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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方针作出四项指示，其中要求，“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流城市”。以此为开端，首都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历届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文化中心的建设，以改革为引领，不断推动首都文化的发展繁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首都北京也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勃勃生机，享誉全国，扬名世界。
改革是推动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从1983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便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酝酿和考虑，首先是针对文化部门的艺术表演团体。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准下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根据这一《改革意见》的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北京市委、市政府随之出台了《关于市属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决定》。全市着重进行了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提高北京歌舞艺术剧院的艺术水平，培养和吸引一流的艺术人才特别是歌舞演员，就必须搞活体制、机制，走改革发展之路。我们将功夫着重下在选好战略投资主体、找准文化市场定位、培养吸引优秀人才上。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支持下，我们首先选中了首都旅游集团做“北歌”改制的战略投资者。首都旅游集团实力雄厚，管辖着北京地区众多宾馆、饭店、旅行社。国内、国外旅游者到了北京，要彻底解决“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问题，必须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歌舞节目自然是旅游者最容易看懂、最易于接受的。首都旅游集团积极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并提出由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和他们一道参与改革。经过协商研究，2004年8月10日，北京歌舞艺术剧院正式转企改制为北京歌舞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公司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以资本运作方式控股收购了北京旅游定点演出剧场“北京之夜”，打造旅游演出市场，做到天天有演出，并对原来在“北京之夜”演出的《大中华乐舞》进行改造，提高其艺术水平，增强同观众的互动，使节目更加引人入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2005年“北京之夜”演出收入达到1267万元，比上年增加24%。除了抓好“北京之夜”的演出外，剧院还参与“老舍茶馆”、地坛庙会的演出，并进军高档饭店，先后同北京饭店、建国饭店、新世纪饭店等16家饭店签订了长期合作、演出的协议。仅2005年圣诞、新年两个节日，剧院就组织出动664名演员，在京城11家饭店的17个演出场所进行交叉式“赶场”演出。改制后，国内一批知名歌唱家被聘为剧院的荣誉演员，剧院的艺术创作、演出场次、经营收入和职工收入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北京的文化体制改革一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2005年2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北京儿艺”视察指导工作，看望、勉励干部职工；他还到21世纪剧院观看了“北京儿艺”改制后演出的《迷宫》，并在演出后对“北京儿艺”的改革和《迷宫》的演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李长春同志称赞“北京儿艺”的改革有“三好”：第一，用股份制的形式转制，一步到位好；第二，北京青年报社做控股股东选得好，有策划、运作能力，有产业关联度；第三，试点单位选得好，有远见卓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国务委员陈至立陪同李长春同志进行调研，观看演出。
北京歌舞艺术剧院改革的做法和经验，也得到了李长春同志的充分肯定，他于2006年4月3日到“北歌”进行了调研，认为“北歌”改革重点明确，工作思路清晰，实际成效明显。此前，刘云山同志也亲自到剧院进行调研，高度评价“北歌”改革的思路和采取的实际步骤。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使北京宣传文化单位的干部职工受到巨大鼓舞，成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我们的时代，是催生优秀精神产品的伟大时代。首都文化中心地位的巩固和文化中心功能的发挥，需要创作生产更多更好的优秀精神产品，大力促进文化的发展繁荣，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抓好“五个一工程”，弘扬主旋律。从1992年开始，为推动精神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中央宣传部提出并连续开展了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奖活动，对全国宣传文化部门多出文化艺术精品发挥了重要的引导、示范、促进作用。
自从“五个一工程”评奖活动开展以来，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历任领导，都把“五个一工程”作为推动首都北京精神产品创作繁荣的重要机遇。1996年后，在前任两位宣传部长工作的基础上，市委宣传部进一步研究确定了“五个一工程”的长效工作机制，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五个一工程”工作会议，要求宣传系统社科理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各单位领导班子，把“五个一工程”列入重要工作议程，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对精神产品的主要生产部门提出明确的“五个一工程”参评指标，各单位为了确保有一个好的作品参评，就必须在创作中留有挑选余地，多抓几部作品，以便优中选优。
市委宣传部对全市列入“五个一工程”的重点作品，加强宏观指导，从选题的确定，创作班子的组成，作品创作、生产的进度，作品质量的审查把关等各个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并从经费上对重点作品予以支持。这些措施对北京的精神产品创作生产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1996年的第六届起，北京市在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评奖中连续实现“满堂红”，多屆列组织奖的第一名。
在“五个一工程”的带动下，北京创作生产出一大批弘扬主旋律的精品力作，如电影《不见不散》《良心》《法官妈妈》，电视剧《红岩》《补天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京剧《风雨同仁堂》《宰相刘罗锅》，话剧《万家灯火》，广播剧《爱的奇迹》《千古流芳》，歌曲《你是这样的人》《从头再来》《青藏高原》，理论专题片《新中国外交》，图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妈妈的心有多高》等等。
创办影业公司，做大做强北京影视产业。提起电视剧创作生产，北京的领先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自1982年成立后，先后拍摄出了国内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第一部大型室内电视剧《渴望》，第一部全部在国外拍摄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第一部室内系列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以及《便衣警察》《凯旋在子夜》等一批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的电视剧。《四世同堂》和《渴望》两个剧组先后被中央领导同志请进中南海座谈表彰；广播电影电视部授予《四世同堂》特别奖并召开会议进行表彰；《渴望》由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表彰大会进行表彰；这些殊荣都是电视界以往没有过的。此后多年，北京的电视剧创作始终保持明显优势，不仅主流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中北电视艺术中心继续在电视剧创作生产中连创佳绩，一大批民营的电视剧制作单位也崭露头角，拍摄制作出许多优秀电视剧，为丰富和发展首都的电视剧事业作出了贡献。
相对于北京市电视剧的创作生产在国内名列前茅，北京的电影业却属空白。人们熟知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原是文化部领导、后来归广电部主管的国家电影制片厂。至1996年初春在长沙召开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只有6个省区市没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北京即是这6个省区市之一。北京要不要建一个电影制片厂？社会上并不十分关注。而对北京市的宣传界来说，这毕竟还是一个需要研究并慎重决策的问题。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支持下，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广电局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在一起商议，建议成立一个北京市的影业公司。 我们提出这一初步想法的时候，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在酝酿成立电影制作机构，他们已分别向中宣部和广电部写了报告。我们把北京市准备成立电影摄制机构的想法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口头作了汇报，丁关根同志非常支持。之后又向广电部领导报告，孙家正部长也完全赞同，他还明确表示，宁可中央电视台报的电影公司不批，也先保证批准北京市的。有了上级领导同志、领导机关的鲜明态度，北京市建立电影制片机构的决心就毫不动摇了。
经过反复研究，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市广电局拿出了一个方案。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并报广电部批准，北京市成立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1997年4月9日，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当时，市委书记尉健行、市长贾庆林、国家广电部部长孙家正等领导都参加了公司的成立庆典。此时，与筹建电影公司同步进行创作、拍摄完成的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正在全国各地放映，成为这一年度最受欢迎的国产影片之一，票房收入达3600多万元，创当年国产影片的最好效益。该片还陆续荣获了“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可以说，《离开雷锋的日子》的拍摄成功，为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的成立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按照我们最初研究成立紫禁城影业公司时确定的原则，公司始终把创作现实题材的主旋律影片作为重中之重。这类影片相对投资较少，拍摄、制作周期不太长，只要拍摄得好还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反响。因此，紫禁城影业公司后来拍摄的《背起爸爸上学》《共和国之旗》《良心》《法官妈妈》《张思德》《生死牛玉儒》等，都属于现实题材的主旋律影片。紫禁城影业公司正是坚持了这一创作原则，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仅用一个数字来作说明。2004年9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等七部门向社会公布了100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其中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有六部影片榜上有名，它们是：《离开雷锋的日子》《背起爸爸上學》《法官妈妈》《共和国之旗》《良心》《张思德》。而这时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成立才七年，其所创作的影片在百部爱国主义影片中所占比例之重，可以同任何一个大电影厂同期拍摄的影片相比。
这里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首创了“贺岁电影”的概念。1998年新年，影片《甲方乙方》由紫禁城影业公司出品，成为当年电影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贺岁电影”的牌子也由此打响。接着，紫禁城影业公司又在1999年和2000年新年期间，推出了贺岁影片《不见不散》《没完没了》，成为电影界献给广大观众的新年贺礼。
举办文化活动，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无论是从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出发，还是为了使首都北京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都需要市宣传文化部门以改革创新精神，精心打造与首都地位相称、适应北京各阶层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活动。
1996年秋天，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市广电局等几个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在一起商量，提出举办北京新年音乐会，为首都人民辞旧迎新送上优美的音乐文化大餐。时间就定在1996年12月31日晚上，地点选定了人民大会堂。
考虑到要打造北京新年音乐会这样一个品牌，在酝酿第一个新年音乐会即1997年北京新年音乐会时，我们就提出了对音乐会的总体定位，这就是：“国际水准，中国气派，北京特色，节日氛围”。这里关键是要使北京新年音乐会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高起点上，按照国际上一些著名新年音乐会的水准来策划音乐会的演出乐团和演奏曲目。从曲目的选择、舞台的设计、场地的装饰，尽可能营造出热烈喜庆的节日气氛。
只经过短短两三个月的筹备，1996年12月31日晚上7时30分，1997年北京新年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晚会由北京市委、市政府主办。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出席了新年音乐会，首都数千名干部群众和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在这里欢庆新年之夜。音乐会上，在著名指挥家严良堃、谭利华的轮流指挥下，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组成了160人的大型交响乐团和200人的合唱团强组合，演奏了《祖国颂》《黄河》《蓝色多瑙河》《春之声圆舞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等一批中外名曲。
1998年的北京新年音乐会是第二届，也是北京新年音乐会历史上最隆重的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来到人民大会堂，与6000多名首都各界群众一起辞旧迎新。在这台题为“世纪携手、共奏华章”的新年音乐会上，中国三个著名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首次联袂演出。著名指挥家陈佐湟、陈燮阳、谭利华分别指挥演奏了一批中外名曲，京沪两地200多位音乐家组成的大型乐队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为观众奉献了一台高水准的交响音乐会。
北京新年音乐会从1996年成功举办并一直坚持下来，成为北京文化建设中的一大亮点，也成为一项标志性文化活动。
一个城市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形象。1997年的春天，著名指挥家余隆到市委找我，提出建议在北京举办国际音乐节。这一设想同市委宣传部当时提出的强化首都文化中心功能的几项重大举措正好不谋而合。所以，几乎不需要作更多的讨论，市委宣传部对余隆提出的建议予以积极支持。市委、市政府领导也完全赞成。就这样，北京举办国际音乐节的构想，正式被提上了重要的工作日程。
国际音乐节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国际性音乐盛会。从一开始我们就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确立了“国际水准、中国气派、北京特色”的宗旨。参照国际上举办音乐节的经验和做法，我们把音乐节交给余隆率领的专业团队去实施，按照文化市场的规律去运作，政府作后盾，提供必要的保障。经过一年的筹备，1998年10月13日晚上，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世界著名指挥家拉菲尔·富吕伯格·德·勃格斯的指挥下，德国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进行了音乐节的首场演出。音乐会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和第三交响曲《英雄》，优美、精彩、雄浑的旋律使在场的6000多名观众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享受中。 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从10月13日至25日共举行了13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日本、西班牙、韩国、波兰等国的著名音乐团体、音乐家与中国的一流乐团一起，为北京市民和海内外来宾上演了21台精彩的音乐会节目。参加演出的有“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著名歌唱家卡雷拉斯，有被誉为“20世纪音乐大师”的著名指挥家潘德列茨基，还有在世界古典音乐界具有标志性地位的俄罗斯基洛夫歌剧院交响乐团、鲍罗丁四重奏团等重量级音乐团体和音乐家。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国青年交响乐团以及内蒙古青年合唱团也上演了精心排演的曲目。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举办，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不仅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也受到音乐界的好评，还在国际乐坛产生一定影响。
文化部领导对北京国际音乐节一直十分支持。从第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始，主办单位正式升格为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同时，以邓榕为会长的国际友好联络会也开始参与音乐节的组织工作。
北京国际音乐节一年接一年举办，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部委许多负责同志、国内外一大批音乐界知名人士和广大音乐爱好者观看了音乐节的演出。积一届一届之经验，北京国际音乐节水准越来越高，特色越来越鲜明，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与各界观众的文化需求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已经跻身于世界知名音乐节行列。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果说像北京新年音乐会、北京国际音乐节这样一些标志性文化活动，更多的还是让城里人受益，比较适合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们的需要，那么如何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老百姓享受文化发展繁荣的成果，则是宣传文化战线必须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始终高度重视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生活，市宣传文化部门各单位、各区县和有关部门想方设法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各类群众歌咏活动、文化广场活动遍布全市城乡，分布在各个公园的群众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文化活动长年坚持不断。宣传文化部门派出人员进行指导，并重点支持了一些基层的文化馆、图书馆、老年人活动室、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活动也全部得到落实，大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群众的文化生活条件。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1996年12月，中央宣传部等十部委《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下发之后，北京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市主要领导同志多次作出批示，市委宣传部牵头积极组织推动。全市广大文化、科技、卫生工作者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三下乡”工作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在京郊大地蓬勃开展。首都北京行政区划内的总面积16800平方公里，62%是山区，京郊山区属于燕山山脉，由此我们把整个“三下乡”冠名为“北京燕山情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在每年组织“燕山情”三下乡活动时，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都精心安排一批好的文艺节目，尽可能从中央和部队在京文艺院团中请一批名角、大腕参加演出。好在北京有这个条件，中央文艺院团和部队文艺院团的领导非常支持北京的文化工作，这些院团的文艺工作者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参与下乡演出，几乎是有请必到。在历次“燕山情”下乡演出中，李双江、马玉涛、耿莲凤、殷秀梅、阎维文、佟铁鑫、关牧村等一批中央和部队文艺院团的知名艺术家、歌唱演员都曾登台表演，他们把自己拿手的节目献给了北京郊区的农民观众，大大提高了北京市“燕山情”下乡演出的艺术水平。北京市属文艺院团的主要演员是每次“燕山情”下乡演出的主力，北京京剧院的赵葆秀、李宏图、王蓉蓉、杜镇杰、朱强，中国评剧院的刘萍、谷文月、戴月琴、韩剑光，北方昆曲剧院的蔡瑶铣、杨凤一，北京河北梆子剧团的刘玉玲、李二娥、彭艳琴，北京歌舞剧院的王英民、王彦芬、刘燕、秦鸣晓、姚金芬，都多次参加下乡演出。中国杂技团在每年的“燕山情”下乡活动中，都会带上一些精彩的杂技、魔术节目。
“燕山情”三下乡活动成了郊区农民盛大的文化节日。每次演出时，演出场地坐满了观众，连周围的院墙上、树上都站着人。观众不仅有演出当地的农民群众，还有附近乡镇的群众，甚至河北省周边地区的农民闻讯后也成群结队地赶来观看文艺节目，场面十分热烈、感人。
每次开展“燕山情”三下乡活动，市委农工委、市农委、市科委、市科协都组织一批农业科技人员，对农民宣传讲解农业科技知识，解答农民群众在作物栽培、林果种植、家庭养殖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难题。市卫生局则组织北京市属医院的专家和医务工作者，设立一个个医疗保健咨询台，发放卫生保健的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关于医疗保健的咨询，为农民群众进行体格检查，还对一些患病农民进行及时治疗。新闻出版部门坚持送书下乡，并举行各类图书捐赠活动，为农村文化室和农村中小学校捐赠一些优秀图书。市文联组织首都书画家们到场，书法家们为农民群众当场写春联，并把春联送到一些军烈属家里；画家们还即兴为农民作画。这些活动都受到农村地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首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市委、市政府更加重视文化设施建设，北京也更有能力、有条件建设一批标志性的文化设施。新的长安大戏院于1996年9月27日竣工重张开业；北京图书大厦1998年5月18日正式建成并对外营业；王府井新华书店拆迁改造后于2000年9月26日重新对外营业；中华世纪坛在新世纪、新千年到来前顺利竣工，1999年12月31日深夜至2000年1月1日凌晨，在这里举行了“首都各界迎接新世纪新千年庆祝活动”；首都图书馆新馆一期工程2000年10月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首都博物馆于2005年12月16日正式落成；中国电影博物馆于2005年12月29日举行开馆庆典。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至21世纪头几年，北京市宣传文化部门建成或改建的文化设施还有：中国人民抗日戰争纪念馆二期工程、北京新闻大厦、北京电视台新台、北京歌华大厦、中国评剧院剧场、中山公园音乐堂、首都剧场等。由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组织建设工作的国家大剧院，更是成为首都文化艺术的宏伟殿堂。 这里，我想重点介绍一下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改建和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设情况。
王府井新华书店始建于1949年2月10日，这是北京新华书店系统的第一店。1994年，由于建设东方广场，王府井新华书店需要拆迁。一个书店的拆迁竟惊动了许许多多市民。1994年11月13日，王府井新华书店为答谢各界读者长期以来对书店的厚爱，特意延长营业时间，众多的读者赶到书店来买书或是坐一坐、看一看，表达对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深深情感。有的读者甚至伤心落泪，此情此景，深深感动了书店的工作人员。《光明日报》曾以《数万读者暂别王府井书店》为题，报道了读者到王府井书店依依惜别的动人场面。报道说：
11月13日，北京王府井书店拆迁前最后一天营业。数万爱书人紛纷来到这里，暂别这座曾给他们留下美好回忆的店堂。
正逢今冬京城第一场雪，王府井书店内，冒雪前来的各界读者留连其中，像是在默送即将远行的亲人。一楼前厅留言簿前围满读者，一个个用颤抖的手写下赠言。
读者李国珍的几行文字写出了在场人的心曲：“感谢王府井书店数十载给我们几代人的关心、教育和帮助。千言万语，只希望未来的书店，永远成为精神文明的传播者，永远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宝库。”
面对真情流溢的一批批读者，看着一行行滚烫的语言，书店的营业员说：“太感人了！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这个书店的价值。”
这一天，《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始终回荡在店堂内，寄托着人们的深情。书店前厅电子屏幕上无言地显示：“感谢各界读者45年来对王府井书店的支持、关心和厚爱。”
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拆迁改建中，市新闻出版局和东城区还进行过颇费力气的交涉。东城区委、区政府对这件事总体是支持的，但在最初规划的时候有两点不尽如人意：一是给书店补偿和新建的面积不够理想；二是把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大门改在了东单二条的街上，门向北开，在王府井大街上看不到书店了。市新闻出版局和新华书店的领导找到我，他们认为这一改动对书店今后的营业影响极大，要我出面去交涉。
一天下午，我拉上张百发副市长作后台，把东城区负责东方广场工程的副区长陈平找到市政府一个会议室，一起协商王府井新华书店改建的事。我希望区里增加一点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建筑面积，同时强烈坚持要把书店大门改到王府井大街上来，大门朝着王府井的街面。陈平当过东城区文化局局长，对文化工作很重视也有感情。他看我这样坚持，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所以，新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依然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上，依然是王府井街上一个标志性的文化商场。
王府井新华书店从1995年开始拆迁，与东方广场同步建设，到2000年9月正式建成。9月26日，新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对外正式营业，书店营业面积近1万平方米。
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设，则首先要归功于我国一批老电影艺术家。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早在1998年8月8日，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电影界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电影艺术家，联名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信，建议在北京建立一座“国家电影馆”。在信上签名的电影艺术家有秦怡、李前宽、苏云、张良、胡健、祝希娟、吴贻弓、王立平、李凖、王铁成、苏里、于彦夫、于蓝、丁荫楠、滕进贤、许还山、谢铁骊、张瑞芳、冯小宁、舒适、孙道临、潘虹、肖桂云、李法曾、于洋等29人。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并原则同意了这一建议。
消息传出之后，即有一些省市提出承担这一建设项目的计划。但国务院主管领导同志有意将中国电影博物馆建在北京，并给市主要领导打了招呼。2001年5月4日上午，北京市在中华世纪坛广场举行“大运会火炬传递”活动，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参加了这一活动。活动结束后，他把刘淇市长和我留下，在世纪坛贵宾室，同我们谈建设中国电影博物馆的事。李岚清同志明确说，中国电影博物馆要建，但中央财政不给钱，由地方来建，上海、浙江都很有积极性，中央希望电影博物馆建在北京。“北京市委、市政府有没有这个决心？”李岚清副总理征求着我们的意见。这件事前一阶段贾庆林书记已在市领导中进行过酝酿，所以当李岚清副总理提出这个问题时，刘淇市长立即答应下来，由北京市来建设中国电影博物馆。7月23日，刘淇同志主持召开关于电影博物馆建设的市政府专题会议。就这样，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设事宜正式提上了日程。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工作，2002年11月25日，中国电影博物馆正式动工兴建。由于该馆必须在2005年12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工期紧，任务重，施工难度大。到2005年上半年，眼看工程如期竣工会有困难，王岐山市长亲自出面支持。在市领导的强力推动下，业主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等各方面克服困难，密切配合，日夜奋战，最终按预定计划建成了中国电影博物馆这一重要文化设施。而电影博物馆的展陈和文物、图片、资料的收集、整理、布展、审查等工作，完全是在广电总局领导的直接关心指导下，由电影局主要负责人带领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的。
2005年12月29日上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开馆典礼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展览开幕式，中国电影人如同过节一样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著名电影艺术家张瑞芳、于洋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活动剪彩。一大批电影艺术家亲临电影博物馆庆贺。在隆重、热烈的庆典仪式上，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和北京市领导为中国电影博物馆揭牌或致辞。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立，实现了中国电影人的共同夙愿，成为人们了解中国电影百年沧桑、领略电影艺术魅力的重要窗口。
首都北京的文化建设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不断发展的。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宣传文化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促进文化发展繁荣，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迈入新时代，展现新作为，谱写新篇章，首都北京一定会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征途上创造新的辉煌。（编辑 黄艳）
作者：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一、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改革是推动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从1983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便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酝酿和考虑，首先是针对文化部门的艺术表演团体。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准下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根据这一《改革意见》的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北京市委、市政府随之出台了《关于市属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决定》。全市着重进行了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提高北京歌舞艺术剧院的艺术水平，培养和吸引一流的艺术人才特别是歌舞演员，就必须搞活体制、机制，走改革发展之路。我们将功夫着重下在选好战略投资主体、找准文化市场定位、培养吸引优秀人才上。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支持下，我们首先选中了首都旅游集团做“北歌”改制的战略投资者。首都旅游集团实力雄厚，管辖着北京地区众多宾馆、饭店、旅行社。国内、国外旅游者到了北京，要彻底解决“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问题，必须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歌舞节目自然是旅游者最容易看懂、最易于接受的。首都旅游集团积极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并提出由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和他们一道参与改革。经过协商研究，2004年8月10日，北京歌舞艺术剧院正式转企改制为北京歌舞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公司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以资本运作方式控股收购了北京旅游定点演出剧场“北京之夜”，打造旅游演出市场，做到天天有演出，并对原来在“北京之夜”演出的《大中华乐舞》进行改造，提高其艺术水平，增强同观众的互动，使节目更加引人入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2005年“北京之夜”演出收入达到1267万元，比上年增加24%。除了抓好“北京之夜”的演出外，剧院还参与“老舍茶馆”、地坛庙会的演出，并进军高档饭店，先后同北京饭店、建国饭店、新世纪饭店等16家饭店签订了长期合作、演出的协议。仅2005年圣诞、新年两个节日，剧院就组织出动664名演员，在京城11家饭店的17个演出场所进行交叉式“赶场”演出。改制后，国内一批知名歌唱家被聘为剧院的荣誉演员，剧院的艺术创作、演出场次、经营收入和职工收入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北京的文化体制改革一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2005年2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北京儿艺”视察指导工作，看望、勉励干部职工；他还到21世纪剧院观看了“北京儿艺”改制后演出的《迷宫》，并在演出后对“北京儿艺”的改革和《迷宫》的演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李长春同志称赞“北京儿艺”的改革有“三好”：第一，用股份制的形式转制，一步到位好；第二，北京青年报社做控股股东选得好，有策划、运作能力，有产业关联度；第三，试点单位选得好，有远见卓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国务委员陈至立陪同李长春同志进行调研，观看演出。
北京歌舞艺术剧院改革的做法和经验，也得到了李长春同志的充分肯定，他于2006年4月3日到“北歌”进行了调研，认为“北歌”改革重点明确，工作思路清晰，实际成效明显。此前，刘云山同志也亲自到剧院进行调研，高度评价“北歌”改革的思路和采取的实际步骤。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使北京宣传文化单位的干部职工受到巨大鼓舞，成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二、着力促进文化发展繁荣
我们的时代，是催生优秀精神产品的伟大时代。首都文化中心地位的巩固和文化中心功能的发挥，需要创作生产更多更好的优秀精神产品，大力促进文化的发展繁荣，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抓好“五个一工程”，弘扬主旋律。从1992年开始，为推动精神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中央宣传部提出并连续开展了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奖活动，对全国宣传文化部门多出文化艺术精品发挥了重要的引导、示范、促进作用。
自从“五个一工程”评奖活动开展以来，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历任领导，都把“五个一工程”作为推动首都北京精神产品创作繁荣的重要机遇。1996年后，在前任两位宣传部长工作的基础上，市委宣传部进一步研究确定了“五个一工程”的长效工作机制，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五个一工程”工作会议，要求宣传系统社科理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各单位领导班子，把“五个一工程”列入重要工作议程，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对精神产品的主要生产部门提出明确的“五个一工程”参评指标，各单位为了确保有一个好的作品参评，就必须在创作中留有挑选余地，多抓几部作品，以便优中选优。
市委宣传部对全市列入“五个一工程”的重点作品，加强宏观指导，从选题的确定，创作班子的组成，作品创作、生产的进度，作品质量的审查把关等各个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并从经费上对重点作品予以支持。这些措施对北京的精神产品创作生产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1996年的第六届起，北京市在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评奖中连续实现“满堂红”，多屆列组织奖的第一名。
在“五个一工程”的带动下，北京创作生产出一大批弘扬主旋律的精品力作，如电影《不见不散》《良心》《法官妈妈》，电视剧《红岩》《补天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京剧《风雨同仁堂》《宰相刘罗锅》，话剧《万家灯火》，广播剧《爱的奇迹》《千古流芳》，歌曲《你是这样的人》《从头再来》《青藏高原》，理论专题片《新中国外交》，图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妈妈的心有多高》等等。
创办影业公司，做大做强北京影视产业。提起电视剧创作生产，北京的领先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自1982年成立后，先后拍摄出了国内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第一部大型室内电视剧《渴望》，第一部全部在国外拍摄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第一部室内系列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以及《便衣警察》《凯旋在子夜》等一批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的电视剧。《四世同堂》和《渴望》两个剧组先后被中央领导同志请进中南海座谈表彰；广播电影电视部授予《四世同堂》特别奖并召开会议进行表彰；《渴望》由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表彰大会进行表彰；这些殊荣都是电视界以往没有过的。此后多年，北京的电视剧创作始终保持明显优势，不仅主流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中北电视艺术中心继续在电视剧创作生产中连创佳绩，一大批民营的电视剧制作单位也崭露头角，拍摄制作出许多优秀电视剧，为丰富和发展首都的电视剧事业作出了贡献。
相对于北京市电视剧的创作生产在国内名列前茅，北京的电影业却属空白。人们熟知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原是文化部领导、后来归广电部主管的国家电影制片厂。至1996年初春在长沙召开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只有6个省区市没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北京即是这6个省区市之一。北京要不要建一个电影制片厂？社会上并不十分关注。而对北京市的宣传界来说，这毕竟还是一个需要研究并慎重决策的问题。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支持下，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广电局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在一起商议，建议成立一个北京市的影业公司。 我们提出这一初步想法的时候，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在酝酿成立电影制作机构，他们已分别向中宣部和广电部写了报告。我们把北京市准备成立电影摄制机构的想法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口头作了汇报，丁关根同志非常支持。之后又向广电部领导报告，孙家正部长也完全赞同，他还明确表示，宁可中央电视台报的电影公司不批，也先保证批准北京市的。有了上级领导同志、领导机关的鲜明态度，北京市建立电影制片机构的决心就毫不动摇了。
经过反复研究，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市广电局拿出了一个方案。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并报广电部批准，北京市成立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1997年4月9日，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当时，市委书记尉健行、市长贾庆林、国家广电部部长孙家正等领导都参加了公司的成立庆典。此时，与筹建电影公司同步进行创作、拍摄完成的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正在全国各地放映，成为这一年度最受欢迎的国产影片之一，票房收入达3600多万元，创当年国产影片的最好效益。该片还陆续荣获了“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可以说，《离开雷锋的日子》的拍摄成功，为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的成立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按照我们最初研究成立紫禁城影业公司时确定的原则，公司始终把创作现实题材的主旋律影片作为重中之重。这类影片相对投资较少，拍摄、制作周期不太长，只要拍摄得好还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反响。因此，紫禁城影业公司后来拍摄的《背起爸爸上学》《共和国之旗》《良心》《法官妈妈》《张思德》《生死牛玉儒》等，都属于现实题材的主旋律影片。紫禁城影业公司正是坚持了这一创作原则，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仅用一个数字来作说明。2004年9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等七部门向社会公布了100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其中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有六部影片榜上有名，它们是：《离开雷锋的日子》《背起爸爸上學》《法官妈妈》《共和国之旗》《良心》《张思德》。而这时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成立才七年，其所创作的影片在百部爱国主义影片中所占比例之重，可以同任何一个大电影厂同期拍摄的影片相比。
这里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首创了“贺岁电影”的概念。1998年新年，影片《甲方乙方》由紫禁城影业公司出品，成为当年电影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贺岁电影”的牌子也由此打响。接着，紫禁城影业公司又在1999年和2000年新年期间，推出了贺岁影片《不见不散》《没完没了》，成为电影界献给广大观众的新年贺礼。
举办文化活动，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无论是从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出发，还是为了使首都北京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都需要市宣传文化部门以改革创新精神，精心打造与首都地位相称、适应北京各阶层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活动。
1996年秋天，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市广电局等几个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在一起商量，提出举办北京新年音乐会，为首都人民辞旧迎新送上优美的音乐文化大餐。时间就定在1996年12月31日晚上，地点选定了人民大会堂。
考虑到要打造北京新年音乐会这样一个品牌，在酝酿第一个新年音乐会即1997年北京新年音乐会时，我们就提出了对音乐会的总体定位，这就是：“国际水准，中国气派，北京特色，节日氛围”。这里关键是要使北京新年音乐会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高起点上，按照国际上一些著名新年音乐会的水准来策划音乐会的演出乐团和演奏曲目。从曲目的选择、舞台的设计、场地的装饰，尽可能营造出热烈喜庆的节日气氛。
只经过短短两三个月的筹备，1996年12月31日晚上7时30分，1997年北京新年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晚会由北京市委、市政府主办。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出席了新年音乐会，首都数千名干部群众和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在这里欢庆新年之夜。音乐会上，在著名指挥家严良堃、谭利华的轮流指挥下，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组成了160人的大型交响乐团和200人的合唱团强组合，演奏了《祖国颂》《黄河》《蓝色多瑙河》《春之声圆舞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等一批中外名曲。
1998年的北京新年音乐会是第二届，也是北京新年音乐会历史上最隆重的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来到人民大会堂，与6000多名首都各界群众一起辞旧迎新。在这台题为“世纪携手、共奏华章”的新年音乐会上，中国三个著名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首次联袂演出。著名指挥家陈佐湟、陈燮阳、谭利华分别指挥演奏了一批中外名曲，京沪两地200多位音乐家组成的大型乐队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为观众奉献了一台高水准的交响音乐会。
北京新年音乐会从1996年成功举办并一直坚持下来，成为北京文化建设中的一大亮点，也成为一项标志性文化活动。
一个城市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形象。1997年的春天，著名指挥家余隆到市委找我，提出建议在北京举办国际音乐节。这一设想同市委宣传部当时提出的强化首都文化中心功能的几项重大举措正好不谋而合。所以，几乎不需要作更多的讨论，市委宣传部对余隆提出的建议予以积极支持。市委、市政府领导也完全赞成。就这样，北京举办国际音乐节的构想，正式被提上了重要的工作日程。
国际音乐节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国际性音乐盛会。从一开始我们就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确立了“国际水准、中国气派、北京特色”的宗旨。参照国际上举办音乐节的经验和做法，我们把音乐节交给余隆率领的专业团队去实施，按照文化市场的规律去运作，政府作后盾，提供必要的保障。经过一年的筹备，1998年10月13日晚上，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世界著名指挥家拉菲尔·富吕伯格·德·勃格斯的指挥下，德国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进行了音乐节的首场演出。音乐会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和第三交响曲《英雄》，优美、精彩、雄浑的旋律使在场的6000多名观众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享受中。 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从10月13日至25日共举行了13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日本、西班牙、韩国、波兰等国的著名音乐团体、音乐家与中国的一流乐团一起，为北京市民和海内外来宾上演了21台精彩的音乐会节目。参加演出的有“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著名歌唱家卡雷拉斯，有被誉为“20世纪音乐大师”的著名指挥家潘德列茨基，还有在世界古典音乐界具有标志性地位的俄罗斯基洛夫歌剧院交响乐团、鲍罗丁四重奏团等重量级音乐团体和音乐家。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国青年交响乐团以及内蒙古青年合唱团也上演了精心排演的曲目。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举办，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不仅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也受到音乐界的好评，还在国际乐坛产生一定影响。
文化部领导对北京国际音乐节一直十分支持。从第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始，主办单位正式升格为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同时，以邓榕为会长的国际友好联络会也开始参与音乐节的组织工作。
北京国际音乐节一年接一年举办，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部委许多负责同志、国内外一大批音乐界知名人士和广大音乐爱好者观看了音乐节的演出。积一届一届之经验，北京国际音乐节水准越来越高，特色越来越鲜明，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与各界观众的文化需求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已经跻身于世界知名音乐节行列。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果说像北京新年音乐会、北京国际音乐节这样一些标志性文化活动，更多的还是让城里人受益，比较适合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们的需要，那么如何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老百姓享受文化发展繁荣的成果，则是宣传文化战线必须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始终高度重视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生活，市宣传文化部门各单位、各区县和有关部门想方设法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各类群众歌咏活动、文化广场活动遍布全市城乡，分布在各个公园的群众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文化活动长年坚持不断。宣传文化部门派出人员进行指导，并重点支持了一些基层的文化馆、图书馆、老年人活动室、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活动也全部得到落实，大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群众的文化生活条件。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1996年12月，中央宣传部等十部委《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下发之后，北京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市主要领导同志多次作出批示，市委宣传部牵头积极组织推动。全市广大文化、科技、卫生工作者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三下乡”工作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在京郊大地蓬勃开展。首都北京行政区划内的总面积16800平方公里，62%是山区，京郊山区属于燕山山脉，由此我们把整个“三下乡”冠名为“北京燕山情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在每年组织“燕山情”三下乡活动时，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都精心安排一批好的文艺节目，尽可能从中央和部队在京文艺院团中请一批名角、大腕参加演出。好在北京有这个条件，中央文艺院团和部队文艺院团的领导非常支持北京的文化工作，这些院团的文艺工作者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参与下乡演出，几乎是有请必到。在历次“燕山情”下乡演出中，李双江、马玉涛、耿莲凤、殷秀梅、阎维文、佟铁鑫、关牧村等一批中央和部队文艺院团的知名艺术家、歌唱演员都曾登台表演，他们把自己拿手的节目献给了北京郊区的农民观众，大大提高了北京市“燕山情”下乡演出的艺术水平。北京市属文艺院团的主要演员是每次“燕山情”下乡演出的主力，北京京剧院的赵葆秀、李宏图、王蓉蓉、杜镇杰、朱强，中国评剧院的刘萍、谷文月、戴月琴、韩剑光，北方昆曲剧院的蔡瑶铣、杨凤一，北京河北梆子剧团的刘玉玲、李二娥、彭艳琴，北京歌舞剧院的王英民、王彦芬、刘燕、秦鸣晓、姚金芬，都多次参加下乡演出。中国杂技团在每年的“燕山情”下乡活动中，都会带上一些精彩的杂技、魔术节目。
“燕山情”三下乡活动成了郊区农民盛大的文化节日。每次演出时，演出场地坐满了观众，连周围的院墙上、树上都站着人。观众不仅有演出当地的农民群众，还有附近乡镇的群众，甚至河北省周边地区的农民闻讯后也成群结队地赶来观看文艺节目，场面十分热烈、感人。
每次开展“燕山情”三下乡活动，市委农工委、市农委、市科委、市科协都组织一批农业科技人员，对农民宣传讲解农业科技知识，解答农民群众在作物栽培、林果种植、家庭养殖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难题。市卫生局则组织北京市属医院的专家和医务工作者，设立一个个医疗保健咨询台，发放卫生保健的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关于医疗保健的咨询，为农民群众进行体格检查，还对一些患病农民进行及时治疗。新闻出版部门坚持送书下乡，并举行各类图书捐赠活动，为农村文化室和农村中小学校捐赠一些优秀图书。市文联组织首都书画家们到场，书法家们为农民群众当场写春联，并把春联送到一些军烈属家里；画家们还即兴为农民作画。这些活动都受到农村地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三、加强文化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活动场所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首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市委、市政府更加重视文化设施建设，北京也更有能力、有条件建设一批标志性的文化设施。新的长安大戏院于1996年9月27日竣工重张开业；北京图书大厦1998年5月18日正式建成并对外营业；王府井新华书店拆迁改造后于2000年9月26日重新对外营业；中华世纪坛在新世纪、新千年到来前顺利竣工，1999年12月31日深夜至2000年1月1日凌晨，在这里举行了“首都各界迎接新世纪新千年庆祝活动”；首都图书馆新馆一期工程2000年10月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首都博物馆于2005年12月16日正式落成；中国电影博物馆于2005年12月29日举行开馆庆典。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至21世纪头几年，北京市宣传文化部门建成或改建的文化设施还有：中国人民抗日戰争纪念馆二期工程、北京新闻大厦、北京电视台新台、北京歌华大厦、中国评剧院剧场、中山公园音乐堂、首都剧场等。由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组织建设工作的国家大剧院，更是成为首都文化艺术的宏伟殿堂。 这里，我想重点介绍一下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改建和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设情况。
王府井新华书店始建于1949年2月10日，这是北京新华书店系统的第一店。1994年，由于建设东方广场，王府井新华书店需要拆迁。一个书店的拆迁竟惊动了许许多多市民。1994年11月13日，王府井新华书店为答谢各界读者长期以来对书店的厚爱，特意延长营业时间，众多的读者赶到书店来买书或是坐一坐、看一看，表达对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深深情感。有的读者甚至伤心落泪，此情此景，深深感动了书店的工作人员。《光明日报》曾以《数万读者暂别王府井书店》为题，报道了读者到王府井书店依依惜别的动人场面。报道说：
11月13日，北京王府井书店拆迁前最后一天营业。数万爱书人紛纷来到这里，暂别这座曾给他们留下美好回忆的店堂。
正逢今冬京城第一场雪，王府井书店内，冒雪前来的各界读者留连其中，像是在默送即将远行的亲人。一楼前厅留言簿前围满读者，一个个用颤抖的手写下赠言。
读者李国珍的几行文字写出了在场人的心曲：“感谢王府井书店数十载给我们几代人的关心、教育和帮助。千言万语，只希望未来的书店，永远成为精神文明的传播者，永远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宝库。”
面对真情流溢的一批批读者，看着一行行滚烫的语言，书店的营业员说：“太感人了！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这个书店的价值。”
这一天，《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始终回荡在店堂内，寄托着人们的深情。书店前厅电子屏幕上无言地显示：“感谢各界读者45年来对王府井书店的支持、关心和厚爱。”
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拆迁改建中，市新闻出版局和东城区还进行过颇费力气的交涉。东城区委、区政府对这件事总体是支持的，但在最初规划的时候有两点不尽如人意：一是给书店补偿和新建的面积不够理想；二是把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大门改在了东单二条的街上，门向北开，在王府井大街上看不到书店了。市新闻出版局和新华书店的领导找到我，他们认为这一改动对书店今后的营业影响极大，要我出面去交涉。
一天下午，我拉上张百发副市长作后台，把东城区负责东方广场工程的副区长陈平找到市政府一个会议室，一起协商王府井新华书店改建的事。我希望区里增加一点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建筑面积，同时强烈坚持要把书店大门改到王府井大街上来，大门朝着王府井的街面。陈平当过东城区文化局局长，对文化工作很重视也有感情。他看我这样坚持，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所以，新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依然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上，依然是王府井街上一个标志性的文化商场。
王府井新华书店从1995年开始拆迁，与东方广场同步建设，到2000年9月正式建成。9月26日，新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对外正式营业，书店营业面积近1万平方米。
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设，则首先要归功于我国一批老电影艺术家。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早在1998年8月8日，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电影界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电影艺术家，联名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信，建议在北京建立一座“国家电影馆”。在信上签名的电影艺术家有秦怡、李前宽、苏云、张良、胡健、祝希娟、吴贻弓、王立平、李凖、王铁成、苏里、于彦夫、于蓝、丁荫楠、滕进贤、许还山、谢铁骊、张瑞芳、冯小宁、舒适、孙道临、潘虹、肖桂云、李法曾、于洋等29人。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并原则同意了这一建议。
消息传出之后，即有一些省市提出承担这一建设项目的计划。但国务院主管领导同志有意将中国电影博物馆建在北京，并给市主要领导打了招呼。2001年5月4日上午，北京市在中华世纪坛广场举行“大运会火炬传递”活动，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参加了这一活动。活动结束后，他把刘淇市长和我留下，在世纪坛贵宾室，同我们谈建设中国电影博物馆的事。李岚清同志明确说，中国电影博物馆要建，但中央财政不给钱，由地方来建，上海、浙江都很有积极性，中央希望电影博物馆建在北京。“北京市委、市政府有没有这个决心？”李岚清副总理征求着我们的意见。这件事前一阶段贾庆林书记已在市领导中进行过酝酿，所以当李岚清副总理提出这个问题时，刘淇市长立即答应下来，由北京市来建设中国电影博物馆。7月23日，刘淇同志主持召开关于电影博物馆建设的市政府专题会议。就这样，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设事宜正式提上了日程。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工作，2002年11月25日，中国电影博物馆正式动工兴建。由于该馆必须在2005年12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工期紧，任务重，施工难度大。到2005年上半年，眼看工程如期竣工会有困难，王岐山市长亲自出面支持。在市领导的强力推动下，业主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等各方面克服困难，密切配合，日夜奋战，最终按预定计划建成了中国电影博物馆这一重要文化设施。而电影博物馆的展陈和文物、图片、资料的收集、整理、布展、审查等工作，完全是在广电总局领导的直接关心指导下，由电影局主要负责人带领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的。
2005年12月29日上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开馆典礼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展览开幕式，中国电影人如同过节一样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著名电影艺术家张瑞芳、于洋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活动剪彩。一大批电影艺术家亲临电影博物馆庆贺。在隆重、热烈的庆典仪式上，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和北京市领导为中国电影博物馆揭牌或致辞。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立，实现了中国电影人的共同夙愿，成为人们了解中国电影百年沧桑、领略电影艺术魅力的重要窗口。
首都北京的文化建设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不断发展的。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宣传文化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促进文化发展繁荣，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迈入新时代，展现新作为，谱写新篇章，首都北京一定会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征途上创造新的辉煌。（编辑 黄艳）
作者：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