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原名蔡林彬，字润寰，号和仙，笔名和森、振宇(与向警予合用)、H．S、和生等。生于上海工厂，长在湖南农村。13岁起作乡镇杂货店学徒3年。1913年人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同学毛泽东结为相知。1915年秋转学省高等师范学校，人专修科文学部，与邓中夏同学。1918年春，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进步社团新民学会，当选干事，逐步将学会宗旨由初创时的促进个人品学修养转向“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路。1918年6月赴北京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事。五四运动爆发后，参与北京学生新华门示威活动。1919年底，与向警予等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认真学习国内外新出版物，信仰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周恩来、赵世炎等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1年下半年，因参与组织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法国当局以“扰乱治安”罪名，将他与李立三、陈毅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武力押送，驱逐回国。同年底，经陈独秀等人介绍加人中共。在上海党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一度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先驱》半月刊(第8—10期)，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首任主编，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委员、部长，兼任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在中共第二——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10月和1930年9月，两度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初回国，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赴香港指导广东省委工作，6月10日出席香港海员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捕，不久，被引渡给广东国民党反动政府，夏秋之交，被残酷杀害，年仅36岁。
蔡和森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卓越的理论家，报刊宣传活动家。他对中共早期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思想的建树有以下贡献：
第一，最早倡议组织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结及有力的出版物，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步骤。
1920年，正值“南陈北李”携手建党之际，蔡和森于八九月间，从法国写了两封长信给毛泽东，他认为，自俄革命成功以来，世界革命“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即“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明确主张，“中国应学习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准备“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他说，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组党的具体步骤中，着重强调首先创办党的出版物的重要性：一要“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最后在“严格物色确实党员”后，要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日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种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①。毛泽东复信说，蔡信所言，“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向他介绍国内有关进展情况说：“党一层陈仲甫无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应为短言一引者)即仲甫所为”②。接着，他于1921年2月写信给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热烈主张用马克思学说求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之路。同时表示，“深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之出版物几未之见”，“各国社会运动之真情，尤其隔膜得很。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定[言)论机关之同意趣者发表之”。陈独秀将蔡信加上标题《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连同复信，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4号上，以表认同和回应蔡倡导开展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宣传组织活动。
第二，全面论述政治机关报的性质、任务与作用，批评党内外背离党报思想的言行。他主编《向导》期间，主持撰发的《敬告本报读者》一文，是论述党报思想的名篇。1926年底，他在中共旅俄支部会上所作长篇报告《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对中共早期党报，特别是《向导》的历史发展作了系统评介，充分展示了《向导》在全党和社会上的重大政治思想影响。他在评介党的历史发展时说，政治机关报的创办，是中共由初创时鼓吹主义的宣传团体走上政治舞台，宣传和实现党的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舆论前驱，中共“二大”对时局的宣言，是党第一次走上政治舞台，贡献于全国人民之前的政治主张。怎样实现这一政治主张呢?党决定办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行这报的纲领完全是根据第二次大会的政治宣言，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实行民主革命”。《向导》持之以恒地宣传党的这一政治主张，系统地批评中国政局，是全国报界惟一的革命向导，这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第一次，他批评说，当时在党内，李汉俊等主张单纯在学生中合法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政治运动和宣传，反对有政治机关报”，“对政治机关报很漠视”。同时，在党外，资产阶级政派研究系及其报纸《时事新报》，嘲笑《向导》的言论说，“宣传共产主义是可以的”，“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蔡和森坚持创办政治机关报的重要性，他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思想论述说：“本报是有组织的活动的表征。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③他在总结《向导》宣传的两大口号终于成为普遍全国民众的政治常识，并且跟着《向导》的主张行动时，强调政治机关报的作用写道：《向导》“用共产党的政治观念”，在党内、在工人群众中，“打破了同志们的地方观念，改变了非党观念”，在思想界，“亦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结论：“《向导》是统一我党的思想工具”，“而且作了组织的工具”④。显然，这与列宁关于党的政治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是相一致的。
第三，论述并展现出党报工作者必备的素质。蔡和森主编《向导》近三年中，克服政治压迫，经济短缺，身患严重哮喘病等艰难困苦，忠于职守，坚持出版《向导》150期(约占全部周刊201期的四分之三)，撰写政论时评160多篇，是仅次于总书记陈独秀的《向导》第二位高产作者。《向导》的出色成就和声誉，展现了他优秀党报工作者的素质：
一是坚持《向导》宣传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中共的代言人和中国民众的喉舌，维护党报在国共合作中独立批评的党性原则。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要条件之一。《向导》在蔡和森主编下，从创刊第一期到五卅运动时期，由他撰写和刊发大量文章，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都持一种独立的批评态度，热情帮助和善意规劝国民党放弃专注军事行动，和企图依靠某派军阀，某一帝国主义的幻想，到群众中去，广泛进行对广大群众系统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对于国民党右派及其一度控制下的上海《民国日报》无理指责《向导》分裂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行，用事实予以批驳，等等。这对推动国民党扩大左翼力量，实现和巩固国共合作，促进国民革命高潮，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特别指出尤其是“三．二O”事件后，共产国际、联共(布)驻华代表鲍罗廷和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放弃独立批评态度，对蒋介石国民党只联合不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期《向导》亦表现了放弃独立批评的失误。⑤
二是具有坚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法国，他刻苦阅读《共产党宣言》、《人道报》等百余种马克思主义书报，在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之后，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对症之方”。他主张理论应联系实际说，党的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主义要应用到各国的实际上去才行，他在《向导》撰发的百余篇文章，无论是五六千字的长篇政论，还是数百字的短小时评，大都抓住现实中的重要问题，或典型事例，作具体分析，说理透彻，观点鲜明，很有战斗性和说服力。他多次向读者表白：《向导》的宣传主张，并非言词“故为激烈，不过是常常本着忠实的科学的观察”⑥，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各派军阀依附各自外力，争利混战，丧权辱国的“理论与事实”⑦，因而使得党的革命宣传一天天深人人心。这道出了《向导》宣传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特色。
三是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报，用党的纲领政策宣传组织全国最广大群众的力量，促进国民革命，为中国民众的利益而奋斗。他比较两种不同的政治家或政论家，论述指出，具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或政论家，“承认并依靠群众的力量”，切实注意将革命宣传“普及于全国最深最广大的群众，唤起浩大不可抵御的革命势力”，才能取得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的成功。而一般中产阶级的政治家或政论家，则恰恰相反，“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与“群众隔离”，他们的报章言论，或指望某派军阀势力，或依赖于某一外力，蔑视，甚至谩骂群众。他们自视为“圣贤豪杰、伟人志士”，“好以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去“包揽把持”、“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这当然解决不了社会实际问题。
蔡和森立足唯物史观，坚定相信和依靠群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的伟力。他主持《向导》，开辟《读者之声》专栏，听取读者的批评建议，反映群众的要求与呼声。他撰发《敬告本报读者》，宜称《向导》是“中共政治机关报”，又是“中国民众的喉舌”，“是真正代表中国民众利益的报纸”，“是中国苦同胞的忠实好友”。他下笔立论，始终本着党的反帝反军阀的纲领策略，持之以恒，终于使之普及于全国民众，甚至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广大群众对《向导》的热忱拥护和支持，又成为《向导》在极端的困境下能坚持出版发行的强有力后盾。《向导》的发行数从初期的三、四千份，逐渐增至二三万份，五万份，最高达十万份。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次称赞，主编《向导》的蔡和森：在读者中“影响很大”⑩，“是很好的编辑”[11]。另一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指导中共“四大”，充分肯定《向导》在中国革命中的舆论指导作用，赞扬《向导》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大声誉”[12]，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领导人李立三评价说：“《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同志在中国革命中表现的极大的功绩。”[13]注释：
①②：《蔡和森文集》第49—52页，第63—72页，第7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③：《向导》第15期。
④⑤：《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33、13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⑥⑧：《向导汇刊》第1集第344页，第12页。
⑦《向导汇刊》第3集，第893页。
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4号。
⑩[11][1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329、331页，第1卷第55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3]《回忆蔡和森》第10页，人民出gt~-*-1980年第1版。
蔡和森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卓越的理论家，报刊宣传活动家。他对中共早期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思想的建树有以下贡献：
第一，最早倡议组织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结及有力的出版物，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步骤。
1920年，正值“南陈北李”携手建党之际，蔡和森于八九月间，从法国写了两封长信给毛泽东，他认为，自俄革命成功以来，世界革命“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即“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明确主张，“中国应学习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准备“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他说，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组党的具体步骤中，着重强调首先创办党的出版物的重要性：一要“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最后在“严格物色确实党员”后，要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日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种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①。毛泽东复信说，蔡信所言，“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向他介绍国内有关进展情况说：“党一层陈仲甫无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应为短言一引者)即仲甫所为”②。接着，他于1921年2月写信给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热烈主张用马克思学说求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之路。同时表示，“深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之出版物几未之见”，“各国社会运动之真情，尤其隔膜得很。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定[言)论机关之同意趣者发表之”。陈独秀将蔡信加上标题《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连同复信，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4号上，以表认同和回应蔡倡导开展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宣传组织活动。
第二，全面论述政治机关报的性质、任务与作用，批评党内外背离党报思想的言行。他主编《向导》期间，主持撰发的《敬告本报读者》一文，是论述党报思想的名篇。1926年底，他在中共旅俄支部会上所作长篇报告《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对中共早期党报，特别是《向导》的历史发展作了系统评介，充分展示了《向导》在全党和社会上的重大政治思想影响。他在评介党的历史发展时说，政治机关报的创办，是中共由初创时鼓吹主义的宣传团体走上政治舞台，宣传和实现党的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舆论前驱，中共“二大”对时局的宣言，是党第一次走上政治舞台，贡献于全国人民之前的政治主张。怎样实现这一政治主张呢?党决定办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行这报的纲领完全是根据第二次大会的政治宣言，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实行民主革命”。《向导》持之以恒地宣传党的这一政治主张，系统地批评中国政局，是全国报界惟一的革命向导，这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第一次，他批评说，当时在党内，李汉俊等主张单纯在学生中合法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政治运动和宣传，反对有政治机关报”，“对政治机关报很漠视”。同时，在党外，资产阶级政派研究系及其报纸《时事新报》，嘲笑《向导》的言论说，“宣传共产主义是可以的”，“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蔡和森坚持创办政治机关报的重要性，他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思想论述说：“本报是有组织的活动的表征。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③他在总结《向导》宣传的两大口号终于成为普遍全国民众的政治常识，并且跟着《向导》的主张行动时，强调政治机关报的作用写道：《向导》“用共产党的政治观念”，在党内、在工人群众中，“打破了同志们的地方观念，改变了非党观念”，在思想界，“亦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结论：“《向导》是统一我党的思想工具”，“而且作了组织的工具”④。显然，这与列宁关于党的政治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是相一致的。
第三，论述并展现出党报工作者必备的素质。蔡和森主编《向导》近三年中，克服政治压迫，经济短缺，身患严重哮喘病等艰难困苦，忠于职守，坚持出版《向导》150期(约占全部周刊201期的四分之三)，撰写政论时评160多篇，是仅次于总书记陈独秀的《向导》第二位高产作者。《向导》的出色成就和声誉，展现了他优秀党报工作者的素质：
一是坚持《向导》宣传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中共的代言人和中国民众的喉舌，维护党报在国共合作中独立批评的党性原则。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要条件之一。《向导》在蔡和森主编下，从创刊第一期到五卅运动时期，由他撰写和刊发大量文章，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都持一种独立的批评态度，热情帮助和善意规劝国民党放弃专注军事行动，和企图依靠某派军阀，某一帝国主义的幻想，到群众中去，广泛进行对广大群众系统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对于国民党右派及其一度控制下的上海《民国日报》无理指责《向导》分裂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行，用事实予以批驳，等等。这对推动国民党扩大左翼力量，实现和巩固国共合作，促进国民革命高潮，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特别指出尤其是“三．二O”事件后，共产国际、联共(布)驻华代表鲍罗廷和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放弃独立批评态度，对蒋介石国民党只联合不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期《向导》亦表现了放弃独立批评的失误。⑤
二是具有坚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法国，他刻苦阅读《共产党宣言》、《人道报》等百余种马克思主义书报，在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之后，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对症之方”。他主张理论应联系实际说，党的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主义要应用到各国的实际上去才行，他在《向导》撰发的百余篇文章，无论是五六千字的长篇政论，还是数百字的短小时评，大都抓住现实中的重要问题，或典型事例，作具体分析，说理透彻，观点鲜明，很有战斗性和说服力。他多次向读者表白：《向导》的宣传主张，并非言词“故为激烈，不过是常常本着忠实的科学的观察”⑥，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各派军阀依附各自外力，争利混战，丧权辱国的“理论与事实”⑦，因而使得党的革命宣传一天天深人人心。这道出了《向导》宣传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特色。
三是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报，用党的纲领政策宣传组织全国最广大群众的力量，促进国民革命，为中国民众的利益而奋斗。他比较两种不同的政治家或政论家，论述指出，具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或政论家，“承认并依靠群众的力量”，切实注意将革命宣传“普及于全国最深最广大的群众，唤起浩大不可抵御的革命势力”，才能取得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的成功。而一般中产阶级的政治家或政论家，则恰恰相反，“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与“群众隔离”，他们的报章言论，或指望某派军阀势力，或依赖于某一外力，蔑视，甚至谩骂群众。他们自视为“圣贤豪杰、伟人志士”，“好以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去“包揽把持”、“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这当然解决不了社会实际问题。
蔡和森立足唯物史观，坚定相信和依靠群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的伟力。他主持《向导》，开辟《读者之声》专栏，听取读者的批评建议，反映群众的要求与呼声。他撰发《敬告本报读者》，宜称《向导》是“中共政治机关报”，又是“中国民众的喉舌”，“是真正代表中国民众利益的报纸”，“是中国苦同胞的忠实好友”。他下笔立论，始终本着党的反帝反军阀的纲领策略，持之以恒，终于使之普及于全国民众，甚至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广大群众对《向导》的热忱拥护和支持，又成为《向导》在极端的困境下能坚持出版发行的强有力后盾。《向导》的发行数从初期的三、四千份，逐渐增至二三万份，五万份，最高达十万份。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次称赞，主编《向导》的蔡和森：在读者中“影响很大”⑩，“是很好的编辑”[11]。另一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指导中共“四大”，充分肯定《向导》在中国革命中的舆论指导作用，赞扬《向导》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大声誉”[12]，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领导人李立三评价说：“《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同志在中国革命中表现的极大的功绩。”[13]注释：
①②：《蔡和森文集》第49—52页，第63—72页，第7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③：《向导》第15期。
④⑤：《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33、13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⑥⑧：《向导汇刊》第1集第344页，第12页。
⑦《向导汇刊》第3集，第893页。
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4号。
⑩[11][1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329、331页，第1卷第55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3]《回忆蔡和森》第10页，人民出gt~-*-1980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