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当下的诸多流行语中，女汉子这个称呼折射出复杂的社会心理：它表达了大众暧昧的性别意识，似乎是赞美之语，又仿佛是贬抑之词。被称为女汉子的人大都洋溢着阳刚之气，甚至是事业上的强者，但又似乎跨越了性别的边界，嬗变为女人中的男人。
显然，这种修辞学策略展示了大众文化的法则：一阴一阳之为道，女性应该主动培育自己的阴柔品格，否则就会沦落为大众眼中的异类。按照流行的标准，女性越纤细、柔顺、娇媚，就越能受到社会的宠爱。对于许多人来说，两性之别属于不变的天道，二者各有各的美学特征。
然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母系社会中的女性曾经远比男人重要。到了父权制时代，性别关系的天平开始向男人倾斜，但二者的界限并非绝对不可逾越。在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的古代，现实处境的严酷使人们不能过于强调男女之别。根据考证，先秦时期的身体美首先意味着高大健壮。殷商甲骨文里的“美”、“艳”、“倩”、“姣”、“娈”、“大”、“硕”、“颀”、“壮”等字均含有“大而美”的意思，既指男人，也指女人。《诗经》中的美女通常是些“硕人”：“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
显然，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虽然必须顺从男人的意志，但这并等于她们始终追求秀美：要完成“顺承天”的使命，女性就必须具有“载物”的能力，应该“至柔而动也刚”。于是，女汉子曾经稳居审美文化的前台。
只有当一部分女性专门以服侍男人为业时，崇尚“秀美”才会成为“风气”。在中国历史上，性别美学的转折点是汉代。由于复杂的因缘际会，这个时期的农工商渐趋繁荣，大城市中的不少女性逐渐退出重体力劳动的阵营，开始扮演依附者的角色，审美文化则因此凸显男女之别。“美”、“丽”、“姣”、“艳”、“佳”等过去男女通用的符号，现在专指女性。描写美男子的词汇通常是“伟”、“肥”、“雅”等。随着这种分化的加剧，女汉子至少暂时退出了审美的历史长廊。自后唐君主李煜发明了莲台起舞的游戏后，女性缠足便开始成为一种习俗：“小红鞋儿二寸八，上面绣着喇叭花。等我到了家，告诉我爹妈，就是典了房子卖了地，也要娶到她。”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了争夺男人的目光，中国女性也被迫扮演“美丽的性别”。缠足之风意味着她们的身体塑造集中于最接近大地的部分：女性位于社会体系的下部，下部的下部更能衬托男人的高大，唤起男人的征服欲和占有欲。如果不符合男人设定的尺度，女性就会被拒斥：“大脚姑娘大脚婆，没人娶她做老婆。”在这种逻辑的压迫下，某些保留“天足”的女性会产生自卑感。她们常常刻意遮盖自己的下半身，以免在男人的注视时暴露了“大笨脚”。拥有三寸金莲的女性则变成了被男人欣赏的尤物，常常刻意展示其纤、瘦、弯、短、窄、薄、轻、嫩、软、娇、巧、艳、媚、侨、秀。于是，“理想的”女性身体必然纤细孱弱，以自己的无力凸显男人的力量，以柔顺迎接男人的权力，以秀美衬托壮美。于是，一个特殊的物种类型出现了。她属于人类，但却永远低于与自己相对的性别：“女人比男人弱小；她的肌肉拥有的力量小，红血球少，肺活量也小；她跑得慢些，抬得动的东西轻些，几乎没有哪一种运动她可以同男人竞争；她不能同男人搏斗。”（波伏娃《第二性》）这种假定深刻地影响了女性的心理，最终内化为她们的精神图式，她们不由自主地以弱者自居：“她对世界的掌握因此要更受限制；她的毅力差些，制定计划时少些坚持，执行计划的能力同样差些。就是说，她的个体生命没有男人那样丰富。”（波伏娃《第二性》）事实上，这种柔弱并非源于生物学属性。它是后天的建构。甚至，就是表演。女人在表演柔弱，以便迎合男人的目光，以便被判定为美的存在。只有被男权社会青睐，女人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正因为如此，高大、丰满、强壮的女性总是被排挤到低下的等级，“臂圆、脸红、穿着宽大的粗布衣服”的农妇几乎总是与美丽无缘。
事实上，女性的柔美源于其依附品格。一旦获得了独立性，她们就会实现自己生命的其他可能性。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女性逐渐走向独立，17-18世纪的女性已经能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1880年以后妇女被允许有自己的财产，1919年妇女争取到选举权。到了20世纪，妇女开始拆除横亘在男女之间的藩篱：“今天，女人比以前更加了解通过运动、体操、沐浴、按摩及健康的饮食来开发身体所带来的乐趣；她自己决定自己的体重、体型及肤色。当代的美学观念允许女性将美丽与活力结合在一起：她有进行肌体训练的权利，她拒绝发胖；在体育运动中，她把自己作为主体而自我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从她偶然的肉体中解放出来。”（《身体的历史》）女性可以“有肌肉、灵活、健壮”，“像劳动者的身躯一样黛黑”。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女汉子开始大量涌现。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遗憾的是，过时的性别美学并未退出历史的地平线。后者仍以各种名义强调女性的柔弱特征，推出各种违背平等原则的身体意象，用纷繁的文化符号遮掩其病态品格，以各种方式诱导女性就范。调侃女汉子就是这套体系运作的一种方式。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清醒的意识。
显然，这种修辞学策略展示了大众文化的法则：一阴一阳之为道，女性应该主动培育自己的阴柔品格，否则就会沦落为大众眼中的异类。按照流行的标准，女性越纤细、柔顺、娇媚，就越能受到社会的宠爱。对于许多人来说，两性之别属于不变的天道，二者各有各的美学特征。
然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母系社会中的女性曾经远比男人重要。到了父权制时代，性别关系的天平开始向男人倾斜，但二者的界限并非绝对不可逾越。在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的古代，现实处境的严酷使人们不能过于强调男女之别。根据考证，先秦时期的身体美首先意味着高大健壮。殷商甲骨文里的“美”、“艳”、“倩”、“姣”、“娈”、“大”、“硕”、“颀”、“壮”等字均含有“大而美”的意思，既指男人，也指女人。《诗经》中的美女通常是些“硕人”：“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
显然，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虽然必须顺从男人的意志，但这并等于她们始终追求秀美：要完成“顺承天”的使命，女性就必须具有“载物”的能力，应该“至柔而动也刚”。于是，女汉子曾经稳居审美文化的前台。
只有当一部分女性专门以服侍男人为业时，崇尚“秀美”才会成为“风气”。在中国历史上，性别美学的转折点是汉代。由于复杂的因缘际会，这个时期的农工商渐趋繁荣，大城市中的不少女性逐渐退出重体力劳动的阵营，开始扮演依附者的角色，审美文化则因此凸显男女之别。“美”、“丽”、“姣”、“艳”、“佳”等过去男女通用的符号，现在专指女性。描写美男子的词汇通常是“伟”、“肥”、“雅”等。随着这种分化的加剧，女汉子至少暂时退出了审美的历史长廊。自后唐君主李煜发明了莲台起舞的游戏后，女性缠足便开始成为一种习俗：“小红鞋儿二寸八，上面绣着喇叭花。等我到了家，告诉我爹妈，就是典了房子卖了地，也要娶到她。”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了争夺男人的目光，中国女性也被迫扮演“美丽的性别”。缠足之风意味着她们的身体塑造集中于最接近大地的部分：女性位于社会体系的下部，下部的下部更能衬托男人的高大，唤起男人的征服欲和占有欲。如果不符合男人设定的尺度，女性就会被拒斥：“大脚姑娘大脚婆，没人娶她做老婆。”在这种逻辑的压迫下，某些保留“天足”的女性会产生自卑感。她们常常刻意遮盖自己的下半身，以免在男人的注视时暴露了“大笨脚”。拥有三寸金莲的女性则变成了被男人欣赏的尤物，常常刻意展示其纤、瘦、弯、短、窄、薄、轻、嫩、软、娇、巧、艳、媚、侨、秀。于是，“理想的”女性身体必然纤细孱弱，以自己的无力凸显男人的力量，以柔顺迎接男人的权力，以秀美衬托壮美。于是，一个特殊的物种类型出现了。她属于人类，但却永远低于与自己相对的性别：“女人比男人弱小；她的肌肉拥有的力量小，红血球少，肺活量也小；她跑得慢些，抬得动的东西轻些，几乎没有哪一种运动她可以同男人竞争；她不能同男人搏斗。”（波伏娃《第二性》）这种假定深刻地影响了女性的心理，最终内化为她们的精神图式，她们不由自主地以弱者自居：“她对世界的掌握因此要更受限制；她的毅力差些，制定计划时少些坚持，执行计划的能力同样差些。就是说，她的个体生命没有男人那样丰富。”（波伏娃《第二性》）事实上，这种柔弱并非源于生物学属性。它是后天的建构。甚至，就是表演。女人在表演柔弱，以便迎合男人的目光，以便被判定为美的存在。只有被男权社会青睐，女人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正因为如此，高大、丰满、强壮的女性总是被排挤到低下的等级，“臂圆、脸红、穿着宽大的粗布衣服”的农妇几乎总是与美丽无缘。
事实上，女性的柔美源于其依附品格。一旦获得了独立性，她们就会实现自己生命的其他可能性。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女性逐渐走向独立，17-18世纪的女性已经能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1880年以后妇女被允许有自己的财产，1919年妇女争取到选举权。到了20世纪，妇女开始拆除横亘在男女之间的藩篱：“今天，女人比以前更加了解通过运动、体操、沐浴、按摩及健康的饮食来开发身体所带来的乐趣；她自己决定自己的体重、体型及肤色。当代的美学观念允许女性将美丽与活力结合在一起：她有进行肌体训练的权利，她拒绝发胖；在体育运动中，她把自己作为主体而自我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从她偶然的肉体中解放出来。”（《身体的历史》）女性可以“有肌肉、灵活、健壮”，“像劳动者的身躯一样黛黑”。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女汉子开始大量涌现。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遗憾的是，过时的性别美学并未退出历史的地平线。后者仍以各种名义强调女性的柔弱特征，推出各种违背平等原则的身体意象，用纷繁的文化符号遮掩其病态品格，以各种方式诱导女性就范。调侃女汉子就是这套体系运作的一种方式。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清醒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