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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这个历史性评价及其光辉历史，使我对三联书店一直心怀敬仰之情。我曾以两支文艺大军会师做比对，称颂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新中国开国大典之后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是三联书店（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新华书店（原在解放区）两支革命出版大军的会师。由此可见，在我的心目中，三联书店同新华书店是同等重要的。当前，在以生活书店成立为发端纪念三联书店八十周年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时，我更想起三十多年来为三联书店服务中所受到的教益。我还想过，在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未能同三联战友并肩战斗，却愿在三联重建辉煌的事业中与三联为伍，甚至愿意做个三联人。
确认入店即是参加革命
一九七七年开始的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严厉地批判了“四人帮”强加给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是“三十年代黑店”的政治诬陷，肯定三家书店及其后成立的三联书店是党所领导的革命出版单位，为新中国成立前入店的三联人恢复了名誉，但并未像对新华书店那样，入店即是参加革命工作，计算革命工龄。对此，三联老同志徐伯昕、张仲实、胡绳、黄洛峰、钱俊瑞、华应申、邵公文等上书中共中央书记处，但由于当时类似积案甚多，又有攀比，需要逐个审查和统筹，未能及时解决。
我是从参与出版界拨乱反正工作，在批判“三十年代黑店论”过程中，较为系统地了解到三联书店的光辉历史及其与党中央、与中央南方局和北方局有组织关系，并在同三联老同志接触中深得教益，视黄洛峰、徐伯昕、陈原等三联老同志为“出版导师”，所以由衷地愿为三联书店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我到中组部按三联老同志的要求再做争取。听取我汇报的是中组部部务委员、老干部局局长郑伯克。他是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曾与胡乔木、周扬有党的工作关系，同左翼文化人有交往，知道生活书店许多情况，对我们的争取和三联老人的要求做了热情支持的表态。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组部发出《关于确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明确规定：“凡是三家书店的正式工作人员，拥护党的主张，服从组织安排（需经当时分店以上负责人证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一九三七年八月以前进店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家书店受党直接领导时算起；一九三七年八月以后进店的，从进店之日算起。”这样，三店及其后的三联书店分布在全国约一千六百余人中的大多数，都满意地解决了革命工龄问题，离职后都享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这对三联书店和整个出版界都是一件大事，一件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问题的大事，一件有广泛影响的拨乱反正的大事。
为解决三联人普遍关心的这件大事，我们有关工作人员出了一些力，但起决定作用的是送到中组部决策会议上的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肯定“三联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一个是一九八二年在纪念三联书店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邓颖超、王震、邓力群、周扬的贺信和讲话，肯定三家书店“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暴风雨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火种传播得更广泛、更深入”。可以这样说，确认老三联人的革命工龄，就是在新时期对三联书店革命历史地位的肯定。
修史要写好三联书店
《中国出版通史》是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编纂的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由石峰副署长任工委会主任、郝振省所长任常务副主编，我被聘为顾问之一。二○○八年初，我听说“民国卷”（卷八）二○○四年稿对三联书店的历史地位写得很不到位，引起三联老同志的极大关注，便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要来有关文稿和资料，翻阅了二○○四年专家审读意见材料和二○○七年修改稿。我看到，王仿子对民国卷初稿未能正确反映党所领导的三联书店等革命出版事业及其代表人物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意见。与此同时，三联书店汪家明转来王仿子写给他的两封信(二○○七年七月十一日，二○○八年二月十三日)，说明将在上海《出版博物馆》杂志全文刊载，实际上是要将王仿子对“民国卷”审读意见公开发表。信中说：“正在印刷中的《中国出版通史》的“民国卷”的质量很令我担心。”还说：“这一卷在讲民国时期著名出版人这一节的题目上，只有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三个人的名字，说明他们不知道邹韬奋在民国时期出版界的地位。”汪家明转送王仿子信时，又给我写了信，说：“三联这些年确实被出版史家们淡忘了，当然也可能不是淡忘，而是认为三联的‘革命性’现在不时髦了，商务、中华的‘文化性’才是值得赞扬的。这是对‘文化’的浅解，而且，三联即便是解放前，也出过大量进步文化的书，如鲁迅的书，高尔基的书，乃至许多文学名著(《巴黎圣母院》等)。然当下世风如此，所以我们要奋起自重。”
我赞成王仿子、汪家明的意见，认为是写好“民国卷”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民国卷”二○○七年修改稿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把党所领导的出版事业单列一章（第十二章），在编辑出版家群体中补写了邹韬奋和徐伯昕。后又按我的意见，在三联主要代表人物中增补了胡愈之；我又一再叮嘱要把事关三联历史地位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补入出版通史稿，经查对无误，我才放心了。
在“民国卷”一个重要问题形成热点、编写者与出版界有关人士互不通气的情况下，我于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写信给石峰和郝振省，向编委会告知我对这一卷的关注和我对二○○七年修改稿的基本评价，以及我对今后工作的意见。信中说：“撰写民国卷(一九一二——一九四九)三十八年的出版史，必须正确解决革命出版事业的历史地位及其相关问题，而认真听取仿子等同志所代表的一代人(包括他们的继任者)的意见是其中的重要条件。”说实话，我也不希望在“民国卷”做了重要修改后，编委会仍然还承受着来自出版界有影响人士的某种压力。因此，我将我给石峰、郝振省的信转送三联书店有关同志，以利于消除疑虑。
经查，二○○八年十二月定稿出版本又有重要增补和改进，主要是：(一)编写者顺应历史走向，把握民国时期政治斗争与出版文化的内在关系，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从原来分散叙述改为专章模式”的十二章(本书后记)，使党“如何有效地利用出版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那一时期重要的出版文化现象”，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业源头”(见本卷导论，我同前引汪家明意见很接近)，包括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主要出版单位和主要出版活动，做了符合历史的全面评述，给人们留下了清晰而又深刻的印象。(二)在“出版家群体”的第七章中，将三联书店主要代表人物邹韬奋、徐伯昕、胡愈之三人同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与王云五、中华书局陆费逵与舒新城并列，各为一节，以显示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三)在“其他较有影响的编辑出版人”的第七节中，像对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单位一样，将“曾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供职的编辑出版人”杜重远、艾寒松、柳湜、张仲实、万国钧、孙明心、俞鸿模、黄洛峰、艾思奇、华应申、石西民十一人，先后列出，简介其“主要编辑出版活动”。也因此，我在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中国出版通史》出版座谈会上发言时说：“民国出版史因其对革命出版事业的正确处理，而成为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系列的一部成功之作。”顺便说，我也听到还有不同的声音，主要是对解放区革命出版工作撰写分量不足，与历史不符。这就有待改进了。
为三联书店建大楼的决策
三联书店一九四九年由香港北迁，一九五一年并入人民出版社，成为只有出书名义而无实体的副牌社，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才恢复独立建制。这以后的三联书店，最现实的困难是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用时任总经理沈昌文的话说：“三联书店‘复活’多年，依然地没一垅，房没一间。最困难的时候，这么一个多少有名的单位，并不多的几十号人要在北京市内东、南、西城四五个地方分散办公，可谓苦矣！”这是一句实话，还有一句实话可说：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和后来的新闻出版署都把解决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等直属单位的办公和业务用房列入第一批建设规划，而为三联书店盖大楼，更是得到署领导班子和执行部门特殊优先的安排。
在美术馆东街新华字模厂旧址上出现的那座三联书店大楼，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呢？那可不是靠某个人的超强政绩，而是主管部门特殊优先安排和相关部门有力支持的结果。从地皮移用（在别单位使用的地皮上建房，更要有权威机关统一调度和必要倾斜）、国家计委工程立项、基建资金国家拨款，乃至施工组织，都是署领导班子和执行部门精心筹划和果断决定的，而时任署计划财务司司长吴江江则起到了上下沟通、左右协调的作用（也不是纯个人行为）。当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对成就此事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也只是从我向郝建秀（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争取工程立项和国家拨款的交谈中感受到的，并无任何批示文件可证。关于此事，沈昌文在他口述自传《知道》和《八十溯往》两书中的叙述，基本上是准确的。
愿做三联人的心境与进言
写到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我愿做三联人的心境细节与进言。
我对范用、倪子明、沈昌文、董秀玉、张伟民和樊希安等几任三联老总都比较熟悉，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和个人的交往。当沈昌文在总经理任上受到指责时，我对他有批评也有支持。对董秀玉在港工作遇到挫折时，主动将其调回继续担任三联副总（在港任职期间原职未予免除），后又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提议她接替沈昌文出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我做过几年中国韬奋基金会副会长，为继承和发扬三联书店首位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的事业尽了一点力。二○○四年前后，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一时不慎，在某些事上偏离了三联好传统，引起老三联人的强烈反对，我曾受托将仲秋元、李文、许觉民、曹健飞、王仿子、范用的呼吁信函转报中央领导同志，为老三联高度关注之事的圆满解决做了一点沟通。对三联书店主办的《读书》杂志在办刊过程中遭遇的责难，我批评与保护兼而有之；一九八九年《读书》七、八两期合刊出版，并有内容调整（扬之水：《〈读书〉十年》342页有记载），是特定政治形势下做出的，如有失当，我负决策之责。我高兴地看到，樊希安出任总经理以来，三联书店在编辑出版和经营管理上都有新举措新进展。
我列举前述这些未必件件都应由我来说出之事，只是表示我愿与三联为伍，做个三联人的心境。这一切，都源于我对三联传统、三联精神、三联事业的敬仰。这又始于我对三联书店的历史贡献、“文革”中的遭遇和恢复建制后的重铸辉煌做过比较系统的调查，写出一篇《关于三联书店拨乱反正的历史回顾》。此文发表后，即二○○四年十二月，我送请张伟民阅正，并请他转送沈昌文和董秀玉，我在信中说：“我非三联人，但同‘三联’还是有些缘分的，写此文也是年过古稀之人对历史的一种交待。”话又说回来，我在这篇长文最后部分讲到，批准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后，又批准在上海新建一家三联书店，这样，在京、沪、港就各有一家三联书店，虽有历史渊源，又曾有总店与分店名称之别，却各自独立经营。接着又讲我从翻阅三联出版史料（内含当年上海市长汪道涵对重建三联的意见）中，有所领悟，引出三条建设性意见，作为那篇文章的结语：“关于三联书店在新形势下既要继承、发扬老三联的优良传统，又要在出版体制上有所改革和创新；关于京、沪、港三联如何开展合作，优势互补，兼顾国内外读者，以求得更好的发展；关于三家按中外合资模式统一经营一个公司，把出版工作推向海外去。我认为对今天研究三联书店的改革与发展都是有意义的。”（引自二○○七年商务印书馆版拙著《亲历出版三十年》，74页，原载《出版史料》二○○四年第四期）我想，对现今几家三联书店而言，这既是前辈的嘱托，也是我这个后来人的进言。今日再次引出，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八十又三壬辰三月于京城寓所
确认入店即是参加革命
一九七七年开始的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严厉地批判了“四人帮”强加给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是“三十年代黑店”的政治诬陷，肯定三家书店及其后成立的三联书店是党所领导的革命出版单位，为新中国成立前入店的三联人恢复了名誉，但并未像对新华书店那样，入店即是参加革命工作，计算革命工龄。对此，三联老同志徐伯昕、张仲实、胡绳、黄洛峰、钱俊瑞、华应申、邵公文等上书中共中央书记处，但由于当时类似积案甚多，又有攀比，需要逐个审查和统筹，未能及时解决。
我是从参与出版界拨乱反正工作，在批判“三十年代黑店论”过程中，较为系统地了解到三联书店的光辉历史及其与党中央、与中央南方局和北方局有组织关系，并在同三联老同志接触中深得教益，视黄洛峰、徐伯昕、陈原等三联老同志为“出版导师”，所以由衷地愿为三联书店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我到中组部按三联老同志的要求再做争取。听取我汇报的是中组部部务委员、老干部局局长郑伯克。他是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曾与胡乔木、周扬有党的工作关系，同左翼文化人有交往，知道生活书店许多情况，对我们的争取和三联老人的要求做了热情支持的表态。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组部发出《关于确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明确规定：“凡是三家书店的正式工作人员，拥护党的主张，服从组织安排（需经当时分店以上负责人证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一九三七年八月以前进店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家书店受党直接领导时算起；一九三七年八月以后进店的，从进店之日算起。”这样，三店及其后的三联书店分布在全国约一千六百余人中的大多数，都满意地解决了革命工龄问题，离职后都享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这对三联书店和整个出版界都是一件大事，一件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问题的大事，一件有广泛影响的拨乱反正的大事。
为解决三联人普遍关心的这件大事，我们有关工作人员出了一些力，但起决定作用的是送到中组部决策会议上的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肯定“三联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一个是一九八二年在纪念三联书店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邓颖超、王震、邓力群、周扬的贺信和讲话，肯定三家书店“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暴风雨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火种传播得更广泛、更深入”。可以这样说，确认老三联人的革命工龄，就是在新时期对三联书店革命历史地位的肯定。
修史要写好三联书店
《中国出版通史》是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编纂的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由石峰副署长任工委会主任、郝振省所长任常务副主编，我被聘为顾问之一。二○○八年初，我听说“民国卷”（卷八）二○○四年稿对三联书店的历史地位写得很不到位，引起三联老同志的极大关注，便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要来有关文稿和资料，翻阅了二○○四年专家审读意见材料和二○○七年修改稿。我看到，王仿子对民国卷初稿未能正确反映党所领导的三联书店等革命出版事业及其代表人物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意见。与此同时，三联书店汪家明转来王仿子写给他的两封信(二○○七年七月十一日，二○○八年二月十三日)，说明将在上海《出版博物馆》杂志全文刊载，实际上是要将王仿子对“民国卷”审读意见公开发表。信中说：“正在印刷中的《中国出版通史》的“民国卷”的质量很令我担心。”还说：“这一卷在讲民国时期著名出版人这一节的题目上，只有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三个人的名字，说明他们不知道邹韬奋在民国时期出版界的地位。”汪家明转送王仿子信时，又给我写了信，说：“三联这些年确实被出版史家们淡忘了，当然也可能不是淡忘，而是认为三联的‘革命性’现在不时髦了，商务、中华的‘文化性’才是值得赞扬的。这是对‘文化’的浅解，而且，三联即便是解放前，也出过大量进步文化的书，如鲁迅的书，高尔基的书，乃至许多文学名著(《巴黎圣母院》等)。然当下世风如此，所以我们要奋起自重。”
我赞成王仿子、汪家明的意见，认为是写好“民国卷”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民国卷”二○○七年修改稿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把党所领导的出版事业单列一章（第十二章），在编辑出版家群体中补写了邹韬奋和徐伯昕。后又按我的意见，在三联主要代表人物中增补了胡愈之；我又一再叮嘱要把事关三联历史地位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补入出版通史稿，经查对无误，我才放心了。
在“民国卷”一个重要问题形成热点、编写者与出版界有关人士互不通气的情况下，我于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写信给石峰和郝振省，向编委会告知我对这一卷的关注和我对二○○七年修改稿的基本评价，以及我对今后工作的意见。信中说：“撰写民国卷(一九一二——一九四九)三十八年的出版史，必须正确解决革命出版事业的历史地位及其相关问题，而认真听取仿子等同志所代表的一代人(包括他们的继任者)的意见是其中的重要条件。”说实话，我也不希望在“民国卷”做了重要修改后，编委会仍然还承受着来自出版界有影响人士的某种压力。因此，我将我给石峰、郝振省的信转送三联书店有关同志，以利于消除疑虑。
经查，二○○八年十二月定稿出版本又有重要增补和改进，主要是：(一)编写者顺应历史走向，把握民国时期政治斗争与出版文化的内在关系，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从原来分散叙述改为专章模式”的十二章(本书后记)，使党“如何有效地利用出版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那一时期重要的出版文化现象”，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业源头”(见本卷导论，我同前引汪家明意见很接近)，包括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主要出版单位和主要出版活动，做了符合历史的全面评述，给人们留下了清晰而又深刻的印象。(二)在“出版家群体”的第七章中，将三联书店主要代表人物邹韬奋、徐伯昕、胡愈之三人同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与王云五、中华书局陆费逵与舒新城并列，各为一节，以显示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三)在“其他较有影响的编辑出版人”的第七节中，像对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单位一样，将“曾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供职的编辑出版人”杜重远、艾寒松、柳湜、张仲实、万国钧、孙明心、俞鸿模、黄洛峰、艾思奇、华应申、石西民十一人，先后列出，简介其“主要编辑出版活动”。也因此，我在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中国出版通史》出版座谈会上发言时说：“民国出版史因其对革命出版事业的正确处理，而成为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系列的一部成功之作。”顺便说，我也听到还有不同的声音，主要是对解放区革命出版工作撰写分量不足，与历史不符。这就有待改进了。
为三联书店建大楼的决策
三联书店一九四九年由香港北迁，一九五一年并入人民出版社，成为只有出书名义而无实体的副牌社，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才恢复独立建制。这以后的三联书店，最现实的困难是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用时任总经理沈昌文的话说：“三联书店‘复活’多年，依然地没一垅，房没一间。最困难的时候，这么一个多少有名的单位，并不多的几十号人要在北京市内东、南、西城四五个地方分散办公，可谓苦矣！”这是一句实话，还有一句实话可说：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和后来的新闻出版署都把解决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等直属单位的办公和业务用房列入第一批建设规划，而为三联书店盖大楼，更是得到署领导班子和执行部门特殊优先的安排。
在美术馆东街新华字模厂旧址上出现的那座三联书店大楼，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呢？那可不是靠某个人的超强政绩，而是主管部门特殊优先安排和相关部门有力支持的结果。从地皮移用（在别单位使用的地皮上建房，更要有权威机关统一调度和必要倾斜）、国家计委工程立项、基建资金国家拨款，乃至施工组织，都是署领导班子和执行部门精心筹划和果断决定的，而时任署计划财务司司长吴江江则起到了上下沟通、左右协调的作用（也不是纯个人行为）。当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对成就此事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也只是从我向郝建秀（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争取工程立项和国家拨款的交谈中感受到的，并无任何批示文件可证。关于此事，沈昌文在他口述自传《知道》和《八十溯往》两书中的叙述，基本上是准确的。
愿做三联人的心境与进言
写到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我愿做三联人的心境细节与进言。
我对范用、倪子明、沈昌文、董秀玉、张伟民和樊希安等几任三联老总都比较熟悉，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和个人的交往。当沈昌文在总经理任上受到指责时，我对他有批评也有支持。对董秀玉在港工作遇到挫折时，主动将其调回继续担任三联副总（在港任职期间原职未予免除），后又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提议她接替沈昌文出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我做过几年中国韬奋基金会副会长，为继承和发扬三联书店首位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的事业尽了一点力。二○○四年前后，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一时不慎，在某些事上偏离了三联好传统，引起老三联人的强烈反对，我曾受托将仲秋元、李文、许觉民、曹健飞、王仿子、范用的呼吁信函转报中央领导同志，为老三联高度关注之事的圆满解决做了一点沟通。对三联书店主办的《读书》杂志在办刊过程中遭遇的责难，我批评与保护兼而有之；一九八九年《读书》七、八两期合刊出版，并有内容调整（扬之水：《〈读书〉十年》342页有记载），是特定政治形势下做出的，如有失当，我负决策之责。我高兴地看到，樊希安出任总经理以来，三联书店在编辑出版和经营管理上都有新举措新进展。
我列举前述这些未必件件都应由我来说出之事，只是表示我愿与三联为伍，做个三联人的心境。这一切，都源于我对三联传统、三联精神、三联事业的敬仰。这又始于我对三联书店的历史贡献、“文革”中的遭遇和恢复建制后的重铸辉煌做过比较系统的调查，写出一篇《关于三联书店拨乱反正的历史回顾》。此文发表后，即二○○四年十二月，我送请张伟民阅正，并请他转送沈昌文和董秀玉，我在信中说：“我非三联人，但同‘三联’还是有些缘分的，写此文也是年过古稀之人对历史的一种交待。”话又说回来，我在这篇长文最后部分讲到，批准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后，又批准在上海新建一家三联书店，这样，在京、沪、港就各有一家三联书店，虽有历史渊源，又曾有总店与分店名称之别，却各自独立经营。接着又讲我从翻阅三联出版史料（内含当年上海市长汪道涵对重建三联的意见）中，有所领悟，引出三条建设性意见，作为那篇文章的结语：“关于三联书店在新形势下既要继承、发扬老三联的优良传统，又要在出版体制上有所改革和创新；关于京、沪、港三联如何开展合作，优势互补，兼顾国内外读者，以求得更好的发展；关于三家按中外合资模式统一经营一个公司，把出版工作推向海外去。我认为对今天研究三联书店的改革与发展都是有意义的。”（引自二○○七年商务印书馆版拙著《亲历出版三十年》，74页，原载《出版史料》二○○四年第四期）我想，对现今几家三联书店而言，这既是前辈的嘱托，也是我这个后来人的进言。今日再次引出，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八十又三壬辰三月于京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