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1937年7月7日夜，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立即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蒋介石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并且承认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的庐山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照）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和任务。进一步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战的战略方针，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以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编后的八路军准备出师抗日，东渡黄河。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军事上敌强我弱，加之国民党当局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使上海、太原、南京、徐州等地相继失陷。此时，国内有两种错误的思想，一种是“亡国论”另一种是“速胜论”，中国的抗日战争到底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及待回答的问题。早在1936年7月起，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等就对如何以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等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在凤凰山、杨家岭、枣园、还是王家坪所居住的窑洞的灯光总是彻夜不息，通宵达旦的挥毫写作，以至于在凤凰山撰写论持久战时，棉鞋被烤焦了，都没发现。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照），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文章中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文中通过对中日双方特点的精辟分析，科学的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毛泽东指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论述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时，他着重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要点。在相持阶段，游击战将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在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题词）正确结论。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发表。前面展柜中展示出的是《论持久战》的最早版本。《论持久战》的发表及其扩大发行，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不仅在全国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在国民党内同样引起了积极反响。白崇禧将军在读完该书后，深为赞赏，称“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经蒋介石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样，《论持久战》在日本乃至全世界也引起巨大反响和重视。1938年7月28日，日本《改造》杂志社全文登载了《论持久战》一文（书）。日本投降后，其国内各界一致认为：其之所以战败就在于《论持久战》的战略之高明。因此，为了探寻该书的奥秘所在，日本军界和各界学者共同组织了一个半官方性质的“《论持久战》研究会”。论持久战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