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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羌族是生活在我国四川西北部、青藏高原边缘的一个古老民族，在历史上有诸多记载。通过王明珂先生的《羌在汉藏之间》，可以比较了解近现代羌族的生活状态、民族意识等内容。从这些生活状态和意识中，结合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分析，可以更进一步地通过羌族所处地区的经济生业、社会结群理解他们的文化模式。
关键词：羌族;文化模式;认同
羌族是生活在我国四川西北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从古老的商朝[1]以来就有记载。随着历史上不断地融合与变迁，目前有30万人口，大致分布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县。他的南方是分布在川、滇、黔三省，人口约600多万的彝族。他的西边是人口400多万，分布在中国四分之一土地的广大藏族。他的东边则是更广大的12亿汉族——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族群[2]。羌族当中，至今流传有许多传统的文化习俗与历史故事，通过王明珂先生的《羌在汉藏之间》与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可以进一步地了解他们传统的文化与心理。
一、 羌族的传统族群认同
1、家族内部的稳定。
在1949年以前，国家的行政区划与民族划分尚未达到羌族地区时，，当地的羌族人主要还处于以寨子为单位相互对立的状态，他们的认同多是本寨人或者本沟人，以及沿袭下来对于其他寨子、沟人群的认同。那时候一个羌寨里以一个家族为单位建立起比较核心的群体，因为血缘关系建立起比较强的凝聚力。说到“我们这家人”时，村寨居民常将父亲（或祖父）的兄弟们所建立的家庭也包括在内。在村寨中，父辈或祖辈有兄弟关系的几个家庭经常紧邻而居，彼此记得共同的血缘关系，平时往来紧密，在经济上、劳力上相互支持。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汉族所称的“堂兄弟姐妹”间，事实上是以“兄弟姐妹”相称。
在婚姻嫁娶方面，羌族的特色也与汉族不同，在汉族的传统观念里，通过婚姻将新人双方的家庭、家族连接起来，扩大亲属范围;而在羌寨的传统观念则与之相反，父母更愿意女儿嫁到“猪叫、狗叫听得到的地方”，有嫁娶给邻近村寨的习惯，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女儿嫁到远方，也不愿娶远方的女子。
在羌族传统的亲属关系中，女子娘家的势力也占到比较大的分量，“母舅虽然名义上是家庭之外的人，但家庭中许多大小事情都有母舅参与，因此他们常说“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例如一个人死亡时首先要通知母舅，经过母舅“验尸”无疑后，才能正式进行葬礼仪式。正是因为离得近，舅权的力量才能有效到达一个家族。[3]
由此可见，在西南地区的羌族历史上以小范围地缘和血缘关系连接比较紧密。
2、兄弟族群关系的稳定。
王明珂认为，这种兄弟认同包括四个方面：血缘、地缘、时间、历史心性。
第一，兄弟认同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到“族群”隐喻。有的是连接到汉族，有的是认同往藏族。这和当地资源的分配有关，比如有几个异姓家族结为“家门”的情况，在婚丧习俗上遵循同一个家族内应遵循的原则，大家避免受人欺辱。但更广泛的是说几个兄弟来此地发展，分别成为几个不同姓家族的祖先，而事实上是源自于一个家族的人。
第二，兄弟祖先故事中的地缘“领域”关系。羌族地区流传着一些“兄弟祖先”的故事，例如流传的故事中，互相几个村寨祖上是兄弟关系。几个兄弟分布在一个区域内，哥哥在上游，弟弟在下游。靠近汉族的地区，这种认同就常常会与汉族的地区有所关联，例如说是湖广填四川几兄弟为起源，还有以四川省崇庆、安岳、灌县等地方为起源，以及甘肃、青海、黄河流域等。也有一些羌族宣称自己的祖先是来自松潘的几兄弟，这是一种在强调自己源自于藏族的认同观念。
第三，兄弟祖先的故事中包含时间隐喻。在其中的历史时间中，主要是由一“过去”与“当代”两段构成的，过去一般指“曾经有几个兄弟到达这里，建立几个寨子”，当代基本上是“他们的后代，就是这几个寨子的居民”，中间的时间是空虚的，这种祖先故事一般发生在汉化程度较低的羌寨当中。过去造就了现在，过去诠释了现在，其中时间是不可计量的、非线性的，也就是说他们故事并没有时间先后逻辑关系。而在另一些羌寨中则比较不同，那是汉化程度较高的羌寨，他们使用汉姓作为家族的认同，常常使用线性的历史时间架构，如将“湖广填四川”、“过去在青海被打散的时候”等作为他们祖先弟兄们迁来的时间。这个历史时间把汉人历史记忆中的时间结合在一起，选择一些有意义的过去来解释过去，是一个可以量化和处于线性状态下的时间。这说明他们接受汉文化进入他们的文化当中。一方面这是强化当前本羌寨、本沟以及本家族人的认同。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线性时间与无法回头的历史，因为那一个起点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如“湖广填四川”、“在青海被打散的时候”等等。
第四，兄弟祖先具有历史心性。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所指的“历史心性”是指群体建构“过去”的心理构图模式。羌族地区层出不穷的“兄弟祖先”模式，正是这种心理建构的体现。这与汉族传统的“英雄祖先”的传记模式有所差异。通过对比《西羌传》[4]与埃期沟羌寨的历史传说，王明珂认为，第一，“兄弟祖先”是一种简化的根基历史，很少涉及到事件、人物和地理，这也反映了羌族历史上是一个“平等自主”的社会，因此不需要记忆复杂的“过去”，也不用以文字来操弄“历史”。第二，“兄弟祖先”的历史有利于相邻各个羌寨之间强化认同与区分，并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由于新寨子生成与老寨子灭绝，这种“兄弟祖先”的范围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与修正，以此来维持寨子之间的凝聚力。[5]
由此可見，传统的羌族内部存在一种内部的认知与界限，它们限制了羌族群体之间的交往。
二、 羌族“毒药猫”
“毒药猫”是一种在羌族文化中，通常针对女性，尤其是来自遥远地方嫁过来的女性的敌视称谓。女性在世界历史文化中，由于其边缘的社会角色，常被视为污染的、有毒的，因而被怀疑与一些灾难与不幸有关。在羌族所生活的高山地区，常常意味着各种危险的存在，而且常常无法预期与解释，例如流行的疫病与莫名的食物中毒，山中突来的怪风或落石，野兽的攻击等等。当地羌民不得不面对这些危险。
关键词：羌族;文化模式;认同
羌族是生活在我国四川西北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从古老的商朝[1]以来就有记载。随着历史上不断地融合与变迁，目前有30万人口，大致分布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县。他的南方是分布在川、滇、黔三省，人口约600多万的彝族。他的西边是人口400多万，分布在中国四分之一土地的广大藏族。他的东边则是更广大的12亿汉族——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族群[2]。羌族当中，至今流传有许多传统的文化习俗与历史故事，通过王明珂先生的《羌在汉藏之间》与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可以进一步地了解他们传统的文化与心理。
一、 羌族的传统族群认同
1、家族内部的稳定。
在1949年以前，国家的行政区划与民族划分尚未达到羌族地区时，，当地的羌族人主要还处于以寨子为单位相互对立的状态，他们的认同多是本寨人或者本沟人，以及沿袭下来对于其他寨子、沟人群的认同。那时候一个羌寨里以一个家族为单位建立起比较核心的群体，因为血缘关系建立起比较强的凝聚力。说到“我们这家人”时，村寨居民常将父亲（或祖父）的兄弟们所建立的家庭也包括在内。在村寨中，父辈或祖辈有兄弟关系的几个家庭经常紧邻而居，彼此记得共同的血缘关系，平时往来紧密，在经济上、劳力上相互支持。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汉族所称的“堂兄弟姐妹”间，事实上是以“兄弟姐妹”相称。
在婚姻嫁娶方面，羌族的特色也与汉族不同，在汉族的传统观念里，通过婚姻将新人双方的家庭、家族连接起来，扩大亲属范围;而在羌寨的传统观念则与之相反，父母更愿意女儿嫁到“猪叫、狗叫听得到的地方”，有嫁娶给邻近村寨的习惯，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女儿嫁到远方，也不愿娶远方的女子。
在羌族传统的亲属关系中，女子娘家的势力也占到比较大的分量，“母舅虽然名义上是家庭之外的人，但家庭中许多大小事情都有母舅参与，因此他们常说“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例如一个人死亡时首先要通知母舅，经过母舅“验尸”无疑后，才能正式进行葬礼仪式。正是因为离得近，舅权的力量才能有效到达一个家族。[3]
由此可见，在西南地区的羌族历史上以小范围地缘和血缘关系连接比较紧密。
2、兄弟族群关系的稳定。
王明珂认为，这种兄弟认同包括四个方面：血缘、地缘、时间、历史心性。
第一，兄弟认同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到“族群”隐喻。有的是连接到汉族，有的是认同往藏族。这和当地资源的分配有关，比如有几个异姓家族结为“家门”的情况，在婚丧习俗上遵循同一个家族内应遵循的原则，大家避免受人欺辱。但更广泛的是说几个兄弟来此地发展，分别成为几个不同姓家族的祖先，而事实上是源自于一个家族的人。
第二，兄弟祖先故事中的地缘“领域”关系。羌族地区流传着一些“兄弟祖先”的故事，例如流传的故事中，互相几个村寨祖上是兄弟关系。几个兄弟分布在一个区域内，哥哥在上游，弟弟在下游。靠近汉族的地区，这种认同就常常会与汉族的地区有所关联，例如说是湖广填四川几兄弟为起源，还有以四川省崇庆、安岳、灌县等地方为起源，以及甘肃、青海、黄河流域等。也有一些羌族宣称自己的祖先是来自松潘的几兄弟，这是一种在强调自己源自于藏族的认同观念。
第三，兄弟祖先的故事中包含时间隐喻。在其中的历史时间中，主要是由一“过去”与“当代”两段构成的，过去一般指“曾经有几个兄弟到达这里，建立几个寨子”，当代基本上是“他们的后代，就是这几个寨子的居民”，中间的时间是空虚的，这种祖先故事一般发生在汉化程度较低的羌寨当中。过去造就了现在，过去诠释了现在，其中时间是不可计量的、非线性的，也就是说他们故事并没有时间先后逻辑关系。而在另一些羌寨中则比较不同，那是汉化程度较高的羌寨，他们使用汉姓作为家族的认同，常常使用线性的历史时间架构，如将“湖广填四川”、“过去在青海被打散的时候”等作为他们祖先弟兄们迁来的时间。这个历史时间把汉人历史记忆中的时间结合在一起，选择一些有意义的过去来解释过去，是一个可以量化和处于线性状态下的时间。这说明他们接受汉文化进入他们的文化当中。一方面这是强化当前本羌寨、本沟以及本家族人的认同。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线性时间与无法回头的历史，因为那一个起点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如“湖广填四川”、“在青海被打散的时候”等等。
第四，兄弟祖先具有历史心性。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所指的“历史心性”是指群体建构“过去”的心理构图模式。羌族地区层出不穷的“兄弟祖先”模式，正是这种心理建构的体现。这与汉族传统的“英雄祖先”的传记模式有所差异。通过对比《西羌传》[4]与埃期沟羌寨的历史传说，王明珂认为，第一，“兄弟祖先”是一种简化的根基历史，很少涉及到事件、人物和地理，这也反映了羌族历史上是一个“平等自主”的社会，因此不需要记忆复杂的“过去”，也不用以文字来操弄“历史”。第二，“兄弟祖先”的历史有利于相邻各个羌寨之间强化认同与区分，并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由于新寨子生成与老寨子灭绝，这种“兄弟祖先”的范围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与修正，以此来维持寨子之间的凝聚力。[5]
由此可見，传统的羌族内部存在一种内部的认知与界限，它们限制了羌族群体之间的交往。
二、 羌族“毒药猫”
“毒药猫”是一种在羌族文化中，通常针对女性，尤其是来自遥远地方嫁过来的女性的敌视称谓。女性在世界历史文化中，由于其边缘的社会角色，常被视为污染的、有毒的，因而被怀疑与一些灾难与不幸有关。在羌族所生活的高山地区，常常意味着各种危险的存在，而且常常无法预期与解释，例如流行的疫病与莫名的食物中毒，山中突来的怪风或落石，野兽的攻击等等。当地羌民不得不面对这些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