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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吃米，找万里”，万里最广为人知的是1977年6月受命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锐意改革，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万里由此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锋、闯将，被誉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人。
万里
万里是怎样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呢？在“文革”中，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遭到批判，“万人批万”。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5年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就在这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万里大刀阔斧整顿铁路，人称“安全正点万里行”，而在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之中，他随着邓小平的倒台而下台，人称“万里一倒，火车乱跑”。直至粉碎“四人帮”，万里再度复出。
新任副总理孙健的尖锐批评
屋漏偏遇连阴雨。当万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遭到接连批斗的时候，他突发一种怪病。万里原秘书许守和告诉笔者，当时万里的双腿，不知什么原因，一碰到什么，就会针刺一般钻心疼。间或双腿有烧灼、麻木的感觉。尤其到了夜间，睡觉时会感到腿疼。（2012年11月6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原秘书许守和——作者注）
经过北京医院大夫诊断，万里患脉管炎。脉管炎又称“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脉管炎的患者，大都是吸烟者（尤其是青壮年男性）、精神紧张者以及营养不均衡者、寒冷潮湿者。万里患脉管炎，一是吸烟，二是精神紧张。尤其是在1975年四处奔走忙整顿，而在1976年接连不断挨批挨斗，使万里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北京医院要万里住院治疗，万里没有同意，因为他正在接受批斗，倘若住院，会被人说成“逃避斗争”。
万里坚持着。
1976年5月4日，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负责人、铁道部副部长郭鲁等向国务院副总理孙健汇报，声称万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抵触情绪”，既不交代跟邓小平的“黑关系”，也不深刻检查自己在整顿铁路工作中的严重错误。
孙健，可以说是中国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之中知名度最低的一个。他像流星一样，闪过中国的天空。孙健比万里整整小20岁，出生于1936年，原本是天津内燃机厂的翻砂工人，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当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时，这个还只是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资历甚浅的孙健，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孙健不是造反派，与“四人帮”也没有什么瓜葛。据称，当时在酝酿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时，有人提出要增加来自工农的年轻人，于是39岁的孙健被相中了。此外，在“文革”开始时依然只是一个普通纺织工人的吴桂贤也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孙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负责抓工业、交通。周恩来总理在给副总理们分工时说道：“孙健最年轻，多到下面跑跑，花3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
由于孙健是分管工业、交通的副总理，所以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负责人、铁道部副部长郭鲁向他汇报万里的情况。在郭鲁汇报之后的第6天——1976年5月10日——孙健找万里以及协助万里一起搞铁路整顿的铁道部副部长李新谈话。孙健当面对万里进行了批评，他称万里“态度不端正”，“几个月了，不认真检查，是因为思想对抗”。（张广友、丁龙嘉《万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孙健说，现在对万里是“三不满意”，即“中央不满意，部机关不满意，全路不满意”。孙健还说，万里是“三欠账”，即“不批邓，不揭邓，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孙健对万里的尖锐批评，显然来自郭鲁的汇报。
不幸连着不幸。心情沉重的万里刚从孙健那里出来，接到来自家中的消息，他的老母亲生病了。万里事母甚孝，对母亲充满崇敬、感恩之情。在他年幼的时候，全靠母亲含辛茹苦支撑家庭，才使他得以念完曲阜师范。所以当他后来生活环境稍稍安定，就把母亲接到身边。母亲在北京总算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不料他在“文革”初期被万人批斗以及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度挨批，使母亲日夜牵挂。
得知母亲生病，万里急欲回家探望，但他正在铁道部“接受批判”，无法回家。万里的小妹妹万玲把母亲接到家中照料。当时万玲的丈夫何正文将军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不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干扰。后来，母亲病情日重，万玲和何正文将军把她送进了301医院。
万里夫人边涛闻讯赶来，守候在婆婆病榻前。万里的母亲住院不久，301医院发出病危通知。铁道部的那些“造反派”们毫无人性，仍不准万里探望病危的母亲——尽管铁道部离301医院不远。
5月11日凌晨2时，万里的母亲离开了人世，这位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终年81岁。就在这个时候，铁道部对于万里的批判进入高潮。
5月13日下午，万里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在301医院太平间举行。然而那天下午，铁道部要举行万里批判会。据万里原秘书许守和回忆，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得知，挺身而出，代替万里去接受批判，让万里能够出席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此外，刘建章在万里被揪斗的时候多次把“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为万里“顶罪”。这次，刘建章在危难之际再伸援助之手，使万里深为感动。（2012年11月6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原秘书许守和——作者注）
铁道部当时只准万里请一小时假。万里从铁道部赶往301医院向母亲遗体告别。向来泪不轻弹的万里，为母亲的离世，放声恸哭，深情地吻了一下母亲的脸。
万里次子万仲翔回忆说：“他哭了，像个孩子一样哭了，泪流满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痛哭流泪。”万仲翔还回忆说，“父亲额上的青筋突然暴起，像蚯蚓一样”。 万里不得不匆匆含泪离去。他刚回到铁道部，批判大会仍在等着他，“打倒万里”“打倒邓小平黑干将万里”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孙健由于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于1978年3月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他前后只当了3年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在中国政坛上来去匆匆的流星。
“三次都差一点几”
万里的脉管炎病情不断加重。北京医院的大夫再三劝告万里，一定要及时住院治疗。大夫说，脉管炎会导致腿部中、小动脉节段性狭窄、闭塞，使肢端出现溃疡、坏死，严重的要截肢。
经过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同意并请示中央批准，1976年6月15日万里住进了北京医院高干病房。6月20日，中央发出电报通知：“（毛主席圈阅）万里同志有病住院检查错误期间，由郭鲁同志主持铁道部日常工作。”当天，国务院副总理孙健来到北京医院高干病院，向万里当面宣读了中央发出的电报通知，并要求万里在医院继续检查自己的严重错误。
据万里次子万仲翔说，万里在治疗脉管炎的时候，注射过多的抗生素，产生严重副作用，导致他的听力愈发下降。（2012年10月12日下午，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次子万仲翔——作者注）
万里三媳王小珉则说及此前万里也因医疗不当造成听力下降：“20世纪50年代他得过一次肠结核，治疗导致右耳不可逆的听力下降，所以与人闲谈不多，平时就是在家里也很少和子女们聊天闲谈，像我们和他生活了几十年，长谈都是屈指可数的。”
虽说万里因病住院，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仍要他在医院反省错误。
1976年7月27日，铁道部副部长郭鲁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次日下午召开铁道部机关干部大会，要万里在大会上作检讨。就在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地震。铁道部忙于救灾，无法召开批判万里的机关大会。
唐山大地震紧张的抢救工作总算过去了，铁道部刚缓过一口气，便又记起该批斗万里了。
1976年9月8日，铁道部副部长郭鲁又派人到北京医院，要万里第二天下午到铁道部，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检查——上次因唐山大地震而取消了的检查。
9月9日下午，就在万里准备去铁道部的时候，突然在北京医院病房接到电话，通知他不必去铁道部，批判大会取消。万里正在疑惑之际，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事先接到了中央的通知，所以赶紧取消原定的机关干部大会，万里的检查自然也就取消了。
追悼毛泽东的日子也总算过去了。铁道部缓过一口气，第三次记起该批斗万里了。10月6日，郭鲁又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说是在10月7日下午到铁道部机关干部大会作检查并准备接受批判。可是，这一回批判万里的大会又没有开成，而且永远开不成了！
为什么呢？因为在10月6日那个历史性的夜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联手粉碎了“四人帮”！
万里夫人边涛得知这一天大喜讯，哈哈大笑，称万里的命大，感动上帝了，三次都差一点儿：第一次恰逢唐山大地震，第二次恰逢毛泽东去世，第三次则恰逢粉碎“四人帮”。三次突发事件，使万里免于检查、免遭批斗！
于是，有人笑称万里真乃“福将”。
1976年，万里60岁，人生一甲子。在这花甲之年，虽说万里三次“免斗”，但是他在1976年有三大不幸：一是他遭到批判，二是母亲去世，三是得病住院。
对于万里来说，1975年是意气风发的一年，是大刀阔斧进行铁路整顿的一年，而1976年却是心情沉痛的一年，是不幸频至的一年。这两年，真是冰火两重天，大起又大落。
其实，万里的命运，正是中国命运的写照。中国在1975年因邓小平全面整顿而有了起色，而到了1976年则因邓小平下台而蒙受苦难。
万里本人也这样述及他与邓小平“同命运”的过程：
“文革”中小平被打倒了，我也被打倒了。“文革”中铁路被破坏得很厉害，小平同志复出后，又推荐我当了铁道部部长，去整顿铁路。我们搞了一份整顿铁路的文件，先整顿徐州，接着整顿郑州，小平同志让我在国务院会议上汇报，接着他大讲了一通整顿，从此，全面整顿就开始了。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住进了医院。在关键时刻，我和小平同志总是一致的。[《1993年5月25日万里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同志谈话》，转自张镜源等编《万里同志部分活动纪实（草稿）》第3册]
李瑞环夜访万里家
在“文革”初期，当万里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时，万家被“铁扫帚”赶到永定门外丁家坑，“门前冷落车马稀”。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万里作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再度被“打倒”的时候，又一次陷入同样的境地。
那年月，还没有监视摄像头。北京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29号的万宅大门不远处，总是有戴着红袖标的“向阳院”老大妈坐在小板凳上，不时用目光“扫描”着万宅大门。（“文革”后期，以居委会所辖的街巷为单位成立所谓“向阳院”的群众组织，严密监视街巷中的“专政对象”——作者注）
墨染的夜。“向阳院”老大妈连同她的小板凳都“撤岗”了。相隔几条胡同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来了一辆北京汽车厂生产的“212”吉普车，这种草绿色的吉普车当年在北京城里随处可见。这是北京木材厂书记崔迎之的车，然而从车上悄然下来的却并不是崔迎之，而是李瑞环。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崔迎之特地把自己的车借给李瑞环。
李瑞环熟门路，穿过几条胡同，走向万宅。
在万里第二次被打倒的那些日子里，李瑞环不时夜访万里。1958年，李瑞环与万里在建设人民大会堂的日日夜夜里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文革”之初，当万里遭到万人大会批斗时，李瑞环作为“陪斗”者，在风暴中共同怒视挂在胸前的黑牌。当万里又一次陷入批斗的旋涡时，当时担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市基建指挥部指挥的李瑞环还算“平安”，所以他能够一次次前来看望万里。 据万里的小儿子万晓武回忆：
父亲住院前，瑞环叔叔常常“夜访”我们家，帮助父亲“写检查过关”。我有幸和妈妈、三哥旁听他那充满幽默、睿智的谈话。
在父亲住院期间，瑞环叔叔仍经常来我们家看望，畅谈国家大事，为国运担忧，怒斥“四人帮”，为父亲鸣不平……（据万晓武2013年3月10日补充回忆——作者注）
李瑞环除了夜访万里家之外，还夜访胡耀邦家。当时，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黑干将”，他的家也处于被监视状态。在那样风雨如晦的日子，李瑞环与两员“邓小平的黑干将”密切来往，充分表明他鲜明的爱憎和超人的勇气。
1976年国庆节即将到来时，家家户户都挂起了五星红旗。虽说万里住在北京医院，他的孩子们照例在北京东吉祥胡同29号四合院大门口也挂起了五星红旗。忽然有“向阳院”的干部上门，说是万家的五星红旗“不合标准”，必须收起来。万里的孩子觉得好生奇怪，这五星红旗是从正规商店里买的，怎么会“不合标准”呢？哦，万里是“走资派”，是“邓小平的黑干将”，家中连挂五星红旗的“资格”都没有！
叶永烈在中南海访问万里委员长（2012年11月3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渐渐驶近10月6日那扭转中国乾坤的日子。
就在1976年10月5日，李瑞环又一次夜访万宅。在李瑞环告辞时，已经是1976年10月6日凌晨。据万晓武回忆：
瑞环叔叔临走，我们送他。他和我的妈妈一边走，一边说：“记住今天的日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四人帮’决没有好下场！”
就在这天晚上，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历史性事件——“四人帮”终于罪有应得，落进了人民的巨掌。
胡耀邦拥抱了他
万里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获知拘捕“四人帮”的呢？
事情要从笔者采访叶剑英元帅的侄子叶选基说起。（2009年5月31日，作者采访叶选基于上海安亭宾馆：2012年10月9日，在北京再访叶选基——作者注）叶选基当时生活在叶剑英身边，一度充当叶剑英的对外联络员。叶选基在10月7日早上7时多，赶往北京翠家湾王震家。王震得知这一重要消息，立即驱车前往陈云家报告，又派儿子王军赶往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当时，作为邓小平两员“黑干将”的胡耀邦、万里以及廖承志正在那里住院。
万里的次子万仲翔以及小儿子万晓武，则向笔者叙述了发生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里的一幕——当王军告诉他们特大喜讯时，非常兴奋的胡耀邦拥抱了万里，还亲吻了一下！（2012年10月14日，作者采访万里次子万仲翔以及小儿子万晓武——作者注）
当时，乔冠华也在那里住院，就住在万里病房对门。万里与乔冠华是老相识，但万里那时候是“批判对象”，不便去看望乔冠华，而乔冠华居然一次也未曾去拜访咫尺之内的万里。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开之后，乔冠华的病房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谢绝探视！”
粉碎“四人帮”之后，北京锣鼓喧天，庆贺胜利。这时候，万里要求参加铁道部的庆贺游行，却遭到了铁道部“革命群众”的拒绝——当时邓小平仍未平反，游行的口号之一便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万里作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当然不能“混”在铁道部“革命群众”之中一起游行。
出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
1976年12月底，万里突然接到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秘书的通知，说是纪登奎要找他谈话。万里以为，也许是纪登奎要他回铁道部主持工作。很出乎意料，纪登奎对他说，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安排，调他去轻工业部工作，担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
万里早在1956年5月就担任城市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是正部级干部。在整整20年后的1976年12月，把他降为副部长，而且是调他到一个陌生的部去工作，不让他回铁道部。这意味着在华国锋眼里，万里在1975年的铁路整顿中犯了严重错误，所以降职使用，调动工作。
不过，相比于邓小平，万里算是早一些复出的。1976年12月，华国锋还在推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仍处于挨“批判”的状态。
值得提到的是，万里卸任铁道部部长，接替他出任铁道部部长的，竟是万里在冀鲁豫边区的“老搭档”段君毅——当万里担任中共运西地委副书记时，担任中共运西地委书记的正是段君毅。
华国锋当时调万里到轻工业部担任第一副部长的原因，是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年事已高，76岁了。万里向来服从组织的调动。他马上带着秘书许守和、于廉前往轻工业部报到。在轻工业部，万里受到钱之光部长的热情欢迎。
万里还是跟以往那样，到了一个陌生的新的工作岗位，首先是扎下去，深入调查研究。
万里先是在北京的轻工业工厂调查研究。接着，万里带着许守和、于廉两位秘书，到东北调查研究。万里得知辽宁省辽阳市的30万吨乙烯工程生产停顿，就在1977年5月去了辽阳。那是一整套进口的设备，很可惜，工厂里非常混乱，没有达到设计的生产要求。万里在辽阳30万吨乙烯工程调查研究了半个多月，做出初步的整改方案。
接着，万里乘坐火车去辽宁西南的盘锦市。因为盘锦化工厂的生产也处于停顿状态，需要解决。
华国锋急着找万里
据万里原秘书许守和回忆，就在去盘锦的火车上，万里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要他立即返回北京！当时，华国锋急于找到万里。铁道部帮了忙，用直线电话通知盘锦市沿线各站，很快就在火车中途靠站时找到了万里。
华国锋为什么那么着急找万里呢？
就在万里就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的那些日子，邓小平的复出提上了议事日程。据万里女儿万叔鹏回忆说，那时候万里非常记挂邓小平，好几次对她说：“我又梦见小平同志了。”（2012年11月2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女儿万叔鹏——作者注） 早在1976年10月8日，当叶剑英知道华国锋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便于翌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此后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明确地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这时，李先念马上表示赞同叶剑英的话：“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华国锋于1977年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即1977年4月10目的信以及1976年10月10目的信。这是向全党发出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讯号。邓小平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出来”了！（关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日子，各种文献上皆语焉不详。作者注意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册第2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提到了这一日子——作者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就在无声无息之中画上句号。
万里的女儿万叔鹏记得，就在1977年5月，邓小平与万里一家同游中南海附近的北海公园。当时在场的除万里夫妇之外，还有万里次子万仲翔、女儿万叔鹏、三子万季飞，一起与邓小平合影。邓家与万家本来就来往密切，这张照片表明两家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初的“亲密接触”。
作为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急于找万里，除了邓小平复出以及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加在万里头上的罪名不复存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华国锋正着手准备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重大政策并修改党章，选举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
会前，华国锋花费很多时间一次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一个个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在讨论中共湖北省委的时候，华国锋认为湖北省委需要调整领导班子。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1975年5月——上任的，华国锋打算让万里换掉赵辛初。然而李先念持不同的意见，认为赵辛初与“四人帮”没有瓜葛，不必调换。可以让万里出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帮助赵辛初工作。
李先念对湖北的情况格外熟悉，他是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人。1949年5月，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直至1954年调往北京。
华国锋尊重李先念的意见。
这样，正在东北的万里，接到电话通知回到北京，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
新的任命：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时，几乎一致认为，当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宋佩璋必须撤换。
据调查，宋佩璋与“四人帮”有着密切关系，必须撤换，而安徽又是当时最为混乱、生产低迷的省份，一定要派一个得力干部前往安徽，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究竟派谁主政安徽呢？
华国锋决定调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关于此事，万里长子万伯翱说：“粉碎‘四人帮’后，万里被解放出来。1977年夏，万里起初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可以自由行动，但尚未公开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向华国锋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派一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2012年10月11日下午，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长子万伯翱——作者注）据说，当时邓小平还讲了一句话：“好钢用在刀刃上。”华国锋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1977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一起约见万里，宣布对他新的任命，即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
华国锋谈了对安徽工作的要求，一是“清帮”，即清除“四人帮”在安徽的残余势力——由于宋佩璋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捂盖子，一捂就是8个月，使安徽成为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死角;二是“除派”，安徽两派斗争甚为激烈，一定要克服安徽的派性，使安徽走向稳定、团结。
华国锋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安排顾卓新和赵守一作为万里的副手。他们两人都将出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而万里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华国锋要求万里3天后到安徽上任，还为万里安排了专机。
对于万里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陌生的工作岗位，同时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犹如他在1975年去铁道部上任时面临严峻挑战一样。
万里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安排的两位副手顾卓新和赵守一并不熟悉。华国锋在当时很注意任用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干系的、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
顾卓新便是一位老干部，年长万里6岁，是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人，北平大学肄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市委代理书记，解放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8年之久，对经济工作很熟悉。从1963年起，顾卓新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文革”初期，顾卓新跟万里一样，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顾卓新比万里还多一顶帽子——“大叛徒”。1967年顾卓新在沈阳30万人的大会上受到批斗。顾卓新后来回忆说：“我是1975年6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批准我的请求，解除流放和监管，恢复人身自由的。但因‘四人帮’分子刁难，一直拖到1975年12月底，我才辗转回到北京。”顾卓新接到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转达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电话通知，匆忙中前往安徽履新。
万里的另一副手赵守一，更加显得“离谱”。他是在陕西省的农场里接到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电话通知的，当时他正在农场劳动，连党籍都还没有恢复！一个党籍都还没有恢复的干部，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这恐怕只有在那种特殊的年代才会发生。
赵守一也是老干部，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担任过《解放日报》编辑、记者，解放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在“文革”中遭受批斗、迫害。
赵守一在极其匆忙中买了一张火车票赶到北京，前往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方知要调往安徽工作。
万里、顾卓新、赵守一成为匆忙中组成的安徽“三驾马车”。由于他们都是在“文革”中遭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所以到了安徽之后合作默契，思想一致。顾卓新坚定地支持万里的工作，而赵守一借助当年延安《解放日报》的同事成为《人民日报》的领导，在宣传报道方面给了万里许多帮助。这是后话。
在万里前往安徽工作之后，他的妻子边涛和子女仍在北京。有关部门安排其家属从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29号的大四合院，迁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附近的春雨胡同2号的小四合院。万里本人一直没有在春雨胡同2号住过，因为他从安徽回北京，便进入中南海居住了。
万里是怎样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呢？在“文革”中，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遭到批判，“万人批万”。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5年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就在这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万里大刀阔斧整顿铁路，人称“安全正点万里行”，而在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之中，他随着邓小平的倒台而下台，人称“万里一倒，火车乱跑”。直至粉碎“四人帮”，万里再度复出。
新任副总理孙健的尖锐批评
屋漏偏遇连阴雨。当万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遭到接连批斗的时候，他突发一种怪病。万里原秘书许守和告诉笔者，当时万里的双腿，不知什么原因，一碰到什么，就会针刺一般钻心疼。间或双腿有烧灼、麻木的感觉。尤其到了夜间，睡觉时会感到腿疼。（2012年11月6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原秘书许守和——作者注）
经过北京医院大夫诊断，万里患脉管炎。脉管炎又称“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脉管炎的患者，大都是吸烟者（尤其是青壮年男性）、精神紧张者以及营养不均衡者、寒冷潮湿者。万里患脉管炎，一是吸烟，二是精神紧张。尤其是在1975年四处奔走忙整顿，而在1976年接连不断挨批挨斗，使万里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北京医院要万里住院治疗，万里没有同意，因为他正在接受批斗，倘若住院，会被人说成“逃避斗争”。
万里坚持着。
1976年5月4日，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负责人、铁道部副部长郭鲁等向国务院副总理孙健汇报，声称万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抵触情绪”，既不交代跟邓小平的“黑关系”，也不深刻检查自己在整顿铁路工作中的严重错误。
孙健，可以说是中国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之中知名度最低的一个。他像流星一样，闪过中国的天空。孙健比万里整整小20岁，出生于1936年，原本是天津内燃机厂的翻砂工人，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当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时，这个还只是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资历甚浅的孙健，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孙健不是造反派，与“四人帮”也没有什么瓜葛。据称，当时在酝酿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时，有人提出要增加来自工农的年轻人，于是39岁的孙健被相中了。此外，在“文革”开始时依然只是一个普通纺织工人的吴桂贤也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孙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负责抓工业、交通。周恩来总理在给副总理们分工时说道：“孙健最年轻，多到下面跑跑，花3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
由于孙健是分管工业、交通的副总理，所以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负责人、铁道部副部长郭鲁向他汇报万里的情况。在郭鲁汇报之后的第6天——1976年5月10日——孙健找万里以及协助万里一起搞铁路整顿的铁道部副部长李新谈话。孙健当面对万里进行了批评，他称万里“态度不端正”，“几个月了，不认真检查，是因为思想对抗”。（张广友、丁龙嘉《万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孙健说，现在对万里是“三不满意”，即“中央不满意，部机关不满意，全路不满意”。孙健还说，万里是“三欠账”，即“不批邓，不揭邓，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孙健对万里的尖锐批评，显然来自郭鲁的汇报。
不幸连着不幸。心情沉重的万里刚从孙健那里出来，接到来自家中的消息，他的老母亲生病了。万里事母甚孝，对母亲充满崇敬、感恩之情。在他年幼的时候，全靠母亲含辛茹苦支撑家庭，才使他得以念完曲阜师范。所以当他后来生活环境稍稍安定，就把母亲接到身边。母亲在北京总算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不料他在“文革”初期被万人批斗以及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度挨批，使母亲日夜牵挂。
得知母亲生病，万里急欲回家探望，但他正在铁道部“接受批判”，无法回家。万里的小妹妹万玲把母亲接到家中照料。当时万玲的丈夫何正文将军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不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干扰。后来，母亲病情日重，万玲和何正文将军把她送进了301医院。
万里夫人边涛闻讯赶来，守候在婆婆病榻前。万里的母亲住院不久，301医院发出病危通知。铁道部的那些“造反派”们毫无人性，仍不准万里探望病危的母亲——尽管铁道部离301医院不远。
5月11日凌晨2时，万里的母亲离开了人世，这位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终年81岁。就在这个时候，铁道部对于万里的批判进入高潮。
5月13日下午，万里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在301医院太平间举行。然而那天下午，铁道部要举行万里批判会。据万里原秘书许守和回忆，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得知，挺身而出，代替万里去接受批判，让万里能够出席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此外，刘建章在万里被揪斗的时候多次把“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为万里“顶罪”。这次，刘建章在危难之际再伸援助之手，使万里深为感动。（2012年11月6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原秘书许守和——作者注）
铁道部当时只准万里请一小时假。万里从铁道部赶往301医院向母亲遗体告别。向来泪不轻弹的万里，为母亲的离世，放声恸哭，深情地吻了一下母亲的脸。
万里次子万仲翔回忆说：“他哭了，像个孩子一样哭了，泪流满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痛哭流泪。”万仲翔还回忆说，“父亲额上的青筋突然暴起，像蚯蚓一样”。 万里不得不匆匆含泪离去。他刚回到铁道部，批判大会仍在等着他，“打倒万里”“打倒邓小平黑干将万里”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孙健由于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于1978年3月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他前后只当了3年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在中国政坛上来去匆匆的流星。
“三次都差一点几”
万里的脉管炎病情不断加重。北京医院的大夫再三劝告万里，一定要及时住院治疗。大夫说，脉管炎会导致腿部中、小动脉节段性狭窄、闭塞，使肢端出现溃疡、坏死，严重的要截肢。
经过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同意并请示中央批准，1976年6月15日万里住进了北京医院高干病房。6月20日，中央发出电报通知：“（毛主席圈阅）万里同志有病住院检查错误期间，由郭鲁同志主持铁道部日常工作。”当天，国务院副总理孙健来到北京医院高干病院，向万里当面宣读了中央发出的电报通知，并要求万里在医院继续检查自己的严重错误。
据万里次子万仲翔说，万里在治疗脉管炎的时候，注射过多的抗生素，产生严重副作用，导致他的听力愈发下降。（2012年10月12日下午，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次子万仲翔——作者注）
万里三媳王小珉则说及此前万里也因医疗不当造成听力下降：“20世纪50年代他得过一次肠结核，治疗导致右耳不可逆的听力下降，所以与人闲谈不多，平时就是在家里也很少和子女们聊天闲谈，像我们和他生活了几十年，长谈都是屈指可数的。”
虽说万里因病住院，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仍要他在医院反省错误。
1976年7月27日，铁道部副部长郭鲁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次日下午召开铁道部机关干部大会，要万里在大会上作检讨。就在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地震。铁道部忙于救灾，无法召开批判万里的机关大会。
唐山大地震紧张的抢救工作总算过去了，铁道部刚缓过一口气，便又记起该批斗万里了。
1976年9月8日，铁道部副部长郭鲁又派人到北京医院，要万里第二天下午到铁道部，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检查——上次因唐山大地震而取消了的检查。
9月9日下午，就在万里准备去铁道部的时候，突然在北京医院病房接到电话，通知他不必去铁道部，批判大会取消。万里正在疑惑之际，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事先接到了中央的通知，所以赶紧取消原定的机关干部大会，万里的检查自然也就取消了。
追悼毛泽东的日子也总算过去了。铁道部缓过一口气，第三次记起该批斗万里了。10月6日，郭鲁又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说是在10月7日下午到铁道部机关干部大会作检查并准备接受批判。可是，这一回批判万里的大会又没有开成，而且永远开不成了！
为什么呢？因为在10月6日那个历史性的夜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联手粉碎了“四人帮”！
万里夫人边涛得知这一天大喜讯，哈哈大笑，称万里的命大，感动上帝了，三次都差一点儿：第一次恰逢唐山大地震，第二次恰逢毛泽东去世，第三次则恰逢粉碎“四人帮”。三次突发事件，使万里免于检查、免遭批斗！
于是，有人笑称万里真乃“福将”。
1976年，万里60岁，人生一甲子。在这花甲之年，虽说万里三次“免斗”，但是他在1976年有三大不幸：一是他遭到批判，二是母亲去世，三是得病住院。
对于万里来说，1975年是意气风发的一年，是大刀阔斧进行铁路整顿的一年，而1976年却是心情沉痛的一年，是不幸频至的一年。这两年，真是冰火两重天，大起又大落。
其实，万里的命运，正是中国命运的写照。中国在1975年因邓小平全面整顿而有了起色，而到了1976年则因邓小平下台而蒙受苦难。
万里本人也这样述及他与邓小平“同命运”的过程：
“文革”中小平被打倒了，我也被打倒了。“文革”中铁路被破坏得很厉害，小平同志复出后，又推荐我当了铁道部部长，去整顿铁路。我们搞了一份整顿铁路的文件，先整顿徐州，接着整顿郑州，小平同志让我在国务院会议上汇报，接着他大讲了一通整顿，从此，全面整顿就开始了。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住进了医院。在关键时刻，我和小平同志总是一致的。[《1993年5月25日万里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同志谈话》，转自张镜源等编《万里同志部分活动纪实（草稿）》第3册]
李瑞环夜访万里家
在“文革”初期，当万里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时，万家被“铁扫帚”赶到永定门外丁家坑，“门前冷落车马稀”。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万里作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再度被“打倒”的时候，又一次陷入同样的境地。
那年月，还没有监视摄像头。北京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29号的万宅大门不远处，总是有戴着红袖标的“向阳院”老大妈坐在小板凳上，不时用目光“扫描”着万宅大门。（“文革”后期，以居委会所辖的街巷为单位成立所谓“向阳院”的群众组织，严密监视街巷中的“专政对象”——作者注）
墨染的夜。“向阳院”老大妈连同她的小板凳都“撤岗”了。相隔几条胡同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来了一辆北京汽车厂生产的“212”吉普车，这种草绿色的吉普车当年在北京城里随处可见。这是北京木材厂书记崔迎之的车，然而从车上悄然下来的却并不是崔迎之，而是李瑞环。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崔迎之特地把自己的车借给李瑞环。
李瑞环熟门路，穿过几条胡同，走向万宅。
在万里第二次被打倒的那些日子里，李瑞环不时夜访万里。1958年，李瑞环与万里在建设人民大会堂的日日夜夜里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文革”之初，当万里遭到万人大会批斗时，李瑞环作为“陪斗”者，在风暴中共同怒视挂在胸前的黑牌。当万里又一次陷入批斗的旋涡时，当时担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市基建指挥部指挥的李瑞环还算“平安”，所以他能够一次次前来看望万里。 据万里的小儿子万晓武回忆：
父亲住院前，瑞环叔叔常常“夜访”我们家，帮助父亲“写检查过关”。我有幸和妈妈、三哥旁听他那充满幽默、睿智的谈话。
在父亲住院期间，瑞环叔叔仍经常来我们家看望，畅谈国家大事，为国运担忧，怒斥“四人帮”，为父亲鸣不平……（据万晓武2013年3月10日补充回忆——作者注）
李瑞环除了夜访万里家之外，还夜访胡耀邦家。当时，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黑干将”，他的家也处于被监视状态。在那样风雨如晦的日子，李瑞环与两员“邓小平的黑干将”密切来往，充分表明他鲜明的爱憎和超人的勇气。
1976年国庆节即将到来时，家家户户都挂起了五星红旗。虽说万里住在北京医院，他的孩子们照例在北京东吉祥胡同29号四合院大门口也挂起了五星红旗。忽然有“向阳院”的干部上门，说是万家的五星红旗“不合标准”，必须收起来。万里的孩子觉得好生奇怪，这五星红旗是从正规商店里买的，怎么会“不合标准”呢？哦，万里是“走资派”，是“邓小平的黑干将”，家中连挂五星红旗的“资格”都没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渐渐驶近10月6日那扭转中国乾坤的日子。
就在1976年10月5日，李瑞环又一次夜访万宅。在李瑞环告辞时，已经是1976年10月6日凌晨。据万晓武回忆：
瑞环叔叔临走，我们送他。他和我的妈妈一边走，一边说：“记住今天的日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四人帮’决没有好下场！”
就在这天晚上，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历史性事件——“四人帮”终于罪有应得，落进了人民的巨掌。
胡耀邦拥抱了他
万里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获知拘捕“四人帮”的呢？
事情要从笔者采访叶剑英元帅的侄子叶选基说起。（2009年5月31日，作者采访叶选基于上海安亭宾馆：2012年10月9日，在北京再访叶选基——作者注）叶选基当时生活在叶剑英身边，一度充当叶剑英的对外联络员。叶选基在10月7日早上7时多，赶往北京翠家湾王震家。王震得知这一重要消息，立即驱车前往陈云家报告，又派儿子王军赶往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当时，作为邓小平两员“黑干将”的胡耀邦、万里以及廖承志正在那里住院。
万里的次子万仲翔以及小儿子万晓武，则向笔者叙述了发生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里的一幕——当王军告诉他们特大喜讯时，非常兴奋的胡耀邦拥抱了万里，还亲吻了一下！（2012年10月14日，作者采访万里次子万仲翔以及小儿子万晓武——作者注）
当时，乔冠华也在那里住院，就住在万里病房对门。万里与乔冠华是老相识，但万里那时候是“批判对象”，不便去看望乔冠华，而乔冠华居然一次也未曾去拜访咫尺之内的万里。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开之后，乔冠华的病房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谢绝探视！”
粉碎“四人帮”之后，北京锣鼓喧天，庆贺胜利。这时候，万里要求参加铁道部的庆贺游行，却遭到了铁道部“革命群众”的拒绝——当时邓小平仍未平反，游行的口号之一便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万里作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当然不能“混”在铁道部“革命群众”之中一起游行。
出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
1976年12月底，万里突然接到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秘书的通知，说是纪登奎要找他谈话。万里以为，也许是纪登奎要他回铁道部主持工作。很出乎意料，纪登奎对他说，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安排，调他去轻工业部工作，担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
万里早在1956年5月就担任城市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是正部级干部。在整整20年后的1976年12月，把他降为副部长，而且是调他到一个陌生的部去工作，不让他回铁道部。这意味着在华国锋眼里，万里在1975年的铁路整顿中犯了严重错误，所以降职使用，调动工作。
不过，相比于邓小平，万里算是早一些复出的。1976年12月，华国锋还在推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仍处于挨“批判”的状态。
值得提到的是，万里卸任铁道部部长，接替他出任铁道部部长的，竟是万里在冀鲁豫边区的“老搭档”段君毅——当万里担任中共运西地委副书记时，担任中共运西地委书记的正是段君毅。
华国锋当时调万里到轻工业部担任第一副部长的原因，是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年事已高，76岁了。万里向来服从组织的调动。他马上带着秘书许守和、于廉前往轻工业部报到。在轻工业部，万里受到钱之光部长的热情欢迎。
万里还是跟以往那样，到了一个陌生的新的工作岗位，首先是扎下去，深入调查研究。
万里先是在北京的轻工业工厂调查研究。接着，万里带着许守和、于廉两位秘书，到东北调查研究。万里得知辽宁省辽阳市的30万吨乙烯工程生产停顿，就在1977年5月去了辽阳。那是一整套进口的设备，很可惜，工厂里非常混乱，没有达到设计的生产要求。万里在辽阳30万吨乙烯工程调查研究了半个多月，做出初步的整改方案。
接着，万里乘坐火车去辽宁西南的盘锦市。因为盘锦化工厂的生产也处于停顿状态，需要解决。
华国锋急着找万里
据万里原秘书许守和回忆，就在去盘锦的火车上，万里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要他立即返回北京！当时，华国锋急于找到万里。铁道部帮了忙，用直线电话通知盘锦市沿线各站，很快就在火车中途靠站时找到了万里。
华国锋为什么那么着急找万里呢？
就在万里就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的那些日子，邓小平的复出提上了议事日程。据万里女儿万叔鹏回忆说，那时候万里非常记挂邓小平，好几次对她说：“我又梦见小平同志了。”（2012年11月2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女儿万叔鹏——作者注） 早在1976年10月8日，当叶剑英知道华国锋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便于翌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此后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明确地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这时，李先念马上表示赞同叶剑英的话：“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华国锋于1977年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即1977年4月10目的信以及1976年10月10目的信。这是向全党发出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讯号。邓小平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出来”了！（关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日子，各种文献上皆语焉不详。作者注意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册第2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提到了这一日子——作者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就在无声无息之中画上句号。
万里的女儿万叔鹏记得，就在1977年5月，邓小平与万里一家同游中南海附近的北海公园。当时在场的除万里夫妇之外，还有万里次子万仲翔、女儿万叔鹏、三子万季飞，一起与邓小平合影。邓家与万家本来就来往密切，这张照片表明两家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初的“亲密接触”。
作为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急于找万里，除了邓小平复出以及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加在万里头上的罪名不复存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华国锋正着手准备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重大政策并修改党章，选举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
会前，华国锋花费很多时间一次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一个个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在讨论中共湖北省委的时候，华国锋认为湖北省委需要调整领导班子。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1975年5月——上任的，华国锋打算让万里换掉赵辛初。然而李先念持不同的意见，认为赵辛初与“四人帮”没有瓜葛，不必调换。可以让万里出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帮助赵辛初工作。
李先念对湖北的情况格外熟悉，他是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人。1949年5月，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直至1954年调往北京。
华国锋尊重李先念的意见。
这样，正在东北的万里，接到电话通知回到北京，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
新的任命：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时，几乎一致认为，当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宋佩璋必须撤换。
据调查，宋佩璋与“四人帮”有着密切关系，必须撤换，而安徽又是当时最为混乱、生产低迷的省份，一定要派一个得力干部前往安徽，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究竟派谁主政安徽呢？
华国锋决定调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关于此事，万里长子万伯翱说：“粉碎‘四人帮’后，万里被解放出来。1977年夏，万里起初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可以自由行动，但尚未公开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向华国锋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派一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2012年10月11日下午，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长子万伯翱——作者注）据说，当时邓小平还讲了一句话：“好钢用在刀刃上。”华国锋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1977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一起约见万里，宣布对他新的任命，即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
华国锋谈了对安徽工作的要求，一是“清帮”，即清除“四人帮”在安徽的残余势力——由于宋佩璋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捂盖子，一捂就是8个月，使安徽成为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死角;二是“除派”，安徽两派斗争甚为激烈，一定要克服安徽的派性，使安徽走向稳定、团结。
华国锋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安排顾卓新和赵守一作为万里的副手。他们两人都将出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而万里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华国锋要求万里3天后到安徽上任，还为万里安排了专机。
对于万里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陌生的工作岗位，同时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犹如他在1975年去铁道部上任时面临严峻挑战一样。
万里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安排的两位副手顾卓新和赵守一并不熟悉。华国锋在当时很注意任用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干系的、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
顾卓新便是一位老干部，年长万里6岁，是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人，北平大学肄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市委代理书记，解放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8年之久，对经济工作很熟悉。从1963年起，顾卓新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文革”初期，顾卓新跟万里一样，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顾卓新比万里还多一顶帽子——“大叛徒”。1967年顾卓新在沈阳30万人的大会上受到批斗。顾卓新后来回忆说：“我是1975年6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批准我的请求，解除流放和监管，恢复人身自由的。但因‘四人帮’分子刁难，一直拖到1975年12月底，我才辗转回到北京。”顾卓新接到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转达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电话通知，匆忙中前往安徽履新。
万里的另一副手赵守一，更加显得“离谱”。他是在陕西省的农场里接到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电话通知的，当时他正在农场劳动，连党籍都还没有恢复！一个党籍都还没有恢复的干部，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这恐怕只有在那种特殊的年代才会发生。
赵守一也是老干部，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担任过《解放日报》编辑、记者，解放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在“文革”中遭受批斗、迫害。
赵守一在极其匆忙中买了一张火车票赶到北京，前往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方知要调往安徽工作。
万里、顾卓新、赵守一成为匆忙中组成的安徽“三驾马车”。由于他们都是在“文革”中遭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所以到了安徽之后合作默契，思想一致。顾卓新坚定地支持万里的工作，而赵守一借助当年延安《解放日报》的同事成为《人民日报》的领导，在宣传报道方面给了万里许多帮助。这是后话。
在万里前往安徽工作之后，他的妻子边涛和子女仍在北京。有关部门安排其家属从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29号的大四合院，迁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附近的春雨胡同2号的小四合院。万里本人一直没有在春雨胡同2号住过，因为他从安徽回北京，便进入中南海居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