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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产电影的数量将达到500部左右。假如总票房收入能够达到100亿元,而每部电影都能进入影院,那么平均每部片子的票房收入就需要达到2000万元以上。但事实上,电影投资方能够回收的票房收入只有1/3,而且很多影片连院线的门都挤不进去
立秋后的北京,天气依旧闷热。躲在树叶背面的知了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声声的鸣叫让原本就急于赶路的行人更是难以停下脚步。在长安街北侧一条闹中取静的小路旁,新影联的办公楼就掩映在绿荫之中。
高军很忙,每天除了新影联的各种事务,偶尔还要接待一些圈外人。
不久前,一个民企老板把自己刚刚投资的电影剧本拿给高军,“这个电影我投资了1000万元。”看过剧本,高军说这个电影如果由他运作,只要花300万元。“这点钱对我不算什么,我就是闭着眼睛进来的。”对方依然满不在乎。“那你最后就得流着眼泪出去。”高军简短有力地回答。
这不是高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圈外投资人,只不过他发现近两年看好电影行业的企业家越来越多,而其中大部分人的投资都“相当盲目”。
“电影行业的投资是有很多讲究的。不懂行的人,既对制作过程不能驾驭,又对市场运作不了解,这样的人投资电影要是不赔,我都觉得有点不公平了。”北京新影联副总经理高军对《对中国新时代》说,现在的确有不少抱着玩一把的心态进入电影行业的投资人,但大多数都还是将逐利放在了诉求的第一位。
“既然是以逐利为目标,就一定要在投资前好好了解这个行业,例如电影行业的生产、制作以及市场运作规律。”高军说,如果完全不了解这个行业,就看见电影市场一片火热,那后果会很危险,“你进来时是盲目的,出去时就将是悲哀的。”
业内人士估计,2010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总收入将有望超过100亿元,相关收入则会超过200亿元。但同时,大批竞争者的涌入也导致电影行业的投资风险系数随之攀升。要知道,在国家广电总局严格的审片制度以及目前国内院线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那些能够成功登上大银幕并且最终实现盈利的电影只是极少数。
据悉,今年国产电影的数量将达到500部左右。假如总票房收入能够达到100亿元,而每部电影都能进入影院,那么平均每部片子的票房收入就需要达到2000万元以上。但事实上,电影投资方能够回收的票房收入只有1/3,而且很多影片连院线的门都挤不进去。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必须意识到,投资电影的风险是很高的。”高军说,近两年即使是业内人士投拍的电影也不乏折戟沉沙的例子,如由上海东方传媒集团等投拍的《东风雨》就巨赔1亿元之多。业内人尚且如此,圈外人“触电”的风险可想而知。
谈及电影投资的风险,高军显得十分严肃。但说起新影联这些年自己的投资,他在言语间就透着一股轻松和自信。2007年,北京新影联在全国的影院数量达到85家、拥有533块银幕,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院线公司之一。从这年起,他们联合其他5家公司,成立了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盛世华锐以扶植青年导演为己任,但不是所有项目都是青年导演的电影,我们主做商业电影,用投资商业电影赚的钱来扶植青年导演。”作为盛世华锐的总经理,高军对于公司的业绩非常自豪:自从盛世华锐成立以来,参与投资的23部电影全部盈利。
曾经有投资人不无羡慕地问高军,为什么你们投资的每一部电影都能盈利?“那是因为我们经过多年的历练,摸索出了电影产业的运作规律。”高军说,他将其总结为电影产业的“投资秘笈”。
把握题材,性价最优
电影制作的基本要素归纳起来就三个字:“本”、“人”、“钱”。剧本乃一剧之本,因此选择好电影题材并配以合适的演员,就使电影投资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无论是什么题材的电影,需要核心把握的一条就是‘最佳性价比’。”高军透露,盛世华锐投资电影中所用的演员,往往性价比都很高——片酬较低,票房号召力很高。
例如,《孔子》、《叶问2》都是2010年上半年上映的电影,圈外人会以为这两部电影的投资额相差无几,但事实上,《叶问2》的投资只是前者的一半还不到。原因就出在演员的片酬上,《孔子》的男主角是周润发,片酬可想而知。《叶问2》的男主角甄子丹的片酬是1000万元,而在拍摄《叶问》时,他的片酬还只有400万元。
最终,《孔子》的投资额高达1.1亿元,票房收入是1.03亿元。而《叶问2》的国内投资额仅为3000万元,票房收入则超过2.3亿元。
不可否则,片酬高的演员往往都具有较高的票房号召力,但是对于初涉电影行业的投资人而言,更应该考虑自身的实力,研究如何选择一个好的题材,并配以合适的演员,达到最佳的呈现效果,以吸引观众。
在题材的选择上,高军说他们一方面会注重“题材稳定性”,即有些题材是相对稳定的,能带来比较稳定的收益。例如古装武侠片,从《英雄》、《卧虎藏龙》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叶问》等,这种影片“十投八赚”。当然也有赔钱的例子,像《花木兰》,但高军认为,其亏损的原因是没有把握好性价比。
除了题材稳定性这一因素,在选材时还可考虑“题材稀缺性”,即所谓的“冷门”——有市场基础,但生产量不大的题材类型。
例如,盛世华锐近日就和湖南广电集团合拍了一部密室类惊悚片《不可告人》。“在目前的市场中,没有类似的题材出现。同时,国内有相当一批惊悚片的拥趸者。”高军说,题材的稀缺性就确保了他们的投资基本上是没有风险的。
盛世华锐在题材选择环节上坚持把握的另一条就是“不盲目跟风”。其实,大到行业投资,小到题材选择,“跟风热”一直在各个行业蔓延着。而在一些投资人眼中,跟风无疑是抓住市场热点、获取高额票房的捷径。但高军表示,盛世华锐在选材时绝不跟风。相反,他们的原则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变”。
例如,在看到《叶问》成为票房黑马后,很多投资方都开始跟进相关题材,如《一代宗师》、《叶问前传》等。《叶问前传》在上映前还宣称要和《叶问2》打擂台。当时高军就预言:“不用跟我们大擂台,你们能把票房做到《叶问2》的零头就行。”
最终,先行上映的《叶问前传》连800万元的票房都没能达到就偃旗息鼓了。而当市场上的叶问热潮过后,盛世华锐才又和其他公司联合推出了《叶问2》,并一举获得2.38亿元的票房。
对于圈内的题材跟风热,高军早已见怪不怪。在电影圈磨练30年的他认为,作为投资人,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心理和清醒的头脑,“大量同类题材电影出现在市场上,就会造成过度的同质化竞争,而这种同质化竞争很容易导致观众的审美疲劳。所以我们坚决不跟风。”
论证先行,以销定产
获得好的题材与性价比高的演员,是一部电影赢得票房的前提,但这仅仅是开始,进入电影制作环节之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则需要把握。
长期在院线工作的高军非常重视来自于市场的意见反馈,因此早在盛世华锐成立之前,1997年协助冯小刚策划《甲方乙方》时,他就组织院线经理、工作人员以及观众召开过十余次的剧本论证会。
“一般的电影投资方会把专家、政府的意见看得比较重要,而我们会把观众即市场层面的意见看得更重。”高军认为,专家和政府都不是真正的观众,例如政府官员认为好的电影往往注重的是思想性,学者认为好的电影往往注重的是艺术性,而只有影院工作人员和观众注重的才是观赏性。“所以盛世华锐投资的电影往往都要经过‘低端论证’这个阶段才会开拍,这已经成为我们保证票房的一个法宝了。”
在电影制作环节中,盛世华锐坚持把握的第二个原则就是“选择好的合作伙伴”。事在人为,即使有了好的剧本,如果创作团队缺乏专业能力和协作意识,就会导致电影在创作过程中搁浅。
此前,《桃花运》、《理发师》等由著名导演、演员组成的创作团队,都曾经由于人际关系等原因而一度中断创作,还有一些电影团队以及劳资双方在矛盾升级之后,甚至闹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
为了避免相关风险,盛世华锐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一向十分谨慎。对于投资合作伙伴,他们往往选择专业公司,即使选择非专业公司,对方也一定是抱着谦虚学习、共同合作的态度。“对于那些口碑差、没有业绩的公司,我们肯定不会合作。”高军说,在电影这个行业中,唯有业绩才是实力的唯一证明。除了投资合作伙伴,在选择创作合作伙伴如导演、摄影、服装、美工等时,盛世华锐也会将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看得同样重要。
在“本”和“人”到位之后,“钱”如何花也是一个学问。“注重节约成本”则是盛世华锐一直奉行的重要原则。
很多投资人在将资金交给创作团队后,往往缺乏必要、及时的监督,同时一些创作者缺乏有效的自律,就造成电影制作环节的大量浪费。
而在盛世华锐投资的电影剧组,浪费是被坚决杜绝的。无论是住宿还是拍摄场景的选择,“节约每一分钱”的理念会被体现在每一个环节之中。在拍摄结束之后,盛世华锐还会将上一部影片中用过的道具回收,放入仓库以备今后循环利用。
“在中国电影投资如此热的时候,厉行节约既是一种行业美德,也是投资方获得较高投资回报的保证,同时这也有助于良性产业循环的形成。”高军说,他经常向电影制作者灌输这样的观念:在电影制作环节节约了100万元,就等于为自己创造了300万元的票房——投资方只能回收票房收入的三分之一。“因此在电影创作中,该花的钱一分都不会少,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财务成本的控制。”
像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电影行业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前的电影往往是在制作完成之后再去寻找市场,但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这种“以产定销”的模式显然是不可取的。
由于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了“贺岁档”、“暑期档”、五一、十一黄金周以及各种围绕节日形成的固定档期,因此为特定档期量身定做影片就成为今天电影创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即应把握“以销定产”的原则。
“以销定产”还能反过来推动电影制作的有效完成。由于从一开始就瞄准了某一档期,因此创作者可以上映日期为基准进行倒推,由此制定出一个完整的电影制作时间表。
“这种‘倒计时模式’,不仅使电影制作的过程更具可控性,还能防止因工作拖沓而导致的成本上升。”高军说。
精选档期,颗粒归仓
当电影制作完成之后,就进入了市场操作层面。曾经插过队的高军喜欢用种庄稼来打比方:庄稼种得再好,还要看你是否有本事把他们卖出去,而且卖得最值。
首先,如果投拍的电影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某个类型档期定制的,就一定要为它寻找一个合适的档期。“所谓合适的档期,即外部环境适合影片、同类题材影片不会撞车,市场空间能使电影潜力得到最大的发挥。”高军说,一部好影片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档期,就可能在市场中沦为一部“烂片”;相反,一部烂片如果能在市场中找到合适的档期,也可能成为市场中的“好片”。
例如,此前盛世华锐曾参与合拍过一部小成本电影《气喘吁吁》,出于对合作伙伴的信任,他们那次破例没有对整部电影的制作过程进行干预。然而,当合作伙伴将完成的影片拿给她们看时,大家都顿时感到这次的投资可能要收不回成本了。原来,这部电影的导演曾在美国学习电影制作,因此讲故事的方式并不符合中国人欣赏习惯,连男主角葛优事后也表示,其实在拍摄时他也没弄懂导演的意图。
最后,大家把希望的眼光投向了高军,他的回答让大家吃了定心丸:“这部电影还有救,前提是你们一定要按照我制定的档期来操作。”经过思索,高军为这部电影选择了暑期档的最后三天。果然,《气喘吁吁》在上映前三天就抢收了3000万元的票房,最终没有给投资人造成损失。
“如果这部影片选择在暑期档争夺最激烈的时候上映,那将必死无疑。”高军说,“所以给影片寻找一个合适的档期,相当于给你的电影加分。”
除了选择合适的档期,电影在上映前通常都要做宣传,尽管现在的宣传手法各异,但高军认为一定要坚持“做最值的宣传”。如果不考虑票房的结果,而盲目大肆宣传,那只会给投资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很多电影在档期选择上就判断有误,与此同时还在宣传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雪上加霜。对于与《唐山大地震》同期上映的几部电影,高军留意了一下,发现有个别影片的灯箱广告数量甚至是前者的几倍。“这样的投入显然就很不值得。”在他看来,这不仅会影响最终的业绩,也反映出投资人缺乏判断常识。
无论是选择合适的档期,还是做最值的宣传,很多投资人由于缺乏对电影行业的足够了解,经常会盲目听从他人的意见,做出错误的判断。而在市场操作层面最容易被外行业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好拷贝的发行数量。
“拷贝的发行数量一定要坚持‘最佳投入产出比’,即单拷贝创值最高。就相当于种地,要做到‘单位面积产量最大’。”例如,如果投入200个拷贝能创造2000万元的票房,但如果投入100个拷贝能创造1500万元的票房,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后者的投入产出比是最高的。
因此,拷贝并非洗得越多越好。很多洗出来的拷贝,连进入院线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躺在仓库里落灰。高军说,从业这些年,他看到太多这样的事了。“除非市场需求足够大,可以大量投放拷贝。否则一定要精心计算,既要保证电影有一定的市场覆盖性,同时还要计算投入产出比是否合算。”
电影正式上映后,依然不可掉以轻心。由于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第三方机构对票房收入进行全面统计与监察,因此如何确保最终的票房收入能“颗粒归仓”,就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在《叶问2》上映之后,盛世华锐和发行合作伙伴中影集团总共动用了700人的票房监控团队,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影院监控票房。其中中影集团派出了600人的队伍,新影联则派出了100人的“督战队”——对监察人员进行再监察。
“《叶问2》基本没有跑冒滴漏的现象情况发生,每一分票房收入都进入了我们的账面。”高军说,在目前中国院线缺乏硬、软件有效配备的情况下,采取人海战术进行监控也是一种无奈。但在今天中国电影市场尚不规范的阶段,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票房收入“颗粒归仓”,否则将导致电影投资前功尽弃。
立秋后的北京,天气依旧闷热。躲在树叶背面的知了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声声的鸣叫让原本就急于赶路的行人更是难以停下脚步。在长安街北侧一条闹中取静的小路旁,新影联的办公楼就掩映在绿荫之中。
高军很忙,每天除了新影联的各种事务,偶尔还要接待一些圈外人。
不久前,一个民企老板把自己刚刚投资的电影剧本拿给高军,“这个电影我投资了1000万元。”看过剧本,高军说这个电影如果由他运作,只要花300万元。“这点钱对我不算什么,我就是闭着眼睛进来的。”对方依然满不在乎。“那你最后就得流着眼泪出去。”高军简短有力地回答。
这不是高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圈外投资人,只不过他发现近两年看好电影行业的企业家越来越多,而其中大部分人的投资都“相当盲目”。
“电影行业的投资是有很多讲究的。不懂行的人,既对制作过程不能驾驭,又对市场运作不了解,这样的人投资电影要是不赔,我都觉得有点不公平了。”北京新影联副总经理高军对《对中国新时代》说,现在的确有不少抱着玩一把的心态进入电影行业的投资人,但大多数都还是将逐利放在了诉求的第一位。
“既然是以逐利为目标,就一定要在投资前好好了解这个行业,例如电影行业的生产、制作以及市场运作规律。”高军说,如果完全不了解这个行业,就看见电影市场一片火热,那后果会很危险,“你进来时是盲目的,出去时就将是悲哀的。”
业内人士估计,2010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总收入将有望超过100亿元,相关收入则会超过200亿元。但同时,大批竞争者的涌入也导致电影行业的投资风险系数随之攀升。要知道,在国家广电总局严格的审片制度以及目前国内院线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那些能够成功登上大银幕并且最终实现盈利的电影只是极少数。
据悉,今年国产电影的数量将达到500部左右。假如总票房收入能够达到100亿元,而每部电影都能进入影院,那么平均每部片子的票房收入就需要达到2000万元以上。但事实上,电影投资方能够回收的票房收入只有1/3,而且很多影片连院线的门都挤不进去。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必须意识到,投资电影的风险是很高的。”高军说,近两年即使是业内人士投拍的电影也不乏折戟沉沙的例子,如由上海东方传媒集团等投拍的《东风雨》就巨赔1亿元之多。业内人尚且如此,圈外人“触电”的风险可想而知。
谈及电影投资的风险,高军显得十分严肃。但说起新影联这些年自己的投资,他在言语间就透着一股轻松和自信。2007年,北京新影联在全国的影院数量达到85家、拥有533块银幕,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院线公司之一。从这年起,他们联合其他5家公司,成立了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盛世华锐以扶植青年导演为己任,但不是所有项目都是青年导演的电影,我们主做商业电影,用投资商业电影赚的钱来扶植青年导演。”作为盛世华锐的总经理,高军对于公司的业绩非常自豪:自从盛世华锐成立以来,参与投资的23部电影全部盈利。
曾经有投资人不无羡慕地问高军,为什么你们投资的每一部电影都能盈利?“那是因为我们经过多年的历练,摸索出了电影产业的运作规律。”高军说,他将其总结为电影产业的“投资秘笈”。
把握题材,性价最优
电影制作的基本要素归纳起来就三个字:“本”、“人”、“钱”。剧本乃一剧之本,因此选择好电影题材并配以合适的演员,就使电影投资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无论是什么题材的电影,需要核心把握的一条就是‘最佳性价比’。”高军透露,盛世华锐投资电影中所用的演员,往往性价比都很高——片酬较低,票房号召力很高。
例如,《孔子》、《叶问2》都是2010年上半年上映的电影,圈外人会以为这两部电影的投资额相差无几,但事实上,《叶问2》的投资只是前者的一半还不到。原因就出在演员的片酬上,《孔子》的男主角是周润发,片酬可想而知。《叶问2》的男主角甄子丹的片酬是1000万元,而在拍摄《叶问》时,他的片酬还只有400万元。
最终,《孔子》的投资额高达1.1亿元,票房收入是1.03亿元。而《叶问2》的国内投资额仅为3000万元,票房收入则超过2.3亿元。
不可否则,片酬高的演员往往都具有较高的票房号召力,但是对于初涉电影行业的投资人而言,更应该考虑自身的实力,研究如何选择一个好的题材,并配以合适的演员,达到最佳的呈现效果,以吸引观众。
在题材的选择上,高军说他们一方面会注重“题材稳定性”,即有些题材是相对稳定的,能带来比较稳定的收益。例如古装武侠片,从《英雄》、《卧虎藏龙》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叶问》等,这种影片“十投八赚”。当然也有赔钱的例子,像《花木兰》,但高军认为,其亏损的原因是没有把握好性价比。
除了题材稳定性这一因素,在选材时还可考虑“题材稀缺性”,即所谓的“冷门”——有市场基础,但生产量不大的题材类型。
例如,盛世华锐近日就和湖南广电集团合拍了一部密室类惊悚片《不可告人》。“在目前的市场中,没有类似的题材出现。同时,国内有相当一批惊悚片的拥趸者。”高军说,题材的稀缺性就确保了他们的投资基本上是没有风险的。
盛世华锐在题材选择环节上坚持把握的另一条就是“不盲目跟风”。其实,大到行业投资,小到题材选择,“跟风热”一直在各个行业蔓延着。而在一些投资人眼中,跟风无疑是抓住市场热点、获取高额票房的捷径。但高军表示,盛世华锐在选材时绝不跟风。相反,他们的原则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变”。
例如,在看到《叶问》成为票房黑马后,很多投资方都开始跟进相关题材,如《一代宗师》、《叶问前传》等。《叶问前传》在上映前还宣称要和《叶问2》打擂台。当时高军就预言:“不用跟我们大擂台,你们能把票房做到《叶问2》的零头就行。”
最终,先行上映的《叶问前传》连800万元的票房都没能达到就偃旗息鼓了。而当市场上的叶问热潮过后,盛世华锐才又和其他公司联合推出了《叶问2》,并一举获得2.38亿元的票房。
对于圈内的题材跟风热,高军早已见怪不怪。在电影圈磨练30年的他认为,作为投资人,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心理和清醒的头脑,“大量同类题材电影出现在市场上,就会造成过度的同质化竞争,而这种同质化竞争很容易导致观众的审美疲劳。所以我们坚决不跟风。”
论证先行,以销定产
获得好的题材与性价比高的演员,是一部电影赢得票房的前提,但这仅仅是开始,进入电影制作环节之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则需要把握。
长期在院线工作的高军非常重视来自于市场的意见反馈,因此早在盛世华锐成立之前,1997年协助冯小刚策划《甲方乙方》时,他就组织院线经理、工作人员以及观众召开过十余次的剧本论证会。
“一般的电影投资方会把专家、政府的意见看得比较重要,而我们会把观众即市场层面的意见看得更重。”高军认为,专家和政府都不是真正的观众,例如政府官员认为好的电影往往注重的是思想性,学者认为好的电影往往注重的是艺术性,而只有影院工作人员和观众注重的才是观赏性。“所以盛世华锐投资的电影往往都要经过‘低端论证’这个阶段才会开拍,这已经成为我们保证票房的一个法宝了。”
在电影制作环节中,盛世华锐坚持把握的第二个原则就是“选择好的合作伙伴”。事在人为,即使有了好的剧本,如果创作团队缺乏专业能力和协作意识,就会导致电影在创作过程中搁浅。
此前,《桃花运》、《理发师》等由著名导演、演员组成的创作团队,都曾经由于人际关系等原因而一度中断创作,还有一些电影团队以及劳资双方在矛盾升级之后,甚至闹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
为了避免相关风险,盛世华锐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一向十分谨慎。对于投资合作伙伴,他们往往选择专业公司,即使选择非专业公司,对方也一定是抱着谦虚学习、共同合作的态度。“对于那些口碑差、没有业绩的公司,我们肯定不会合作。”高军说,在电影这个行业中,唯有业绩才是实力的唯一证明。除了投资合作伙伴,在选择创作合作伙伴如导演、摄影、服装、美工等时,盛世华锐也会将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看得同样重要。
在“本”和“人”到位之后,“钱”如何花也是一个学问。“注重节约成本”则是盛世华锐一直奉行的重要原则。
很多投资人在将资金交给创作团队后,往往缺乏必要、及时的监督,同时一些创作者缺乏有效的自律,就造成电影制作环节的大量浪费。
而在盛世华锐投资的电影剧组,浪费是被坚决杜绝的。无论是住宿还是拍摄场景的选择,“节约每一分钱”的理念会被体现在每一个环节之中。在拍摄结束之后,盛世华锐还会将上一部影片中用过的道具回收,放入仓库以备今后循环利用。
“在中国电影投资如此热的时候,厉行节约既是一种行业美德,也是投资方获得较高投资回报的保证,同时这也有助于良性产业循环的形成。”高军说,他经常向电影制作者灌输这样的观念:在电影制作环节节约了100万元,就等于为自己创造了300万元的票房——投资方只能回收票房收入的三分之一。“因此在电影创作中,该花的钱一分都不会少,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财务成本的控制。”
像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电影行业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前的电影往往是在制作完成之后再去寻找市场,但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这种“以产定销”的模式显然是不可取的。
由于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了“贺岁档”、“暑期档”、五一、十一黄金周以及各种围绕节日形成的固定档期,因此为特定档期量身定做影片就成为今天电影创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即应把握“以销定产”的原则。
“以销定产”还能反过来推动电影制作的有效完成。由于从一开始就瞄准了某一档期,因此创作者可以上映日期为基准进行倒推,由此制定出一个完整的电影制作时间表。
“这种‘倒计时模式’,不仅使电影制作的过程更具可控性,还能防止因工作拖沓而导致的成本上升。”高军说。
精选档期,颗粒归仓
当电影制作完成之后,就进入了市场操作层面。曾经插过队的高军喜欢用种庄稼来打比方:庄稼种得再好,还要看你是否有本事把他们卖出去,而且卖得最值。
首先,如果投拍的电影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某个类型档期定制的,就一定要为它寻找一个合适的档期。“所谓合适的档期,即外部环境适合影片、同类题材影片不会撞车,市场空间能使电影潜力得到最大的发挥。”高军说,一部好影片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档期,就可能在市场中沦为一部“烂片”;相反,一部烂片如果能在市场中找到合适的档期,也可能成为市场中的“好片”。
例如,此前盛世华锐曾参与合拍过一部小成本电影《气喘吁吁》,出于对合作伙伴的信任,他们那次破例没有对整部电影的制作过程进行干预。然而,当合作伙伴将完成的影片拿给她们看时,大家都顿时感到这次的投资可能要收不回成本了。原来,这部电影的导演曾在美国学习电影制作,因此讲故事的方式并不符合中国人欣赏习惯,连男主角葛优事后也表示,其实在拍摄时他也没弄懂导演的意图。
最后,大家把希望的眼光投向了高军,他的回答让大家吃了定心丸:“这部电影还有救,前提是你们一定要按照我制定的档期来操作。”经过思索,高军为这部电影选择了暑期档的最后三天。果然,《气喘吁吁》在上映前三天就抢收了3000万元的票房,最终没有给投资人造成损失。
“如果这部影片选择在暑期档争夺最激烈的时候上映,那将必死无疑。”高军说,“所以给影片寻找一个合适的档期,相当于给你的电影加分。”
除了选择合适的档期,电影在上映前通常都要做宣传,尽管现在的宣传手法各异,但高军认为一定要坚持“做最值的宣传”。如果不考虑票房的结果,而盲目大肆宣传,那只会给投资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很多电影在档期选择上就判断有误,与此同时还在宣传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雪上加霜。对于与《唐山大地震》同期上映的几部电影,高军留意了一下,发现有个别影片的灯箱广告数量甚至是前者的几倍。“这样的投入显然就很不值得。”在他看来,这不仅会影响最终的业绩,也反映出投资人缺乏判断常识。
无论是选择合适的档期,还是做最值的宣传,很多投资人由于缺乏对电影行业的足够了解,经常会盲目听从他人的意见,做出错误的判断。而在市场操作层面最容易被外行业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好拷贝的发行数量。
“拷贝的发行数量一定要坚持‘最佳投入产出比’,即单拷贝创值最高。就相当于种地,要做到‘单位面积产量最大’。”例如,如果投入200个拷贝能创造2000万元的票房,但如果投入100个拷贝能创造1500万元的票房,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后者的投入产出比是最高的。
因此,拷贝并非洗得越多越好。很多洗出来的拷贝,连进入院线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躺在仓库里落灰。高军说,从业这些年,他看到太多这样的事了。“除非市场需求足够大,可以大量投放拷贝。否则一定要精心计算,既要保证电影有一定的市场覆盖性,同时还要计算投入产出比是否合算。”
电影正式上映后,依然不可掉以轻心。由于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第三方机构对票房收入进行全面统计与监察,因此如何确保最终的票房收入能“颗粒归仓”,就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在《叶问2》上映之后,盛世华锐和发行合作伙伴中影集团总共动用了700人的票房监控团队,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影院监控票房。其中中影集团派出了600人的队伍,新影联则派出了100人的“督战队”——对监察人员进行再监察。
“《叶问2》基本没有跑冒滴漏的现象情况发生,每一分票房收入都进入了我们的账面。”高军说,在目前中国院线缺乏硬、软件有效配备的情况下,采取人海战术进行监控也是一种无奈。但在今天中国电影市场尚不规范的阶段,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票房收入“颗粒归仓”,否则将导致电影投资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