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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标题中阿尔巴公爵夫人这个名字，人们不禁会想起西班牙18世纪最杰出的画家戈雅，和他最著名的两幅油画《着衣的玛哈》与《裸体的玛哈》（均作于1797-1800年），以及围绕这两幅油画所流传的闲言蜚语，画家与夫人之间的风流韵事等等。有人说如果没有戈雅，阿尔巴公爵夫人最多也只是历史学家中为数极少的人才能涉及的对象，广大群众和艺术爱好者绝不会对她感到太多的兴趣；如果没有公爵夫人，世界美术史上就会缺少两幅奇花独放的传世之作，也没有德国著名作家孚希特万格（1884-1958）动人心弦的传记性小说《戈雅》（红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更会少了许多纠缠不清的风流韵事和真假难辨的离奇传说。历史学家兰卓称夫人为“人间尤物，身上每一寸肌肤皆引起绮想”。有人把她誉为“西班牙的维纳斯”，也有人骂她“言行轻佻”，不守妇道。究竟如何，得看夫人如何撰写她自己的历史，看她一生的所作所为。
1762年出生的夫人，有一串长得出奇的名字——玛丽亚·戴尔·皮拉·泰列莎·凯埃特娜·戴·塞尔瓦·阿尔瓦列兹。虽然出生于高官显贵之家，衣食无忧，但不幸8岁丧父，只得由身为朝庭重臣的祖父抚养，未免娇惯任性，少习诗文，常与下人、玛哈（西班牙下层社会的少女）为伍。她性情活泼开朗，醉心舞蹈、美术，常与玛哈一起参加民间集会和庆典，倒也逍遥自在。
为了早日继承香火，13岁时祖父就招夫上门，把她嫁给多病好静、性情软弱的维拉法兰卡侯爵为妻。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年轻人突然凑合在一起，自然没有共同语言，感情生活更是无从谈起。再加上夫人无法完成祖父的愿望——长期未得一男半女，只好在寻欢取乐中消磨时光，造成生活更加放纵。1777年祖父去世，15岁的夫人继承了大笔遗产和高贵的头衔，她的家庭地位也随之提高，做事更加不计后果。首先是与皇后玛丽亚·路易莎的争艳比美、公开较量。有人怀疑这也许是她三十多岁猝死、死因不明的重要祸根。
以玛哈自诩的夫人，自然也是斗牛的爱好者、有力的艺术保护人。作为宫庭首席画家的戈雅，恰好在这两方面都很出色。他斗过牛，24岁在意大利留学时，曾因试图拐走一个修女而被判刑下狱，多亏西班牙大使的周旋才得以保释。他在同夫人的交往中得到过不少的支持，也开始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1796年公爵去世，34岁的夫人寡居，回到老家安达卢西亚的圣路卡别墅守丧。戈雅及时前去慰问，逗留达数月之久。据说两幅玛哈像就是在此期间，在一闲置的卧室完成的。至于画中的模特儿究竟是不是夫人，至今还有争论。有人说是马德里神父弗莱·巴维的佣人，有人说为一权贵的宠姬。总之，那原本是一张着衣人像，而裸体像为画家事后对模特儿的美难于忘怀，于思念中靠想象完成的杰作。在宗教裁判所统治的黑暗年代里，描绘女裸体的人一旦败露，就要判处火刑。孚希特万格在他的传记小说《戈雅》中可能加进了自己的虚构，说在为夫人画裸体时，室外还有保姆放风。画框上还有机关，有人来时把按钮一碰，《着衣的玛哈》就会自动降落下来，死死地盖住《裸体的玛哈》，万无一失。不过这些争论都不重要，姑妄听之。我们要欣赏的倒是画家敢于向宗教保守挑战的革命精神，对同一形象一气呵成的准确基本造型，酣畅淋漓的笔触和纯熟的油画技巧，耐人寻味。
戈雅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在他的肖像画中，人物的社会身分和性格特征总是被鲜明地表现出来。18世纪90年代他曾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费迪南·吉尔玛德画过一幅肖像。画中大使身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服装，潇洒自如，随便地扭过头来，好像想向身边的什么人说话，把一个革命家平易近人、乐观机智的性格充分表现出来。据说画前大使曾提出过一个基本要求，说：“请不要仅仅画我，也要把我们共和国的特征描绘出来。”在我们将要介绍的的《阿尔巴公爵夫人》这幅画作中，画家也同样做到了这一点。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夫人是个集美丽、富有、高贵、热情于一身的尤物，但她缺少理智，放纵和自负，玛哈式的自负。
孚希特万格在他的《戈雅》一书中写道：“在18世纪最后的年代里，这个国家（西班牙）还是欧洲中世纪色彩最浓的地方……他们有一种举世闻名而且为人诟骂的极端自负——就整体来说是对于民族的自负，就个人来说是对自己门阀的自负。”对夫人来说，可能还有玛哈式的自负。
自诩为“玛哈运动”的领先人物，夫人无疑要抛弃当时贵族中流行的衣着习惯，脱下法国式的服装，穿上玛哈式的黑色长裙，披上有花边的连肩头巾。她面色严肃，一手叉在胯部、一手指着地上的什么东西，好像在对面前的人进行质问。完全没有贵族妇女那种高贵典雅的气质。其实这才是生活中活生生的夫人形象。右眼眉尖下那块黑痣，标志着人物的热情。衣着以黑色为主，既是玛哈的偏爱，又表明居丧期间对丈夫的哀悼。红色的腰带，使夫人的细腰十分突出。这一点我们在《着衣的玛哈》中已经看到。胸前的黄色是为了突出胸部。背景是安达卢西亚圣路卡别墅风景秀丽的河滩。
值得注意的是夫人指着地上的右手，顺着手指一看，沙滩上写着不很清楚的“Goya 1997”（戈雅1997）的字样。“1997”是几年前清洗画时才发现的。因为字样是颠倒的，不可能是画家的签名，或有其隐秘的含意。
更值得注意的是夫人中指上的那枚戒指，除了正面铸有“Alba”（阿尔巴）而外，还刻有戈雅的名字——“Goya”。这不能不说是他们二人关系很不一般的见证。在戈雅的遗作中还留下一张夫人在卧室中午睡的速写，这一点普通人是无法做到的。
1762年出生的夫人，有一串长得出奇的名字——玛丽亚·戴尔·皮拉·泰列莎·凯埃特娜·戴·塞尔瓦·阿尔瓦列兹。虽然出生于高官显贵之家，衣食无忧，但不幸8岁丧父，只得由身为朝庭重臣的祖父抚养，未免娇惯任性，少习诗文，常与下人、玛哈（西班牙下层社会的少女）为伍。她性情活泼开朗，醉心舞蹈、美术，常与玛哈一起参加民间集会和庆典，倒也逍遥自在。
为了早日继承香火，13岁时祖父就招夫上门，把她嫁给多病好静、性情软弱的维拉法兰卡侯爵为妻。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年轻人突然凑合在一起，自然没有共同语言，感情生活更是无从谈起。再加上夫人无法完成祖父的愿望——长期未得一男半女，只好在寻欢取乐中消磨时光，造成生活更加放纵。1777年祖父去世，15岁的夫人继承了大笔遗产和高贵的头衔，她的家庭地位也随之提高，做事更加不计后果。首先是与皇后玛丽亚·路易莎的争艳比美、公开较量。有人怀疑这也许是她三十多岁猝死、死因不明的重要祸根。
以玛哈自诩的夫人，自然也是斗牛的爱好者、有力的艺术保护人。作为宫庭首席画家的戈雅，恰好在这两方面都很出色。他斗过牛，24岁在意大利留学时，曾因试图拐走一个修女而被判刑下狱，多亏西班牙大使的周旋才得以保释。他在同夫人的交往中得到过不少的支持，也开始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1796年公爵去世，34岁的夫人寡居，回到老家安达卢西亚的圣路卡别墅守丧。戈雅及时前去慰问，逗留达数月之久。据说两幅玛哈像就是在此期间，在一闲置的卧室完成的。至于画中的模特儿究竟是不是夫人，至今还有争论。有人说是马德里神父弗莱·巴维的佣人，有人说为一权贵的宠姬。总之，那原本是一张着衣人像，而裸体像为画家事后对模特儿的美难于忘怀，于思念中靠想象完成的杰作。在宗教裁判所统治的黑暗年代里，描绘女裸体的人一旦败露，就要判处火刑。孚希特万格在他的传记小说《戈雅》中可能加进了自己的虚构，说在为夫人画裸体时，室外还有保姆放风。画框上还有机关，有人来时把按钮一碰，《着衣的玛哈》就会自动降落下来，死死地盖住《裸体的玛哈》，万无一失。不过这些争论都不重要，姑妄听之。我们要欣赏的倒是画家敢于向宗教保守挑战的革命精神，对同一形象一气呵成的准确基本造型，酣畅淋漓的笔触和纯熟的油画技巧，耐人寻味。
戈雅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在他的肖像画中，人物的社会身分和性格特征总是被鲜明地表现出来。18世纪90年代他曾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费迪南·吉尔玛德画过一幅肖像。画中大使身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服装，潇洒自如，随便地扭过头来，好像想向身边的什么人说话，把一个革命家平易近人、乐观机智的性格充分表现出来。据说画前大使曾提出过一个基本要求，说：“请不要仅仅画我，也要把我们共和国的特征描绘出来。”在我们将要介绍的的《阿尔巴公爵夫人》这幅画作中，画家也同样做到了这一点。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夫人是个集美丽、富有、高贵、热情于一身的尤物，但她缺少理智，放纵和自负，玛哈式的自负。
孚希特万格在他的《戈雅》一书中写道：“在18世纪最后的年代里，这个国家（西班牙）还是欧洲中世纪色彩最浓的地方……他们有一种举世闻名而且为人诟骂的极端自负——就整体来说是对于民族的自负，就个人来说是对自己门阀的自负。”对夫人来说，可能还有玛哈式的自负。
自诩为“玛哈运动”的领先人物，夫人无疑要抛弃当时贵族中流行的衣着习惯，脱下法国式的服装，穿上玛哈式的黑色长裙，披上有花边的连肩头巾。她面色严肃，一手叉在胯部、一手指着地上的什么东西，好像在对面前的人进行质问。完全没有贵族妇女那种高贵典雅的气质。其实这才是生活中活生生的夫人形象。右眼眉尖下那块黑痣，标志着人物的热情。衣着以黑色为主，既是玛哈的偏爱，又表明居丧期间对丈夫的哀悼。红色的腰带，使夫人的细腰十分突出。这一点我们在《着衣的玛哈》中已经看到。胸前的黄色是为了突出胸部。背景是安达卢西亚圣路卡别墅风景秀丽的河滩。
值得注意的是夫人指着地上的右手，顺着手指一看，沙滩上写着不很清楚的“Goya 1997”（戈雅1997）的字样。“1997”是几年前清洗画时才发现的。因为字样是颠倒的，不可能是画家的签名，或有其隐秘的含意。
更值得注意的是夫人中指上的那枚戒指，除了正面铸有“Alba”（阿尔巴）而外，还刻有戈雅的名字——“Goya”。这不能不说是他们二人关系很不一般的见证。在戈雅的遗作中还留下一张夫人在卧室中午睡的速写，这一点普通人是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