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上行公文的兼申,是指下级机构将同一事项分别上报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关上级机构的现象。唐代上行公文中的多种兼申规定,主要出现在唐后期,反映了唐后期在信息分层的基础上,皇帝与中央机构力求更为及时准确地掌控重要、敏感政务信息的一种努力和尝试。通过报告性公文的兼申,皇帝或上级机构能够与具体负责机构同步掌握信息,有利于皇帝或上级机构对具体负责机构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机 构】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系,北京100871
【基金项目】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唐后期以皇权为主导的制度变迁研究”(14YJA770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7至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17JJD77000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行公文的兼申,是指下级机构将同一事项分别上报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关上级机构的现象。唐代上行公文中的多种兼申规定,主要出现在唐后期,反映了唐后期在信息分层的基础上,皇帝与中央机构力求更为及时准确地掌控重要、敏感政务信息的一种努力和尝试。通过报告性公文的兼申,皇帝或上级机构能够与具体负责机构同步掌握信息,有利于皇帝或上级机构对具体负责机构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其他文献
中美两国很多学者将1787年美国制宪视为一种"奇迹"。最近几年,美国制宪"奇迹"话语再次升温。不过,很多因袭此种"奇迹"话语的(中国)学者和读者,并没有留意到话语背后的浓烈宗教色彩和强烈现实需要。美国制宪"奇迹"话语的首创者正是当年参与制宪活动的几位重要人物,他们希望利用"奇迹"话语策略,促使各州尽快批准新宪法。在此基础之上,美国人采取四种常用手法--神化制宪参与者,夸大制宪会议分歧,夸赞宪法设计完美巧妙、值得崇拜,认定宪法契合美国民族性格、能够长久存续,十分巧妙地构建出美国制宪"奇
甲午战后,日本外交致力于化解清廷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构筑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对外扩张。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清廷的相关动向,欢迎并期待新政切实推行。新政实施后,日本通过提供规章资料、派遣顾问、接收留学生、出口武器等手段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改革,并加紧对北洋的军事合作与扩张,以实现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目标。然而,日本也观察到清廷权力中枢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而认定清廷终难逃脱"亡国"命运。这种认知助推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
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是冷战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美苏缓和的转折点,并且由此开始的十年阿富汗战争也成为加速苏联解体、促使冷战结束的一个重大因素。1978年4月,阿富汗爆发政变,亲苏的共产主义政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上台,美国开始关注苏联与阿富汗新政权的关系。随着阿富汗内部反政府活动的不断升级,苏联对阿富汗的援助和影响也相应扩大,与此同时美国也持续关注着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并针对此制定了隐蔽行动计划。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之前,美国的情报部门对苏联的军事准备、行动目标和入侵阿富汗的直接原因有着准确且全面的
农学团体作为近代中国农业知识转型中的重要产物,充当了农学界人士联络同道,共同引介域外现代农学知识并用以推进本土农业现代化的特殊津梁。在地理分布上,近代农学团体肇端于开港以来的东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此后由南而北、自东至西展开,这一历史进程从戊戌时期一直绵延至抗日战争前后,既是一部西北农学社团从无到有的演化史,也是一部近代农学知识的西进史。其原初形态渊源于戊戌时期关中士子讲学结社,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独立结社则要迟滞到20世纪30年代,因缘于农业"抗战建国"和"开发西北"现实需求而乘势兴起。其历时演
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主办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当时虽然宣称会议是出于防疫需要而召开,纯为国际学术合作,不涉政治,但从发起、筹备与举办的整个过程来看,以中、俄、日三国为主,围绕中国东北地区防疫主权的扩张、控制与反抗而进行的角逐和较量始终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会议的国际合作与医学的意义虽然不容小觑,但其本质上应该首先视为一个政治事件,由此也可以更好观察和理解医疗卫生在近代东北地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
民国学者陶希圣一度被视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代表,但与20世纪20年代以后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宗奉苏式理论不同,陶希圣对当时流行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一视同仁、兼容并包,主要通过考茨基、奥本海末尔、波格达诺夫等人的作品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更能吸取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评与修正之论。陶希圣主要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对其具体结论持审慎态度。由于陶希圣反对公式化的社会形态理论,拒绝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有意与中共的历史观点保持距离,以致长期被排斥在唯物史观阵营之外。陶希圣早年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运用
20世纪30年代的前半段,是现代中国在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中逐渐走向政治统一与社会整合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各式各类政治思想和主张交织的年代。诸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各派力量为背景、各具特色的“主义”之间的激烈碰撞,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的独特风貌。中共中央党校张太原教授《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一书,即以探讨胡适等活跃于《独立评论》杂志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各种“主义”与政治势力交锋博弈背
由于布克哈特自身思维和文本语境的独特性,加之其遗稿在编译过程中的时间延迟与版本差异,迄今为止他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尚未得到系统展现。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在布氏历史理论的前提、内涵和性质上主要讨论了其反形而上学与个体主义、历史悲观主义与历史延续性,以及布氏在古典与后现代之间的定位问题。同时,西方学界在布氏史学理论上主要讨论了布氏文化史与兰克政治史的关联、布氏的历史理解与阐释及其对历史知识理论的传承,以及布氏艺术史中的隐喻、表现与经验问题。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学界对布氏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当前进一步深入和扩
段氏鲜卑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东部鲜卑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其起源,《资治通鉴》西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年)胡三省注有一段评论:段氏,东部鲜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代为鲜卑东部大人。徒河段疾六眷出辽西,因乱被卖为渔阳乌桓大人库傉家奴。库傉以其健,使将人众,诣辽西逐食,遂招诱亡叛,以至强盛。余按《晋书·王浚传》,段疾六眷,务勿尘之世子,段氏自务勿尘以来,强盛久矣,疾六眷因乱被掠,容或有之;务勿尘既能为部落之帅,恐不待其子招诱而后能强也(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八二,太康十年夏四月,北京:中
秦长于桥梁建造的技术,是交通能力优越的表现。相关迹象在交通史与建筑史上同时保留有深刻的历史记忆。秦在桥梁建设能力方面的优势是秦人成功进行军事征服,终于实现统一的重要条件。有关秦桥梁建设工程成就的历史记忆,构成秦史闪光的页面。"秦桥"成为具有纪念意义的文化象征符号不是偶然的。以"秦桥"作为秦政的代表性遗存与标志性纪念,是真实的历史认识。有关秦后子■"造舟于河",秦昭襄王"初作河桥",李冰造七桥,咸阳"渭桥",《燕丹子》所见"秦王为机发之桥",直道九原渡河方式以及海上"秦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