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是非常平稳，很多人对现代文学的理解出现差异，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冲突性研究。如果人们想要在20世纪百年的历史中正确评估五四新文学的现实意义，就不能脱离对当代文学的真实评价。五四现代性研究的根本就是要正确理解五四现代性和中国现实情况的关系，人们只有历史地研中国的实际国情，才能让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民族认同、现代化融合起来。一切关于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研究，都离不开中国这个特有的环境，这让文学研究更有地方性。笔者从民族形式建构出发，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重新思考，分析当代文学如何继承五四现代化的理念，使其重新成为新时期的历史诉求。
民族形式，顾名思义，是指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各个民族逐渐形成的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艺术和文学形式。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民族形式，人们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其不仅仅局限在形式上，更多地包含中华民族和长期以来当代文学的双重解释。换句话说，如果脱离开中国新的理念方式，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无从谈起。不过，这不能简单说明中国理念能从当代文学的实践中分离出来，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建构对中国文学起到辅助或点缀作用。所有与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建构相关的作品，其内涵都包容中国理念，对这一理念进行新的理解和塑造。所以，对民族形式进行研讨，并不是要将内容和形式进行重复分解，真正需要学者研讨的是如何在实践活动中使民族形式、国家和文学建立历史性的关联。
为什么要研讨民族形式呢？研讨的意义在哪里呢？这就需要每个学者真正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境况和当时全球的历史境况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在当代文学时期，中国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们想要探讨民族形式，就要从中跳出来看一看，要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可，了解当代中国所处的周边关系是什么样的体系，以这些思想为基本视角来形成民族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社会主义，是当代文学对中国的自我表达和认同，而对民族形式的探讨，能更明显地体现出中国的实践过程是将自身置于世界的范围内和关系结构中。具体来说，它不是让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是要使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彼此依赖以达到共同塑造的目的。
中国当代文学，一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文学，二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变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这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关于当代文学，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其历史意义，都不能否认其与现代文学的差别。这就使當代文学真正超越了现代文学，其属于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学。
当代文学的实践过程不是一两句模棱两可的话能敷衍过去的，其发展史的研究需要做的是超越实践的主观性，在广阔的历史关系格局中重新研讨其文学和政治实践意义。这说明当代文学在实践过程中确有独特的内涵。无论是否肯定当代文学的内涵性所在，人们都缺乏确凿的理论语言来进行探讨。当代文学具有独特性，它正确地阐释了现代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解答了其特殊形式所产生的质疑。因此，这些都是民族形式问题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所提供的方法论。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第一，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面临如何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巨大压力；第二，作为一个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第三，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东方国家，虽然受西方理念影响，但是仍然努力建构具有自己民族形式的文学。以上三个方面的融合以及超克，最后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特性。如果人们能够理解这个复杂的过程，就能够轻易理解当代文学的独特历史实践基础。
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在不同程度上对当代文学产生了影响。一是作家的知识结构和体制性不同，如文学传播方式的不同、教育理念的不同等，作家的创作方式又回归到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专业化层面。二是当代文学的阅读范围和传播方向也有所变化，与城市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代文学的主要内容和题材，开始从工农兵慢慢向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转变，这是中国认同方式发生的根本变化。
新时期，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时，作家不再努力去乡下书写民族形式的现代性，或者将民族传统文化转化为革命的通俗描述，而是选择与城市现代化站在一起，把所有的民族传统认定为封建与落后，造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诉求产生直接冲突。
在中国特色的历史构成中，当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将回归现代文学，它所表现的文学制度和民族国家构想成为一体。让五四现代化重新成为新时期的历史诉求，体现自我意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反复性。在短暂的20世纪，它成为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投影，也成为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修饰之一。这个反复的过程遗漏了一个重点，就是当代文学在超克五四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特殊历史经验，以及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主体性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作者简介：刘媛媛（1980-），女，山东泰安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民族形式，顾名思义，是指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各个民族逐渐形成的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艺术和文学形式。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民族形式，人们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其不仅仅局限在形式上，更多地包含中华民族和长期以来当代文学的双重解释。换句话说，如果脱离开中国新的理念方式，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无从谈起。不过，这不能简单说明中国理念能从当代文学的实践中分离出来，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建构对中国文学起到辅助或点缀作用。所有与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建构相关的作品，其内涵都包容中国理念，对这一理念进行新的理解和塑造。所以，对民族形式进行研讨，并不是要将内容和形式进行重复分解，真正需要学者研讨的是如何在实践活动中使民族形式、国家和文学建立历史性的关联。
为什么要研讨民族形式呢？研讨的意义在哪里呢？这就需要每个学者真正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境况和当时全球的历史境况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在当代文学时期，中国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们想要探讨民族形式，就要从中跳出来看一看，要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可，了解当代中国所处的周边关系是什么样的体系，以这些思想为基本视角来形成民族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社会主义，是当代文学对中国的自我表达和认同，而对民族形式的探讨，能更明显地体现出中国的实践过程是将自身置于世界的范围内和关系结构中。具体来说，它不是让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是要使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彼此依赖以达到共同塑造的目的。
中国当代文学，一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文学，二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变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这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关于当代文学，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其历史意义，都不能否认其与现代文学的差别。这就使當代文学真正超越了现代文学，其属于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学。
当代文学的实践过程不是一两句模棱两可的话能敷衍过去的，其发展史的研究需要做的是超越实践的主观性，在广阔的历史关系格局中重新研讨其文学和政治实践意义。这说明当代文学在实践过程中确有独特的内涵。无论是否肯定当代文学的内涵性所在，人们都缺乏确凿的理论语言来进行探讨。当代文学具有独特性，它正确地阐释了现代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解答了其特殊形式所产生的质疑。因此，这些都是民族形式问题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所提供的方法论。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第一，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面临如何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巨大压力；第二，作为一个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第三，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东方国家，虽然受西方理念影响，但是仍然努力建构具有自己民族形式的文学。以上三个方面的融合以及超克，最后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特性。如果人们能够理解这个复杂的过程，就能够轻易理解当代文学的独特历史实践基础。
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在不同程度上对当代文学产生了影响。一是作家的知识结构和体制性不同，如文学传播方式的不同、教育理念的不同等，作家的创作方式又回归到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专业化层面。二是当代文学的阅读范围和传播方向也有所变化，与城市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代文学的主要内容和题材，开始从工农兵慢慢向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转变，这是中国认同方式发生的根本变化。
新时期，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时，作家不再努力去乡下书写民族形式的现代性，或者将民族传统文化转化为革命的通俗描述，而是选择与城市现代化站在一起，把所有的民族传统认定为封建与落后，造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诉求产生直接冲突。
在中国特色的历史构成中，当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将回归现代文学，它所表现的文学制度和民族国家构想成为一体。让五四现代化重新成为新时期的历史诉求，体现自我意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反复性。在短暂的20世纪，它成为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投影，也成为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修饰之一。这个反复的过程遗漏了一个重点，就是当代文学在超克五四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特殊历史经验，以及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主体性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作者简介：刘媛媛（1980-），女，山东泰安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