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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是大大小小的官僚。做官是有利可图的，但也十分危险，弄不好就要杀头。即使做到宰相的高位，有时也难免满门抄斩的下场。这种例子在历史上真是举不胜举。虽然如此，却也有极会做官的，不管政治风云如何神奇莫测，他都可以稳坐钓鱼船。读《五代史》等书，可以看到五代时期的冯道，就是这种人物当中最有名的代表。
冯道所生活的时代，形势极不安定。唐朝灭亡后，中国北部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共历时五十四年。最长的梁延续了十七年，最短的汉只存在五年。这中间，后晋被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国所灭，辽国也曾对中原实行过短暂的统治。在这种动荡混乱的局面下，冯道却凭着老谋深算、圆滑多变的政治权术，稳稳地做了五朝元老。冯道最大的本事是见风转舵。他非常善于分析形势，观察风向。对于他来说，给谁做臣子都是一样的。只要能保住官位，他肯为任何人效劳。官，这就是他的灵魂。因此，在他身上表现出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永远紧跟当权者。
后唐时，冯道开始发迹。唐明宗时他当了宰相。明宗以后的唐闵帝，被凤翔节度使李从珂起兵推翻。李从珂推翻了冯道的主子，他当然是冯道的敌人。但是冯道一点也不计较这些，他及时劝进，也就是拥戴李从珂作皇帝。他又在新主子下面做了司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打败李从珂，建立后晋，做了儿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一个皇帝，居然把契丹叫爸爸，自称儿子。冯道就在这个儿皇帝手下做了首相。契丹灭后晋，冯道主动入朝，做了太傅。契丹退回北方，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前去投奔，又做了太师。刘知远的儿子继位不久，被天雄节度使郭威推翻，冯道帮郭威诱杀了后汉宗室，又在郭威建立的后周朝内做了太师。前后三十年的官场生涯，冯道历事五个政权、十一个君主，始终没离宰相、三公、三师的高位，做官真是做绝了。
冯道会保官、保身，靠的是遇事不表态、依违两可的圆滑处世之道。他深知在形势难以预测的情况下，任何不慎都会遭致杀身大祸，从而使自己成为政权变换的殉葬品。因此，他虽然身居要职，却从不参与任何担干系的事情，“人莫测其喜愠”。遇事慢开口，不出头，不担责任，这是他做官的秘诀。
后晋石敬瑭临死前，嘱托冯道辅立他的幼子石重睿。冯道接受了。但石敬瑭死后，天平节度使景延广主张立长子，冯道也不反对，因为他不愿冒风险充当石重睿的保护人。结果石重贵做了皇帝，冯道照样做首相。景延广拥立有功，掌握了大权，主张反对契丹，引起争论。冯道不表态，“依违其间”。石重贵听从了景延广的主张，于是同契丹的关系破裂，并被契丹消灭了。契丹灭晋后，捉住景延广问罪，有人揭发冯道也参与反契丹之谋，辽主却很明白，立即驳斥道：“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结果他不但没有获罪，反而在契丹那里继续做官。
冯道总是以“忠”来标榜自己。他确实是够“忠”的，任何人掌了权他都可以效忠，实际上连一点封建的气节都没有。晋高祖石敬瑭这个儿皇帝，接到辽主的封号后，感恩不尽，为表示对父皇帝的崇敬，派冯道出使辽国。对于这个极其可耻的使命，他当时觉得只有冯道能够承担，而冯道确实毫不犹豫地欣然同意。他对石敬瑭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无耻到这种程度，可以说登峰造极了。
冯道的品行当然十分可憎，就是在封建社会里也为人所不齿。司马光说：“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欧阳修也认为，冯道这个人“可谓无廉耻者矣”。
冯道的出现，正适合了五代时期腐朽政治的需要。当时的武夫们凶残地杀来杀去，谁夺得政权，也需要这样一些官僚来维持局面，安抚人心。冯道的存在，正可以承担这种使命。他所代表的那一群庸碌官僚，有如皇帝宝座上的扶手和靠背，谁来坐都没关系，都有用。当时那些腐朽的君主，对冯道之流的需要，也仅此而已。因此，冯道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司马光也多少看到了这点，指出：“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统治者的需要，是冯道得志的前提。
冯道的做官之道，实际上乃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政客作风的结晶。这种看风转舵的本领，固然不合于封建的正统道德准则，却十分适合封建官场的需要。这就使它成为封建正统道德的必要补充，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封建道德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官僚政客，是封建政治的产物。封建政治的特点是个人专制，任何一级官吏都只对上司负责，因此他们不怕百姓，只怕上司。上司一发怒，他就可能丢官丢头，甚至株连九族。因此要当得好官，就必须阿谀奉承，奴颜婢膝。每一级对每一级都得如此。遇到较为精明的皇帝，局面还可能好一些，赶上那些腐朽者当政，这种习气在官场中弥漫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封建主义流毒到现在还在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并且会严重地腐蚀我们党的党风。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决不能容许随风转舵，投机取巧。共产党人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决不提倡忠于个人，忠于上司，更是极卑视阿谀奉承的无耻作风。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光明磊落，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明哲保身，“依违两可”。然而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污毒，其中包括“冯道之道”，不是轻易就能退走的。今天，我们要胜利地实现四化，官僚政客的腐朽作风必须从我们的队伍中彻底铲除。这种作风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增加一点知识。冯道的卑污灵魂，就是构成这种作风的一种成分。
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是大大小小的官僚。做官是有利可图的，但也十分危险，弄不好就要杀头。即使做到宰相的高位，有时也难免满门抄斩的下场。这种例子在历史上真是举不胜举。虽然如此，却也有极会做官的，不管政治风云如何神奇莫测，他都可以稳坐钓鱼船。读《五代史》等书，可以看到五代时期的冯道，就是这种人物当中最有名的代表。
冯道所生活的时代，形势极不安定。唐朝灭亡后，中国北部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共历时五十四年。最长的梁延续了十七年，最短的汉只存在五年。这中间，后晋被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国所灭，辽国也曾对中原实行过短暂的统治。在这种动荡混乱的局面下，冯道却凭着老谋深算、圆滑多变的政治权术，稳稳地做了五朝元老。冯道最大的本事是见风转舵。他非常善于分析形势，观察风向。对于他来说，给谁做臣子都是一样的。只要能保住官位，他肯为任何人效劳。官，这就是他的灵魂。因此，在他身上表现出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永远紧跟当权者。
后唐时，冯道开始发迹。唐明宗时他当了宰相。明宗以后的唐闵帝，被凤翔节度使李从珂起兵推翻。李从珂推翻了冯道的主子，他当然是冯道的敌人。但是冯道一点也不计较这些，他及时劝进，也就是拥戴李从珂作皇帝。他又在新主子下面做了司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打败李从珂，建立后晋，做了儿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一个皇帝，居然把契丹叫爸爸，自称儿子。冯道就在这个儿皇帝手下做了首相。契丹灭后晋，冯道主动入朝，做了太傅。契丹退回北方，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前去投奔，又做了太师。刘知远的儿子继位不久，被天雄节度使郭威推翻，冯道帮郭威诱杀了后汉宗室，又在郭威建立的后周朝内做了太师。前后三十年的官场生涯，冯道历事五个政权、十一个君主，始终没离宰相、三公、三师的高位，做官真是做绝了。
冯道会保官、保身，靠的是遇事不表态、依违两可的圆滑处世之道。他深知在形势难以预测的情况下，任何不慎都会遭致杀身大祸，从而使自己成为政权变换的殉葬品。因此，他虽然身居要职，却从不参与任何担干系的事情，“人莫测其喜愠”。遇事慢开口，不出头，不担责任，这是他做官的秘诀。
后晋石敬瑭临死前，嘱托冯道辅立他的幼子石重睿。冯道接受了。但石敬瑭死后，天平节度使景延广主张立长子，冯道也不反对，因为他不愿冒风险充当石重睿的保护人。结果石重贵做了皇帝，冯道照样做首相。景延广拥立有功，掌握了大权，主张反对契丹，引起争论。冯道不表态，“依违其间”。石重贵听从了景延广的主张，于是同契丹的关系破裂，并被契丹消灭了。契丹灭晋后，捉住景延广问罪，有人揭发冯道也参与反契丹之谋，辽主却很明白，立即驳斥道：“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结果他不但没有获罪，反而在契丹那里继续做官。
冯道总是以“忠”来标榜自己。他确实是够“忠”的，任何人掌了权他都可以效忠，实际上连一点封建的气节都没有。晋高祖石敬瑭这个儿皇帝，接到辽主的封号后，感恩不尽，为表示对父皇帝的崇敬，派冯道出使辽国。对于这个极其可耻的使命，他当时觉得只有冯道能够承担，而冯道确实毫不犹豫地欣然同意。他对石敬瑭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无耻到这种程度，可以说登峰造极了。
冯道的品行当然十分可憎，就是在封建社会里也为人所不齿。司马光说：“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欧阳修也认为，冯道这个人“可谓无廉耻者矣”。
冯道的出现，正适合了五代时期腐朽政治的需要。当时的武夫们凶残地杀来杀去，谁夺得政权，也需要这样一些官僚来维持局面，安抚人心。冯道的存在，正可以承担这种使命。他所代表的那一群庸碌官僚，有如皇帝宝座上的扶手和靠背，谁来坐都没关系，都有用。当时那些腐朽的君主，对冯道之流的需要，也仅此而已。因此，冯道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司马光也多少看到了这点，指出：“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统治者的需要，是冯道得志的前提。
冯道的做官之道，实际上乃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政客作风的结晶。这种看风转舵的本领，固然不合于封建的正统道德准则，却十分适合封建官场的需要。这就使它成为封建正统道德的必要补充，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封建道德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官僚政客，是封建政治的产物。封建政治的特点是个人专制，任何一级官吏都只对上司负责，因此他们不怕百姓，只怕上司。上司一发怒，他就可能丢官丢头，甚至株连九族。因此要当得好官，就必须阿谀奉承，奴颜婢膝。每一级对每一级都得如此。遇到较为精明的皇帝，局面还可能好一些，赶上那些腐朽者当政，这种习气在官场中弥漫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封建主义流毒到现在还在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并且会严重地腐蚀我们党的党风。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决不能容许随风转舵，投机取巧。共产党人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决不提倡忠于个人，忠于上司，更是极卑视阿谀奉承的无耻作风。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光明磊落，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明哲保身，“依违两可”。然而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污毒，其中包括“冯道之道”，不是轻易就能退走的。今天，我们要胜利地实现四化，官僚政客的腐朽作风必须从我们的队伍中彻底铲除。这种作风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增加一点知识。冯道的卑污灵魂，就是构成这种作风的一种成分。
冯道所生活的时代，形势极不安定。唐朝灭亡后，中国北部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共历时五十四年。最长的梁延续了十七年，最短的汉只存在五年。这中间，后晋被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国所灭，辽国也曾对中原实行过短暂的统治。在这种动荡混乱的局面下，冯道却凭着老谋深算、圆滑多变的政治权术，稳稳地做了五朝元老。冯道最大的本事是见风转舵。他非常善于分析形势，观察风向。对于他来说，给谁做臣子都是一样的。只要能保住官位，他肯为任何人效劳。官，这就是他的灵魂。因此，在他身上表现出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永远紧跟当权者。
后唐时，冯道开始发迹。唐明宗时他当了宰相。明宗以后的唐闵帝，被凤翔节度使李从珂起兵推翻。李从珂推翻了冯道的主子，他当然是冯道的敌人。但是冯道一点也不计较这些，他及时劝进，也就是拥戴李从珂作皇帝。他又在新主子下面做了司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打败李从珂，建立后晋，做了儿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一个皇帝，居然把契丹叫爸爸，自称儿子。冯道就在这个儿皇帝手下做了首相。契丹灭后晋，冯道主动入朝，做了太傅。契丹退回北方，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前去投奔，又做了太师。刘知远的儿子继位不久，被天雄节度使郭威推翻，冯道帮郭威诱杀了后汉宗室，又在郭威建立的后周朝内做了太师。前后三十年的官场生涯，冯道历事五个政权、十一个君主，始终没离宰相、三公、三师的高位，做官真是做绝了。
冯道会保官、保身，靠的是遇事不表态、依违两可的圆滑处世之道。他深知在形势难以预测的情况下，任何不慎都会遭致杀身大祸，从而使自己成为政权变换的殉葬品。因此，他虽然身居要职，却从不参与任何担干系的事情，“人莫测其喜愠”。遇事慢开口，不出头，不担责任，这是他做官的秘诀。
后晋石敬瑭临死前，嘱托冯道辅立他的幼子石重睿。冯道接受了。但石敬瑭死后，天平节度使景延广主张立长子，冯道也不反对，因为他不愿冒风险充当石重睿的保护人。结果石重贵做了皇帝，冯道照样做首相。景延广拥立有功，掌握了大权，主张反对契丹，引起争论。冯道不表态，“依违其间”。石重贵听从了景延广的主张，于是同契丹的关系破裂，并被契丹消灭了。契丹灭晋后，捉住景延广问罪，有人揭发冯道也参与反契丹之谋，辽主却很明白，立即驳斥道：“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结果他不但没有获罪，反而在契丹那里继续做官。
冯道总是以“忠”来标榜自己。他确实是够“忠”的，任何人掌了权他都可以效忠，实际上连一点封建的气节都没有。晋高祖石敬瑭这个儿皇帝，接到辽主的封号后，感恩不尽，为表示对父皇帝的崇敬，派冯道出使辽国。对于这个极其可耻的使命，他当时觉得只有冯道能够承担，而冯道确实毫不犹豫地欣然同意。他对石敬瑭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无耻到这种程度，可以说登峰造极了。
冯道的品行当然十分可憎，就是在封建社会里也为人所不齿。司马光说：“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欧阳修也认为，冯道这个人“可谓无廉耻者矣”。
冯道的出现，正适合了五代时期腐朽政治的需要。当时的武夫们凶残地杀来杀去，谁夺得政权，也需要这样一些官僚来维持局面，安抚人心。冯道的存在，正可以承担这种使命。他所代表的那一群庸碌官僚，有如皇帝宝座上的扶手和靠背，谁来坐都没关系，都有用。当时那些腐朽的君主，对冯道之流的需要，也仅此而已。因此，冯道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司马光也多少看到了这点，指出：“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统治者的需要，是冯道得志的前提。
冯道的做官之道，实际上乃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政客作风的结晶。这种看风转舵的本领，固然不合于封建的正统道德准则，却十分适合封建官场的需要。这就使它成为封建正统道德的必要补充，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封建道德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官僚政客，是封建政治的产物。封建政治的特点是个人专制，任何一级官吏都只对上司负责，因此他们不怕百姓，只怕上司。上司一发怒，他就可能丢官丢头，甚至株连九族。因此要当得好官，就必须阿谀奉承，奴颜婢膝。每一级对每一级都得如此。遇到较为精明的皇帝，局面还可能好一些，赶上那些腐朽者当政，这种习气在官场中弥漫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封建主义流毒到现在还在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并且会严重地腐蚀我们党的党风。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决不能容许随风转舵，投机取巧。共产党人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决不提倡忠于个人，忠于上司，更是极卑视阿谀奉承的无耻作风。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光明磊落，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明哲保身，“依违两可”。然而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污毒，其中包括“冯道之道”，不是轻易就能退走的。今天，我们要胜利地实现四化，官僚政客的腐朽作风必须从我们的队伍中彻底铲除。这种作风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增加一点知识。冯道的卑污灵魂，就是构成这种作风的一种成分。
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是大大小小的官僚。做官是有利可图的，但也十分危险，弄不好就要杀头。即使做到宰相的高位，有时也难免满门抄斩的下场。这种例子在历史上真是举不胜举。虽然如此，却也有极会做官的，不管政治风云如何神奇莫测，他都可以稳坐钓鱼船。读《五代史》等书，可以看到五代时期的冯道，就是这种人物当中最有名的代表。
冯道所生活的时代，形势极不安定。唐朝灭亡后，中国北部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共历时五十四年。最长的梁延续了十七年，最短的汉只存在五年。这中间，后晋被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国所灭，辽国也曾对中原实行过短暂的统治。在这种动荡混乱的局面下，冯道却凭着老谋深算、圆滑多变的政治权术，稳稳地做了五朝元老。冯道最大的本事是见风转舵。他非常善于分析形势，观察风向。对于他来说，给谁做臣子都是一样的。只要能保住官位，他肯为任何人效劳。官，这就是他的灵魂。因此，在他身上表现出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永远紧跟当权者。
后唐时，冯道开始发迹。唐明宗时他当了宰相。明宗以后的唐闵帝，被凤翔节度使李从珂起兵推翻。李从珂推翻了冯道的主子，他当然是冯道的敌人。但是冯道一点也不计较这些，他及时劝进，也就是拥戴李从珂作皇帝。他又在新主子下面做了司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打败李从珂，建立后晋，做了儿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一个皇帝，居然把契丹叫爸爸，自称儿子。冯道就在这个儿皇帝手下做了首相。契丹灭后晋，冯道主动入朝，做了太傅。契丹退回北方，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前去投奔，又做了太师。刘知远的儿子继位不久，被天雄节度使郭威推翻，冯道帮郭威诱杀了后汉宗室，又在郭威建立的后周朝内做了太师。前后三十年的官场生涯，冯道历事五个政权、十一个君主，始终没离宰相、三公、三师的高位，做官真是做绝了。
冯道会保官、保身，靠的是遇事不表态、依违两可的圆滑处世之道。他深知在形势难以预测的情况下，任何不慎都会遭致杀身大祸，从而使自己成为政权变换的殉葬品。因此，他虽然身居要职，却从不参与任何担干系的事情，“人莫测其喜愠”。遇事慢开口，不出头，不担责任，这是他做官的秘诀。
后晋石敬瑭临死前，嘱托冯道辅立他的幼子石重睿。冯道接受了。但石敬瑭死后，天平节度使景延广主张立长子，冯道也不反对，因为他不愿冒风险充当石重睿的保护人。结果石重贵做了皇帝，冯道照样做首相。景延广拥立有功，掌握了大权，主张反对契丹，引起争论。冯道不表态，“依违其间”。石重贵听从了景延广的主张，于是同契丹的关系破裂，并被契丹消灭了。契丹灭晋后，捉住景延广问罪，有人揭发冯道也参与反契丹之谋，辽主却很明白，立即驳斥道：“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结果他不但没有获罪，反而在契丹那里继续做官。
冯道总是以“忠”来标榜自己。他确实是够“忠”的，任何人掌了权他都可以效忠，实际上连一点封建的气节都没有。晋高祖石敬瑭这个儿皇帝，接到辽主的封号后，感恩不尽，为表示对父皇帝的崇敬，派冯道出使辽国。对于这个极其可耻的使命，他当时觉得只有冯道能够承担，而冯道确实毫不犹豫地欣然同意。他对石敬瑭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无耻到这种程度，可以说登峰造极了。
冯道的品行当然十分可憎，就是在封建社会里也为人所不齿。司马光说：“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欧阳修也认为，冯道这个人“可谓无廉耻者矣”。
冯道的出现，正适合了五代时期腐朽政治的需要。当时的武夫们凶残地杀来杀去，谁夺得政权，也需要这样一些官僚来维持局面，安抚人心。冯道的存在，正可以承担这种使命。他所代表的那一群庸碌官僚，有如皇帝宝座上的扶手和靠背，谁来坐都没关系，都有用。当时那些腐朽的君主，对冯道之流的需要，也仅此而已。因此，冯道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司马光也多少看到了这点，指出：“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统治者的需要，是冯道得志的前提。
冯道的做官之道，实际上乃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政客作风的结晶。这种看风转舵的本领，固然不合于封建的正统道德准则，却十分适合封建官场的需要。这就使它成为封建正统道德的必要补充，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封建道德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官僚政客，是封建政治的产物。封建政治的特点是个人专制，任何一级官吏都只对上司负责，因此他们不怕百姓，只怕上司。上司一发怒，他就可能丢官丢头，甚至株连九族。因此要当得好官，就必须阿谀奉承，奴颜婢膝。每一级对每一级都得如此。遇到较为精明的皇帝，局面还可能好一些，赶上那些腐朽者当政，这种习气在官场中弥漫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封建主义流毒到现在还在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并且会严重地腐蚀我们党的党风。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决不能容许随风转舵，投机取巧。共产党人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决不提倡忠于个人，忠于上司，更是极卑视阿谀奉承的无耻作风。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光明磊落，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明哲保身，“依违两可”。然而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污毒，其中包括“冯道之道”，不是轻易就能退走的。今天，我们要胜利地实现四化，官僚政客的腐朽作风必须从我们的队伍中彻底铲除。这种作风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增加一点知识。冯道的卑污灵魂，就是构成这种作风的一种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