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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出版业进入新的时期主要指全球化、数字化特征日益明显，特别是出版社转企之后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出版业面临的是市场规则，是全球竞争规则，是数字化出版规则。
何谓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简单地说就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市场的进入、退出，市场的竞争，市场的交易等都有一套规则。当然，出版业只是面临市场规则，目前还不完全，甚至还不算在执行市场规则。出版社名义是企业，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市场主体。
何谓全球竞争规则？网络把地球连起来了，全球市场逐步一体化，更重要的是出版资源也在一体化，新闻与信息基本实现了同步。当然，中国的出版市场还没完全开放，中国的出版走出去也还刚刚起步。新闻出版业统计资料里没有译著的出版品种数和销售数，大家可以测算或者想象一下，除掉教材教辅、翻译类图书的造货码洋和销售码洋所占的比重。
何谓数字出版规则？首先是内容的呈现方式变了，传统出版社垄断或者擅长的纸质装帧形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的作品干脆直接在网络上公开发布，出版社所垄断或者擅长整合的内容资源流失了。其次是定价规则变了，定价权不再属于或者不再完全属于出版社了，定价方式也不再是一个印张多少钱，而是一页多少钱，一个“包”多少钱。第三是阅读方式变了，碎片化的内容，碎片化的时间，不需要思考，以跳跃式进行的浅阅读等。
但无论是全球竞争规则还是数字化规则，其实都可以归入到市场规则里，全球竞争规则可以理解为国际市场规则，数字化规则可以理解为市场环境的变化。
因此，新时期，出版业和出版人面临的是市场规则与文化使命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二、新时期出版业的文化使命和商业伦理
在新时期，出版业和出版人需要适应新规则，需要在新规则下承担新的文化使命，遵守基本的商业伦理。
关于文化使命，研究和讨论比较多，我想说的是不仅仅是出版人，整个社会都面临一个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问题。
图书是文化产品、精神产品，图书得有文化得有“精神”，才能称得上是图书。出版人承担着传承文化、传播科学、弘扬社会积极向上的精神的重任。
这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浮躁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出了问题，当代人或者没有受到文化的熏陶，或者自己扔掉了老祖宗的东西，自己身上已经没有文化，或者自己也感受不到文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也是如此认知，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市场化的今天，中国的文化落后了，不适应了。
其实自信既不是自负，也不是自卑。不自负，就不会拒绝其他优秀文化；不自卑，就不会轻易抛弃自己优秀的传统。自信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体现在行动中，要体现在文化建设扎扎实实的工作中。
只有实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逐步实现文化自强；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出版人负有独特的使命。
关于出版人的文化使命这个主题，我想谈一些与文化使命对应的问题，就是商业伦理，或者也初步探讨一些文化与商业的关系。如果说文化使命是出版人的理想和追求，那么，商业伦理则是出版的底线，比如说履行文化使命，要多出好书，我要谈的商业伦理是少出或者说不能出坏书、烂书。
首先不能生产有毒有害的产品。图书是文化产品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一旦有毒有害，其危害程度更深，影响的可能是一代人或者一个人的一生。什么是有毒有害的图书产品？不能是反科学的，不能是反常识的，不能是反人类的，不能是蛊惑人心的，等等。这是出版人的底线，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不能对孩子下手！毒害与污染孩子的心灵与智慧是最大的罪恶。
底线之上，是不能生产无营养的产品、垃圾产品，还有不能生产奢侈产品。奢侈产品主要体现在礼品书上。这些图书虽然看起来毒害没那么大，但因为数量多，对社会的危害也很严重。
其次是不能偷别人的内容。偷体现在偷其他出版机构的，也体现在偷作者的。不尊重版权，不尊重原创。该支付作者稿酬的，却隐瞒印数、销售数等。
第三是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出版业对新技术的使用或者因持抵触态度，或者因为技术能力不足，新技术的应用不够理想，如果数字出版、按需印刷等在制度、技术、管理等层面都解决了，可以节省多少纸张，可以少砍多少树，少污染多少环境？
最后是对股东、对读者、对员工的责任。
如果把出版业作为一个产业，或者说出版业自认是一个产业的话，能不能自己算一个投入产出比，算一下每年国家的投入和出版业的产出？
全社会都在呼吁阅读率下降，全民阅读状况令人担忧，我们为读者做了些什么呢？为全面阅读的改善做了些什么？有一个说法，说我们之所以现在的阅读状况比较差，是因为学校教育破坏了我们阅读的胃口。这种说法多少有些激进，但仔细想想，从小到大的应试教育的确让人在阅读上“消化不良”。那么我们的教材教辅出版与此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商业伦理可以理解为文化使命的底线，可以理解为文化使命的具体做法。只有遵守了市场规则，遵守了基本的商业伦理，才能谈文化使命，才算是出版人履行文化使命的开始。
（作者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助理）
责任编辑：杨振中
出版业进入新的时期主要指全球化、数字化特征日益明显，特别是出版社转企之后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出版业面临的是市场规则，是全球竞争规则，是数字化出版规则。
何谓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简单地说就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市场的进入、退出，市场的竞争，市场的交易等都有一套规则。当然，出版业只是面临市场规则，目前还不完全，甚至还不算在执行市场规则。出版社名义是企业，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市场主体。
何谓全球竞争规则？网络把地球连起来了，全球市场逐步一体化，更重要的是出版资源也在一体化，新闻与信息基本实现了同步。当然，中国的出版市场还没完全开放，中国的出版走出去也还刚刚起步。新闻出版业统计资料里没有译著的出版品种数和销售数，大家可以测算或者想象一下，除掉教材教辅、翻译类图书的造货码洋和销售码洋所占的比重。
何谓数字出版规则？首先是内容的呈现方式变了，传统出版社垄断或者擅长的纸质装帧形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的作品干脆直接在网络上公开发布，出版社所垄断或者擅长整合的内容资源流失了。其次是定价规则变了，定价权不再属于或者不再完全属于出版社了，定价方式也不再是一个印张多少钱，而是一页多少钱，一个“包”多少钱。第三是阅读方式变了，碎片化的内容，碎片化的时间，不需要思考，以跳跃式进行的浅阅读等。
但无论是全球竞争规则还是数字化规则，其实都可以归入到市场规则里，全球竞争规则可以理解为国际市场规则，数字化规则可以理解为市场环境的变化。
因此，新时期，出版业和出版人面临的是市场规则与文化使命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二、新时期出版业的文化使命和商业伦理
在新时期，出版业和出版人需要适应新规则，需要在新规则下承担新的文化使命，遵守基本的商业伦理。
关于文化使命，研究和讨论比较多，我想说的是不仅仅是出版人，整个社会都面临一个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问题。
图书是文化产品、精神产品，图书得有文化得有“精神”，才能称得上是图书。出版人承担着传承文化、传播科学、弘扬社会积极向上的精神的重任。
这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浮躁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出了问题，当代人或者没有受到文化的熏陶，或者自己扔掉了老祖宗的东西，自己身上已经没有文化，或者自己也感受不到文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也是如此认知，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市场化的今天，中国的文化落后了，不适应了。
其实自信既不是自负，也不是自卑。不自负，就不会拒绝其他优秀文化；不自卑，就不会轻易抛弃自己优秀的传统。自信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体现在行动中，要体现在文化建设扎扎实实的工作中。
只有实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逐步实现文化自强；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出版人负有独特的使命。
关于出版人的文化使命这个主题，我想谈一些与文化使命对应的问题，就是商业伦理，或者也初步探讨一些文化与商业的关系。如果说文化使命是出版人的理想和追求，那么，商业伦理则是出版的底线，比如说履行文化使命，要多出好书，我要谈的商业伦理是少出或者说不能出坏书、烂书。
首先不能生产有毒有害的产品。图书是文化产品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一旦有毒有害，其危害程度更深，影响的可能是一代人或者一个人的一生。什么是有毒有害的图书产品？不能是反科学的，不能是反常识的，不能是反人类的，不能是蛊惑人心的，等等。这是出版人的底线，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不能对孩子下手！毒害与污染孩子的心灵与智慧是最大的罪恶。
底线之上，是不能生产无营养的产品、垃圾产品，还有不能生产奢侈产品。奢侈产品主要体现在礼品书上。这些图书虽然看起来毒害没那么大，但因为数量多，对社会的危害也很严重。
其次是不能偷别人的内容。偷体现在偷其他出版机构的，也体现在偷作者的。不尊重版权，不尊重原创。该支付作者稿酬的，却隐瞒印数、销售数等。
第三是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出版业对新技术的使用或者因持抵触态度，或者因为技术能力不足，新技术的应用不够理想，如果数字出版、按需印刷等在制度、技术、管理等层面都解决了，可以节省多少纸张，可以少砍多少树，少污染多少环境？
最后是对股东、对读者、对员工的责任。
如果把出版业作为一个产业，或者说出版业自认是一个产业的话，能不能自己算一个投入产出比，算一下每年国家的投入和出版业的产出？
全社会都在呼吁阅读率下降，全民阅读状况令人担忧，我们为读者做了些什么呢？为全面阅读的改善做了些什么？有一个说法，说我们之所以现在的阅读状况比较差，是因为学校教育破坏了我们阅读的胃口。这种说法多少有些激进，但仔细想想，从小到大的应试教育的确让人在阅读上“消化不良”。那么我们的教材教辅出版与此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商业伦理可以理解为文化使命的底线，可以理解为文化使命的具体做法。只有遵守了市场规则，遵守了基本的商业伦理，才能谈文化使命，才算是出版人履行文化使命的开始。
（作者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助理）
责任编辑：杨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