可能也配有类似的瓷杯，此杯用作喝酒、品茗均可。
　　明初龙泉青釉划花栀子纹玉壶春瓶尤为风姿绰约。元代后期，器颈修长、撇口作喇叭形的玉壶春瓶日渐流行，其比例更为舒展，但泰半光素无纹。
　　时至明初，这种瓶式的重心沿器身略往下移，其比例更为舒展，有多例明初的近似例皆刻有纹饰。伦敦大英博物馆藏一例明初龙泉窑玉壶春瓶，其大小和形状均是次拍卖的玉壶春瓶相仿，但其主纹饰带以葡萄纹为题材。
　　明初龙泉青釉折枝花果纹菱口大碗。此碗纹饰以刻花居多，但碗心模印四瓣花卉一朵，瓣内各有一字，组成“金玉满堂”。十四世纪元代也曾烧造较小的近似刻花碗。大维德珍藏一例公元十四世纪近似碗（口径17.3厘米），其内外壁均有刻花，碗心印图花一朵。
　　本文探讨的最后一例龙泉青釉珍瓷，是口沿外撇向下的明代龙泉青釉拱花缠枝牡丹纹石榴尊。在中国制瓷史上，此类形制或创烧于元末明初，很可能关系到藏传佛教的兴起。伦敦大英博物馆藏一例光素无纹但较小的石榴瓶，此作出自弗良克斯旧藏（Franks Collection），图见前述霍吉淑著作《大英博物馆藏中国明代陶瓷》编号16：33。霍氏指出，此瓶撇口贴乳钉的样式，与馆内一批西藏黄铜和铜制器物遥相呼应。据此推论，龙泉石榴尊的形制确有可能脱胎于西藏金属器。
　　北京故宫珍藏的近似龙泉尊在器腹饰一道缠枝花卉，与本拍品如出一辙。但北京故宫藏品以缠枝菊花为题，而本拍品则饰缠枝牡丹，此外两者的纹样基本上大同小异。北京故宫的龙泉尊载于叶佩兰所著《元代瓷器》页259编号447（北京：1998）。
　　元代和明初龙泉青瓷佳品云集，其中件件精奇，而且很可能俱属明初的宫廷御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