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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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为圆点,探索"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新路径。将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法律故事和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中发生的真实法律事件相互对照,分析之中各类角色"讲什么"和"怎样讲"的修辞叙事策略,也分析作家和基层司法法律人建构叙述对象时的修辞叙事策略并讨论其异同,讨论作家意图对基层司法法律人的可能启发。本书还将以此为基础,研究针对基层司法而言的"法律与文学"对司法公正的意义,研究这种"法律与文学"对社会的政治伦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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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为圆点,探索"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新路径。将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法律故事和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中发生的真实法律事件相互对照,分析之中各类角色"讲什么"和"怎样讲"的修辞叙事策略,也分析作家和基层司法法律人建构叙述对象时的修辞叙事策略并讨论其异同,讨论作家意图对基层司法法律人的可能启发。本书还将以此为基础,研究针对基层司法而言的"法律与文学"对司法公正的意义,研究这种"法律与文学"对社会的政治伦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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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是否均衡直接关系到社会大众对量刑公正、司法公正的观感,在反腐败问题上更是意义重大。通过对"刑法修正案(九)"适用前后778件生效判决书统计分析发现,贪污受贿犯罪存在量刑轻缓化和量刑情节适用偏差、"量刑扎堆"造成刑罚阶梯效应失灵、区域量刑差异、两罪量刑差异等现象。刑法以及司法解释的修改部分解决了上述问题,仍留有定罪起点数额提高不够、刑罚幅度不宽、情节规定不合理、调节幅度不明确等问题未解决。贪污受贿犯罪量刑失衡现象由多种复杂因素叠加而成,应考虑从入罪数额标准、地区平衡、刑罚结构等角度构建贪污受贿犯
我国公司法、民法总则明确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确立了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话语权,可给予其他国家立法借鉴与启示。世界各国学界以及实务界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探讨和实践,阐释了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营利性以及股东利益相冲突的问题。公司社会责任与股东自益权相一致则可起到相乘效应,相冲突时则需要股东共益权予以救济。但是,我国学界在理论上尚未充分认识到股东共益权的此种制度功能。这就需要重思法人本质、股权性质的传统理论,对股东共益权的内涵进行剖析,从而来证成股东共益权在防止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滥用中的制度性功能。并且在此基础上,从
被追诉人撤回认罪答辩具有救济非真实认罪与平衡控辩双方不对等利益结构的功能。虽然认罪答辩撤回是自我决定权的一种体现,被追诉人并不因此而承担不利后果,但也不能随意撤回。被追诉人能否撤回认罪答辩,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前期的试点过程中,地方司法机关对被追诉人撤回认罪答辩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但明显不够,且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后续改革中,既要明确认可被追诉人有权撤回认罪答辩,最大限度地释放认罪答辩撤回的潜在功能,也要防范被追诉人随意甚至滥用撤回认罪答辩,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程序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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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罪与诈骗罪天然地处于排斥关系,一个行为不可能既属于盗窃罪又属于诈骗罪。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不可动摇的标准,但并不能将其孤立地理解把握,不能认为只要存在沟通交往或只要存在对交易基础信息的操纵便可构成诈骗罪。我们应当整体把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特征,在欺骗行为、错误认识、处分行为等环节之间,妥当地锁定引起与被引起的条件范围,正确把握各个环节的原因力,从而准确地界分"盗中有骗"行为的定性。
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会产生跨区域性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且该类矛盾纠纷的处理难度较大,需要司法机关以案件为中心,立足于审判,依法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这是基于协同理念对司法功能的再认识,即司法的外在效应并非局限于个案本身,而是映射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秩序性诉求。司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保障功能的发挥,前提是建立区域司法协同机制,使三地司法形成"一盘棋",共同促进京津冀跨区域社会矛盾纠纷的协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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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入门文献中或是大多数针对新生举办的传授案例技巧的练习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词,就是所谓的"鉴定式的分析方法",它适用于在闭卷考试中处理案例。与之相对的是"判决式的分析方法",多用于分析无争议的问题。那么鉴定式的分析方法究竟是指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再次回到分析法学案例的逻辑推断中,即之前提到的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组成的"法学三段论"。借此可以从一个法律规范以及亟待分析的案情描述中推导出一个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