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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进献九鼎事件与《中国之命运》的刊发，前后间隔不过一个月。前者被视作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等人阿谀主上的行为，后者被视作“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是蒋介石欲挑起新内战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撰写九鼎铭辞不仅使顾颉刚在当时遭受讥讽，而且日后也使其背负政治罪行。其实，二者同为当时国民党政权树立正统地位的举措，不宜仅从所谓阿谀主上，歌功颂德和挑起内战的角度进行简单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