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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看到高考题，直后悔。“简单啊，简单，比我考高中都简单，我用左手都可以考北京大学啊！”
庞康养，1947年生。1968年插队。广东广业公司总经理。
星期天。
空气被北方的冷风洗得干干净净。
一辆流线型浅蓝色高级轿车滑过广州市广州大道中。“这是我们刚刚为公司拿下的地，将来是公司的总部。”
庞康养腾出一只手指点着偌大的一块绿地说。这里是寸土寸金的珠江新城。
今天，他和同事一起，掌管着广东省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中100多亿的资产。
老照片上的他，30年前，正在广西和广东交界的云开山脉深处的桉树林旁边，开荒种地。3个在堆放农具的仓库里居住的年轻人，现在一个是湛江师范学院的教授，廖伟祥，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白志健。这张用海鸥120相机拍摄的老照片，记录了庞康养22岁的一个瞬间。
这个来自雷州半岛的青年，在一个叫“新时代农场”的地方，断断续续度过了苦难但是快乐的8个月的苦力生涯。
“我是知青中的幸运者，当知青的时候和不当知青的时候，都很幸运。”他说。
窗外大雨将至，在几十平米的大办公室里，这个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的表情有些暗淡。
广州军区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庞康养，和中国近2000万知青一样，有相同的经历，却有不同的“知青后”的人生。
他的知青“毕业证”上，盖着广州军区建设兵团新时代农场的印章。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老总，我们很难把他和老照片里的那个青年联系在一起。
“知青河里有2000万水滴，我是幸运的被激到岸上的一滴。”他说。
那么多的泡影
1968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湛江一中高才生庞康养在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后不久，顺利地和200名男女各半的高中初中的少男少女奔赴云开大山插队。
离开城市，唱，累了，停。越走越偏僻。女孩子开始哭。到了目的地，所有的人都哭了。这是他们漫长知青生涯的第一天。
1974年，他所在的兵团解散，他必须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位置。
这一年，庞27岁。
1974年的转折，给了庞康养比在兵团的大多数知青更多的机会。当知青的几年里，庞因为突出的知识水平和卓越的组织能力，在建设兵团的几个师里，大有名气：他可以一个人组织200人到400人的文艺宣传演出。
庞在兵团入了党，更被领导厚爱，照顾到湛江农垦第一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
这个从小拣番薯、吃荔枝核、吃甘蔗梢，考高中的时候饿得昏倒在桉树下的孩子，并不认为知青的生活有多苦，“苦的是那些城里的孩子们”。
在工厂，除了兼职政治处干事和团委副书记外，他在制造拖拉机部件的车间里，面对熊熊火炉进行热处理。车床工，炉前工，他都干得不错。
在充满斗争的年代，自认为适应能力很强的庞并没有太多选择的机会。
1975年，当官的机会在他面前微笑过一次。当时机关准备提拔他为副处级干部。“那时才20多岁呀。”
现实跟他开了个玩笑，因为他继母是地主出身，姨妈又在香港，当时的广东省有一个六条指示，这些人要“慎用”。
庞于是把他的脸转向了他喜爱的文艺：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在湛江招人，而符合条件的非他莫属。单位惜才，拦着不放，庞去恳求一把手，也没有结果。
从事政治，没有了机会；当作家的梦，也成了泡影，这个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前程，已经有点绝望了。
后来，庞康养到农垦局宣传处当了一名于事。这时，他似乎走到了仕途的起点。
1976年，粉碎“四人帮”，老同志纷纷归队，被报批宣传处副处长的庞，为了老同志，向后靠，被安排到华侨农场担任“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副队长、厂党委常委，享受副处级待遇，直到1977年，搞了10个月的运动。
我用左手都可以考北京大学啊
“啊，1977呀，我想我的梦要成真了啊！”庞在2006年的一个午后，拍着大腿激动地说。
事实上，高考制度恢复，给这个年轻人的，是一个棒槌。
由于他的工作能力出色，单位不肯放他去高考，说他水平和大学生差不多，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他只好放弃。后来他看到高考题，直后悔。“简单啊，简单，比我考高中都简单，我用左手都可以考北京大学啊！”
庞没有怨天尤人，“不能责怪什么，那是一个时代。”
但当时他的情绪陷入了谷底，“非常难受，自己可以去，但去不了。到处都去不了。”
1978年，庞把复习高考的书籍送了人，彻底放弃大学的梦想，一心一意干自己的工作。
1981年，庞34岁。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机会了。广东省委党校招生的信息给他燃起了最后一星希望的火花。
他只符合一个标准，35岁以下。
不是大专生不许报名。高中生庞在朋友的引荐下，到湛江水产学院找到一位教授测试他的水平。教授对他的朋友说，“你们不要再卡他了，不要耽误人家。”
终于，他拿着工作能力和高中学历的证明到湛江党校报名参加考试去了。接待的老师看着这个够不着考学门槛的人说：“你就是庞康养?在湛江，你不能报名，还有谁能报名呢?”
复习了20多天，庞便以全省第三名、两个全省单科状元的成绩，考入省委党校本科班。当年的第一名，后来当了省委党校副校长，第二名当了厅级干部，第三名的庞，在前进路上，继续周折。
一个人，—个公章，—个包，800万，盖一座大楼
1984年，庞从党校毕业。在学校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的庞，崭露出政治和专业技术的双重才能，成为有关部门的争夺对象，在几个省委常委的签字和几个部门的力邀之后，庞还是选择去了省农垦局。
1985年初，庞开始在经济领域初显身手。他被要求在荒草遍布的天河区的空地上，竖起一座超过20层的大楼。
“简直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人，一个公章，一个包，800万，要盖一座大楼。”
1987年，名称为燕岭大厦的宾馆耸立起来了。当年便生意兴隆，经常爆满。
“如果我贪婪，这个时候最好赚钱，人家拿的不是一张一张的钱啊，都是厚厚的信封啊！”
他从燕岭大厦筹备处主任到总经理、党组书记，到董事长，干了10年。
在党校拿到了经济学文凭的庞，开始在经济领域里驰骋。“一个穷孩子，能够掌管国家财富的钥匙，简直是神话。”他说。
1994年，父亲去世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没能在父母身边尽孝。
他决定放弃到北京某部委做司长的机会，留在广东，他不忍撇开继母，撇开家庭。
2000年，广东进行机构改革和政府机构重组，庞从广东省乡镇企业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就任广东省广业公司总经理一职。
在这个位子上，庞康养和他的同事们，运作着高达100多亿元的国有资产。
庞的公司有一个计划，2007年营业收人达到150亿元，年利润达到4亿元。
有趣的是，这家庞大的国营公司的一项业务恰好和桉树有关——生产桉树木片。而庞在初中改高中的时候，曾经饿昏在桉树下边。
“我在知青群落里，不算什么。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被时代愚弄，但是我们，不管是贫穷的知青还是像我这样的成功的商界知青，我们为了这个国家，奉献了整个生命。”
他有一个当知青的时候，借助“职权”“泡”来的恩爱到现在的太太，有一个聪明的儿子，一个不大的家。
他不愿意回顾过去了。他不知道该对他的伙伴们说什么，因为他什么都有，房子、孩子、妻子，不错的收入，不错的位子。
他的近2000万的知青兄弟姐妹中，到现在很多都没有这些。
“我的一些知青朋友连病都看不起。我也不敢说自己生活有多么满足。我不知道给他们说什么。我只是尽力做好该做的事情，就是对知青生涯最好的报答。我希望国家安定。如果国家里的人群，再有像我们这一代的遭遇，就会再影响下一个30年。我们一个2000万的群体，已经影响到现在1亿人的心态和发展啊。”
庞回到湛江，几个电话，就能招来100多个知青相聚。当地的官员说，我们想召集，都没办法召集。“人要有良心，才有人缘，”他说。
“我不敢见和我一样经历的知青。我宁愿在知青的小圈子里叙旧，而不愿意去面对庞大的陷入窘境的兄弟姐妹。因为我太幸运。”
“历史记着我们为这个国家的贡献就可以了，真正要关注的，是知青的后代。能让我们知青的孩子，得到父母失去的心灵的和现实的补偿，让他们有安稳的生活，我们就安心了。”
庞康养说了这句话，回家了。
家里，有为了爱情，放弃到香港定居的太太。
庞康养，1947年生。1968年插队。广东广业公司总经理。
星期天。
空气被北方的冷风洗得干干净净。
一辆流线型浅蓝色高级轿车滑过广州市广州大道中。“这是我们刚刚为公司拿下的地，将来是公司的总部。”
庞康养腾出一只手指点着偌大的一块绿地说。这里是寸土寸金的珠江新城。
今天，他和同事一起，掌管着广东省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中100多亿的资产。
老照片上的他，30年前，正在广西和广东交界的云开山脉深处的桉树林旁边，开荒种地。3个在堆放农具的仓库里居住的年轻人，现在一个是湛江师范学院的教授，廖伟祥，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白志健。这张用海鸥120相机拍摄的老照片，记录了庞康养22岁的一个瞬间。
这个来自雷州半岛的青年，在一个叫“新时代农场”的地方，断断续续度过了苦难但是快乐的8个月的苦力生涯。
“我是知青中的幸运者，当知青的时候和不当知青的时候，都很幸运。”他说。
窗外大雨将至，在几十平米的大办公室里，这个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的表情有些暗淡。
广州军区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庞康养，和中国近2000万知青一样，有相同的经历，却有不同的“知青后”的人生。
他的知青“毕业证”上，盖着广州军区建设兵团新时代农场的印章。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老总，我们很难把他和老照片里的那个青年联系在一起。
“知青河里有2000万水滴，我是幸运的被激到岸上的一滴。”他说。
那么多的泡影
1968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湛江一中高才生庞康养在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后不久，顺利地和200名男女各半的高中初中的少男少女奔赴云开大山插队。
离开城市，唱，累了，停。越走越偏僻。女孩子开始哭。到了目的地，所有的人都哭了。这是他们漫长知青生涯的第一天。
1974年，他所在的兵团解散，他必须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位置。
这一年，庞27岁。
1974年的转折，给了庞康养比在兵团的大多数知青更多的机会。当知青的几年里，庞因为突出的知识水平和卓越的组织能力，在建设兵团的几个师里，大有名气：他可以一个人组织200人到400人的文艺宣传演出。
庞在兵团入了党，更被领导厚爱，照顾到湛江农垦第一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
这个从小拣番薯、吃荔枝核、吃甘蔗梢，考高中的时候饿得昏倒在桉树下的孩子，并不认为知青的生活有多苦，“苦的是那些城里的孩子们”。
在工厂，除了兼职政治处干事和团委副书记外，他在制造拖拉机部件的车间里，面对熊熊火炉进行热处理。车床工，炉前工，他都干得不错。
在充满斗争的年代，自认为适应能力很强的庞并没有太多选择的机会。
1975年，当官的机会在他面前微笑过一次。当时机关准备提拔他为副处级干部。“那时才20多岁呀。”
现实跟他开了个玩笑，因为他继母是地主出身，姨妈又在香港，当时的广东省有一个六条指示，这些人要“慎用”。
庞于是把他的脸转向了他喜爱的文艺：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在湛江招人，而符合条件的非他莫属。单位惜才，拦着不放，庞去恳求一把手，也没有结果。
从事政治，没有了机会；当作家的梦，也成了泡影，这个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前程，已经有点绝望了。
后来，庞康养到农垦局宣传处当了一名于事。这时，他似乎走到了仕途的起点。
1976年，粉碎“四人帮”，老同志纷纷归队，被报批宣传处副处长的庞，为了老同志，向后靠，被安排到华侨农场担任“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副队长、厂党委常委，享受副处级待遇，直到1977年，搞了10个月的运动。
我用左手都可以考北京大学啊
“啊，1977呀，我想我的梦要成真了啊！”庞在2006年的一个午后，拍着大腿激动地说。
事实上，高考制度恢复，给这个年轻人的，是一个棒槌。
由于他的工作能力出色，单位不肯放他去高考，说他水平和大学生差不多，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他只好放弃。后来他看到高考题，直后悔。“简单啊，简单，比我考高中都简单，我用左手都可以考北京大学啊！”
庞没有怨天尤人，“不能责怪什么，那是一个时代。”
但当时他的情绪陷入了谷底，“非常难受，自己可以去，但去不了。到处都去不了。”
1978年，庞把复习高考的书籍送了人，彻底放弃大学的梦想，一心一意干自己的工作。
1981年，庞34岁。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机会了。广东省委党校招生的信息给他燃起了最后一星希望的火花。
他只符合一个标准，35岁以下。
不是大专生不许报名。高中生庞在朋友的引荐下，到湛江水产学院找到一位教授测试他的水平。教授对他的朋友说，“你们不要再卡他了，不要耽误人家。”
终于，他拿着工作能力和高中学历的证明到湛江党校报名参加考试去了。接待的老师看着这个够不着考学门槛的人说：“你就是庞康养?在湛江，你不能报名，还有谁能报名呢?”
复习了20多天，庞便以全省第三名、两个全省单科状元的成绩，考入省委党校本科班。当年的第一名，后来当了省委党校副校长，第二名当了厅级干部，第三名的庞，在前进路上，继续周折。
一个人，—个公章，—个包，800万，盖一座大楼
1984年，庞从党校毕业。在学校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的庞，崭露出政治和专业技术的双重才能，成为有关部门的争夺对象，在几个省委常委的签字和几个部门的力邀之后，庞还是选择去了省农垦局。
1985年初，庞开始在经济领域初显身手。他被要求在荒草遍布的天河区的空地上，竖起一座超过20层的大楼。
“简直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人，一个公章，一个包，800万，要盖一座大楼。”
1987年，名称为燕岭大厦的宾馆耸立起来了。当年便生意兴隆，经常爆满。
“如果我贪婪，这个时候最好赚钱，人家拿的不是一张一张的钱啊，都是厚厚的信封啊！”
他从燕岭大厦筹备处主任到总经理、党组书记，到董事长，干了10年。
在党校拿到了经济学文凭的庞，开始在经济领域里驰骋。“一个穷孩子，能够掌管国家财富的钥匙，简直是神话。”他说。
1994年，父亲去世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没能在父母身边尽孝。
他决定放弃到北京某部委做司长的机会，留在广东，他不忍撇开继母，撇开家庭。
2000年，广东进行机构改革和政府机构重组，庞从广东省乡镇企业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就任广东省广业公司总经理一职。
在这个位子上，庞康养和他的同事们，运作着高达100多亿元的国有资产。
庞的公司有一个计划，2007年营业收人达到150亿元，年利润达到4亿元。
有趣的是，这家庞大的国营公司的一项业务恰好和桉树有关——生产桉树木片。而庞在初中改高中的时候，曾经饿昏在桉树下边。
“我在知青群落里，不算什么。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被时代愚弄，但是我们，不管是贫穷的知青还是像我这样的成功的商界知青，我们为了这个国家，奉献了整个生命。”
他有一个当知青的时候，借助“职权”“泡”来的恩爱到现在的太太，有一个聪明的儿子，一个不大的家。
他不愿意回顾过去了。他不知道该对他的伙伴们说什么，因为他什么都有，房子、孩子、妻子，不错的收入，不错的位子。
他的近2000万的知青兄弟姐妹中，到现在很多都没有这些。
“我的一些知青朋友连病都看不起。我也不敢说自己生活有多么满足。我不知道给他们说什么。我只是尽力做好该做的事情，就是对知青生涯最好的报答。我希望国家安定。如果国家里的人群，再有像我们这一代的遭遇，就会再影响下一个30年。我们一个2000万的群体，已经影响到现在1亿人的心态和发展啊。”
庞回到湛江，几个电话，就能招来100多个知青相聚。当地的官员说，我们想召集，都没办法召集。“人要有良心，才有人缘，”他说。
“我不敢见和我一样经历的知青。我宁愿在知青的小圈子里叙旧，而不愿意去面对庞大的陷入窘境的兄弟姐妹。因为我太幸运。”
“历史记着我们为这个国家的贡献就可以了，真正要关注的，是知青的后代。能让我们知青的孩子，得到父母失去的心灵的和现实的补偿，让他们有安稳的生活，我们就安心了。”
庞康养说了这句话，回家了。
家里，有为了爱情，放弃到香港定居的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