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偏读的历史人物 杨荫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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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檄文《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杨荫榆:“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由于当时是第一次接触这样一个名字,对这样一个人物并没有太多的认识,但当时课文后面注释却为她彻底定性。1997年高中一年级必修语文课本里面《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关于杨荫榆的注释是:“杨荫榆,女,浙江无锡人,1924年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依附北洋军阀势力迫害进步学生,镇压学生运动。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课堂上的老师也是如此这般解读一番,总之,没一句好话。正因为这样,一直以来,这个国立女子师大的校长,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校长杨荫榆先生,给人们留下了异常恶劣的印象。对刘和珍君之死,杨荫榆不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还是北洋反动政府的直接帮凶,她简直就是一个令人厌恶、令人愤恨的“女巫婆”。
  但是,偶然在一次查阅相关资料之后,却突然使我对杨荫榆有了另外一个认识。也是在此刻,笔者才发现很多人有意无意被鲁迅先生、确切地说被这篇《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误导了。也感慨我们的历史观实在是太脆弱,任何一个稍微强大的名人的言论都能直接影响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使是课文注释这样很小的一段话,也具有如此强大的功能。
  
  杨荫榆档案
  
  杨荫榆,188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小名申官,无锡北门外长安桥人。1903年在其兄杨荫杭创办的锡金公学就读,学习近代数理知识。是为开男女同校的风气之先。后至苏州景海女中读书两年左右,又转学到上海务本女学,直至毕业。1907年江宁学务公所录取她官费留学日本。先入青山女子学院,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1914年杨荫榆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1918赴美国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的杨荫榆一度在上海教书,不久便被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于1924年2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杨荫榆任女师大校长期间,竭力维护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受到北洋政府的赏识。她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并依仗权势打击和排挤进步教师。1924年8月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因此而退回了该校的聘书。1925年5月9日,杨荫榆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了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6个学生自治会员,引发了广大学生的不满,导致了学生与警察的冲突,造成了6个大学生的死亡。
  1925年8月,北洋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撤走进驻女师大的武装警察,并批准了杨荫榆的辞职,免去了她女师大校长的职务。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犹如一份刑事判决书,将杨荫榆定性为戕害刘和珍等人的帮凶。杨荫榆似乎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杨荫榆之死
  
  可是,一直以来,杨荫榆这个我们认为属于巫婆类型的女人,却为了民族大义和受辱的同胞,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相比较于杨荫榆的死,她曾经的“劣迹”,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
  女师大风潮之后,辞职后的杨荫榆已经在北京待不下去了,生计维艰的她回到了家乡苏州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侵占苏沪。侵华日军组织汉奸政权,并要求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不仅如此,面对侵华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杨荫榆几次到日军司令部严正抗议。
  资料记载:1937年冬的一天,几个被日军追逐的妇女,逃至盘门新桥巷的杨荫榆家时,杨荫榆立即勇敢地站出来用日语同日军交涉,当众斥责日军的暴行,保护了这些中国妇女。就在此事发生后不久的一天清晨,苏州古城内发生了一件惨无人道的事件:在盘城楼下的河边,一位姑娘刚洗完衣服站起身,突然遭到两个日本兵的强暴和残杀,惨状令人惨不忍睹。手提菜篮的杨荫榆恰巧经过这里,目睹这一惨剧,浑身上下一阵惊悸,当即晕倒在地。许久之后,她才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这令人发指的血腥奸淫杀掠,使她悲痛万分。
  次日,身着黑色大氅,已然满头银丝的杨荫榆,大义凛然地来到日本领事馆,要求见日本领事。无奈,却被拒之门外。杨荫榆用流利的日语说明来由,守门的日本兵终于被她的身份和气势所慑服,把她领了进去。杨荫榆见到日本领事,义正词严地谴责日寇的胡作非为,指责他们的强盗行径,并严正要求日方严惩杀人凶手。在杨荫榆义正词严的抗议之下,日本领事灰头土脸,答应立即严惩凶犯。临走时,杨荫榆扔下一份连夜赶写的抗议书,凛然离去,回家之后,她天天等待日本人的答复。
  然而,令杨荫榆没想到的是,她的这一举动,捅了日本人的马蜂窝。她已然成为日寇的眼中钉。狠毒的日寇已经准备实施报复计划,将其纳入暗杀名单。1938年元旦,杨荫榆被两个日本兵骗至盘门外吴门桥,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其中一个日本兵朝杨荫榆近距离开枪,另一个日本兵则把中弹的杨荫榆抛入河中。杀人凶手在现场看到水面上尚晃动手臂的杨荫榆仍在做最后的挣扎时,又连开数枪。河面终于平静了,河水霎时泛起一片殷红。周围的老百姓闻声纷纷赶来。然而,河面上漂浮的,只有杨荫榆常用的一条鹅黄色围巾,以及她常用的一个陈旧竹篮。
  众人捞出杨荫榆的尸体,由于无法入敛,杨荫榆家里又买不起棺木,她的丧事在街坊邻里的帮衬下草草操办。次年,杨荫榆被安葬于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
  杨荫榆是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的三姑母,杨绛后来对此事件回忆道:“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根本不能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客观评价杨荫榆
  
  鲁迅曾对杨荫榆定过性: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女作家苏雪林曾经说:“她(杨荫榆)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鲁迅)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然而,真正的历史不是一个人可以作出结论的,也不是一篇文章就能够下判决书的,它应该由时间来做出判断。即便个别名人暂时会对人们的历史认识造成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也不可能长久的,更不可能成为盖棺定论。比如鲁迅,对杨荫榆的评价绝对没有后人来得准确,因为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1925年那个时代,而杨荫榆后来的经历,只有后世的人才了解。
  鲁迅先生于1936年去世,两年之后,曾经因为他写进文章而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杨荫榆为了民族大义而为侵略者杀害。这一点,却没有被鲁迅看到。纵观杨荫榆的一生:镇压进步学潮,的确是一个污点;但面对日寇暴行,她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却让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正义。一个人的一生,是多变的,也是多面的,决不可凭某一件事就对这个人盖棺定论,全盘否定。杨荫榆终以她的正义和无畏的精神,给自己画上了一个绚丽壮美的句号。仅此一点,就已经为我们重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提供了新的角度。
  可喜的是,最新的中学语文教材里面对杨荫榆的注释已经做出了修改:“杨荫榆,女,浙江无锡人,1924年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依附北洋军阀势力迫害进步学生,镇压学生运动。后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寇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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