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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峰的个人介绍中这样写着,“跨界创意人、策展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创办风生设计顾问机构和PEP设计工社。其作品善于以设计的手段来解构、反思传统和流行文化。作为尤伦斯(UCCA)设计委员会和中国家居设计品牌联盟(CFDBA)的发起人之一,在尽力聚合中国当代设计力量……曾任职于尤伦斯艺术中心(UCCA)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家具协会设计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家居设计品牌联盟(CFDBA)发起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陈设特约讲师等。”
6月底,我们在751动力设计广场的“素水”空间见到了刘峰,他恰好也正在和几位设计师朋友准备一本关于“中国当代原创设计哲学”的书,我们就从他的设计顾问机构的模式展开了采访。
《投资者报》:风生设计顾问机构是怎样服务客户的?具有怎样的盈利模式?
刘峰:我们从2010年就开始不太直接做设计执行,而是转型做设计顾问,因为我们发现国内不缺乏设计执行,而缺乏客户与设计师之间的良好沟通,于是,我们就以自己的经验,在客户那里建立起话语权。我们的盈利模式非常清楚,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设计诊断、设计顾问、设计管理。所谓设计诊断,就是给客户与项目把脉,因为这30年国内的项目大都是一哄而起,很多项目需要我们泼冷水,让很多项目在前期拿地的时候就知道一个适合自身的标准。国内有很多项目都是由老板拍板决定,如:“我们要做一个迪拜式的帆船酒店!”我们就要以他的资源帮助分析与重新定位,是做一个精品酒店,还是做一个设计酒店,或是做一个度假酒店更适合?最终在商业运作上帮助客户厘清思路,为未来的酒店实际运作提供合理的运营模型。第二项就是帮他们做顾问,包括帮助他们筛选建筑师团队、室内设计师团队以及软装设计团队,甚至还包括VI设计、酒店管理团队。第三个环节,是在项目的进行中帮助客户进行设计方案的审核,向设计师提出修改的方向与要求,以及方案的最终确认。
《投资者报》:设计顾问的价值在项目的实际运作中是如何体现的?
刘峰:设计的价值是非常抽象的,很难单纯以视觉效果来衡量。一般设计师很难在项目的整体高度来考虑取舍,容易放大设计视觉因素的权重,难以关注诸如项目的投资回报率等;而一般客户又往往不了解项目的设计核心价值;我们做为客户与设计师的桥梁,擅长将设计的价值在客户面前放到合理的位置。因为国内建筑师做为乙方,往往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我们就会提醒甲方:既然请了建筑师,就要尊重他们的创意价值,不要把他们变成一个绘图工具。
《投资者报》:除了设计顾问,你们是否也做自己的设计?
刘峰:我们正在策划一个自己的定制品牌:良适。已经在798里找到一个新的场地,正在筹备中,预计9月份可以对外开放。这是一个针对商业项目的体验空间,也是换了一种方式与客户做商业对接,让安曼酒店、瑜舍酒店等这类的客户,一下子就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他们的设计和产品。它有点像无印良品,是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但比它更项目化、更高端,它又有些像品牌“上下”,但又更有广度。
《投资者报》:对于“良适”这个品牌,你们是怎么规划的?
刘峰:我们觉得所有的设计都是在讨论一个“关系”,设计很难以好坏来评判,只有合适与不合适,我们将空间、产品、人在其中的动线,都还原到生活画面中来,比如:这个茶空间是多少人使用的、聚不聚气、茶桌的尺寸是否合适、茶器放在上面是否合适、人们将怎样在这里品茶等等,都是有关“关系”的研究。我们将“良适”分成了五个板块(憩、乐、饮、餐、客)、三个尺度(大、中、小)、三个色阶(黑、白、灰),“素水”茶室就是“饮、小空间、黑色”的范例。在普遍过度追求的社会环境下,设计的价值绝对不是推波助澜,浪费物料,而是在于找到一个适度的解决方案。在甲方面前我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话语权,是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投资回报率的最佳平衡点,而不是帮助别人去烧钱。不论是艺术项目、建筑项目、设计项目等,我们都希望抱着多赢的目的,帮助甲方和设计师做“翻译”工作,让设计师更专心地做他们擅长的工作。
《投资者报》:你自己的设计哲学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刘峰:我大学的专业是雕塑,在毕业的那一刻,我就将过去的一切清零,开始走自己的设计道路。30岁之前,我的作品几乎与传统文化没有连接。那时我发现设计行业大都在做“表皮设计”,只做表面文章。直到2005年,我认识到设计的价值应该在于发现“什么是够了”,为什么简约主义在中国发展不起来,因为只做表面的模仿,是“简陋主义”。我们没有抓到“简约主义的精髓”,如“怎样运用光线营造负空间的效果”,著名的“少即是多”就变成了“少即是少”。人想要、需要的、必要的,是完全不同的层次。我们通过快速地学习国外的设计,从功能需要和技术上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但在感情需求上是一个空洞,通过抄袭西方设计体系是填不满的,或是简单地模仿明式家具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当下中国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师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是在堆砌,或是帮助别人卖材料。我那时觉得,自己对设计唯一能做的贡献就是停止做一些“垃圾”,我们找到“适度”这个点,最早以宜家来做试验。 我就将宜家变成了一个材料库,将其100元以下产品买回来重新解构组合,变成具有新功能的产品。我们小时候中国人是有自己动手的能力的,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雇别人来为自己做事情成为有身份的象征了。我用这样的试验展现动手的乐趣,也希望突破宜家带给人们的“千人一面”的影响。
《投资者报》:你们是如何建立“适度”的设计哲学的?
刘峰:当我们发现设计的价值就在于“适度”的时候,解决“情感适度”的需求就变得比“功能适度”的需求更重要。2005年也开始研究“情感经济”,也就是中国人生活的情感空洞。人不满足,“情感空洞”来自于社会认同标准变化的速度太快了,15年以来,大家对好的生活的认证是建立在快速变化的基础上的。大家不断地更换房子、车等,从中体现自己的幸福感。但实际上这样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人们将一辈子活在未来的空气中。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更关注当下,就会发生改变。比如日本人,就会更关注怎样把目前居住的80平方米改造得更紧凑、合理、舒适。中国人好大喜功,我们正输在这里,大小对我们形成了一个障碍。我就开始研究“小”,更关注“当下”。所做的项目风格也从“奢华”转化为“适度”。“适度传统”也是我们在探讨的,中国文化具有深厚广大的气度,一旦中国人的现代审美觉醒过来,我们所能呈现出的气象是目前日本和台湾无法比拟的。十几年下来,我们就凝结出“良适”。“良”没有“优异”的纠结,本身具有独立的“适度”的价值观,具有较高的情商。其实,完美不是设计来解决的,在整个行业产业链中可能只占20%的比例。所以从研究商业来看,设计能做到“适度”是最恰当的。“良适”也是点睛之物,回到空间里就是能后“收”。最后,设计中真正能够流传下去的是“开心之道”,也是一个时代的设计者的生活心得吧。
《投资者报》:你个人的设计作品在今年的保利春拍的设计单元中成交,它是一个怎样的作品?你如何看设计拍卖?
刘峰:这个作品是我2011年做的,名称叫《开·笼》,是一个金属镀铜的屏风, 设计的灵感来自打开的鸟笼,市场售价是RMB/88000元。在传统的语境中,笼子是用来划定界限的,既是保护却也限定了自由。希望借开笼之势,提醒我们面对的,不应只是“笼子里的传统”。同时,也将身体和心理上的孤立比喻成鸟笼之困:我们可以看见对方,却仍然彼此孤立。 其实,如果你打开禁锢自己的“笼子”,你会进入更大的链接世界之中。原来,笼子除了用来划定界限之外,还可以承载更多……这件作品在保利拍卖中被一位藏家买走,他的一个会所很适合陈放。这一次,我也收了其他设计师的作品:一床不锈钢的古琴,价格非常合理。
6月底,我们在751动力设计广场的“素水”空间见到了刘峰,他恰好也正在和几位设计师朋友准备一本关于“中国当代原创设计哲学”的书,我们就从他的设计顾问机构的模式展开了采访。
《投资者报》:风生设计顾问机构是怎样服务客户的?具有怎样的盈利模式?
刘峰:我们从2010年就开始不太直接做设计执行,而是转型做设计顾问,因为我们发现国内不缺乏设计执行,而缺乏客户与设计师之间的良好沟通,于是,我们就以自己的经验,在客户那里建立起话语权。我们的盈利模式非常清楚,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设计诊断、设计顾问、设计管理。所谓设计诊断,就是给客户与项目把脉,因为这30年国内的项目大都是一哄而起,很多项目需要我们泼冷水,让很多项目在前期拿地的时候就知道一个适合自身的标准。国内有很多项目都是由老板拍板决定,如:“我们要做一个迪拜式的帆船酒店!”我们就要以他的资源帮助分析与重新定位,是做一个精品酒店,还是做一个设计酒店,或是做一个度假酒店更适合?最终在商业运作上帮助客户厘清思路,为未来的酒店实际运作提供合理的运营模型。第二项就是帮他们做顾问,包括帮助他们筛选建筑师团队、室内设计师团队以及软装设计团队,甚至还包括VI设计、酒店管理团队。第三个环节,是在项目的进行中帮助客户进行设计方案的审核,向设计师提出修改的方向与要求,以及方案的最终确认。
《投资者报》:设计顾问的价值在项目的实际运作中是如何体现的?
刘峰:设计的价值是非常抽象的,很难单纯以视觉效果来衡量。一般设计师很难在项目的整体高度来考虑取舍,容易放大设计视觉因素的权重,难以关注诸如项目的投资回报率等;而一般客户又往往不了解项目的设计核心价值;我们做为客户与设计师的桥梁,擅长将设计的价值在客户面前放到合理的位置。因为国内建筑师做为乙方,往往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我们就会提醒甲方:既然请了建筑师,就要尊重他们的创意价值,不要把他们变成一个绘图工具。
《投资者报》:除了设计顾问,你们是否也做自己的设计?
刘峰:我们正在策划一个自己的定制品牌:良适。已经在798里找到一个新的场地,正在筹备中,预计9月份可以对外开放。这是一个针对商业项目的体验空间,也是换了一种方式与客户做商业对接,让安曼酒店、瑜舍酒店等这类的客户,一下子就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他们的设计和产品。它有点像无印良品,是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但比它更项目化、更高端,它又有些像品牌“上下”,但又更有广度。
《投资者报》:对于“良适”这个品牌,你们是怎么规划的?
刘峰:我们觉得所有的设计都是在讨论一个“关系”,设计很难以好坏来评判,只有合适与不合适,我们将空间、产品、人在其中的动线,都还原到生活画面中来,比如:这个茶空间是多少人使用的、聚不聚气、茶桌的尺寸是否合适、茶器放在上面是否合适、人们将怎样在这里品茶等等,都是有关“关系”的研究。我们将“良适”分成了五个板块(憩、乐、饮、餐、客)、三个尺度(大、中、小)、三个色阶(黑、白、灰),“素水”茶室就是“饮、小空间、黑色”的范例。在普遍过度追求的社会环境下,设计的价值绝对不是推波助澜,浪费物料,而是在于找到一个适度的解决方案。在甲方面前我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话语权,是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投资回报率的最佳平衡点,而不是帮助别人去烧钱。不论是艺术项目、建筑项目、设计项目等,我们都希望抱着多赢的目的,帮助甲方和设计师做“翻译”工作,让设计师更专心地做他们擅长的工作。
《投资者报》:你自己的设计哲学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刘峰:我大学的专业是雕塑,在毕业的那一刻,我就将过去的一切清零,开始走自己的设计道路。30岁之前,我的作品几乎与传统文化没有连接。那时我发现设计行业大都在做“表皮设计”,只做表面文章。直到2005年,我认识到设计的价值应该在于发现“什么是够了”,为什么简约主义在中国发展不起来,因为只做表面的模仿,是“简陋主义”。我们没有抓到“简约主义的精髓”,如“怎样运用光线营造负空间的效果”,著名的“少即是多”就变成了“少即是少”。人想要、需要的、必要的,是完全不同的层次。我们通过快速地学习国外的设计,从功能需要和技术上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但在感情需求上是一个空洞,通过抄袭西方设计体系是填不满的,或是简单地模仿明式家具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当下中国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师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是在堆砌,或是帮助别人卖材料。我那时觉得,自己对设计唯一能做的贡献就是停止做一些“垃圾”,我们找到“适度”这个点,最早以宜家来做试验。 我就将宜家变成了一个材料库,将其100元以下产品买回来重新解构组合,变成具有新功能的产品。我们小时候中国人是有自己动手的能力的,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雇别人来为自己做事情成为有身份的象征了。我用这样的试验展现动手的乐趣,也希望突破宜家带给人们的“千人一面”的影响。
《投资者报》:你们是如何建立“适度”的设计哲学的?
刘峰:当我们发现设计的价值就在于“适度”的时候,解决“情感适度”的需求就变得比“功能适度”的需求更重要。2005年也开始研究“情感经济”,也就是中国人生活的情感空洞。人不满足,“情感空洞”来自于社会认同标准变化的速度太快了,15年以来,大家对好的生活的认证是建立在快速变化的基础上的。大家不断地更换房子、车等,从中体现自己的幸福感。但实际上这样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人们将一辈子活在未来的空气中。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更关注当下,就会发生改变。比如日本人,就会更关注怎样把目前居住的80平方米改造得更紧凑、合理、舒适。中国人好大喜功,我们正输在这里,大小对我们形成了一个障碍。我就开始研究“小”,更关注“当下”。所做的项目风格也从“奢华”转化为“适度”。“适度传统”也是我们在探讨的,中国文化具有深厚广大的气度,一旦中国人的现代审美觉醒过来,我们所能呈现出的气象是目前日本和台湾无法比拟的。十几年下来,我们就凝结出“良适”。“良”没有“优异”的纠结,本身具有独立的“适度”的价值观,具有较高的情商。其实,完美不是设计来解决的,在整个行业产业链中可能只占20%的比例。所以从研究商业来看,设计能做到“适度”是最恰当的。“良适”也是点睛之物,回到空间里就是能后“收”。最后,设计中真正能够流传下去的是“开心之道”,也是一个时代的设计者的生活心得吧。
《投资者报》:你个人的设计作品在今年的保利春拍的设计单元中成交,它是一个怎样的作品?你如何看设计拍卖?
刘峰:这个作品是我2011年做的,名称叫《开·笼》,是一个金属镀铜的屏风, 设计的灵感来自打开的鸟笼,市场售价是RMB/88000元。在传统的语境中,笼子是用来划定界限的,既是保护却也限定了自由。希望借开笼之势,提醒我们面对的,不应只是“笼子里的传统”。同时,也将身体和心理上的孤立比喻成鸟笼之困:我们可以看见对方,却仍然彼此孤立。 其实,如果你打开禁锢自己的“笼子”,你会进入更大的链接世界之中。原来,笼子除了用来划定界限之外,还可以承载更多……这件作品在保利拍卖中被一位藏家买走,他的一个会所很适合陈放。这一次,我也收了其他设计师的作品:一床不锈钢的古琴,价格非常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