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民国教育家陶行知的人知道，他有篇著名的纲领性文章叫《我们的信条》，其中谈到了个人的教育信念和理想。而比之更有名的，是他的“洋师父”写的《我的教育信条》，秉此，才有了后来影响世界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明日之学校》等一系列传世著作。对，这个人就是杜威。
　　由罗德红和杨小微老师翻译的杜威系列文章集合而成的书目，取名就叫《我的教育信条》。全书分为“教育心理”、“教育哲学”和“教育实验”三个部分，这暗中对应了杜威先生心理学家（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哲学家（曾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教育家（创办实验学校及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三种身份。这三种身份彼此交错、联接、影响，成为其“实用主义集大成者”的鼎立三足。从书的排列看，前两个部分，又是第三部分的基础，第三部分亦是前两者在教育领域的悄然投射，从中不难看出编者的良苦用心和巧妙构思。
　　心理学，或者说教育心理学，是杜威一直引以为豪并格外重视的科学支撑。在他眼里，传统的工业逻辑下培训技术劳动力的灌输方式，已经严重背离了教育的本身。他要做的，是正本清源，是将“人”作为主体，重新确立到实用主义价值观下的教育立场中去。这个“人”的观念，在杜威的教育信条中，就是“经验”，他一生坚持教育是“经验的改造”，不研究儿童的心理，不了解他们的需要，不在乎他们的兴趣，是不足以谈教育的。他在书中说：“教育学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儿童现有的、未加工的、本能的经验，成人意识中完整的和系统的知识如何能逐渐地发挥作用。”
　　如果能从心理学出发，就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儿童的世界具有整体性，而不会被各种学科分割得支离破碎。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所用的“科学”一词，本就是舶来品，由梁启超先生取自于日文，本是“分科学习”之意。相比传统学习方式，分科学习显然有助于孩子更系统、深入地了解世界，但前提是不能伤害孩子对世界的整体认识。40多年前，美国内华达州发生一桩奇特的诉讼案。一位妈妈状告幼儿园剥夺了自己孩子的想象力——原来，这位母亲发现幼儿园早早教孩子认识英文字母“O”，这势必限定了孩子的思维。从此，她女儿见到圆圈就不再想象为太阳、苹果、鸟蛋等圆形物体，而只剩下单色世界里的一个抽象符号。
　　二是儿童的知识组成天然地表现为非结构化、非系统化，也不是科学的，他们只能以自己的认知能力为基础，凭着兴趣、经验、愿望，在个人身处的环境中感知世界、描绘世界，并与世界交互。如果教育者不是一味强调“系统”“科学”，而是尊重儿童的自行选择，教育常会生发有奇妙的效果来。陕西大荔县有一个名叫史丰收的孩子，二年级上数学课时听到老师说“四则运算必须从低位算起”，便异想天开地提问：“可不可以从高位向低位算呢？”老师没有打击他，而是鼓励他去研究。没想到三年后，他真的研究出一套新的加、减、乘、除的规律来，而且速度还是算盘的好几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赞誉说：“‘史丰收速算法’是教育科学上的奇迹，应该向世界各国推广。”
　　杜威也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小学的最初阶段，大多数学校会教儿童如何在划好的格子内正确地写字（在我国，“田字格”可是很多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要求横平竖直，字字规范，行行齐整，但研究表明此时他们的肌肉、神经、眼睛、双手都没有成熟到足够用笔进行如此精确而细致的训练。“不夸张地说，钢笔比剑难以驯服”。真正的训练应该是怎样的？是利用生活中所见的广告牌、楼宇的名称、街道上的路标等一切能出现汉字的地方，在潜移默化的濡染中让孩子认字、写字和用字。这一思想，就是杜威说的“学校即社会”。
　　显然，不管是课堂，还是教材，杜威一直摒弃机械施行的统一模式，而是以提供环境，让学生自己在“雏形的社会”中感受、领悟、生长为教育信条。“心理化”成为其不停奔走呼吁的一个关键词。对此，笔者在一次教学中颇有感受。
　　讲到地形塑造，我以“洲”为例，正说到“洲，指水中的……”下面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同学们听到，纷纷扭头看，并哄笑了起来。课也自然被打断了，有人安慰我说：“老师别在意，他老这样。”
　　我却心念一动，感觉可以导引一二，遂主动“示弱”，请那位学生谈谈这句话的意思。他有点不好意思，扭扭捏捏地站起来：“就是水鸟在水中歌唱”。一听有谱，便继续鼓励：“你很厉害，连两三千年前的《诗经》也有所了解。但请问这个‘洲’指什么？”“指水里。”“哦？讲讲理由。”
　　“因为这个字是三点水旁啊”，他倒也直率。
　　既然说到这里，我觉得，恰是点题的好时机，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三个横排的小圆圈，相间处，再添三条呈“S”型的纵线——“古人画三个‘S’表示流水之势，慢慢地，演变成今天的‘水’字；用三个小圆圈表示水中的陆地，比如小岛之类。这整幅图正是我们今天的‘州’字。而且，‘州’是‘洲’的本字，因为后被借用成行政单位了，比如苏州、常州，就只好另造一个‘洲’字来替代。”
　　在对“洲”的分析中，大家鸦雀无声，因为这个字几乎天天都能见到，却想不到其中另有天地。于是，一个个格外认真，甚至我在讲到《诗经》时也是如此。这就颇让人感慨，其实一堂“活”课的功夫，还真在课外。于是趁热，我将《诗经》的“四言”与唐诗的“七言”进行比较，让大家体会到“节奏”这一要素的变化，继而过渡到教学内容：“其实，地球、岩层也有自己的‘节奏’，或者叫‘韵律’，一旦紊乱，就会出现大的构造运动……”
　　汉字，可以说是个人经验中最具心理化的一面。其独特性和感染力将大大提升学生的兴趣。杜威也从词源的角度分析“兴趣”说：“它的词根是inter-esse，意思是两者之间……兴趣标志人与材料以及行动结果距离的消失，它是使它们产生有机联系的手段。”在他眼里，兴趣就如同是一种黏合剂，将儿童现有的经验与他们所学的对象无缝对接，而黏合的关键在于教师是否从学生的角度设计教法、运用教材。
　　从作为“兴趣”的黏合剂，到实现人与社会的“黏合”，中间跨越的，是从心理学到哲学的嬗变。杜威的理想在于，让每个人都在实用主义的启示下，认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并改善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所谓实用主义，用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的话说：“认识源于经验，人们所认识的，只限于经验。所谓真理，无非就是对于经验的一种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它就是真理，是对我们有用。有用就是真理。”杜威将之投射到教育上，就是著名的“从做中学”，这种意义的学习，不单是某一学科知识，而是立足在儿童生长整体的前提下，融会贯通于各门科学知识。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杜威在书中以“木工制作”为代表，通过观察、研究树的生长所需的气候、土壤、水源，以及产地等学习地理；在对树木各个部位的测量、记录中学习度量的知识；利用木材市场、运输、人工成本学习商业；从木材的燃烧、灰烬、木炭和水中学习化学；通过热胀冷缩、楔子和杠杆的作用学习物理；通过前人对木材的运用学习建筑、绘画、生产等历史知识……在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学习中，几乎所有学科都被统一了起来，但“教材”就是生活本身，经验的增长就来自于身临其境的动手动脑，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真问题、真思考、真解决，来自于对“有用”（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的坚守和实践。一言蔽之，这正像杜威所总结的：“当儿童的问题是出自从事的活动时，解决会遇到较少的阻力，儿童最容易学习；激发萌芽状态的能量，使儿童最有效地学习。”
　　所以，读这本书，总能在不经意间，会带给我们许多启发，乃至颠覆——虽然其中大部文章都写于一个世纪以前。比如，教学情境真的是“设置”的吗？所谓“设置”，仍然有着人为雕饰、虚假的痕迹，杜威感叹，教师常会洋洋得意地诱导学生一步步迈向自己设置的“陷阱”（或“标准答案”），这究竟是学生之幸，还是学生之悲？我们十年如一日的“3R”训练（读、写、算）与学生的心理年龄和发展需要有多大的契合度？康德说，“教育就是能够交托给人的最大的问题和最困难的问题。”这句话不妨理解为，当我们习惯默许、汲汲矻矻的教育耕耘时，究竟是“诲人”还是“毁人”？
　　教育的很多源头性问题，都可以从这本书中“听”到作者振聋发聩地向传统教育发出挑战的质问声。杜威所要做的，是在心理学、生理学、脑科学的坚实基础上，用“实证”或“实验”的方法揭示教育客观规律，一如他年轻时深受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一样。这才是他真正的教育信条，是他用以和各种心灵鸡汤、山头宗派、循旧教条抗争的秘密。如果能理解这一点，那作为他的中国学生，陶行知先有“山海工学团”，后推“科学下嫁”、“教学做合一”，包括胡适、陈鹤琴、蒋梦麟、张伯苓等一批杜氏门生的教育理想和实践，就是他的思想在这片热土上的改造和发扬。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教育信条》打开的是其实一扇连接过去、反思当下、启照未来的大门。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市通州金沙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