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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明清之际西洋眼镜逐步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我们看到，这一过程是通过多条在时间上相互交错的不同途径完成的。来华的朝鲜使臣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的士人也积极地参与了互动。因此，眼镜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的过程，东西方文化通过眼镜这个载体在朝鲜半岛碰撞交融。
[关键词]西洋眼镜，朝鲜半岛，传播，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1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2－0081－06
黝乎其文，如龟之甲，镜之匣也；晶乎其光，如月之轮，镜之身也。有组也而可佩可服，垂如水苍之玉；有绶也而可纽可枢，缀若火齐之珠。镜之所以便于人，持而用之以时者也。其为宝也希，而其容饰之巧无穷。岂非出自燕市而渡鸭水而东者乎?行年之骤也而大衍于羲繇，视物之减也而恒风于箕范。微斯镜，吾谁与桑榆之景?
上面是清嘉庆年间朝鲜权臣朴准源(1739—1807年)所作的一篇《眼镜铭》。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十七、十八世纪东北亚地区的多元文化交流和新事物的传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别开生面的时代图景。
作为一种近代的重大发明，眼镜在东方的传播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对于东亚各地区而言，这个过程在时空上是不同步的。早期的眼镜于宋元之交由西域传人中原。到了16世纪，西洋眼镜的制造已经掌握了视光学原理，懂得通过调节屈光度来矫正视力。此时，随着西洋传教士的东来，近代意义上的眼镜开始传人中国。但是，对于同处于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来说，西洋眼镜的传人在时间上要略微滞后一些，按照朝鲜人自己的说法：“眼镜之人中国，自宋、元已有之，特不盛行也。人于我东，未知昉自何时。意自万历以后，盛于纯庙中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传播路径上，西洋眼镜进入朝鲜的过程也更为复杂和多样化。
一、初来远自欧罗巴
朝鲜人与眼镜的最初邂逅可以上溯到壬辰倭乱时期。“闻顷年天将沈惟敬、倭僧玄苏皆老人，用眼镜能读细书文字，乃我国所未曾见也”。沈惟敬长期留居日本，他所佩戴的眼镜也极有可能是得自日本。加上倭僧玄苏，朝鲜人对眼镜的最初印象实际上是来自对马海峡的彼岸。
稍晚的崇祯年间，“李秘书种德递耽罗旌义宰，渡海遇飓，漂泊于倭之长崎岛。岛有阿兰佗(即荷兰)馆。见阿兰佗人着眼镜，凸出如蟹睛蜂且，甚异云”。这大概是朝鲜人首次在与西方人的直接接触中看到眼镜。
于是，对此充满好奇的朝鲜士人立刻试图在中国的文献典籍中查阅到有关眼镜(古称“叆叇”)的记载，而从中他们确实也有所发现：
《百川学海》云：“出于西域满利国。”元人小说：“叆叇出西域。”《方舆胜略》：“满剌加国出叆叇。”皇明张宁《方洲杂志》：“尝于指挥胡豅寓所见宣庙赐物如钱大者二。绝似云母。以金相轮廓。而衍之为柄，纽制其末，合则为一，岐则为二。”
关于眼镜的材质，朝鲜人在早期有过许多猜测。“眼镜盖海蚌之类，以其甲制之云。又按故闇文书，以水精承日照之则可辨云。”还有认为眼镜是羊角做成的：“用羊角明洁者做如两眼状。昏花者障眼看书，则书之细者大，漫者明。是号眼镜。”
由于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朝鲜人与西方人的海上接触极少。尽管早在顺治十年(1653年)就有荷兰“漂舡泊珍岛”，但携带眼镜的西方人直接到达朝鲜半岛却是晚近的事情了。嘉庆二年(1797年)九月，庆尚道观察使李亨元、三道统制使尹得逵鳞次状启：“异国船一只漂泊东莱之龙堂浦。凡五十人，鼻高眼碧，戴白毡笠。船中货物硝镜、千里镜、无孔银钱之属。汉清蒙倭话俱不通，使之书字，如云如山。以手指东南，蹙口作吹嘘状，似是待风之意。其语一句，有云浪加沙其，即倭话长崎岛也。”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中前期朝鲜同西方人的直接交流有另一条更为重要的路径，那就是坐落于北京的天主堂。
双方发生联系的一个偶然和直接的原因是，清代中前期来京朝贡的朝鲜使臣的住所玉河馆与宣武门天主堂近在咫尺。使臣李宜显有诗云：“闻有天主堂，乃在邻近衙。清昼命驾出，微尘拂长鞋。”通过口耳相传，天主堂成了每一批朝鲜使臣必去拜访的场所。另一方面，“康熙以来，东使赴燕京，或至堂求见，则洋人必欣然引接，使遍观堂中异画神像及奇器，仍以洋产珍异馈之。为使者利其贿，喜其异观，岁以为常”。正是这种良好的互动氛围使得双方的交往变得经常化和长期化。事实上，从康熙末年一直到“辛酉邪狱”的发生，朝鲜使臣与北京天主堂的交往就从未中断过。
也就在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向中国宫廷进献了包括眼镜在内的大量西方新奇之物。比如说，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二日，西洋人戴进贤、巴多明、费隐、德理格等进贡的物品中就有“眼镜四副”。对于这些，朝鲜使臣应该至少是有所耳闻的。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贺岁使洪大容(1731—1783年，朝鲜著名学者，实学派北学论的主要代表，字德保，号湛轩)在北京天主堂见到了耶稣会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usvon Hallerstein，1703—1774年，斯洛文尼亚人，耶稣会会士，时任钦天监正)、鲍友管(Antonius Gogeisl，1701—1771年，德国耶稣会会士，时任钦天监副)二人。“二人皆戴眼镜。余(洪大容)问：‘西洋镜亦以水晶乎?’刘曰：‘水晶不可作镜，以伤眼也。我辈皆不用’。”朝鲜人由此了解了西洋眼镜的材质和加工过程，传教士有时还以玻璃眼镜赠送朝鲜使臣。
但是，传教士所能提供的眼镜样品毕竟是十分有限的。流入朝鲜的眼镜更多则是朝鲜使臣在北京的市场上购得的。
二、叆叇异宝贾燕市
清初，眼镜在中国民间尚不普及，朝鲜使臣一般只是在中国宫廷和官员府邸才能见到眼镜。康熙五十二年(1712年)二月初六，朝鲜使臣金昌业往畅春苑，见“汉阁老三人，皆阅视文书，或俯而书字。李光地带眼镜，左右无人，只一胡在前使令”。
李光地是汉臣之中较早配戴眼镜的人，同时他也是经常接见朝鲜使臣的朝廷大员。戴眼镜的李光地给朝鲜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直到朝鲜李朝末年，李圭景(1788—1865年)在《叆叇辨证说》中还不忘引用李光地的一首《眼镜赋》：
及余岁之方壮兮，辨白驹之散花。试玻瓈以着目兮，如山行之霜遮。越雒数之一周兮，当尧夫之始娶。忽有闇之自中兮，知蟾蜍之何处云。
此时眼镜在中国都尚属稀罕的物件，因此只有少数朝鲜显贵能得到眼镜。不过，短短一二十年之后，权贵们垄断眼镜使用的情况就大为改观了。清人刘廷玑(1654—?)说：“今上下、贵贱、男女无不可用。真宝物也，人人得用，竟成布帛菽粟矣。”外贸易在扩大，中国人也开始自己大量加工生产眼镜，这使得眼镜的价格大为降低，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眼镜，到北京的朝鲜使臣也因此而受惠。
琉璃厂是购买眼镜的一个好去处。早在清 初，这里就已经十分繁华，“市楼排立，金碧玲珑，此是城内外大都会也。如入波斯之市，令人心目俱惊”。朝鲜使臣到这里最初大多是为了淘书，“正阳门外琉璃厂，图书充栋可目耕”。但随后他们就在这里找到了眼镜的踪迹。使臣的一些随员最先与这里的一些眼镜商建立了联系。比如，山东人王景文“业造眼镜，门揭明鉴斋。诸译中有与王素知者，王欣接延坐，办酒馔供之”。逐渐地，有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从琉璃厂的眼镜商那里批量购买眼镜。
隆福寺则是另一处更为热闹的市场。朴趾源(1737—1805年，朝鲜学者、诗人、小说家，字仲美，号燕岩)这样描绘乾隆中期隆福寺的繁华和购物的乐趣：“隆福寺市日每月三一……是日值市，车马尤为阒咽，寺中咫尺相失，遂独行观玩。……其所觅物，类多古董彝鼎、新刻书册书法名画、朝衣朝珠、香囊眼镜……”可见，至迟到清中叶，眼镜已经成为这里重要的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眼镜之外，在隆福寺还可以买到地道的西洋望远镜：“出门而南，见卓上有千里镜数种，皆短细如箫管，抽筒止一节，可为囊中藏也。用以窥五十步外阁扁记文，字画历历可察。”
早在康熙年间，使臣李三宰在北京购得一副眼镜，赠与好友李玄逸(1627—1704年)。不久之后，李玄逸在给李三宰的一封书信中专门感谢了他的这份馈赠：“送下眼镜，一挂昏眸，顿还旧观，所谓赐之以既盲之视，何感如之。余俟病间，躬谢伏计。”
李玄逸极为珍视这副来自中国的眼镜，还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子孙。数十年后，李玄逸之孙李栽回忆说：
先君子昔在京邸，苦眼花眩甚。芹谷致政公归以唐眼镜一部，即世所谓六十镜也。其制裁丹漆革一小片作双圆，晕如某子大，以安白琉璃。手提其中空处，以当两眼。奇巧莹澈，可数毛发。……而先君子七旬以后，昏花渐祛。终日看书写字，不待照镜。遂以镜畀我伯氏兄。伯氏兄尝宝蓄之，以资翻阅。……不幸十数年间，人事变迁，不肖残生，逾六望七。摧伤之余，觉眼恶特甚……遂从家侄辈出匣中藏镜，先父兄手泽宛然如新。呜呼!尚忍言哉。
不过，与李光地所戴的那副眼镜不同，李玄逸的这副眼镜在形制上是比较原始的。李栽也指出：“然近世眼镜率有柄数寸许，插额庭冠巾间，以便看写。独是镜以古物，故无柄。”于是“久之为追造一小柄，使其以时弛张，不烦提挈，可以终日遮眼”。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加装镜柄的眼镜之外，经过改进的复镜也传人了朝鲜。“近者自燕出来，就眼镜左右旁缀一镜，又或更叠一镜于眼镜上，亦取摄远引近，益于老眼云。”朝鲜的一些老画师就经常使用这些复镜。
三、烦君为觅西洋品
实际上，朝鲜人很早就开始仿制西洋眼镜了。庆尚道出产上品水晶，那里的眼镜也颇具名声。李澳描述道：“病眼昏花甚，玻瓈顿助明。曾闻泰西制，今自岭南营。数墨纤毫别，许珍拱璧轻。方征驹马变，强作少年情。”
算学家黄胤锡(1729—1791年)曾经得到过一幅庆州出产的眼镜。“岁乙酉，武城金使君履信知余患眼眚，出是镜语之曰：‘是庆州水晶也。昔闵公机为府尹得之，传老峰骊阳丹岩及近故正献相国。今为我有。我亦用公物，贻子则奚妨焉。其质厚，虽跌坠不碎，其用周，虽老少无异。子其珍之。’”
黄胤锡对这副眼镜十分满意，他在几年之后说：“余平居阅细字甚多，自弱冠已患眼。乃乙酉始用镜代视，苦未有品佳者。间获鸡林水晶，闵正献相国五世所藏。而今顺兴金使君所贻也。虽燕市之购，殆无以过之。”
不过，庆州水晶眼镜产量十分有限，加之过于沉重，因此佩戴的人很少。“我岭南庆州府出水晶，能解制镜。但知直视镜，未解老少远近之异。体样朴厚，迨不胜着。近稍减薄，而犹未解老少之别。”因此，朝鲜士大夫还是希望从北京购买西洋眼镜。
清代中期，求购西洋眼镜已成朝鲜士人的时尚，尹愭(1741—1826年)曾写有一首长诗求眼镜：
老夫平生癖于书，焚膏继晷恣卷舒。
抄誊又作蝇头字，细入毫芒日无虚。
……
迩来渐觉视茫茫，每对牙签还欷献。
一点一画幻二三，千看万看愈趑趄。
……
巧思谁刱双圆镜，玻璎滢澈青天如。
不劳金篦刮膜翳，能察秋毫同薪舆。
朝暮若令置几案，宝爱奚翅获琼琚。
我欲求之不可得，世人兼蓄徒深储。
烦君为觅西洋品，免教眵昏送三余。
再比如，丁范祖(1723—1801年)有一首《寄樊岩求眼镜》：
满瞙空蒙色，芸编对却愁。
祗堪终日睡，虚欲与灯谋。
小坞花为晕，遥山霭不收。
倘蒙分一镜，何啻贷双眸。
得到一副优良的眼镜是一件十分值得庆贺的事情。康熙年间，著名的朝鲜诗人李惟樟(1623—1700年)在诗中表达出了对友人的感激之情：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明镜。
老人忻得之，一拭疗目病。
对卷无所碍，六籍欲究竟。
十年脑脂遮，一朝光明并。
余龄倘可延，快睛私自庆。
济以既盲视，惠意谁与竞。
玉案不足报，报以相思咏。
四、老少远近咸相宜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正月二十九日，朝鲜国王肃宗在大造殿西翼阁接受药房人诊，都提调李颐命、提调赵泰采等人侍。围绕配戴眼镜的问题，朝鲜君臣之间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颐命曰：“虽非有眼花，常时看览文书，何如?”上曰：“常人七十尚犹，而五六十亦有暗者，人气固不同，而予则未有眼花时，看细字不如常矣。”赵泰采曰：“眼镜不着乎?”上曰：“常时言之而发笑矣。少时着眼镜，则反暗，故每以为此物老人何为而着，颇以为怪矣。即今着眼镜，则甚明，始觉老人着此之由矣。如肃拜单子等细文字，非此物，何可看乎?”
清初传人朝鲜半岛的镜片几乎是清一色的凸透镜，所以朝鲜人自然无法知晓老花镜与近视眼镜的区别，由此也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据金乐行记载：“顷者李景文以子有眼病，为送眼镜。其意可感，而用法甚生，未觉其功，反有不便时耳。”可见，许多朝鲜人把少年戴眼镜“反有不便”的原因归结为“用法甚生”。
不过，在清代前期，还是有极少量近视眼镜流入了朝鲜半岛。据李德懋称：“南药泉(南九万，1629—1711年，朝鲜肃宗时代文臣，号药泉或美斋)自少时着眼镜，至老反不用，而眼不少昏，盖少者可用。”少时着而老不用，从这段描述来看，很有可能是南九万意外得到了近视眼镜。
随着朝鲜使臣从中国带回越来越多的各式眼镜，朝鲜人逐渐懂得了眼镜镜片是有差别的。韩元震“尝(于燕市)得眼镜三面而较之。一则近视明而远视不明，一则近视不甚明而远视却明，一则远近之视皆不及他镜。”他由此而大发感慨：“其明之不同果如此。然此非明之为明，本有此不同也，因其琉璃之品不同而有此明之不同也。故单言其明则只可言同，而不可言不同也”。
朝鲜的近视眼镜几乎都是来自北京的市场上。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一日，朝鲜裨将李基 成“为买近视镜往琉璃厂。遇二人，容貌端丽，有文人气而皆戴眼镜，盖亦病于近视者”。李基成立刻走上前去说：“我有亲识求眼镜而市上难得真品。足下所戴甚合病眼，幸卖与我。足下则或有副件，虽求之亦当不难矣。”
对方显然有些吃惊，但很快就恢复了镇静。“其一人解而与之曰：‘求于君者，想是与我同病者也。吾何爱一镜，何用言卖!’乃拂衣而去”。
李基成感到自己太过冒失，“乃以镜追还之曰：‘前言戏耳。初无求之者，无用之物，不可受也”’。对方则回答说：“此微物耳。且同病有相怜之义，何君之琐琐如是。”基成羞惭不敢复言，于是询问对方来历。二人说自己是进京赶考的浙江举人，现正住在正阳门外的乾净胡同。
这天晚上，李基成拿着眼镜来找贺岁使洪大容，二人商量如何酬报那两位浙江举人。洪大容当即“给以一束笺，且言第须详探之”。第二天，李基成找到两位举子的住所，“并以扇墨丸剂与之。皆辞谢然后受之，礼制甚恭，而复以羽扇笔墨茶烟等物报之”。
实际上，早在此前二十多年，近视眼镜已经进入了朝鲜宫廷。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二月十七日辰时，年轻的朝鲜国王英宗在熙政堂接受药房人诊，提调宋寅明、副提调李瑜、医官权圣征、金应三等人侍。这一次，朝鲜君臣的知识就比他们的上一代人丰富得多了：
寅明曰：“如推案文书览过时，何不用眼镜乎?”瑜曰：“眼镜亦皆随其年岁之多少用之者云矣。”上曰：“老人之所用眼镜，年少之人不可用矣。”应三曰：“有眼疾，用眼镜则差愈矣。”上曰：“年少之人，眼镜之薄者，见之明矣。”……寅明曰：“自今以后，眼镜进用，何如?”上曰：“当试之。而挂眼镜则用之难便矣。”瑜曰：“眼镜品数，有好、不好、精好之品，首医可以知之，使之择入宜矣。”上曰：“然。”
首医懂得如何择选眼镜的样式和度数，这表明此时朝鲜宫廷对眼镜已经相当熟悉。
五、格物究理探精微
到了清代中叶，朝鲜人开始逐渐理解不同种类镜片的光学原理。“大抵制镜之法，要不过摄引开拓，惟在窈突正直长短厚薄之分。其射线易像，但有平行广行远近斜正之别也。”
这种新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朝鲜使臣与北京天主堂的长期交往。前面提到的西方传教士刘松龄、鲍友管就给过给朝鲜使臣不少光学的知识。他们向客人展示了天文望远镜，“置短凳使坐而窥望，持以窥天”。同时，天主堂的传教士还传授了小孔成像的知识，较早接受基督教思想的学者丁若镛(1762—1836年，朝鲜李朝学者、诗人。字美镛、颂甫，号茶山)后来这样描述小孔成像：
室于湖山之间，有洲渚岩峦之丽映带左右，而竹树花石丛叠焉，楼阁藩篱逦迤焉。于是选晴好之日，闭之室。凡牕棂牖户之有可以纳外明者皆塞之，令室中如漆。唯留一窍，取叆叇一只，安于窍。于是取纸版雪皑者，离叆叇数尺随叆叇之平突，其距度不同，而受之映。于是洲渚岩峦之丽，与夫竹树花石之丛叠，楼阁藩篱之逦迤者，皆来落版上。深青浅绿如其色，竦柯密叶如其形。间架昭森，位置齐整。天成一幅，细如丝发。遂非顾陆之所能为，盖天下之奇观也。所嗟风梢活动，描写崎艰也。物形倒植，览赏恍忽也。今有人欲谋写真，而求一发之不差。舍此再无良法。虽然不俨然端坐于庭心如泥塑人者。其描写之艰。不异风梢也。
在这里，丁若镛特别强调了“取叆叇一只”，可见朝鲜人已经不止于把眼镜用于辅助视力。朝鲜人还通过西学书籍弄懂了凸透镜的聚焦原理。懂得了如何取“叆叇之火”：
假有一楪，其圆如马蹄之大，则其所受太阳之暖，亦马蹄之大也。有术焉。马蹄之大，约之为菉豆之小，则其所受马蹄之暖，亦约之为菉豆之小也。布于马蹄而温者聚于菉豆，不大热乎?大热所触，火于是发。此叆叇所以此火也。
由此看来，眼镜在朝鲜的传播推动了物理学知识在该地区的传播。朝鲜人对于西学的最初兴趣就是从类似眼镜这样的器物中产生的，“西俗有天主学，明算数，工奇器，测候如神，妙于历象，汉唐以来所未有也”。
六、宿儒无此几虚生
眼镜还逐渐与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结合了起来，“国俗以眼镜为尊贵前不得着，少年贱者不得张，是果礼节之滥觞也。”
不过，尊者也并非都习惯于配戴眼镜。正祖就曾说：“予之眼视，渐不如前，经传文字，非眼镜则难以辨认。而眼镜乃二百年来初有之物也，带此临朝，有骇观瞻。”尽管如此，朝鲜君臣还是纷纷配上了眼镜，平民中的长者也不再怕眼镜“有骇观瞻”。
光学眼镜一经传人朝鲜半岛，立刻产生了社会心理学和美学上的深远影响。它融入了朝鲜士人的主观情感、审美意识和人格情趣，成为朝鲜人诗词中的重要意象。
由于最初的眼镜基本上都是供老人使用，因此眼镜作为一种美学意象不可避免地与“老朽”、“病弱”、“困窘”联系了起来。因此，清中期朝鲜人的诗作里大量出现了此类的描写。比如权万的这篇《独卧》：
独卧茅庐枕半肱，寒侵宿絮却凌兢。
今冬太白全埋雪，昨夜苏门已踏冰。
老去看书须眼镜，年来涉世剪心灯。
翛然细捡平生事，病败徒从一字矜。
南公辙燕行经宁远卫，路途艰辛，顿时心生旅愁，于是赋诗一首，其中说道：“长程无赖遣愁怀，叆叇多因看字揩。”眼镜已经俨然是疲惫惆怅的代名词。
同一物象，由于融入了不同的情志，所构成的意象就会不相同。对于隐士而言，眼镜就象征不落尘俗、穷且弥坚的君子风范。如申光洙的这首《崔北雪江图歌》：
崔北卖画长安中，生涯草屋四壁空。
闭门终日画山水，琉璃眼镜木笔笛。
朝卖一幅得朝饭，暮卖一幅得暮饭。
天寒坐客破毡上，门外小桥雪三寸。
何必灞桥孤山风，雪里但画孟处士。
待尔同泛桃花水，更画春山雪花纸。
由于眼镜有辅助视力的功能，眼镜又成了公正明察的代名词。孝宗朝时，有一位地方官员找名士南龙翼借眼镜，南龙翼遂于信尾附诗一首：
察得民艰烛吏情，使君为政已能声。
犹忧未遍逃亡屋，更借壶翁眼镜明。
无独有偶，诗人尹愭也把眼镜作为自我警示的物象。“祗将眼镜防昏翳，低首缄唇但奉公”。在另一首诗里，尹惜说道：
文章且莫遣人评，只系无名与有名。
自是不明悬眼镜，何由得正在心衡。
在这里，眼镜已经不单单是眼镜，它与东方的哲学、美学结合了起来，构成了朝鲜人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小小的眼镜，不知不觉中成了文化的重要载体。眼镜传人朝鲜半岛的过程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的过程，东西方文化通过眼镜这个载体在朝鲜半岛不断碰撞交融。从这一点上说，西洋眼镜的传播所蕴涵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通过多条不同的途径完成的，它们在时间上也是相互交错的。需要指出的是，来华的朝鲜使臣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的土人也积极地参与了互动。因此，眼镜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的过程，东西方文化通过眼镜这个载体在朝鲜半岛碰撞交融。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依然有颇多感悟!
[责任编辑：王公悫]
[关键词]西洋眼镜，朝鲜半岛，传播，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1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2－0081－06
黝乎其文，如龟之甲，镜之匣也；晶乎其光，如月之轮，镜之身也。有组也而可佩可服，垂如水苍之玉；有绶也而可纽可枢，缀若火齐之珠。镜之所以便于人，持而用之以时者也。其为宝也希，而其容饰之巧无穷。岂非出自燕市而渡鸭水而东者乎?行年之骤也而大衍于羲繇，视物之减也而恒风于箕范。微斯镜，吾谁与桑榆之景?
上面是清嘉庆年间朝鲜权臣朴准源(1739—1807年)所作的一篇《眼镜铭》。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十七、十八世纪东北亚地区的多元文化交流和新事物的传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别开生面的时代图景。
作为一种近代的重大发明，眼镜在东方的传播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对于东亚各地区而言，这个过程在时空上是不同步的。早期的眼镜于宋元之交由西域传人中原。到了16世纪，西洋眼镜的制造已经掌握了视光学原理，懂得通过调节屈光度来矫正视力。此时，随着西洋传教士的东来，近代意义上的眼镜开始传人中国。但是，对于同处于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来说，西洋眼镜的传人在时间上要略微滞后一些，按照朝鲜人自己的说法：“眼镜之人中国，自宋、元已有之，特不盛行也。人于我东，未知昉自何时。意自万历以后，盛于纯庙中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传播路径上，西洋眼镜进入朝鲜的过程也更为复杂和多样化。
一、初来远自欧罗巴
朝鲜人与眼镜的最初邂逅可以上溯到壬辰倭乱时期。“闻顷年天将沈惟敬、倭僧玄苏皆老人，用眼镜能读细书文字，乃我国所未曾见也”。沈惟敬长期留居日本，他所佩戴的眼镜也极有可能是得自日本。加上倭僧玄苏，朝鲜人对眼镜的最初印象实际上是来自对马海峡的彼岸。
稍晚的崇祯年间，“李秘书种德递耽罗旌义宰，渡海遇飓，漂泊于倭之长崎岛。岛有阿兰佗(即荷兰)馆。见阿兰佗人着眼镜，凸出如蟹睛蜂且，甚异云”。这大概是朝鲜人首次在与西方人的直接接触中看到眼镜。
于是，对此充满好奇的朝鲜士人立刻试图在中国的文献典籍中查阅到有关眼镜(古称“叆叇”)的记载，而从中他们确实也有所发现：
《百川学海》云：“出于西域满利国。”元人小说：“叆叇出西域。”《方舆胜略》：“满剌加国出叆叇。”皇明张宁《方洲杂志》：“尝于指挥胡豅寓所见宣庙赐物如钱大者二。绝似云母。以金相轮廓。而衍之为柄，纽制其末，合则为一，岐则为二。”
关于眼镜的材质，朝鲜人在早期有过许多猜测。“眼镜盖海蚌之类，以其甲制之云。又按故闇文书，以水精承日照之则可辨云。”还有认为眼镜是羊角做成的：“用羊角明洁者做如两眼状。昏花者障眼看书，则书之细者大，漫者明。是号眼镜。”
由于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朝鲜人与西方人的海上接触极少。尽管早在顺治十年(1653年)就有荷兰“漂舡泊珍岛”，但携带眼镜的西方人直接到达朝鲜半岛却是晚近的事情了。嘉庆二年(1797年)九月，庆尚道观察使李亨元、三道统制使尹得逵鳞次状启：“异国船一只漂泊东莱之龙堂浦。凡五十人，鼻高眼碧，戴白毡笠。船中货物硝镜、千里镜、无孔银钱之属。汉清蒙倭话俱不通，使之书字，如云如山。以手指东南，蹙口作吹嘘状，似是待风之意。其语一句，有云浪加沙其，即倭话长崎岛也。”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中前期朝鲜同西方人的直接交流有另一条更为重要的路径，那就是坐落于北京的天主堂。
双方发生联系的一个偶然和直接的原因是，清代中前期来京朝贡的朝鲜使臣的住所玉河馆与宣武门天主堂近在咫尺。使臣李宜显有诗云：“闻有天主堂，乃在邻近衙。清昼命驾出，微尘拂长鞋。”通过口耳相传，天主堂成了每一批朝鲜使臣必去拜访的场所。另一方面，“康熙以来，东使赴燕京，或至堂求见，则洋人必欣然引接，使遍观堂中异画神像及奇器，仍以洋产珍异馈之。为使者利其贿，喜其异观，岁以为常”。正是这种良好的互动氛围使得双方的交往变得经常化和长期化。事实上，从康熙末年一直到“辛酉邪狱”的发生，朝鲜使臣与北京天主堂的交往就从未中断过。
也就在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向中国宫廷进献了包括眼镜在内的大量西方新奇之物。比如说，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二日，西洋人戴进贤、巴多明、费隐、德理格等进贡的物品中就有“眼镜四副”。对于这些，朝鲜使臣应该至少是有所耳闻的。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贺岁使洪大容(1731—1783年，朝鲜著名学者，实学派北学论的主要代表，字德保，号湛轩)在北京天主堂见到了耶稣会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usvon Hallerstein，1703—1774年，斯洛文尼亚人，耶稣会会士，时任钦天监正)、鲍友管(Antonius Gogeisl，1701—1771年，德国耶稣会会士，时任钦天监副)二人。“二人皆戴眼镜。余(洪大容)问：‘西洋镜亦以水晶乎?’刘曰：‘水晶不可作镜，以伤眼也。我辈皆不用’。”朝鲜人由此了解了西洋眼镜的材质和加工过程，传教士有时还以玻璃眼镜赠送朝鲜使臣。
但是，传教士所能提供的眼镜样品毕竟是十分有限的。流入朝鲜的眼镜更多则是朝鲜使臣在北京的市场上购得的。
二、叆叇异宝贾燕市
清初，眼镜在中国民间尚不普及，朝鲜使臣一般只是在中国宫廷和官员府邸才能见到眼镜。康熙五十二年(1712年)二月初六，朝鲜使臣金昌业往畅春苑，见“汉阁老三人，皆阅视文书，或俯而书字。李光地带眼镜，左右无人，只一胡在前使令”。
李光地是汉臣之中较早配戴眼镜的人，同时他也是经常接见朝鲜使臣的朝廷大员。戴眼镜的李光地给朝鲜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直到朝鲜李朝末年，李圭景(1788—1865年)在《叆叇辨证说》中还不忘引用李光地的一首《眼镜赋》：
及余岁之方壮兮，辨白驹之散花。试玻瓈以着目兮，如山行之霜遮。越雒数之一周兮，当尧夫之始娶。忽有闇之自中兮，知蟾蜍之何处云。
此时眼镜在中国都尚属稀罕的物件，因此只有少数朝鲜显贵能得到眼镜。不过，短短一二十年之后，权贵们垄断眼镜使用的情况就大为改观了。清人刘廷玑(1654—?)说：“今上下、贵贱、男女无不可用。真宝物也，人人得用，竟成布帛菽粟矣。”外贸易在扩大，中国人也开始自己大量加工生产眼镜，这使得眼镜的价格大为降低，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眼镜，到北京的朝鲜使臣也因此而受惠。
琉璃厂是购买眼镜的一个好去处。早在清 初，这里就已经十分繁华，“市楼排立，金碧玲珑，此是城内外大都会也。如入波斯之市，令人心目俱惊”。朝鲜使臣到这里最初大多是为了淘书，“正阳门外琉璃厂，图书充栋可目耕”。但随后他们就在这里找到了眼镜的踪迹。使臣的一些随员最先与这里的一些眼镜商建立了联系。比如，山东人王景文“业造眼镜，门揭明鉴斋。诸译中有与王素知者，王欣接延坐，办酒馔供之”。逐渐地，有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从琉璃厂的眼镜商那里批量购买眼镜。
隆福寺则是另一处更为热闹的市场。朴趾源(1737—1805年，朝鲜学者、诗人、小说家，字仲美，号燕岩)这样描绘乾隆中期隆福寺的繁华和购物的乐趣：“隆福寺市日每月三一……是日值市，车马尤为阒咽，寺中咫尺相失，遂独行观玩。……其所觅物，类多古董彝鼎、新刻书册书法名画、朝衣朝珠、香囊眼镜……”可见，至迟到清中叶，眼镜已经成为这里重要的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眼镜之外，在隆福寺还可以买到地道的西洋望远镜：“出门而南，见卓上有千里镜数种，皆短细如箫管，抽筒止一节，可为囊中藏也。用以窥五十步外阁扁记文，字画历历可察。”
早在康熙年间，使臣李三宰在北京购得一副眼镜，赠与好友李玄逸(1627—1704年)。不久之后，李玄逸在给李三宰的一封书信中专门感谢了他的这份馈赠：“送下眼镜，一挂昏眸，顿还旧观，所谓赐之以既盲之视，何感如之。余俟病间，躬谢伏计。”
李玄逸极为珍视这副来自中国的眼镜，还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子孙。数十年后，李玄逸之孙李栽回忆说：
先君子昔在京邸，苦眼花眩甚。芹谷致政公归以唐眼镜一部，即世所谓六十镜也。其制裁丹漆革一小片作双圆，晕如某子大，以安白琉璃。手提其中空处，以当两眼。奇巧莹澈，可数毛发。……而先君子七旬以后，昏花渐祛。终日看书写字，不待照镜。遂以镜畀我伯氏兄。伯氏兄尝宝蓄之，以资翻阅。……不幸十数年间，人事变迁，不肖残生，逾六望七。摧伤之余，觉眼恶特甚……遂从家侄辈出匣中藏镜，先父兄手泽宛然如新。呜呼!尚忍言哉。
不过，与李光地所戴的那副眼镜不同，李玄逸的这副眼镜在形制上是比较原始的。李栽也指出：“然近世眼镜率有柄数寸许，插额庭冠巾间，以便看写。独是镜以古物，故无柄。”于是“久之为追造一小柄，使其以时弛张，不烦提挈，可以终日遮眼”。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加装镜柄的眼镜之外，经过改进的复镜也传人了朝鲜。“近者自燕出来，就眼镜左右旁缀一镜，又或更叠一镜于眼镜上，亦取摄远引近，益于老眼云。”朝鲜的一些老画师就经常使用这些复镜。
三、烦君为觅西洋品
实际上，朝鲜人很早就开始仿制西洋眼镜了。庆尚道出产上品水晶，那里的眼镜也颇具名声。李澳描述道：“病眼昏花甚，玻瓈顿助明。曾闻泰西制，今自岭南营。数墨纤毫别，许珍拱璧轻。方征驹马变，强作少年情。”
算学家黄胤锡(1729—1791年)曾经得到过一幅庆州出产的眼镜。“岁乙酉，武城金使君履信知余患眼眚，出是镜语之曰：‘是庆州水晶也。昔闵公机为府尹得之，传老峰骊阳丹岩及近故正献相国。今为我有。我亦用公物，贻子则奚妨焉。其质厚，虽跌坠不碎，其用周，虽老少无异。子其珍之。’”
黄胤锡对这副眼镜十分满意，他在几年之后说：“余平居阅细字甚多，自弱冠已患眼。乃乙酉始用镜代视，苦未有品佳者。间获鸡林水晶，闵正献相国五世所藏。而今顺兴金使君所贻也。虽燕市之购，殆无以过之。”
不过，庆州水晶眼镜产量十分有限，加之过于沉重，因此佩戴的人很少。“我岭南庆州府出水晶，能解制镜。但知直视镜，未解老少远近之异。体样朴厚，迨不胜着。近稍减薄，而犹未解老少之别。”因此，朝鲜士大夫还是希望从北京购买西洋眼镜。
清代中期，求购西洋眼镜已成朝鲜士人的时尚，尹愭(1741—1826年)曾写有一首长诗求眼镜：
老夫平生癖于书，焚膏继晷恣卷舒。
抄誊又作蝇头字，细入毫芒日无虚。
……
迩来渐觉视茫茫，每对牙签还欷献。
一点一画幻二三，千看万看愈趑趄。
……
巧思谁刱双圆镜，玻璎滢澈青天如。
不劳金篦刮膜翳，能察秋毫同薪舆。
朝暮若令置几案，宝爱奚翅获琼琚。
我欲求之不可得，世人兼蓄徒深储。
烦君为觅西洋品，免教眵昏送三余。
再比如，丁范祖(1723—1801年)有一首《寄樊岩求眼镜》：
满瞙空蒙色，芸编对却愁。
祗堪终日睡，虚欲与灯谋。
小坞花为晕，遥山霭不收。
倘蒙分一镜，何啻贷双眸。
得到一副优良的眼镜是一件十分值得庆贺的事情。康熙年间，著名的朝鲜诗人李惟樟(1623—1700年)在诗中表达出了对友人的感激之情：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明镜。
老人忻得之，一拭疗目病。
对卷无所碍，六籍欲究竟。
十年脑脂遮，一朝光明并。
余龄倘可延，快睛私自庆。
济以既盲视，惠意谁与竞。
玉案不足报，报以相思咏。
四、老少远近咸相宜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正月二十九日，朝鲜国王肃宗在大造殿西翼阁接受药房人诊，都提调李颐命、提调赵泰采等人侍。围绕配戴眼镜的问题，朝鲜君臣之间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颐命曰：“虽非有眼花，常时看览文书，何如?”上曰：“常人七十尚犹，而五六十亦有暗者，人气固不同，而予则未有眼花时，看细字不如常矣。”赵泰采曰：“眼镜不着乎?”上曰：“常时言之而发笑矣。少时着眼镜，则反暗，故每以为此物老人何为而着，颇以为怪矣。即今着眼镜，则甚明，始觉老人着此之由矣。如肃拜单子等细文字，非此物，何可看乎?”
清初传人朝鲜半岛的镜片几乎是清一色的凸透镜，所以朝鲜人自然无法知晓老花镜与近视眼镜的区别，由此也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据金乐行记载：“顷者李景文以子有眼病，为送眼镜。其意可感，而用法甚生，未觉其功，反有不便时耳。”可见，许多朝鲜人把少年戴眼镜“反有不便”的原因归结为“用法甚生”。
不过，在清代前期，还是有极少量近视眼镜流入了朝鲜半岛。据李德懋称：“南药泉(南九万，1629—1711年，朝鲜肃宗时代文臣，号药泉或美斋)自少时着眼镜，至老反不用，而眼不少昏，盖少者可用。”少时着而老不用，从这段描述来看，很有可能是南九万意外得到了近视眼镜。
随着朝鲜使臣从中国带回越来越多的各式眼镜，朝鲜人逐渐懂得了眼镜镜片是有差别的。韩元震“尝(于燕市)得眼镜三面而较之。一则近视明而远视不明，一则近视不甚明而远视却明，一则远近之视皆不及他镜。”他由此而大发感慨：“其明之不同果如此。然此非明之为明，本有此不同也，因其琉璃之品不同而有此明之不同也。故单言其明则只可言同，而不可言不同也”。
朝鲜的近视眼镜几乎都是来自北京的市场上。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一日，朝鲜裨将李基 成“为买近视镜往琉璃厂。遇二人，容貌端丽，有文人气而皆戴眼镜，盖亦病于近视者”。李基成立刻走上前去说：“我有亲识求眼镜而市上难得真品。足下所戴甚合病眼，幸卖与我。足下则或有副件，虽求之亦当不难矣。”
对方显然有些吃惊，但很快就恢复了镇静。“其一人解而与之曰：‘求于君者，想是与我同病者也。吾何爱一镜，何用言卖!’乃拂衣而去”。
李基成感到自己太过冒失，“乃以镜追还之曰：‘前言戏耳。初无求之者，无用之物，不可受也”’。对方则回答说：“此微物耳。且同病有相怜之义，何君之琐琐如是。”基成羞惭不敢复言，于是询问对方来历。二人说自己是进京赶考的浙江举人，现正住在正阳门外的乾净胡同。
这天晚上，李基成拿着眼镜来找贺岁使洪大容，二人商量如何酬报那两位浙江举人。洪大容当即“给以一束笺，且言第须详探之”。第二天，李基成找到两位举子的住所，“并以扇墨丸剂与之。皆辞谢然后受之，礼制甚恭，而复以羽扇笔墨茶烟等物报之”。
实际上，早在此前二十多年，近视眼镜已经进入了朝鲜宫廷。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二月十七日辰时，年轻的朝鲜国王英宗在熙政堂接受药房人诊，提调宋寅明、副提调李瑜、医官权圣征、金应三等人侍。这一次，朝鲜君臣的知识就比他们的上一代人丰富得多了：
寅明曰：“如推案文书览过时，何不用眼镜乎?”瑜曰：“眼镜亦皆随其年岁之多少用之者云矣。”上曰：“老人之所用眼镜，年少之人不可用矣。”应三曰：“有眼疾，用眼镜则差愈矣。”上曰：“年少之人，眼镜之薄者，见之明矣。”……寅明曰：“自今以后，眼镜进用，何如?”上曰：“当试之。而挂眼镜则用之难便矣。”瑜曰：“眼镜品数，有好、不好、精好之品，首医可以知之，使之择入宜矣。”上曰：“然。”
首医懂得如何择选眼镜的样式和度数，这表明此时朝鲜宫廷对眼镜已经相当熟悉。
五、格物究理探精微
到了清代中叶，朝鲜人开始逐渐理解不同种类镜片的光学原理。“大抵制镜之法，要不过摄引开拓，惟在窈突正直长短厚薄之分。其射线易像，但有平行广行远近斜正之别也。”
这种新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朝鲜使臣与北京天主堂的长期交往。前面提到的西方传教士刘松龄、鲍友管就给过给朝鲜使臣不少光学的知识。他们向客人展示了天文望远镜，“置短凳使坐而窥望，持以窥天”。同时，天主堂的传教士还传授了小孔成像的知识，较早接受基督教思想的学者丁若镛(1762—1836年，朝鲜李朝学者、诗人。字美镛、颂甫，号茶山)后来这样描述小孔成像：
室于湖山之间，有洲渚岩峦之丽映带左右，而竹树花石丛叠焉，楼阁藩篱逦迤焉。于是选晴好之日，闭之室。凡牕棂牖户之有可以纳外明者皆塞之，令室中如漆。唯留一窍，取叆叇一只，安于窍。于是取纸版雪皑者，离叆叇数尺随叆叇之平突，其距度不同，而受之映。于是洲渚岩峦之丽，与夫竹树花石之丛叠，楼阁藩篱之逦迤者，皆来落版上。深青浅绿如其色，竦柯密叶如其形。间架昭森，位置齐整。天成一幅，细如丝发。遂非顾陆之所能为，盖天下之奇观也。所嗟风梢活动，描写崎艰也。物形倒植，览赏恍忽也。今有人欲谋写真，而求一发之不差。舍此再无良法。虽然不俨然端坐于庭心如泥塑人者。其描写之艰。不异风梢也。
在这里，丁若镛特别强调了“取叆叇一只”，可见朝鲜人已经不止于把眼镜用于辅助视力。朝鲜人还通过西学书籍弄懂了凸透镜的聚焦原理。懂得了如何取“叆叇之火”：
假有一楪，其圆如马蹄之大，则其所受太阳之暖，亦马蹄之大也。有术焉。马蹄之大，约之为菉豆之小，则其所受马蹄之暖，亦约之为菉豆之小也。布于马蹄而温者聚于菉豆，不大热乎?大热所触，火于是发。此叆叇所以此火也。
由此看来，眼镜在朝鲜的传播推动了物理学知识在该地区的传播。朝鲜人对于西学的最初兴趣就是从类似眼镜这样的器物中产生的，“西俗有天主学，明算数，工奇器，测候如神，妙于历象，汉唐以来所未有也”。
六、宿儒无此几虚生
眼镜还逐渐与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结合了起来，“国俗以眼镜为尊贵前不得着，少年贱者不得张，是果礼节之滥觞也。”
不过，尊者也并非都习惯于配戴眼镜。正祖就曾说：“予之眼视，渐不如前，经传文字，非眼镜则难以辨认。而眼镜乃二百年来初有之物也，带此临朝，有骇观瞻。”尽管如此，朝鲜君臣还是纷纷配上了眼镜，平民中的长者也不再怕眼镜“有骇观瞻”。
光学眼镜一经传人朝鲜半岛，立刻产生了社会心理学和美学上的深远影响。它融入了朝鲜士人的主观情感、审美意识和人格情趣，成为朝鲜人诗词中的重要意象。
由于最初的眼镜基本上都是供老人使用，因此眼镜作为一种美学意象不可避免地与“老朽”、“病弱”、“困窘”联系了起来。因此，清中期朝鲜人的诗作里大量出现了此类的描写。比如权万的这篇《独卧》：
独卧茅庐枕半肱，寒侵宿絮却凌兢。
今冬太白全埋雪，昨夜苏门已踏冰。
老去看书须眼镜，年来涉世剪心灯。
翛然细捡平生事，病败徒从一字矜。
南公辙燕行经宁远卫，路途艰辛，顿时心生旅愁，于是赋诗一首，其中说道：“长程无赖遣愁怀，叆叇多因看字揩。”眼镜已经俨然是疲惫惆怅的代名词。
同一物象，由于融入了不同的情志，所构成的意象就会不相同。对于隐士而言，眼镜就象征不落尘俗、穷且弥坚的君子风范。如申光洙的这首《崔北雪江图歌》：
崔北卖画长安中，生涯草屋四壁空。
闭门终日画山水，琉璃眼镜木笔笛。
朝卖一幅得朝饭，暮卖一幅得暮饭。
天寒坐客破毡上，门外小桥雪三寸。
何必灞桥孤山风，雪里但画孟处士。
待尔同泛桃花水，更画春山雪花纸。
由于眼镜有辅助视力的功能，眼镜又成了公正明察的代名词。孝宗朝时，有一位地方官员找名士南龙翼借眼镜，南龙翼遂于信尾附诗一首：
察得民艰烛吏情，使君为政已能声。
犹忧未遍逃亡屋，更借壶翁眼镜明。
无独有偶，诗人尹愭也把眼镜作为自我警示的物象。“祗将眼镜防昏翳，低首缄唇但奉公”。在另一首诗里，尹惜说道：
文章且莫遣人评，只系无名与有名。
自是不明悬眼镜，何由得正在心衡。
在这里，眼镜已经不单单是眼镜，它与东方的哲学、美学结合了起来，构成了朝鲜人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小小的眼镜，不知不觉中成了文化的重要载体。眼镜传人朝鲜半岛的过程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的过程，东西方文化通过眼镜这个载体在朝鲜半岛不断碰撞交融。从这一点上说，西洋眼镜的传播所蕴涵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通过多条不同的途径完成的，它们在时间上也是相互交错的。需要指出的是，来华的朝鲜使臣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的土人也积极地参与了互动。因此，眼镜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的过程，东西方文化通过眼镜这个载体在朝鲜半岛碰撞交融。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依然有颇多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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