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出于表意和传情的需要，并为之服务的工具。需要是发明之母，强行禁止一些新词，就会有别的新词创造出来
　　有一篇《别让粗鄙网语拉低文化品位》的文章提出，当前网络的热词良莠混杂，“不乏诸如‘尼玛’‘撕逼’之类格调低下、有伤风化的粗鄙化网语”。还认为，“低俗、粗鄙的网络词汇大行其道，不仅对汉语的纯净和美感造成伤害，也大大拉低了当代社会的文化品位”。因此，必须“捍卫汉语言文化的圣洁，需要人们对网络用语去粗取精地甄别与规范”。
　　像这种“原则性”的指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重新提出，这次是把严重性上升为维护“汉语言文化的圣洁”。去年一篇讨论网络用词格调的文章《媒体用语要有“三条线”》则是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了捍卫“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反对 “污染汉语言文化”的高度。然而，这种高屋建瓴的批判似乎注定解决不了它看到的问题，因为它一开始就没有弄清楚造成这种“文化污染”的到底是新词还是运用新词的人。
　　如果造成污染的是新词，那么好办，在网上对之进行审查、过滤和删除，便能起到禁止的效果。以今天的技术来说，这是不难做到的。如果造成污染的是运用新词的人，那么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问题是，如何以理服人，让他们心服口服地自觉避免使用这些新词。
　　语言是出于表意和传情的需要，并为之服务的工具。需要是发明之母，强行禁止一些新词，就会有别的新词创造出来。谁又能保证新造的新词就一定比禁掉的新词更符合审查者的心意？
　　主张对语言进行审查和管控的人们经常对语言的一个基本方面缺乏认识，那就是，语言来自于人，除了表意和传情，日常用语还是一种社会行为。使用没格调热词的人并不是不知道没格调，而是根本就不在乎那个格调，或是有意要反抗。这就像“文革”时，许多人开口就用“大老粗”的语言，这是一种对资产阶级及其文化的“造反”行为。你能用批评他们“不文明”或“没格调”来纠正这样的语言吗？
　　社会上的“哥们语言”也是一样，像电影《老炮儿》里的“胡同串子”“顽主” “盘道儿”，他们说话油里油气、脏话痞语，流氓气十足的黑话和切口。这些都让“文明人”听着觉得不顺耳，甚至讨厌、反感和恶心。但那又如何？頑主的语言本来就被社会边缘人、受漠视者用来当作一种逆反行为，你能用“汉语言文化的圣洁”或“五千灿烂文化”去教化他们？
　　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是最早从社会行为角度来看待语言运用的学者。他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语言是人参与人群活动的一种方式：需要“抓住说话者的观点和他们与生活的关系，了解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在遇到与自己不同的语言人群时，必须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语言，必须把这种理解放在原来的文化位置上，而不是从自己熟悉的主观习惯出发。
　　就在马林诺斯基提出“说话即行为”（speech in action）理论的时候，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 L.Austin）也提出了对语言研究影响深远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ion）理论。他把言语行为分为三种：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在语言中，格调是一种副产品，一种不确定的“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指说出话语之后的“效果”）。为表现格调而表现格调，反而会让人觉得是在装腔作势——没格调。格调作为一种“言后行为”——有的人会觉得显摆格调是“酸”和“肉麻”；有的人则不会，不但不觉得酸，而且还把肉麻当有趣。主张禁绝“低格调”网语的论点也有其“言后行为”的一面，它的效果也是不确定的——有的人会觉得义正辞严，很有道理；有的人则会觉得那是自以为是，一厢情愿；更有人会觉得那是假装高尚，拿别人做垫背来显示自己的文化爱国主义。因此，自爱、自重之人一般不会拿这个问题来大做道德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