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爸爸有一段时间持续发低烧，头晕，脖子右侧还长了一大块硬硬的东西。我和妈妈陪他去医院检查，第一次见到了何医生。
　　2001年的何医生据说是医科大学刚刚毕业没多久的高材生。妈妈皱起了眉头，悄声对爸爸说：“呀，我们真不走运，怎么碰上了个年轻没经验的医生。”何医生显然听见了这句话，尴尬地望了望我们。
　　爸爸开始住院观察。可是从第三天开始，妈妈就开始念叨：“怎么还没有结果啊，这么不明不白住下去不是糟蹋钱吗?”而何医生，每天也只是例行来查查房，听到妈妈的抱怨也不说什么，还是微笑着。终于，妈妈怒气冲冲地拉着我去找他：“看来我是要找你们领导要求换主治医生了。”房间里一片寂静。何医生只是冷静地说：“我们科的大夫这几天会诊了好几次，张医生他们坚持说你爸爸是癌症，但我认为只是淋巴结核。在没有切片化验的情况下，它们很难区分的。”
　　我开始上网查询。网上说，淋巴癌容易被误诊，且确诊极为困难，而一旦确定是恶性，切除没有用，只能及时采取化疗，而且，晚期病人寿命不超过半年。
　　好在几天以后，爸爸被确诊为淋巴结核，并不是癌，只要做个小手术切除肿块就可以了。我和爸爸妈妈紧紧拥抱在一起。
　　手术头一天晚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妈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要出去，我不知为什么。妈妈说：“我怎么都给忙忘了，要给医生送红包去呀……”我边看电视边不屑地说：“怎么会有这种道理，再说了，何医生也不像那种人……”妈妈瞪我一眼：“小孩子懂什么，现在都兴这个……再说之前……哎，只能希望何医生不要记仇了……”
　　一个小时后，浑身湿透的她回来了。一进门就喜气洋洋地说：“何医生收下了……我说一定要送吧？”我有点悻悻：“他居然收了。”妈妈倒是乐成了一朵花：“可不！这下好了，你爸的手术没问题了……”我想起何医生那干净的眼睛，腼腆的神情，还有簇新的白大褂，心里竟然掠过隐隐的失望和沮丧。
　　但两个月以后，毫无征兆地，爸爸又开始发烧，手术前所有症状再一次出现，而且来得更加严重。再到医院检查，亟须再一次动手术。情况如此急转直下，妈妈所理解的原因很简单——何医生没有给爸爸做好手术。于是大受打击的她逢人就说：“这个医生缺德啊……收了红包还不肯好好给人做手术……”来来往往的人们像看耍猴一样看着越说越起劲的她和在一旁呆若木鸡的我，然后议论纷纷。整个医院像一口沸腾了的锅。
　　其实后来据其他医生说，爸爸这种病，本来就是容易反复发作的，手术做得再好也一样。可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何医生始终没有出来解释。
　　在妈妈的坚持下，爸爸转去了省城的大医院，成功地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之后不久，我们在街上又遇见了何医生。狭路相逢，妈妈微微驻足，我一阵紧张，以为她又要上去给何医生难堪，但她踌躇了一会儿，最后只当做没看见，扶着爸爸匆匆地与他擦肩而过，同时用一种极为轻蔑的声音“哼”了一声。何医生站在喧嚣的街头，何其落魄，他满脸通红，一缕头发被汗黏在额角。他想要开口，但最终只是咬紧了嘴唇，像一条被暴晒的软弱的鱼。我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跟着妈妈走远。回头，他犀利的目光箭一样向我射来，可是我迅速地低下头去，躲开。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何医生。据说，他离开了县城。
　　那以后，我不太喜欢说话，把许多的事情都藏在心里，因为在我心里有个不愿提起的秘密。原来，在县医院做完手术的当天，何医生脱下白大褂，拍拍我说：“小姑娘，我们出去走走，跟你说点事。”我们绕着住院大楼后面的医院，一圈一圈地走，他的侧影那么好看，鼻梁挺挺的，下巴微微扬起。然后他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将那个鼓鼓的红包塞进了我手里，他说：“姑娘，这钱交给你妈，我还给她，她不会要的。”我说：“你不收她会不安心的呀。”他温和地笑了：“手术做得很成功啊，但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红包。”我永远记得他年轻而英俊的脸庞一片光明，一片坦荡。
　　可是，可是这些钱最后没有回到妈妈手里，我用它换来了一条白底碎花的缎面连衣裙，一支睫毛膏和一管粉红色口红。在16岁那一年里，那是我最最渴望的东西。
　　我大学毕业以后也将成为一名医生。那么亲爱的何医生，现在的你呢？不管你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安放自己的身心，你可不可以接受我的道歉和感激？为自私的我给你造成的伤害，为即使在被那样误解的时候，你依然用善良的沉默保护了那年那个胆怯无知的少女。
　　特邀编辑/青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