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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赴日(下)
到了1927年，我执白胜了刘隶怀，名副其实地坐上了北京棋士的第一把交椅。那一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来京游访时，让我二子对弈，结果我大胜。再以黑先连下三局，取得一胜一败一打挂(即暂停)的成绩。当时，四段以上的职业棋士能允许对方先手开局的几乎没有。所以，那真是非同小可的决断。井上五段让我先手开局之事，可谓伯乐之卓见，后来他自己也常常对此引以为自豪。井上五段回日本后，称我有“胜过传闻之才能”，再次向日本棋界转告了他的看法。
那个时期，我们全家仍旧继续依靠变卖东西度日。为了二哥能继续上学和照顾全家，大哥毅然决定中途退学。当我能执黑迎战井上五段之事传开后，便成为促使母亲及哥哥决心前往那陌生土地的主要因素了。
当时我自己的心情是这样：因一切都由母亲和哥哥来商定，所以我对赴日无任何担心，只要顺从决定便可。到了1927年的秋天，我赴日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这样，我们也越来越坚定了东渡的决心。等到赴日之事真的决定下来，即刻便收到了濑越先生发给我的正式邀请书。那封书信我至今在家中镜框中珍藏着。它以绝妙的言辞，写出了一篇显示执笔人的文采与卓识的名文，简直难以想象是出自于棋士之手。若译为现代语，文面如下：
谨启，前几日，通过山崎氏收到了你的来函，谢谢！我虽未有与你直接见面的机会，但过去从岩本氏那里听说你年纪虽幼，但棋力高强。这次，我又看了你与井上氏对弈的三局棋谱，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与时间允许的话，我真想去拜访贵地，与你亲切磋棋艺。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许，我深感遗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体强健，完成大礼后，到日本留学，从而共同不断地研究。愿你能在不久的将来荣升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册已寄到了山崎氏那里，在你来日之前，若肯为我研究一下，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你和刘氏下的二局棋谱，加上我妄下雌黄式的评论，已在《棋道》六月号上登载，同时综述贵国棋界现状的文章也冒昧登载于上。因此，务必请你谅解!
搁笔之时，谨拜托你向贵国的棋伯诸贤们转达我的问候。遥祝你身体健康!
濑越宪作谨具5月16日
1928年，秉承濑越先生之意，其高徒桥本宇太郎四段到北京专程来访。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正式考察我的棋力，以及就赴日之际有关琐碎的事项代替山崎有民先生来磋商，我和桥本宇大郎以黑先弈了两局，皆以六目和四目获胜。
这样，在众人的尽力相帮之下，根据母亲“寻求新天地、开辟新生活”的决断，我们终于决定于1928年10月启程东渡。家族之中，暂且由母亲和大哥吴浣陪我去日本。
我们的生命安全由望月圭介先生担保；围棋修业的安排是让我作濑越先生的门生；另外，生活费是以留学费为名，暂由大仓先生以二年为一期限，每月支付给我二百元。 因二哥吴炎要继续上学，决定将他寄托到舅父家去住；三个妹妹也分别寄托到亲戚家里。只等我们在日本生活安定之后，便来迎接他们去日本。当时，依杨子安之意，还是说我们此行不过是暂时的二年契约罢了，劝我们过两年后，毫不客气地回来即可。母亲从来都是老实厚道的性格，最怕干出头露面的事情。然而，在关系到一家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方针定夺之际，却变成了一个有斩钉截铁之决断力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如此，母亲对日本的事情还是两眼一抹黑，以“棋士”作为一种职业到底如何？在当时谁也闹不清的情况下，竟放心大胆地将一家的命运都押注到儿子的才能上，毅然地同意了迁徒到日本去谋生,这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才行啊!
记得我的赴日之事决定之时，北京正值靳云鹏将军维持治安。这位将军听说了我的事后，答应在我东渡之日，送我一千元作为饯别费。可是，由于他和蒋介石的国民军反复交战，当我们即将动身赴日之际，他正在河南省展开着激烈的战斗。靳将军原来是个大烟鬼，由于战场上连续三天出现了十万火急的局面，他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前线去指挥作战，不知不觉地将吸大烟的事忘到了脑后了。枪炮声中，有个多嘴的部下想了起来便问他：“将军，您不吸烟也行啦?!”没想到，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将军突然又犯起了烟瘾，痛得他满地打滚。于是乎，吃了个大败仗，逃回北京城。结果，本来答应送我的一千元饯行费，后来折了一半降为五百元。不过，虽然是五百元，也是一大笔钱。这钱在赴日之后给我们的生活帮了大忙。另外，据桥本字太郎说，因为与我下了“试验棋”，他还得到了靳云鹏将军的“谢礼”三百元。那个时代，若是每月有一百元，便可悠闲度日了。所以，桥本字太郎追述往事时说，那三百元真是有了大用场。
这样，渡海赴日的日期决定后，大哥和我便经常去山崎先生的家，跟他那美丽的夫人学习日语，以便做些准备。1928年10月18日，我们一行，承蒙山崎有民先生作向导，从北京去天津，再从天津塘沽港上船，一路顺风地向日本进发了。
北京
我父亲在二十二岁时，依靠母亲亲戚的照顾曾去过北京。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时期，父亲曾经留学日本。留学为二年，毕业刚回国时，父亲看来像是什么大学预科出身的人。不过，留学的目的和学的什么全不知晓，也许父亲只是为了使自己加深阅历。总之，说来有趣，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书，尽是些有关围棋的书刊和棋谱，而有关学问的书籍却几乎全无，看来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比起学问来，对围棋的热情似乎更大。而且，据说他还经常出入本因坊村秀甫创立的方圆社。
当时，中国虽说已经由于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但实际状况离实现全国统一还相差甚远。那时我们一家徒居到的北京，就处在与革命政权完全相悖的行政管辖之下——即当时已经形成的所谓“北洋政府”。这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政府”，虽说是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但实权都操纵在包括袁世凯派在内的军阀们的手中。其实际状态是以段棋瑞为首的安福派（亲日派系）和以冯国漳为首的直隶派(亲英美派系)的官僚及奉系军阀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的实质与革命之前的陈腐状态毫无区别。父亲对此千知百晓，然而为了寻找在北京安居乐业的落脚点，只好决定先设法在平政院(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的机构)里谋一公职。
我们一家在北京城内民宅街的一角租住了一个宅院。这个宅院颇大，堂屋、厢房俱全。正房中间夹有一个大厅，两边各有二室，因而作为全家的起居室。厢房是东、西各三间，西面三间是书库、书斋和会客室；东面三间是佣人室、麻将室和食堂。佣人中有看门的、厨子、车夫、奶妈、女仆等十多个，他们在院内都各有自己的小屋栖身。我们一家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北京属中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水平，并非特别奢侈。那时物价低廉，每月给佣人的工钱除了奶妈最高为四元外，其余的都是二元左右。总之，据说若有二百元，就足够维持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了。可是，当时父亲的薪金总是推迟发放，最甚之时半年内仅发一次。因而我们实际上是靠一点一点地典当家产度日。
那时，父亲才二十多岁，非常年轻，生来就是一个耿直单纯、不爱拐弯抹角和兜圈子的人。一次，不知怎的，说是车夫要求的车费超过了当初的约定，于是真的动了气，与车夫大吵大闹了一场。那时，在我孩提的心里，曾这样想过：别吵啦！多给一两个铜板不就完了吗?当时的官署是十分腐败无能的机构，若是在官署内没有本族的庞大势力，或是不拿出相当的贿赂买通各种渠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官升一级。由于父亲的性格与行贿之事格格不入，外公张元奇也已引退，后台势力变得荡然无存，所以，指望父亲在官署中出人头地，简直是无稽之谈。
来日之初
1928年10月23日，我们一行乘坐天津出港的大商贩船“长安丸”抵达日本，在神户港上陆。那时我刚满十四岁。
我们先在京都的吉田操子先生家滞留数日，又乘列车一路驶向东京。到了东京，屈指一算，已是从神户上陆以来的第五天了。当天，我们被迎到赤坂的“三叶葵饭店”，好不容易挨到“来日致词”与“记者会见”等仪式进行完毕，才得以卸除鞍马之劳。
翌日，桥本宇太郎特来迎接并送我们到濑越先生盛情安排好了的“麻布区谷叮六十一番地”，在一个借宿宅里暂时安顿下来，这个我们最早在谷叮的家，离当时在溜池的日本棋院很近，乘市立电车只有两站路，慢慢地溜达也很快就到。“谷叮六十一番地”，对于不会讲日语的我来说，为了迷路时能在派出所打听，不得不死死地背熟了。即使是现在，提起那个地名来，仍然是倍感亲切的日语。
在这个谷叮六十一番地，我作为濑越先生的弟子迈出了日本棋士生活的第一步，作为在日本修业的条件，由大仓副总裁发给我生活费，如若两年时间的修业毫无出息，生活费就会到期停发。我们一家好不容易才有一次机会来到日本，就那么一事无成、简简单单地回国可不成，虽说我身为少年，但还是想到了有必要做些精神准备。
刚到日本时，我一直穿着中国式的礼服“马褂”，以那种打扮出席各种正式的场合。一周之后，在床次竹次郎先生家受到招待时，喜多文子先生对我说：“既然已经到了日本， 总是穿那种服装就不太合适了。”于是，她赠给我一套和服。从那以后，每逢棋赛的时候，我都喜欢穿上和服出场。
喜多文子先生是日本“能乐”喜多流派的掌门——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是女流棋士的一代先驱。在战前相当严厉的升段制度下，她凭真才实力晋升为四段；战后被赠授为六段。从那时起，她就拥有许多年轻有望的女流棋士作为弟子。她是越先生夫妻的大媒人；后来也拜托她作了我们夫妻的月老。总之，深承她像母亲一样多方眷顾，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
来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日本棋院究竟要授我几段?当时与现在不同，段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所有的棋士无疑都是根据双方的段位来决定交手棋份，对局费和教习费也因此而不同。所以，接受几段事关重大，越先生极力坚持说我完全具有三段的实力，然而大多数的棋士则认为顶多授予初段。于是决定假设我同格于三段，立即进行正式的“段位认定”的“试验时局”。
12月1日起“试验对局”开始，首先遇到的对手是那一年春季棋士升段大赛时获得“一等”的筱原正美四段。那时日本棋院规定四段以下的低段者的限用时间各为八小时，采用一日终局制。不过，那次棋赛考虑到我不习惯限时制，因而决定采用不限时制。无论如何这是来日后的第一战，又充满了国际比赛的浓烈气氛，因此，我非常紧张。筱原也磨刀霍霍，施展出浑身解数。双方竭尽全力来战，最后下完这一局时，整整用了三天。因这是场重大比赛，对局室决走选用整洁如新的日本棋院的“妇人室”。在这个平时不常用的房间里边，放置着镜台和床，能够为妇女提供住宿的方便。据说这是根据留学美国的大仓先生的指示而造的，当时在日本也是寥寥无几的房间。这盘棋我执黑，幸运地取得中盘胜。
接着，第二局是同秀哉名人的让二子局。这次的对局应该说是正式“试验”了。秀哉名人身材非常瘦小，体重不足三十五公斤。然而他一旦盘前落座，立即显出其身材比别的棋士都大上一圈，这次和筱原四段的对局场地一样，仍然选在棋院的妇人室，不过，代替上次公证的越先生的是桥本宇太郎，他守在棋院，寸步不离地时刻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这次对局前，“要是输了怎么办？”大哥与母亲都异常担心。不过，因我来日不久，并不像日本的棋士那样被名人的权威带来的压迫感所束缚，因而能够手脚放松、心情平静地对局。暂停的时候，以木谷实先生为首的许多年轻棋士，曾络绎不绝地来观局面。可以猜度，这盘棋已成为当时年轻棋手们极为注目的一局。最后我以四目胜而终局。总之，这是一局自认为下得不错、又使别人心悦诚服的一盘棋。局后，承蒙名入给了我以如此的评论：“黑棋态势极其庄重坚实，成功地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布武堂堂，未给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为快心之杰作。”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终局后，名人的评论一结束，桥本宇太郎便带我到面馆去吃面，那顿面条真是香喷喷的，令人终生回味。
说起名人的威压感来，有这样一段回忆：在我被正式授予三段之后，马上又与名人下了盘让三子局，可是这次我被他的威严所压倒，一时陷入了大苦战之中。
这次对局已计划在时事新报的新年版上刊用。当时，我对日本的交手棋份还不清楚，以为是让二子，所以开局时只摆了两粒黑子。“三子!” 名人口中重重冒出了一句。他表情冷漠无情，语气斩钉截铁。我一开始就被他这一句震住了，因而总是迟迟不敢落子。后来，心情慢慢地放松开来。然而已是对局的第三天了，况且局面也到了胜败不明的地步。最后，我将所有的子都治孤活净，终于获得了十一目胜的战绩。记得在对局的第二天休息时，“三子局要是输了，你就给我回国去。”我被越先生这样叱责了一顿，当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总之，在我同秀哉名人的二子局获胜之后，接着又与村岛四段黑先五目胜，被正式地承认为三段。
在我定为三段之后，由于担心我的身体不佳，喜多文子先生为我介绍了杏云堂医院的佐佐木医生，请他为我检查了身体。检查的结论：“胸部有自然痊愈的结核病痕迹。为了避免旧病复发，最好在一年之内不要参加棋士的白刃决胜负式的升段大赛。”因此，在第二年即昭和四年，我只参加杂志《棋道》和时事新报主办的“新闻棋”的对局，战绩是十二胜七败二平。(待续)□
到了1927年，我执白胜了刘隶怀，名副其实地坐上了北京棋士的第一把交椅。那一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来京游访时，让我二子对弈，结果我大胜。再以黑先连下三局，取得一胜一败一打挂(即暂停)的成绩。当时，四段以上的职业棋士能允许对方先手开局的几乎没有。所以，那真是非同小可的决断。井上五段让我先手开局之事，可谓伯乐之卓见，后来他自己也常常对此引以为自豪。井上五段回日本后，称我有“胜过传闻之才能”，再次向日本棋界转告了他的看法。
那个时期，我们全家仍旧继续依靠变卖东西度日。为了二哥能继续上学和照顾全家，大哥毅然决定中途退学。当我能执黑迎战井上五段之事传开后，便成为促使母亲及哥哥决心前往那陌生土地的主要因素了。
当时我自己的心情是这样：因一切都由母亲和哥哥来商定，所以我对赴日无任何担心，只要顺从决定便可。到了1927年的秋天，我赴日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这样，我们也越来越坚定了东渡的决心。等到赴日之事真的决定下来，即刻便收到了濑越先生发给我的正式邀请书。那封书信我至今在家中镜框中珍藏着。它以绝妙的言辞，写出了一篇显示执笔人的文采与卓识的名文，简直难以想象是出自于棋士之手。若译为现代语，文面如下：
谨启，前几日，通过山崎氏收到了你的来函，谢谢！我虽未有与你直接见面的机会，但过去从岩本氏那里听说你年纪虽幼，但棋力高强。这次，我又看了你与井上氏对弈的三局棋谱，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与时间允许的话，我真想去拜访贵地，与你亲切磋棋艺。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许，我深感遗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体强健，完成大礼后，到日本留学，从而共同不断地研究。愿你能在不久的将来荣升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册已寄到了山崎氏那里，在你来日之前，若肯为我研究一下，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你和刘氏下的二局棋谱，加上我妄下雌黄式的评论，已在《棋道》六月号上登载，同时综述贵国棋界现状的文章也冒昧登载于上。因此，务必请你谅解!
搁笔之时，谨拜托你向贵国的棋伯诸贤们转达我的问候。遥祝你身体健康!
濑越宪作谨具5月16日
1928年，秉承濑越先生之意，其高徒桥本宇太郎四段到北京专程来访。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正式考察我的棋力，以及就赴日之际有关琐碎的事项代替山崎有民先生来磋商，我和桥本宇大郎以黑先弈了两局，皆以六目和四目获胜。
这样，在众人的尽力相帮之下，根据母亲“寻求新天地、开辟新生活”的决断，我们终于决定于1928年10月启程东渡。家族之中，暂且由母亲和大哥吴浣陪我去日本。
我们的生命安全由望月圭介先生担保；围棋修业的安排是让我作濑越先生的门生；另外，生活费是以留学费为名，暂由大仓先生以二年为一期限，每月支付给我二百元。 因二哥吴炎要继续上学，决定将他寄托到舅父家去住；三个妹妹也分别寄托到亲戚家里。只等我们在日本生活安定之后，便来迎接他们去日本。当时，依杨子安之意，还是说我们此行不过是暂时的二年契约罢了，劝我们过两年后，毫不客气地回来即可。母亲从来都是老实厚道的性格，最怕干出头露面的事情。然而，在关系到一家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方针定夺之际，却变成了一个有斩钉截铁之决断力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如此，母亲对日本的事情还是两眼一抹黑，以“棋士”作为一种职业到底如何？在当时谁也闹不清的情况下，竟放心大胆地将一家的命运都押注到儿子的才能上，毅然地同意了迁徒到日本去谋生,这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才行啊!
记得我的赴日之事决定之时，北京正值靳云鹏将军维持治安。这位将军听说了我的事后，答应在我东渡之日，送我一千元作为饯别费。可是，由于他和蒋介石的国民军反复交战，当我们即将动身赴日之际，他正在河南省展开着激烈的战斗。靳将军原来是个大烟鬼，由于战场上连续三天出现了十万火急的局面，他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前线去指挥作战，不知不觉地将吸大烟的事忘到了脑后了。枪炮声中，有个多嘴的部下想了起来便问他：“将军，您不吸烟也行啦?!”没想到，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将军突然又犯起了烟瘾，痛得他满地打滚。于是乎，吃了个大败仗，逃回北京城。结果，本来答应送我的一千元饯行费，后来折了一半降为五百元。不过，虽然是五百元，也是一大笔钱。这钱在赴日之后给我们的生活帮了大忙。另外，据桥本字太郎说，因为与我下了“试验棋”，他还得到了靳云鹏将军的“谢礼”三百元。那个时代，若是每月有一百元，便可悠闲度日了。所以，桥本字太郎追述往事时说，那三百元真是有了大用场。
这样，渡海赴日的日期决定后，大哥和我便经常去山崎先生的家，跟他那美丽的夫人学习日语，以便做些准备。1928年10月18日，我们一行，承蒙山崎有民先生作向导，从北京去天津，再从天津塘沽港上船，一路顺风地向日本进发了。
北京
我父亲在二十二岁时，依靠母亲亲戚的照顾曾去过北京。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时期，父亲曾经留学日本。留学为二年，毕业刚回国时，父亲看来像是什么大学预科出身的人。不过，留学的目的和学的什么全不知晓，也许父亲只是为了使自己加深阅历。总之，说来有趣，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书，尽是些有关围棋的书刊和棋谱，而有关学问的书籍却几乎全无，看来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比起学问来，对围棋的热情似乎更大。而且，据说他还经常出入本因坊村秀甫创立的方圆社。
当时，中国虽说已经由于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但实际状况离实现全国统一还相差甚远。那时我们一家徒居到的北京，就处在与革命政权完全相悖的行政管辖之下——即当时已经形成的所谓“北洋政府”。这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政府”，虽说是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但实权都操纵在包括袁世凯派在内的军阀们的手中。其实际状态是以段棋瑞为首的安福派（亲日派系）和以冯国漳为首的直隶派(亲英美派系)的官僚及奉系军阀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的实质与革命之前的陈腐状态毫无区别。父亲对此千知百晓，然而为了寻找在北京安居乐业的落脚点，只好决定先设法在平政院(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的机构)里谋一公职。
我们一家在北京城内民宅街的一角租住了一个宅院。这个宅院颇大，堂屋、厢房俱全。正房中间夹有一个大厅，两边各有二室，因而作为全家的起居室。厢房是东、西各三间，西面三间是书库、书斋和会客室；东面三间是佣人室、麻将室和食堂。佣人中有看门的、厨子、车夫、奶妈、女仆等十多个，他们在院内都各有自己的小屋栖身。我们一家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北京属中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水平，并非特别奢侈。那时物价低廉，每月给佣人的工钱除了奶妈最高为四元外，其余的都是二元左右。总之，据说若有二百元，就足够维持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了。可是，当时父亲的薪金总是推迟发放，最甚之时半年内仅发一次。因而我们实际上是靠一点一点地典当家产度日。
那时，父亲才二十多岁，非常年轻，生来就是一个耿直单纯、不爱拐弯抹角和兜圈子的人。一次，不知怎的，说是车夫要求的车费超过了当初的约定，于是真的动了气，与车夫大吵大闹了一场。那时，在我孩提的心里，曾这样想过：别吵啦！多给一两个铜板不就完了吗?当时的官署是十分腐败无能的机构，若是在官署内没有本族的庞大势力，或是不拿出相当的贿赂买通各种渠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官升一级。由于父亲的性格与行贿之事格格不入，外公张元奇也已引退，后台势力变得荡然无存，所以，指望父亲在官署中出人头地，简直是无稽之谈。
来日之初
1928年10月23日，我们一行乘坐天津出港的大商贩船“长安丸”抵达日本，在神户港上陆。那时我刚满十四岁。
我们先在京都的吉田操子先生家滞留数日，又乘列车一路驶向东京。到了东京，屈指一算，已是从神户上陆以来的第五天了。当天，我们被迎到赤坂的“三叶葵饭店”，好不容易挨到“来日致词”与“记者会见”等仪式进行完毕，才得以卸除鞍马之劳。
翌日，桥本宇太郎特来迎接并送我们到濑越先生盛情安排好了的“麻布区谷叮六十一番地”，在一个借宿宅里暂时安顿下来，这个我们最早在谷叮的家，离当时在溜池的日本棋院很近，乘市立电车只有两站路，慢慢地溜达也很快就到。“谷叮六十一番地”，对于不会讲日语的我来说，为了迷路时能在派出所打听，不得不死死地背熟了。即使是现在，提起那个地名来，仍然是倍感亲切的日语。
在这个谷叮六十一番地，我作为濑越先生的弟子迈出了日本棋士生活的第一步，作为在日本修业的条件，由大仓副总裁发给我生活费，如若两年时间的修业毫无出息，生活费就会到期停发。我们一家好不容易才有一次机会来到日本，就那么一事无成、简简单单地回国可不成，虽说我身为少年，但还是想到了有必要做些精神准备。
刚到日本时，我一直穿着中国式的礼服“马褂”，以那种打扮出席各种正式的场合。一周之后，在床次竹次郎先生家受到招待时，喜多文子先生对我说：“既然已经到了日本， 总是穿那种服装就不太合适了。”于是，她赠给我一套和服。从那以后，每逢棋赛的时候，我都喜欢穿上和服出场。
喜多文子先生是日本“能乐”喜多流派的掌门——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是女流棋士的一代先驱。在战前相当严厉的升段制度下，她凭真才实力晋升为四段；战后被赠授为六段。从那时起，她就拥有许多年轻有望的女流棋士作为弟子。她是越先生夫妻的大媒人；后来也拜托她作了我们夫妻的月老。总之，深承她像母亲一样多方眷顾，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
来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日本棋院究竟要授我几段?当时与现在不同，段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所有的棋士无疑都是根据双方的段位来决定交手棋份，对局费和教习费也因此而不同。所以，接受几段事关重大，越先生极力坚持说我完全具有三段的实力，然而大多数的棋士则认为顶多授予初段。于是决定假设我同格于三段，立即进行正式的“段位认定”的“试验时局”。
12月1日起“试验对局”开始，首先遇到的对手是那一年春季棋士升段大赛时获得“一等”的筱原正美四段。那时日本棋院规定四段以下的低段者的限用时间各为八小时，采用一日终局制。不过，那次棋赛考虑到我不习惯限时制，因而决定采用不限时制。无论如何这是来日后的第一战，又充满了国际比赛的浓烈气氛，因此，我非常紧张。筱原也磨刀霍霍，施展出浑身解数。双方竭尽全力来战，最后下完这一局时，整整用了三天。因这是场重大比赛，对局室决走选用整洁如新的日本棋院的“妇人室”。在这个平时不常用的房间里边，放置着镜台和床，能够为妇女提供住宿的方便。据说这是根据留学美国的大仓先生的指示而造的，当时在日本也是寥寥无几的房间。这盘棋我执黑，幸运地取得中盘胜。
接着，第二局是同秀哉名人的让二子局。这次的对局应该说是正式“试验”了。秀哉名人身材非常瘦小，体重不足三十五公斤。然而他一旦盘前落座，立即显出其身材比别的棋士都大上一圈，这次和筱原四段的对局场地一样，仍然选在棋院的妇人室，不过，代替上次公证的越先生的是桥本宇太郎，他守在棋院，寸步不离地时刻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这次对局前，“要是输了怎么办？”大哥与母亲都异常担心。不过，因我来日不久，并不像日本的棋士那样被名人的权威带来的压迫感所束缚，因而能够手脚放松、心情平静地对局。暂停的时候，以木谷实先生为首的许多年轻棋士，曾络绎不绝地来观局面。可以猜度，这盘棋已成为当时年轻棋手们极为注目的一局。最后我以四目胜而终局。总之，这是一局自认为下得不错、又使别人心悦诚服的一盘棋。局后，承蒙名入给了我以如此的评论：“黑棋态势极其庄重坚实，成功地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布武堂堂，未给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为快心之杰作。”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终局后，名人的评论一结束，桥本宇太郎便带我到面馆去吃面，那顿面条真是香喷喷的，令人终生回味。
说起名人的威压感来，有这样一段回忆：在我被正式授予三段之后，马上又与名人下了盘让三子局，可是这次我被他的威严所压倒，一时陷入了大苦战之中。
这次对局已计划在时事新报的新年版上刊用。当时，我对日本的交手棋份还不清楚，以为是让二子，所以开局时只摆了两粒黑子。“三子!” 名人口中重重冒出了一句。他表情冷漠无情，语气斩钉截铁。我一开始就被他这一句震住了，因而总是迟迟不敢落子。后来，心情慢慢地放松开来。然而已是对局的第三天了，况且局面也到了胜败不明的地步。最后，我将所有的子都治孤活净，终于获得了十一目胜的战绩。记得在对局的第二天休息时，“三子局要是输了，你就给我回国去。”我被越先生这样叱责了一顿，当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总之，在我同秀哉名人的二子局获胜之后，接着又与村岛四段黑先五目胜，被正式地承认为三段。
在我定为三段之后，由于担心我的身体不佳，喜多文子先生为我介绍了杏云堂医院的佐佐木医生，请他为我检查了身体。检查的结论：“胸部有自然痊愈的结核病痕迹。为了避免旧病复发，最好在一年之内不要参加棋士的白刃决胜负式的升段大赛。”因此，在第二年即昭和四年，我只参加杂志《棋道》和时事新报主办的“新闻棋”的对局，战绩是十二胜七败二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