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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十分复杂和激烈冲突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诞生。90年来，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形成了特有的政党文化。这个过程中，民族冲突、阶级冲突、思想文化冲突、党际冲突和党内冲突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的历史环境和基础。
关键词：冲突；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基础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8-0154-03
1840年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中华民族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突日益凸现，同时，辛亥革命后国内复杂的阶级矛盾，以及近代以来国内思想文化的复杂环境、党内外矛盾冲突都存在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民族、阶级、思想文化、党际和党内的冲突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的历史环境和基础。
一、民族冲突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政党文化形成重要的社会环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以及态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西方列强的入侵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受最大屈辱。对于近代中国，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有学者就认为，“过去一百年，即是中国的‘屈辱世纪’。天朝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来之现代化，实是一雪耻图强的运动……”②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冲突的选择，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李大钊1918年7月1日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李大钊热情、乐观地评述和歌颂十月革命“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时候，而此时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还在坚信西方的“人道主义”，陈独秀还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解释为“正义对暴力的胜利”。很快，巴黎和会砸碎了他的梦想。巴黎和会上，英国、法国、美国不顾中国的国家利益，裁定德国对中国所享有的权力和特权转让给日本。西方列强背信弃义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激醒了陈独秀，他怒斥巴黎和会是“分脏会议”。面对帝国主义的丑恶表演，中国思想界逐渐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性，在五四运动激动人心的过程中，1920年3月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民族使命与阶级使命中形成了早期的政党文化。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不仅担负着马克思主义赋予的无产阶级使命，而且还担负着民族解放和独立，实现现代化的民族使命。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抗西方列强，实现国家独立首要的和持久的精神动力。余英时认为，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他说：“一个学习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③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描述了党的双重历史使命，“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从这个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影响。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等也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从民族主义的诉求中，而不是从社会经济改革方案中为自己争取了主要力量”。④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危机严重，民族战争成为主要矛盾。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表现在党的理论表述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宣传上。比如说统一战线“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共在阐述这一点的意义的时候，不仅开展了民族主义的宣传，而且还采取了在多阶级的广泛基础上吸引积极支持者的做法。从表面上看，统一战线似乎是建议两党合作，每个政党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基础，但事实上，中共利用它来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①
二、阶级冲突
辛亥革命后面临国内复杂的阶级矛盾。近代以来，列强的入侵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阶层秩序解体，阶层间的垂直纵向流动的传统渠道丧失，社会阶层变迁渠道受阻，新兴知识人在社会变动中集聚了不满，从而引起阶级怨恨走向阶级冲突。②
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阶级矛盾和冲突成为当时社会现实。国民政府时期，阶级矛盾和冲突以各种形式存在。一方面，蒋介石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巩固其地位，在政治上排斥异己，形式上统一中国，实行所谓“训政”，建立特务机构等，以强化国家机器，实际上不仅面临新旧军阀间的矛盾，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还有国民党与新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共之间的斗争，同时，经济上，形成了四大家族对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四大家族借此敛财，强化了经济基础，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突出。对外，在改订新约运动中，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并没有获得与列强对等的利益，没有从根本上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中国仍处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阶级冲突在国共两党冲突中表现出来。早在1925年，国共合作总体上还没有破裂，但是国民党新老右派与中共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1925年夏，国民党新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面对国民党内的分裂活动，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当时中国社会结构进行了基本的静态的描述。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认为，阶级分析不仅要考察经济地位，而且同样要考察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毛泽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同时提醒中国共产党人：“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他们既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针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分裂活动，在文中说：“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引者注）的矛盾惶遽状态。”③
三、思想文化冲突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仅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挑战和冲击，而
且在政治思想领域也经受了民主与专制、民权与君权、西学与中学、改革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越来越深刻的、尖锐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两种文化困境”，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崭新的历史。
五四前的80年，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进行反对封建中探索救国。魏源主张“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则从西方引进了“上帝”动员农民，以图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60年代初，冯桂芬的《校分庐抗议》和洪仁的《资政新篇》则具有更为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从选派到西方的留学生中，又出现了早期新型的知识分子。使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从器物到技艺，进而注意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甲戊战败，洋务破产，马关割地、赔款，使“天下振动、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对此，梁启超就说：“甲午之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方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良”，而“已未和议成，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④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开始出现政治主张的分野，逐步形成君主立宪派、民主共和派和无政府主义派。他们都不同程度上否定皇权的绝对性，世界观由“天不变、道亦不变”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20世纪初，民主革命派的宣传家，如陈天华、邹容等以卢梭、孟德斯鸠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民主共和为蓝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质上反映的是西方政治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进一步冲击了封建思想，与此同时，五光十色的西方思想纷至沓来。从西方的民主主义到国家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各种信仰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政治主张五花八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工读主义”、“新村主义”、“联省自治”、“好人政府”，不一而足。一时间，“本现代思潮的精神，谋社会之改造”成为中国思想界最热闹的话题。
从19世纪60年代的“夷务”，到70年代至80年代的“洋务”和90年代的“新学”、维新变法，以及20世纪初是民主革命思潮，再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段上先进的中国人，在中西、传统与时代的思想冲突中探索救国之路。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的认识既不相同却又是相互衔接，有着一代比一代更加深刻和合时代、合国情的特征。
四、党际冲突
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之前，国共两党的冲突较为缓和，党际冲突主要表现为观念冲突。大革命失败前的国共两党是两党，已经出现了观念上的冲突。一是对两党关系的认知和表述上。共产国际和中共将两党关系定为“合作”，而国民党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正式认同两党的“合作”关系。二是两党意识形态认知上，存在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三是国共两党对彼此的认识态度上，孙中山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孙）博士曾经对国民党人说，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值得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在国民党改组前后，孙中山对年轻有为的中共成员授予要职，主要出于看重这些共产党员的个人才干，而不是出于两党之间的职位和其他政治资源的考量。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后，国共两党冲突以武装冲突公开化。从1925年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理论家要求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到同年11月，国民党内的老右派邹鲁、谢持等在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党籍，至1926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对中共进行种种限制。国共两党的冲突由观念层次，内部冲突逐渐公开化，到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实行暴力“清党”。至此，国共两党的冲突以武装冲突完全公开。此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于民族矛盾的需要，有过再次合作。但武装冲突成为两党关系的现实写照。比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冲突已经发展为血腥的生死搏斗，武装斗争也渐成为中共党内占上风的理念。国民政府发动“七一五”政变，公开宣布分共之后，国共之间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尖锐批评了忽视军事工作的做法，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观念中，“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的理念就成为民主革命成功的重要法宝，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注入了“斗争”的元素。
五、党内冲突
对于中国公民的前途、斗争方式、斗争与联合的地位与作用等，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不同看法好斗争。其中领导权问题、“左”右之争、党内派别之论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
首先是领导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不同认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一味主张单方面退让，企图用这种方法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成为主流。围绕如何迎接国民党内右派的挑战，中共广东区委1926年底在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力陈:不能希望新军阀能长期同我们合作，因此，“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我们应该尽力避去无谓地斗争，应当竭力防止大的斗争之发生(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斗争)；同时亦极力预备整个大暴动的力量，要能有此伟大的力量”。只有这样，一旦爆发大斗争时“我们才有胜利的希望”，①但陈独秀等却将这种看法斥之为“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②。1927年2月瞿秋白撰写《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其次是“左”和右之争。“左派”、“左倾’、“右倾’、右派、“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等等词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风行一时了，直至20世纪90年代还在党的主流话语中频频现身。“左”右之争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即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在中共党内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上教条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冲突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成为中共政党文化的核心内容。二是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不同态度和争论。这种争论对政党文化上的影响，体现为党内对待权力的方法和态度，形成一种独特的权力文化。后来也演化出在争论中，谁取得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真理，或者说在真理名下的专断的权力。③三是在政党情绪和心理等方面。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④仇恨、愤怒、“左”倾情绪等这样一些话语，是当时中共政党心理层面的反映。
再次是党内冲突还表现为党内派别之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个论述，是对党内实际情况的描述，也是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反映。公开的派别斗争是被禁止的，派别斗争被看做是宗派主义。但是，党内的冲突并不都是派别斗争，一些被视为派别斗争的事件，实质上是党内关于思想路线和政策上的分歧。刘少奇也认为，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这种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证党的行动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这种斗争的范围无法严格控制而蔓延，给我们党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关键词：冲突；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基础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8-0154-03
1840年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中华民族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突日益凸现，同时，辛亥革命后国内复杂的阶级矛盾，以及近代以来国内思想文化的复杂环境、党内外矛盾冲突都存在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民族、阶级、思想文化、党际和党内的冲突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的历史环境和基础。
一、民族冲突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政党文化形成重要的社会环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以及态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西方列强的入侵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受最大屈辱。对于近代中国，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有学者就认为，“过去一百年，即是中国的‘屈辱世纪’。天朝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来之现代化，实是一雪耻图强的运动……”②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冲突的选择，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李大钊1918年7月1日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李大钊热情、乐观地评述和歌颂十月革命“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时候，而此时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还在坚信西方的“人道主义”，陈独秀还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解释为“正义对暴力的胜利”。很快，巴黎和会砸碎了他的梦想。巴黎和会上，英国、法国、美国不顾中国的国家利益，裁定德国对中国所享有的权力和特权转让给日本。西方列强背信弃义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激醒了陈独秀，他怒斥巴黎和会是“分脏会议”。面对帝国主义的丑恶表演，中国思想界逐渐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性，在五四运动激动人心的过程中，1920年3月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民族使命与阶级使命中形成了早期的政党文化。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不仅担负着马克思主义赋予的无产阶级使命，而且还担负着民族解放和独立，实现现代化的民族使命。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抗西方列强，实现国家独立首要的和持久的精神动力。余英时认为，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他说：“一个学习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③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描述了党的双重历史使命，“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从这个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影响。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等也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从民族主义的诉求中，而不是从社会经济改革方案中为自己争取了主要力量”。④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危机严重，民族战争成为主要矛盾。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表现在党的理论表述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宣传上。比如说统一战线“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共在阐述这一点的意义的时候，不仅开展了民族主义的宣传，而且还采取了在多阶级的广泛基础上吸引积极支持者的做法。从表面上看，统一战线似乎是建议两党合作，每个政党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基础，但事实上，中共利用它来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①
二、阶级冲突
辛亥革命后面临国内复杂的阶级矛盾。近代以来，列强的入侵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阶层秩序解体，阶层间的垂直纵向流动的传统渠道丧失，社会阶层变迁渠道受阻，新兴知识人在社会变动中集聚了不满，从而引起阶级怨恨走向阶级冲突。②
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阶级矛盾和冲突成为当时社会现实。国民政府时期，阶级矛盾和冲突以各种形式存在。一方面，蒋介石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巩固其地位，在政治上排斥异己，形式上统一中国，实行所谓“训政”，建立特务机构等，以强化国家机器，实际上不仅面临新旧军阀间的矛盾，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还有国民党与新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共之间的斗争，同时，经济上，形成了四大家族对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四大家族借此敛财，强化了经济基础，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突出。对外，在改订新约运动中，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并没有获得与列强对等的利益，没有从根本上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中国仍处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阶级冲突在国共两党冲突中表现出来。早在1925年，国共合作总体上还没有破裂，但是国民党新老右派与中共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1925年夏，国民党新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面对国民党内的分裂活动，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当时中国社会结构进行了基本的静态的描述。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认为，阶级分析不仅要考察经济地位，而且同样要考察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毛泽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同时提醒中国共产党人：“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他们既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针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分裂活动，在文中说：“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引者注）的矛盾惶遽状态。”③
三、思想文化冲突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仅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挑战和冲击，而
且在政治思想领域也经受了民主与专制、民权与君权、西学与中学、改革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越来越深刻的、尖锐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两种文化困境”，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崭新的历史。
五四前的80年，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进行反对封建中探索救国。魏源主张“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则从西方引进了“上帝”动员农民，以图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60年代初，冯桂芬的《校分庐抗议》和洪仁的《资政新篇》则具有更为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从选派到西方的留学生中，又出现了早期新型的知识分子。使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从器物到技艺，进而注意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甲戊战败，洋务破产，马关割地、赔款，使“天下振动、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对此，梁启超就说：“甲午之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方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良”，而“已未和议成，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④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开始出现政治主张的分野，逐步形成君主立宪派、民主共和派和无政府主义派。他们都不同程度上否定皇权的绝对性，世界观由“天不变、道亦不变”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20世纪初，民主革命派的宣传家，如陈天华、邹容等以卢梭、孟德斯鸠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民主共和为蓝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质上反映的是西方政治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进一步冲击了封建思想，与此同时，五光十色的西方思想纷至沓来。从西方的民主主义到国家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各种信仰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政治主张五花八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工读主义”、“新村主义”、“联省自治”、“好人政府”，不一而足。一时间，“本现代思潮的精神，谋社会之改造”成为中国思想界最热闹的话题。
从19世纪60年代的“夷务”，到70年代至80年代的“洋务”和90年代的“新学”、维新变法，以及20世纪初是民主革命思潮，再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段上先进的中国人，在中西、传统与时代的思想冲突中探索救国之路。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的认识既不相同却又是相互衔接，有着一代比一代更加深刻和合时代、合国情的特征。
四、党际冲突
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之前，国共两党的冲突较为缓和，党际冲突主要表现为观念冲突。大革命失败前的国共两党是两党，已经出现了观念上的冲突。一是对两党关系的认知和表述上。共产国际和中共将两党关系定为“合作”，而国民党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正式认同两党的“合作”关系。二是两党意识形态认知上，存在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三是国共两党对彼此的认识态度上，孙中山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孙）博士曾经对国民党人说，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值得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在国民党改组前后，孙中山对年轻有为的中共成员授予要职，主要出于看重这些共产党员的个人才干，而不是出于两党之间的职位和其他政治资源的考量。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后，国共两党冲突以武装冲突公开化。从1925年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理论家要求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到同年11月，国民党内的老右派邹鲁、谢持等在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党籍，至1926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对中共进行种种限制。国共两党的冲突由观念层次，内部冲突逐渐公开化，到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实行暴力“清党”。至此，国共两党的冲突以武装冲突完全公开。此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于民族矛盾的需要，有过再次合作。但武装冲突成为两党关系的现实写照。比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冲突已经发展为血腥的生死搏斗，武装斗争也渐成为中共党内占上风的理念。国民政府发动“七一五”政变，公开宣布分共之后，国共之间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尖锐批评了忽视军事工作的做法，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观念中，“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的理念就成为民主革命成功的重要法宝，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注入了“斗争”的元素。
五、党内冲突
对于中国公民的前途、斗争方式、斗争与联合的地位与作用等，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不同看法好斗争。其中领导权问题、“左”右之争、党内派别之论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
首先是领导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不同认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一味主张单方面退让，企图用这种方法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成为主流。围绕如何迎接国民党内右派的挑战，中共广东区委1926年底在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力陈:不能希望新军阀能长期同我们合作，因此，“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我们应该尽力避去无谓地斗争，应当竭力防止大的斗争之发生(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斗争)；同时亦极力预备整个大暴动的力量，要能有此伟大的力量”。只有这样，一旦爆发大斗争时“我们才有胜利的希望”，①但陈独秀等却将这种看法斥之为“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②。1927年2月瞿秋白撰写《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其次是“左”和右之争。“左派”、“左倾’、“右倾’、右派、“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等等词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风行一时了，直至20世纪90年代还在党的主流话语中频频现身。“左”右之争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即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在中共党内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上教条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冲突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成为中共政党文化的核心内容。二是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不同态度和争论。这种争论对政党文化上的影响，体现为党内对待权力的方法和态度，形成一种独特的权力文化。后来也演化出在争论中，谁取得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真理，或者说在真理名下的专断的权力。③三是在政党情绪和心理等方面。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④仇恨、愤怒、“左”倾情绪等这样一些话语，是当时中共政党心理层面的反映。
再次是党内冲突还表现为党内派别之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个论述，是对党内实际情况的描述，也是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反映。公开的派别斗争是被禁止的，派别斗争被看做是宗派主义。但是，党内的冲突并不都是派别斗争，一些被视为派别斗争的事件，实质上是党内关于思想路线和政策上的分歧。刘少奇也认为，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这种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证党的行动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这种斗争的范围无法严格控制而蔓延，给我们党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