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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很多人还在上学，他则通过考试正式成为了中银（香港）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
40年，很多人也许已经跳槽无数。他却一直在“中银”耕耘着并将继续为之奋斗直至退休；
92万，这是某笔账一天的利息。在常人眼里，银行一天的利息微不足道，而他用智慧为国家挽回了这笔损失。
1996亿，相当于1998年香港政府财政所有的一半。而这笔巨额土地基金资金的获得离不开他的管理与贡献。
他就是——吴亮星先生——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银（香港）有限公司营运部总经理、集友银行副董事长、香港银紫荆勋章获得者、太平绅士。
他谈吐平和而不脱离实际，温文尔雅且喜欢读书，他的言语中又分明有一颗爱国的红星在熠熠发亮。哦！原来他是一个智者。
理性：面对金融风险和参政议政
吴亮星，1949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鹤山。1967年中学毕业后，他通过考试成为中银（香港）有限公司的职员。对工作的热情和投入并没有让他放弃学习的机会，恰恰相反，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1976年，中银集团实现电脑化，他到浸会学院（浸会大学前身）上夜班，进修电脑和管理。1987年，为了未来的发展，他又到澳门东亚大学攻读法律文凭和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学而致知，学贵在思。面对风云变幻的金融市场和纷繁复杂的政治问题，置身其中的人应当怎样？他选择理性的应对：秉承专业的技能和精神，了解社会的心态与实际。
和客户打交道是吴亮星在银行的工作，而客户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有卖早餐的小贩、做保洁的工人，也有开公司的大老板、政府官员。有的为个人理财而来，还有的是为了公司资金合理的利用。他善于学习、勤奋努力，很快，根据不同客户的经济情况，他能向其推荐适合的存贷款金融产品，他擅长和客户沟通，既能留住客户，又能让他们放心。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公司营运部总经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他恪尽职守、全情投入的品格也得到了上司的肯定。1988年，吴亮星成了三位中央委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受托人之一。
1986年8月1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信托成立。成立的原因要追溯到到中英谈判。就当时港英政府卖土地的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控制香港土地，防止被卖光”。随后，这一主张促成了一个机构的诞生。在《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中规定，自声明生效之日起（1985年5月27日）至1997年6月30日止，港英政府从土地交易所得的地价收入，在扣除开发土地平均成本的款项后，由港英政府与日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均等平分。基金成立后，安排了三名中英土地委员会的中方代表担任受托人，在这三人中，吴亮星负责就基金投资和管理方面提供意见并参与管理，这个任务艰巨，因为基金收入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回归后港区政府的财政状况和库房收入，对维持香港金融中心的位置有重要意义。无疑，这份工作要承受巨大压力，也担负着很大的风险。怎样才能管理好这些基金呢？拥有金融家敏锐与细致，富有强烈国家责任感的吴亮星不会忽视任何一个细节。
正因为如此，他才不会让突如其来的台风将92万港元刮走。有一天中午12时前，香港天文台挂起八号风球，全港所有的金融机构即时停业，而那一天恰好有一大笔地价收入要从港英政府拨入特区政府的土地基金，银行停业意味着该批款项无法当天入帐只能次日办理。他知道此事后，和港英方交涉，要求支付滞留一天的利息，即92万港元。后英方同意支付。
从1986年到1997年十年间，香港金融市场不断遭受波折，凭借着自己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了解和洞悉，他与秘书处管理下的这笔基金由最初的7亿港元变成了1996亿元。
“当天晚上（香港回归前夜），当钱其琛外长将这张近2000亿元的支票交给香港特首董建华时，很多人都想摸摸那张支票。”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呢？这张支票里流淌着他的智慧和汗水，而当这一天得以圆满的时候，他和100多名员工完全有理由获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更鲜为人知的是，正是这笔资金，使刚刚成立的香港特区政府在面对98金融危机时有足够的财力来插手股市干预经济并起到作用，因为这笔资金是当时特区政府财政的50%。他说，“在土地委员会管理基金的工作至今令我感到欣慰。”
从基金顺利移交特区政府至今，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里，他历任香港临时立法会议员，第一、二届立法会议员，2003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从政的吴亮星选择的依然是理性。他不冲动、不冒进，平心静气、讲求实际。对于香港的民主进程问题，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是他的主张。他幽默地说，民主究竟紧不紧迫？你给“饭票”还是“选票”？很多选民会选择饭票。在他看来，解决香港民主问题，最重要的是香港经济的繁荣，踏实与稳定。他说：“解决文化较低的基层人员的工作与收入，使他们不难生活，才能更好地实现民主。如果在市民就业都不稳定的情况下就直选，会使民粹主义和福利主义抬头。因为香港大多数市民处在基层，他们要的是福利。继而议会就会制定法律找政府要高福利，政府只好加税，而加税同样是市民反对的。”简单的几句话就表达出基层人士经济欠发达时推行激进民主会走进死胡同的深刻道理。
无论在金融界还是政坛，他都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靠的是什么？是中庸？非也。他所演绎的其实是一门艺术：他不是简单地在“左中右”三点一线构成的平面上选择，他融入这一平面而又超乎其上。
艺术：在人际交往和原则立场之间
人际交往的协调与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作为中银（香港）有限公司营运部总经理，吴亮星率领着1200人的团队。他带领下的队伍员工之间关系协调、积极进取，力求为银行取得更好成绩，获得股东的认同。谈到管理经验，他首先提到的是总部规章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规定。接着他介绍了营业部门下面的分支机构。轻描淡写画出了他的内敛与实干。而实际上“活”也是他的另一追求。他在出任中行参股的鼎协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时，除了他请书法家写公司的招牌外，还写了个“活”字。中行在香港的金融业排名第二，但吴亮星却充满了忧患意识。他说，香港竞争太激烈，营销产品要有竞争力，客户关系服务要到家，还要注重效率。
如果说在企业规定的大纲之下求“活”是一种管理艺术彰显的话，那么政坛之上的交际艺术则更为微妙。
参与了政治，也就注定要处理“合作或斗争”的问题，有斗争就有妥协或坚持。在吴亮星看来，妥协并不是简单的退让，在妥协与原则之间有着无尽的想象空间。不过，斗争绝不是疾人如仇。他说：“香港政坛内可谓知己知彼，各方都会根据各自的背景推算出各自的立场，不会怀着不实际的想法。如果对方政治理论和政治观念不同时，双方都会坐下来谈，十分客气。但最终会按照程序，有一个投票结果出来。”说完这番话，他又加上一句“其实这些对人有很大锻炼的。”这种乐于学习、接受磨砺的心态让闻者慨叹不已：既不庸俗谄媚、也不惟我独尊。于是，他交上了许多好朋友。
1997年，为了使香港政府能够顺利过渡为“一国两制”的、有稳定法制的特区，香港临时立法会成立，吴亮星被选为该会议员，他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义不容辞！此后，他在政坛的路越走越顺，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00—2004年，他不仅当选为第二届立法议员，而且成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副主席、立法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副主席。
吴亮星成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似乎也是波澜不兴，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耐人寻味。人大选举期间，他不停地打电话拉票，而这时候他感染了咽喉炎几近失声，一次，他给一位选委打电话，对方竟把他当成了另一候选人。最后，他改变策略，向选委发函件，对自己未能致电道歉并希望获得支持。本来他的参选就有不少朋友的鼓励，加上平时他工作时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使他最后顺利占据一席。透过这件事情，一位参选者的真诚与灵活也清晰可见。成为人大代表后，他这样陈述自己的抱负：本人希望通过参与人大议政工作，协助本港工业、商业、渔业、农业、专业及各类服务业的发展，并把握祖国加入世贸的机遇，拓展北上发展空间，让国家与特区共同繁荣。
有人担心大陆发展繁荣后，一些地区会取代香港的地位。吴亮星认为香港人不应当把担心放在前面，不要总想大陆地区会不会取代香港，而应多想想自己是否争气。话语中迸发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大气坦荡的胸襟。他说：“内地的金融改革面临着三大问题：法律法规的完善，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水平的提高，以及廉洁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会为国家建言献策。中国入世以及内地市场开放为香港金融业提供了无限商机。我可以借助人大代表的身份，把最新的消息带到香港，使香港从中得益。”
从吴亮星的思想中，让人领悟到：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是国家与地区之间，比如，香港特区与国家之间怎样更好地处理好关系，用好“一国两制”，同样需要艺术，一种大艺术。
爱国：成就背后的这颗心
有人这样评价吴亮星：在事业的路途上，他屡次获得垂青，故能把事业不断推向高峰，听起来，他可真幸运，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和才华。诚如斯言，不妨再深究一下，是什么力量激励着他不断地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才华？成就的背后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爱国心。
当记者问：“在您从政的时间，您认为自己可圈可点的地方在哪？”原以为他会说某次自己的政见得到认同或一次得到嘉奖的时刻，他的回答另人颇感意外而又在情理之中——观礼香港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他记忆犹新：“那天下了很大的雨，仿佛要将那百年的耻辱冲刷干净。”他激动万分：“那既是最后一夜，也是新的一天。”他开怀大喊：“终于可以做自己国家的议员了！”
爱国心的使然，他说人生中两次最难忘的记忆都是关于祖国的——一次是为国家管理基金，一次是香港回归。爱国心的使然，在工作之外，他兼任多种公共职务：三任立法会议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房屋委员会委员，九广铁路公司管理局成员，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执行委员，岭南大学校董及谘议会成员，输入优秀人才计划遴选委员会委员，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谘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董，香港渔业发展贷款基金顾问委员会委员等等。他在有些机构发挥的作用已是公德圆满，如担任输入优秀人才计划遴选委员会委员。而另一些机构少人关注却意义深远，如香港渔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及发展贷款基金顾问委员会。这一关心香港渔业发展的举动面临的不仅是香港渔业发展空间小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课题。众所周知，香港开岛就是渔港，渔民是最早的香港人。
爱港爱国，爱国爱港。从爱港敬业到参政议政，吴亮星身体力行，亲见亲为，一路走来，拭掉额头的沧桑，留守爱国的青春。
吴亮星喜欢打网球，游泳，看各种各样的书籍。2004年他没有再参选香港立法会议员，他将多数时间放在了工作上，他现在是中银（香港）有限公司营运部总经理，集友银行（中银下的一个分公司）副董事长。在中银，这已经是第40个年头，其间虽然从事了不少公职，但他从未离开，也从未走远。也许，在这里他能找到自己人生最好的诠释方式“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有对金融事业的热爱，也挚爱着自己的祖国。
记者问：“你会不会参选下一届人大代表？”
他说：“我还没考虑参不参选的问题。但明年如果参选就希望选上，选上就能更好地帮助特区和国家。一个人可能起不了太大作用，但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来做。因为一个人可以将火点热。”
吴亮星先生座右铭：
爱中国 爱银行
40年，很多人也许已经跳槽无数。他却一直在“中银”耕耘着并将继续为之奋斗直至退休；
92万，这是某笔账一天的利息。在常人眼里，银行一天的利息微不足道，而他用智慧为国家挽回了这笔损失。
1996亿，相当于1998年香港政府财政所有的一半。而这笔巨额土地基金资金的获得离不开他的管理与贡献。
他就是——吴亮星先生——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银（香港）有限公司营运部总经理、集友银行副董事长、香港银紫荆勋章获得者、太平绅士。
他谈吐平和而不脱离实际，温文尔雅且喜欢读书，他的言语中又分明有一颗爱国的红星在熠熠发亮。哦！原来他是一个智者。
理性：面对金融风险和参政议政
吴亮星，1949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鹤山。1967年中学毕业后，他通过考试成为中银（香港）有限公司的职员。对工作的热情和投入并没有让他放弃学习的机会，恰恰相反，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1976年，中银集团实现电脑化，他到浸会学院（浸会大学前身）上夜班，进修电脑和管理。1987年，为了未来的发展，他又到澳门东亚大学攻读法律文凭和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学而致知，学贵在思。面对风云变幻的金融市场和纷繁复杂的政治问题，置身其中的人应当怎样？他选择理性的应对：秉承专业的技能和精神，了解社会的心态与实际。
和客户打交道是吴亮星在银行的工作，而客户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有卖早餐的小贩、做保洁的工人，也有开公司的大老板、政府官员。有的为个人理财而来，还有的是为了公司资金合理的利用。他善于学习、勤奋努力，很快，根据不同客户的经济情况，他能向其推荐适合的存贷款金融产品，他擅长和客户沟通，既能留住客户，又能让他们放心。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公司营运部总经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他恪尽职守、全情投入的品格也得到了上司的肯定。1988年，吴亮星成了三位中央委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受托人之一。
1986年8月1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信托成立。成立的原因要追溯到到中英谈判。就当时港英政府卖土地的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控制香港土地，防止被卖光”。随后，这一主张促成了一个机构的诞生。在《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中规定，自声明生效之日起（1985年5月27日）至1997年6月30日止，港英政府从土地交易所得的地价收入，在扣除开发土地平均成本的款项后，由港英政府与日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均等平分。基金成立后，安排了三名中英土地委员会的中方代表担任受托人，在这三人中，吴亮星负责就基金投资和管理方面提供意见并参与管理，这个任务艰巨，因为基金收入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回归后港区政府的财政状况和库房收入，对维持香港金融中心的位置有重要意义。无疑，这份工作要承受巨大压力，也担负着很大的风险。怎样才能管理好这些基金呢？拥有金融家敏锐与细致，富有强烈国家责任感的吴亮星不会忽视任何一个细节。
正因为如此，他才不会让突如其来的台风将92万港元刮走。有一天中午12时前，香港天文台挂起八号风球，全港所有的金融机构即时停业，而那一天恰好有一大笔地价收入要从港英政府拨入特区政府的土地基金，银行停业意味着该批款项无法当天入帐只能次日办理。他知道此事后，和港英方交涉，要求支付滞留一天的利息，即92万港元。后英方同意支付。
从1986年到1997年十年间，香港金融市场不断遭受波折，凭借着自己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了解和洞悉，他与秘书处管理下的这笔基金由最初的7亿港元变成了1996亿元。
“当天晚上（香港回归前夜），当钱其琛外长将这张近2000亿元的支票交给香港特首董建华时，很多人都想摸摸那张支票。”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呢？这张支票里流淌着他的智慧和汗水，而当这一天得以圆满的时候，他和100多名员工完全有理由获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更鲜为人知的是，正是这笔资金，使刚刚成立的香港特区政府在面对98金融危机时有足够的财力来插手股市干预经济并起到作用，因为这笔资金是当时特区政府财政的50%。他说，“在土地委员会管理基金的工作至今令我感到欣慰。”
从基金顺利移交特区政府至今，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里，他历任香港临时立法会议员，第一、二届立法会议员，2003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从政的吴亮星选择的依然是理性。他不冲动、不冒进，平心静气、讲求实际。对于香港的民主进程问题，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是他的主张。他幽默地说，民主究竟紧不紧迫？你给“饭票”还是“选票”？很多选民会选择饭票。在他看来，解决香港民主问题，最重要的是香港经济的繁荣，踏实与稳定。他说：“解决文化较低的基层人员的工作与收入，使他们不难生活，才能更好地实现民主。如果在市民就业都不稳定的情况下就直选，会使民粹主义和福利主义抬头。因为香港大多数市民处在基层，他们要的是福利。继而议会就会制定法律找政府要高福利，政府只好加税，而加税同样是市民反对的。”简单的几句话就表达出基层人士经济欠发达时推行激进民主会走进死胡同的深刻道理。
无论在金融界还是政坛，他都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靠的是什么？是中庸？非也。他所演绎的其实是一门艺术：他不是简单地在“左中右”三点一线构成的平面上选择，他融入这一平面而又超乎其上。
艺术：在人际交往和原则立场之间
人际交往的协调与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作为中银（香港）有限公司营运部总经理，吴亮星率领着1200人的团队。他带领下的队伍员工之间关系协调、积极进取，力求为银行取得更好成绩，获得股东的认同。谈到管理经验，他首先提到的是总部规章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规定。接着他介绍了营业部门下面的分支机构。轻描淡写画出了他的内敛与实干。而实际上“活”也是他的另一追求。他在出任中行参股的鼎协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时，除了他请书法家写公司的招牌外，还写了个“活”字。中行在香港的金融业排名第二，但吴亮星却充满了忧患意识。他说，香港竞争太激烈，营销产品要有竞争力，客户关系服务要到家，还要注重效率。
如果说在企业规定的大纲之下求“活”是一种管理艺术彰显的话，那么政坛之上的交际艺术则更为微妙。
参与了政治，也就注定要处理“合作或斗争”的问题，有斗争就有妥协或坚持。在吴亮星看来，妥协并不是简单的退让，在妥协与原则之间有着无尽的想象空间。不过，斗争绝不是疾人如仇。他说：“香港政坛内可谓知己知彼，各方都会根据各自的背景推算出各自的立场，不会怀着不实际的想法。如果对方政治理论和政治观念不同时，双方都会坐下来谈，十分客气。但最终会按照程序，有一个投票结果出来。”说完这番话，他又加上一句“其实这些对人有很大锻炼的。”这种乐于学习、接受磨砺的心态让闻者慨叹不已：既不庸俗谄媚、也不惟我独尊。于是，他交上了许多好朋友。
1997年，为了使香港政府能够顺利过渡为“一国两制”的、有稳定法制的特区，香港临时立法会成立，吴亮星被选为该会议员，他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义不容辞！此后，他在政坛的路越走越顺，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00—2004年，他不仅当选为第二届立法议员，而且成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副主席、立法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副主席。
吴亮星成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似乎也是波澜不兴，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耐人寻味。人大选举期间，他不停地打电话拉票，而这时候他感染了咽喉炎几近失声，一次，他给一位选委打电话，对方竟把他当成了另一候选人。最后，他改变策略，向选委发函件，对自己未能致电道歉并希望获得支持。本来他的参选就有不少朋友的鼓励，加上平时他工作时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使他最后顺利占据一席。透过这件事情，一位参选者的真诚与灵活也清晰可见。成为人大代表后，他这样陈述自己的抱负：本人希望通过参与人大议政工作，协助本港工业、商业、渔业、农业、专业及各类服务业的发展，并把握祖国加入世贸的机遇，拓展北上发展空间，让国家与特区共同繁荣。
有人担心大陆发展繁荣后，一些地区会取代香港的地位。吴亮星认为香港人不应当把担心放在前面，不要总想大陆地区会不会取代香港，而应多想想自己是否争气。话语中迸发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大气坦荡的胸襟。他说：“内地的金融改革面临着三大问题：法律法规的完善，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水平的提高，以及廉洁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会为国家建言献策。中国入世以及内地市场开放为香港金融业提供了无限商机。我可以借助人大代表的身份，把最新的消息带到香港，使香港从中得益。”
从吴亮星的思想中，让人领悟到：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是国家与地区之间，比如，香港特区与国家之间怎样更好地处理好关系，用好“一国两制”，同样需要艺术，一种大艺术。
爱国：成就背后的这颗心
有人这样评价吴亮星：在事业的路途上，他屡次获得垂青，故能把事业不断推向高峰，听起来，他可真幸运，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和才华。诚如斯言，不妨再深究一下，是什么力量激励着他不断地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才华？成就的背后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爱国心。
当记者问：“在您从政的时间，您认为自己可圈可点的地方在哪？”原以为他会说某次自己的政见得到认同或一次得到嘉奖的时刻，他的回答另人颇感意外而又在情理之中——观礼香港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他记忆犹新：“那天下了很大的雨，仿佛要将那百年的耻辱冲刷干净。”他激动万分：“那既是最后一夜，也是新的一天。”他开怀大喊：“终于可以做自己国家的议员了！”
爱国心的使然，他说人生中两次最难忘的记忆都是关于祖国的——一次是为国家管理基金，一次是香港回归。爱国心的使然，在工作之外，他兼任多种公共职务：三任立法会议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房屋委员会委员，九广铁路公司管理局成员，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执行委员，岭南大学校董及谘议会成员，输入优秀人才计划遴选委员会委员，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谘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董，香港渔业发展贷款基金顾问委员会委员等等。他在有些机构发挥的作用已是公德圆满，如担任输入优秀人才计划遴选委员会委员。而另一些机构少人关注却意义深远，如香港渔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及发展贷款基金顾问委员会。这一关心香港渔业发展的举动面临的不仅是香港渔业发展空间小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课题。众所周知，香港开岛就是渔港，渔民是最早的香港人。
爱港爱国，爱国爱港。从爱港敬业到参政议政，吴亮星身体力行，亲见亲为，一路走来，拭掉额头的沧桑，留守爱国的青春。
吴亮星喜欢打网球，游泳，看各种各样的书籍。2004年他没有再参选香港立法会议员，他将多数时间放在了工作上，他现在是中银（香港）有限公司营运部总经理，集友银行（中银下的一个分公司）副董事长。在中银，这已经是第40个年头，其间虽然从事了不少公职，但他从未离开，也从未走远。也许，在这里他能找到自己人生最好的诠释方式“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有对金融事业的热爱，也挚爱着自己的祖国。
记者问：“你会不会参选下一届人大代表？”
他说：“我还没考虑参不参选的问题。但明年如果参选就希望选上，选上就能更好地帮助特区和国家。一个人可能起不了太大作用，但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来做。因为一个人可以将火点热。”
吴亮星先生座右铭：
爱中国 爱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