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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是著名的民国教育家、地质学家、国民党党务活动家，他虽然未在外交部门正式任职，但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参与者和民间外交的积极推动者。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积极推动和促进了中德关系的发展，后又成为中国援助韩国等周边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人物。
两次留学德国
朱家骅，字骝先，1893年5月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一个商绅家庭。1908年考取德国医生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进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191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朱家骅少年时代就结识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为日后个人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4年，朱家骅入德国柏林矿科大学采矿工程学系学习，曾获张静江资助。1917年初回国，担任北京大学预科部教授，成为中国第一代德语教授。
1918年，朱家骅在蔡元培帮助下获得教育部资助，公费留学到瑞士研究地质学。1920年转学德国柏林，1922年获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到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英文和经济学，后又到法国、比利时、英国等地旅游参观。1924年1月回国，再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组主任。1926年转任广东大学教授。
推动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
1926年起朱家骅开始从政，先后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教育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职。1929年3月出席中国国民党“三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逐步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人物。
在长期的从政经历中，曾历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长，浙江省主席、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常务委员会主任，“中统”局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
中德关系在国民政府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朱家骅是蒋介石与德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核心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对推动中德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夏，蒋介石委托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朱家骅寻找德国军事顾问人选，朱家骅立即与他的德国老师马契奥斯教授以及德国军界几位名将进行联系，但由于中国国内局势不稳，为这些军人拒绝。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朱家骅再次奉命邀请德国退役军官担任其军事顾问。国民政府和德国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源于朱家骅和张静江等人对马克斯·鲍尔的大力引荐。
1927年12月初，朱家骅介绍马克斯·鲍尔到上海会晤蒋介石，在朱家骅陪同翻译下，与蒋介石进行数次长谈，成为蒋的军事顾问。1928年8月17日，《中德关税条约》签订，中德外交关系以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以及中德经济贸易合作为发展的“两条主线”。
德国顾问团全面介入了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航空、国防等要害部门。在朱家骅的积极推动与努力下，不到十年间，国民政府在长江流域初步建立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的持久抗战奠定了军事基础。1929年6月鲍尔因患天花在上海病故。1930年初，朱家骅在蒋介石授意下，通过中国驻柏林使馆邀请德军名将鲁登道夫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鲁登道夫推荐了乔治·佛采尔担任此职。
其后，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应邀访华。1933年5月，蒋介石派遣朱家骅全程陪同塞克特，访问考察中国军事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塞克特视察了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进行实地调查，提出《致蒋介石元帅陆军改革建议书》。朱家骅代表中国政府向其赠送了34件珍贵礼品，而且组织人员翻译塞克特临别时赠送给蒋介石的著作《德国国防军》和《一个士兵的思想》。塞克特建议蒋介石：以欧洲军工企业为基础，建设中国的兵工厂，增加军火自给，以免在关键时刻受制于人。这个建议被采纳，随后，国民政府全力发展军工企业，为抗战爆发时保证中方军火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1933年11月初，正在上海的朱家骅突然接到宋美龄的电话，她代表蒋介石吩咐朱家骅再度邀请塞克特来华，此后朱家骅与塞克特数次信件往来，几度交涉，促成塞克特二次来华。
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朱家骅起了重要作用。从1926年至1944年，大多数的中德合约都经过朱家骅之手。在朱家骅的推动下，中德关系由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存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双方在文化、经济、外交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1935年5月13日，两国宣布外交关系由公使升格为大使，德国大使馆从北京搬到南京。
创建中德文化协会
朱家骅还积极推动两国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上世纪20至40年代，很多德国汉学家任教于中国大学，大批留德学生归国，使中德文化交流日益增多。1935年5月4日，中德文化协会在朱家骅和徐培根将军筹划下在北京成立，朱家骅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担任名誉会长，朱家骅兼任理事长。中德文化协会的工作重点是加强中德文化交流，争取德国人民了解、理解和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该协会在促进中德学术交流、汉学家互访、互赠留学生名额、图书交换，尤其是接洽德国专家来华，并发展中德经贸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朱家骅的不懈努力，中德关系迅速发展，1936年，陶德曼代表德国政府赠予朱家骅勋章，以酬谢其致力于中德双方关系之努力及成果。
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政策逐渐转向日本，朱家骅非常警觉，1936年11月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提醒国人关注德国亲日派的危害。欧战爆发后，德日更加接近，朱家骅与德国有关人士联系，力陈利害关系，力劝德国不要与日本结盟。1938年2月初，中德关系因为德日相互接近而日渐疏远，为了加强两国关系，蒋介石一度决定由朱家骅担任驻德大使。后因德国承认伪满洲国而没有成行。
1940年7月7日，朱家骅又致函德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凯特尔，祝贺二战中的德国在欧洲的胜利，极力劝说德国利用其在欧洲的统治地位来建立欧洲和平并将注意力转向远东，他暗示：现在是德国通过外交途径介入中国利益以保证其在战后中国地位的时候了。 朱家骅的这些努力和成就，使他成为民国历史上中德关系的积极推动者。美国学者评论说：朱家骅与德国的交往比起他的其他成就更引人瞩目。用一名德国顾问的话说，在很大意义上，朱家骅还是“德国在华事务的主要支持者”。
开展国民外交
朱家骅不仅是当时中德关系的主要推动者，他还在抗战期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职务，积极开展国民外交，对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以对韩国的独立运动为最。
1938年10月起，就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朱家骅奉命辅助韩国独立运动，支持韩国临时政府在华活动，并照顾该政府成员和眷属的生活。1942年3月22日，孙科发表《韩国独立运动问题》，首次以官方身份公开表示应外交承认韩国临时政府。1942年4月15日，中韩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筹办会议，朱家骅是推动中韩文化协会成立的领军人物之一，此次会议筹款的1/3由朱家骅捐出。1942年12月27日，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中央成立实施援韩领导小组，规定今后中国方面援韩问题，不论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均由朱家骅、吴铁城、何应钦办理，朱家骅成为中国官方实施援韩政策的三个主持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当局长期援助韩国临时政府的主要执行人。
1939年12月，中缅文化协会在重庆创立，朱家骅、邵力子任名誉会长。1942年8月，朱家骅又担任中印学会的理事长。这些协会的建立与运行，加强了双方的关系，在进行抗日战争的同时，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朱家骅在这些协会的建立与运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此外，朱家骅参与维护菲律宾中国侨民的利益。1944年，菲律宾实行强迫外侨菲化案，此案一出，华侨饱受迫害，朱家骅以联合国同志会中国总会会长身份致函菲律宾总统、国会以及菲律宾联合国同志会以《致菲律宾人民公开信》，痛陈“菲化”对华侨以及菲律宾方面的危害，指出菲化案一旦实施，会影响东南亚华侨的生计和地位等。
朱家骅一生以书生参政，没有担任过外交部的实际职务，却在致力中德交往，主持中德文化协会和参与中韩、中缅、中印文化协会以及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等活动，及推动民间外交、维护侨民利益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朱家骅随同蒋介石去台湾，曾任“总统府”资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63年1月3日，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台北寓所。他身后将个人档案捐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形成《朱家骅先生档案》，供后人查阅。
两次留学德国
朱家骅，字骝先，1893年5月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一个商绅家庭。1908年考取德国医生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进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191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朱家骅少年时代就结识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为日后个人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4年，朱家骅入德国柏林矿科大学采矿工程学系学习，曾获张静江资助。1917年初回国，担任北京大学预科部教授，成为中国第一代德语教授。
1918年，朱家骅在蔡元培帮助下获得教育部资助，公费留学到瑞士研究地质学。1920年转学德国柏林，1922年获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到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英文和经济学，后又到法国、比利时、英国等地旅游参观。1924年1月回国，再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组主任。1926年转任广东大学教授。
推动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
1926年起朱家骅开始从政，先后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教育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职。1929年3月出席中国国民党“三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逐步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人物。
在长期的从政经历中，曾历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长，浙江省主席、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常务委员会主任，“中统”局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
中德关系在国民政府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朱家骅是蒋介石与德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核心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对推动中德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夏，蒋介石委托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朱家骅寻找德国军事顾问人选，朱家骅立即与他的德国老师马契奥斯教授以及德国军界几位名将进行联系，但由于中国国内局势不稳，为这些军人拒绝。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朱家骅再次奉命邀请德国退役军官担任其军事顾问。国民政府和德国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源于朱家骅和张静江等人对马克斯·鲍尔的大力引荐。
1927年12月初，朱家骅介绍马克斯·鲍尔到上海会晤蒋介石，在朱家骅陪同翻译下，与蒋介石进行数次长谈，成为蒋的军事顾问。1928年8月17日，《中德关税条约》签订，中德外交关系以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以及中德经济贸易合作为发展的“两条主线”。
德国顾问团全面介入了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航空、国防等要害部门。在朱家骅的积极推动与努力下，不到十年间，国民政府在长江流域初步建立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的持久抗战奠定了军事基础。1929年6月鲍尔因患天花在上海病故。1930年初，朱家骅在蒋介石授意下，通过中国驻柏林使馆邀请德军名将鲁登道夫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鲁登道夫推荐了乔治·佛采尔担任此职。
其后，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应邀访华。1933年5月，蒋介石派遣朱家骅全程陪同塞克特，访问考察中国军事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塞克特视察了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进行实地调查，提出《致蒋介石元帅陆军改革建议书》。朱家骅代表中国政府向其赠送了34件珍贵礼品，而且组织人员翻译塞克特临别时赠送给蒋介石的著作《德国国防军》和《一个士兵的思想》。塞克特建议蒋介石：以欧洲军工企业为基础，建设中国的兵工厂，增加军火自给，以免在关键时刻受制于人。这个建议被采纳，随后，国民政府全力发展军工企业，为抗战爆发时保证中方军火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1933年11月初，正在上海的朱家骅突然接到宋美龄的电话，她代表蒋介石吩咐朱家骅再度邀请塞克特来华，此后朱家骅与塞克特数次信件往来，几度交涉，促成塞克特二次来华。
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朱家骅起了重要作用。从1926年至1944年，大多数的中德合约都经过朱家骅之手。在朱家骅的推动下，中德关系由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存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双方在文化、经济、外交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1935年5月13日，两国宣布外交关系由公使升格为大使，德国大使馆从北京搬到南京。
创建中德文化协会
朱家骅还积极推动两国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上世纪20至40年代，很多德国汉学家任教于中国大学，大批留德学生归国，使中德文化交流日益增多。1935年5月4日，中德文化协会在朱家骅和徐培根将军筹划下在北京成立，朱家骅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担任名誉会长，朱家骅兼任理事长。中德文化协会的工作重点是加强中德文化交流，争取德国人民了解、理解和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该协会在促进中德学术交流、汉学家互访、互赠留学生名额、图书交换，尤其是接洽德国专家来华，并发展中德经贸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朱家骅的不懈努力，中德关系迅速发展，1936年，陶德曼代表德国政府赠予朱家骅勋章，以酬谢其致力于中德双方关系之努力及成果。
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政策逐渐转向日本，朱家骅非常警觉，1936年11月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提醒国人关注德国亲日派的危害。欧战爆发后，德日更加接近，朱家骅与德国有关人士联系，力陈利害关系，力劝德国不要与日本结盟。1938年2月初，中德关系因为德日相互接近而日渐疏远，为了加强两国关系，蒋介石一度决定由朱家骅担任驻德大使。后因德国承认伪满洲国而没有成行。
1940年7月7日，朱家骅又致函德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凯特尔，祝贺二战中的德国在欧洲的胜利，极力劝说德国利用其在欧洲的统治地位来建立欧洲和平并将注意力转向远东，他暗示：现在是德国通过外交途径介入中国利益以保证其在战后中国地位的时候了。 朱家骅的这些努力和成就，使他成为民国历史上中德关系的积极推动者。美国学者评论说：朱家骅与德国的交往比起他的其他成就更引人瞩目。用一名德国顾问的话说，在很大意义上，朱家骅还是“德国在华事务的主要支持者”。
开展国民外交
朱家骅不仅是当时中德关系的主要推动者，他还在抗战期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职务，积极开展国民外交，对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以对韩国的独立运动为最。
1938年10月起，就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朱家骅奉命辅助韩国独立运动，支持韩国临时政府在华活动，并照顾该政府成员和眷属的生活。1942年3月22日，孙科发表《韩国独立运动问题》，首次以官方身份公开表示应外交承认韩国临时政府。1942年4月15日，中韩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筹办会议，朱家骅是推动中韩文化协会成立的领军人物之一，此次会议筹款的1/3由朱家骅捐出。1942年12月27日，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中央成立实施援韩领导小组，规定今后中国方面援韩问题，不论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均由朱家骅、吴铁城、何应钦办理，朱家骅成为中国官方实施援韩政策的三个主持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当局长期援助韩国临时政府的主要执行人。
1939年12月，中缅文化协会在重庆创立，朱家骅、邵力子任名誉会长。1942年8月，朱家骅又担任中印学会的理事长。这些协会的建立与运行，加强了双方的关系，在进行抗日战争的同时，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朱家骅在这些协会的建立与运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此外，朱家骅参与维护菲律宾中国侨民的利益。1944年，菲律宾实行强迫外侨菲化案，此案一出，华侨饱受迫害，朱家骅以联合国同志会中国总会会长身份致函菲律宾总统、国会以及菲律宾联合国同志会以《致菲律宾人民公开信》，痛陈“菲化”对华侨以及菲律宾方面的危害，指出菲化案一旦实施，会影响东南亚华侨的生计和地位等。
朱家骅一生以书生参政，没有担任过外交部的实际职务，却在致力中德交往，主持中德文化协会和参与中韩、中缅、中印文化协会以及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等活动，及推动民间外交、维护侨民利益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朱家骅随同蒋介石去台湾，曾任“总统府”资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63年1月3日，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台北寓所。他身后将个人档案捐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形成《朱家骅先生档案》，供后人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