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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饥荒，历艰险，农民陪都认亲，自称委员长胞兄;
得奉承，享荣华，特务击碎美梦，囚禁寻亲者全家。
因赦令被优待，遭诈骗又赤贫;受大挫梦方醒，划界限重做人！
1942年春，河南水、雹、霜、旱等灾频发，粮食歉收，物价高涨，民不聊生。
4月一天的薄暮时分，太阳依然热辣辣地挂在天边，把空旷的原野映得血一般火红。已有整整三个月未下雨，旱情横扫了许昌县。五十七岁的老农郑发心事重重，捧着一碗杂合面汤难以下咽，凝望着干涸的田地发呆。
郑家世代务农，传到郑发手里尚有地有牲口。郑发年轻时除了种庄稼，槽头还养着猪和牛，院坝里跑着成群的鸡鸭。他平日省吃俭用，过年赶集时才去看场戏。他希望当他离开尘世那天，能穿一身考究的寿衣，体面地躺在一口漆得亮晃晃、须得八个壮汉才抬得动的楠木棺材里。这样，他才会觉得这辈子没白混。
哪知民国以来，战乱频起，天灾不断，人祸尤甚。劳累一年挣来的收成，不是被张大帅征用，就是要上交给李督军。郑发起早贪黑，一颗汗珠摔八瓣，到头来还是落得家徒四壁。近年又有东洋鬼子入侵，动不动就要来“扫荡”、“清乡”，杀人放火，闹得人心惶惶。
这种本来就难以维生的日子，碰上百年不遇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
从立春起，许昌就没下过雨，眼下周遭田土开裂，寸草不生，饥饿难耐的灾民已挖光了野菜，剥尽了树皮，最后只能以“观音土”充饥。上个月，孙老大一家成了饿死鬼，胡乱埋在乱葬岗;这月初，秦老头家只剩下一个奶娃娃;昨天夜里喜旺上吊，他的婆姨哭得声嘶力竭，今后不知怎么过。
据县政府统计，三个月来许昌已饿死五万余人，这个数字还可能打过折扣。重庆方面已派出好几个赈灾调查组来过河南，報告倒是出来了，听说还要核实。
人都快死光了，核实个屁！民众盼星星盼月亮，除了见到几个公事人，半颗米也未到口。就算是有赈灾的口粮运来，郑家也等不及了，粮缸里早已空空如也，这几碗稀得能照出人影的杂合面汤已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郑发的老婆舔光了土碗，愁肠百结，怯生生地唤着当家人：“他爹，明早就断顿了，你赶紧打主意呀。”
郑发的眼睛被汗水渍得发疼，胃也好像被什么东西翻搅着，灼得难受。他干咳一声放下碗，揉了几张烟叶装在烟锅里，垂着头不吭声。没有吃饱的小女儿见状，猫儿般窜过来，三下五除二，把老头子没喝完的汤糊糊全部咽进肚里去了。
看着这一幕，郑发泪花闪烁。
“他爹，你快拿个主意吧，趁家里人还有劲儿走动，找个地方投奔。”老婆又催促道，饿坏的女儿则哀哀地哭。
郑发听得心烦，一拍大腿说：“俺有啥好主意？就是那句老话，再穷只有讨口，不死总要翻身。你这就去把包袱收拾一下，俺们外出逃荒。”
老婆的眼圈立时红了，道：“那不是去讨饭么？俺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今生嫁给你这个没用的当家人，五六十岁还要去当叫花子，俺日后怎么去见娘家人啊！”
郑发无言以对，老泪纵横。隔壁喜旺家出殡，没有鞭炮就摔瓦盆，惊起一群群不祥的乌鸦。
入夜，郑发躺在黑暗中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曾几何时，他为自食其力而自豪，如今却不得不外出乞讨，他内心的痛苦，其实比老婆还要多。
想一想，还有哪条路可走？
对了，他那牲口棚里还养着一头瘦骨嶙峋的小毛驴，那是他手里唯一的财产，不到万不得已，他从未在它身上打过主意。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只要一想到还有这头牲口，他就感到莫大的安慰，觉得自己还有一点儿家底。现在他不得不考虑动用它，把它卖掉，迈过这道鬼门关。不过，从今以后他就真的破产了，到他临终之日，别说八人抬的寿材，就是有床破草席裹着也算不错了。
不行，这到底还是一条绝路。
老婆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话：“你不是说过老三回来找过你么，还说他当了大官，照片满世界挂，全国的老百姓都认得他。俺家弄得揭不开锅了，你咋不去求他帮忙？”
这句话点醒了郑发，他眼睛一亮，披上夹衣走到屋外去，遥望满天星斗，回想起许多往事。
原来，早在前清光绪十年（1885年）前后，有一位浙江绍兴籍的蒋师爷调到许昌县衙门做事，在当地雇用了郑发的母亲去做女仆。郑母见家中拖累大，受雇时将尚在襁褓中的幼子郑三发子随身带去，混口饭吃。后来蒋师爷的发妻病故，他便将勤快能干的郑母收房，卸任时又将她母子二人带往浙江，从此下落不明。
关于这位三弟，郑发尚有印象。大概因蒋师爷家伙食好，郑三发子生长发育快，一下成为郑家个头最高的人，每次回家探亲，都要与大哥郑发比高矮，缠着大哥玩，两兄弟感情甚笃。他至今还记得郑三发子的模样，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聪明伶俐。后来因母亲改嫁，郑三发子随行，一晃多年杳无音讯，兄弟俩再也没有见过面。
不料1929年秋，蒋桂中原大战初起时，突有一长列装甲列车停在许昌火车站，从车上下来一位高级军官，带着随从，到郑家祖居的灵沟镇，寻到郑家老宅，并四处打听郑发。村民告知郑发已移居外村，住所不详，那位军官听了神色黯然，在郑家老宅坐了半天，方才怏怏地返回火车站，装甲列车亦随即开走。
那时郑发确实已移居前郑村，但他得到消息已事过多日。他心中暗暗猜测，那位军官就是远走浙江的郑三发子，他不忘旧情，千里迢迢返乡省亲，只是兄弟俩错过了。
次年，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打垮了阎锡山、冯玉祥，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内的霸主地位，各省长官纷纷献媚，开始到处悬挂他的大照片。
一天，郑发进城办事，无意中在县政府看到“蒋委员长”的画像，与记忆中的郑三发子相比，怎么看怎么像！
回到村里，郑发时常琢磨这件事，越想越玄乎，但又不敢张扬，害怕招惹是非，也害怕别人笑话他发癫发狂。这个疙瘩闷在心里，一闷多年。他仿佛有一宗巨大的宝藏，可望而不可即。 时至今日走投无路，老婆提起这桩往事，使郑发犹如抓到了救命稻草。
他要去碰碰运气，碰对了不说是荣华富贵，总可保衣食无虞吧！万一没有运气认错了人，顶多也不过饿死了之，在许昌呆着早晚还不是会饿死吗？他要去重庆，也许他的三弟在那里掌握着中国的大权，看在死去的娘亲面上，他肯定会关照他全家人的温饱，让他们平安度过这可怕的荒年。
决心伴着勇气，在这庄稼汉的心头升腾。晨曦甫露，郑发去意已定。他钻进牲口棚，温存地抚摸着那头小毛驴，百感交集。牲口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为了换取进川的盘缠，他不得不忍痛卖掉它。
集市早已失去了往昔的生气，虚弱不堪的乡下女人们蹲在屋檐下，把鸡蛋堆在脚边，眼巴巴盯着路人，想把这些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推销出去，换点儿粮食下锅。
牲口市场里人畜混杂，地上满是马屎牛粪，臭气熏天。郑发拽着毛驴绳子钻将进去，费劲地寻找财大气粗的张老板，那家伙历来欺行霸市，人称“张剥皮”，不过眼下也只有那家伙可以立即付出现金。
郑发找到了张老板，说出了自己的报价。
张老板故作惊讶地奸笑道：“四十块大洋？你真敢开口，郑老大。那不是驴子的价钱，那是一条壮牯牛的价钱呀！”
“您老不觉得它值那么多钱？”郑发的口气先自软了，“您老看看它的牙口，刚三岁，正派用场，要不是急着钱用，俺还真舍不得。”他一大早就把小毛驴的肚皮塞得圆鼓鼓的，毛也仔细梳理过，看上去油光水滑。
张老板拨弄着小毛驴，挑三拣四地指出它有种种毛病，又几次装作要走的样子，搞得郑发心急如焚，结果以二十块的低价卖出了宝贝命根子。
大洋递将过来，郑发数得很费力，他掂着成色不一的杂版银元，又送到残缺的大牙上去轮流磕碰，担心拿到“哑板”。鼓捣了半天，他确信都是真币，这才把牲口交给买主，扭头离开集市。
十块钱留给老婆孩子，讲好三个月内来接她们。十块钱是盘缠，先去兑换一块钱的铜板，便于路途中用。
那日全家吃了一顿饱饭，有菜有酒。郑发菜吃得少，酒灌得多，老婆在一旁千叮咛万嘱咐，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应着。
说实话，他有点儿怯场，这辈子他最远只到过开封府。为这不着边际的“认亲”，他要过黄河、越秦岭、翻巴山、涉蜀水，去人生地不熟的陪都，见一个相当于皇帝的大人物，想想就发虚。然而他已没有退路，小毛驴归了张老板，老婆孩子盼着他早传佳音，他这个当家人不去也得去。
郑发长叹一声，灌完了壶里的高粱酒，背着手走进屋后的杂木林，跪在老祖宗的坟前，三叩三拜。
“列祖列宗细听告解，不肖子孙郑发遭遇天灾，无以维持生计，被迫离家出走，万里去寻胞弟搭救。唯望在天先人保佑，使郑发一路逢凶化吉，安抵重庆，得遇贵人，他日返乡定当重修祖坟，多备三牲祭祀。”
一股温暖干燥的热浪扑面而来，触到郑发裸露的结实肩头，似乎是给他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他把这看作是列祖列宗对他的祝福，看作是个吉兆，兴致好起来。回到家中，老婆已经用杂粮面给他烙了小半口袋干饼，另外准备了几大块咸菜，几件换洗的布褂放在小包袱里。
他先到许昌县政府开具了灾民证明，然后直奔河南省会洛阳，听说从那里可以搭上陇海铁路的火车去陕西，然后经川陕公路南下去重庆。
天还是这片天，地还是这片地，而人间已似炼狱。成千上万的灾民四处逃亡，面黄肌瘦的人们背井离乡，扶老携幼，沿着陇海铁路，茫然寻找着能够解除饥饿的地方。不少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能起来，而人潮依旧向前奔走，谁也没有精力去掩埋死者。
沿途所见让郑发触目惊心，大道旁饿殍遍野，尸骨纵横。一个半大的小孩子，用几个杂粮饼就可换到。
为尽快疏散灾民，洛阳火车站奉命取消售票，免费乘车，只待一趟趟从陕西运送救灾物资的列车到达，卸下物资，就打开检票口任凭难民上车。
洛阳火车站人满为患，郑发挤了半天没挤进去。成千上萬的难民把火车站围得水泄不通，人们的交谈和呼喊，压倒了警察的警笛声。难民从四面八方钻出来，无限地增长。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站台里卸货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往前挤。
第一趟车，运走了最前面的人。第二趟车，缩短了郑发与站台的距离。到了半夜，第三趟车放行，检票口开闸。
挤上去！挤上去！一定要找到兄弟，一定要去重庆。还要九亩二分地，还要买一头小毛驴，还要躺上家中的热炕头，还要给老婆扯几尺碎花布，还要亲亲女儿粉嫩的小脸蛋，还要买一坛老烧酒。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去到重庆城才能实现。挤上去！挤上去！
仗着尚且硬朗的身板，郑发挤上了闷罐车，跌倒在人丛中。呜呜的汽笛声响过，这列超长的闷罐车驶出了洛阳站台，像一条黑色的毛毛虫，向西方开去。
车厢里塞满了人，天气热，异味扑鼻。每到一处站点，大家呼啦一声都跳下车去如厕、找水，然后赶回车厢来，生怕被撇下。每晚睡觉前，郑发都摸摸缝在内衣里的口袋，那几块银元硬硬的还在，他方才安心入梦。好在都是河南乡亲，大家友好地坐到一起来，交换着今日的艰辛，畅谈着明日的憧憬。
车过灵宝，听见北面日军的炮击。车过潼关，又有人上车来检查证件。车到西安，不准难民入城，城外设有粥厂，每天免费供应两次稀粥，灾民排成长龙。南下宝鸡的火车不再免票，郑发买到车票，挤进车厢，里面已少有立足之地，更别说座位了。他吃惯了苦头，逆来顺受，就立在人堆里，困急了站着打个盹儿，饿急了啃几口干粮。
到宝鸡没有南下的铁路，要搭乘烧木炭的汽车去成都。川陕公路山高路险，极不安全，经常发生事故。尽管如此，班车还是次次爆满，常常超载。汽车的煤气管漏气，就用黄泥巴来敷，用绳子来捆。上坡时煤气不足，就用手摇鼓风机加劲送风助燃。当时的乘车人曾对木炭车编了一首歌谣：“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车到成都，又要转车才能到重庆。风尘仆仆，一路艰辛，这憨厚的汉子在路途中吃了多少苦，天知地知自己知。 郑发颠沛流离一个多月，好不容易到了大后方，随着人流步出汽车站，小心翼翼地从褂子里探出头来，环顾着繁华的重庆城。只见车水马龙，令他目不暇接。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还是先找个旅店住下再说。
郑发把手悄悄伸进夹袍左胸位置上，摸到剩下的四块银元，不觉松了一口气。他在路口附近转来转去，找到一家小客栈，放下了自己的行囊。
但是当客栈的伙计问他包不包饭吃时，他咬紧牙关说：“不用，俺自个儿去下菜馆。”他的每一枚铜板都有严格的预算，在他从河南带来的干馍馍没啃完之前，他什么饭都不吃。
“随你的便，客官。”客栈的伙计说过这话，便走到客房那边，长声吆喝道，“楼上的客，楼下的客，大家听我说：要屙屎，有草纸，莫要扯我的篾笆子;要屙尿，有夜壶，莫要在床上画地图。”
睡过一夜，郑发有点儿精神了，跑到街头去闲逛。不少公教单位的墙上都挂有蒋介石的画像，似乎这个人近在咫尺。然而，当他去打听委员长住在哪里时，谁也讲不清。人家反问他为啥要找委员长，他也守口如瓶，不愿回答。
陪都物价飞涨，短短几天，郑发便花掉了一块银元，坐吃山空，他不禁深感恐慌，便托人介绍到佛图关李家花园去打零工，聊以维生。
主人家见他身板结实，同意收留他打杂，讲明是包吃住，每月另给两块银元作零用。
无非是干点儿力气活，那是他的老本行。郑发在心里盘算着，这么说干上十个月就能挣二十块钱，赎回他心爱的小毛驴……
“喂，你好歹开个腔，到底肯不肯干？”主人家不耐烦了。
“中！中！俺愿意干。”郑发喜上眉梢，忙不迭答应道。
一大早下河去挑两次水，这是主人家对郑发的照顾，年轻的佣人要去三趟。从佛图关下到嘉陵江边，少说也有八百个台阶，重庆的坡坡坎坎厉害，草鞋不经穿，他索性打光脚。挑完水后才能喝几碗红苕稀饭，然后就去堂前当听用，劈柴担煤，除了脏和累就没别的了。好在城里人讲究过礼拜天，主人家开恩放一天假，伙计们可以上街洗澡理发，顺便到小酒馆去喝几口豆豆酒。
远离了灾荒饥馑，要说过日子倒也将就，但只要一想到老婆孩子还在老家等消息，留给她们的生活费即将告罄，郑发就暗暗着急。因此但凡得假，他必外出打探消息。
四川人有个嗜好，喜欢坐茶馆摆龙门阵，一坐就是大半天。别看那些低矮的茶棚茶寮终年烟熏火燎，却因茶客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乃是各种社会消息的最佳来源。什么张家长、李家短、高某受贿、罗某收监，众多茶客均可从头道来，所以那时陪都各报的记者都有坐茶馆的习惯，竖起耳朵捕捉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离佛图关不远的王家坡就有这么一个小茶馆，在那里出入的，多为公教机关的小职员或要去成都的小商贩。郑发为了探听消息，常来这里坐坐。他的河南腔引人注目，又专爱打听委员长的行踪，久而久之，众人都拿他当疯子，懒得去搭理他。
时令靠近初夏，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热浪袭人，茶客们缩在背阴的土屋里喝着劣茶，啃着烧饼当午饭，嘴里说些不咸不淡的话。一个衣衫不整的报童进来兜售当天的报纸，那上面刊有醒目的大标题——《中美签署租借协定》。
茶馆里立时喧哗起来，茶客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有位老者说：“这一来有点儿底气了，前几年美国人搞啥子‘中立’，不支援中国，现在与我们签订协议，多少要送点儿武器、物资什么的。”
当教员的吴老师跳起来，激愤地说：“不是送，是租借，要用中国的土地去偿还的！再说美国把主力放在欧洲，之后才会考虑中国战区的事情。要打败日本鬼子，主要还是靠咱们中国人自己！”
要去成都做生意的王二娃唉声叹气地说：“成都遭轰炸，交易市场搬来搬去，老买主不好找。我去罗汉寺抽签，解签的和尚说我有血光之灾，要我往南去，一直到海边，方可转运。南边不就是广西、广东地界么？但都被日军占領了，我去岂不是自讨苦吃，怎么转运？唉，流年不利呀。”
座中另一人接嘴道：“老兄，你这样说不对。现在盟军参战，局势想来会有变化，咬着牙关挺住，大不可先自气馁。”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枯坐其间的郑发冷眼旁观，见那人穿一套邮政制服，估计是个邮差，灵机一动，坐过去攀话道：“这位大兄弟好面善，俺斗胆动问一声，你是不是在邮局发财？”
那人转过头来应道：“不错，本人是在东川邮局当差，送信的，谈不上发财不发财。”
郑发眼睛一亮，掏出一盒自己平日舍不得吸的“红炮台”去敬邮差，随后又开言道：“先生常去各衙门走动，可知道蒋委员长的办公地点？”
邮差吃了一惊，狐疑地打量着郑发，道：“你问这个做啥？”
“俺专程从河南来，有要事向委员长禀报。”
“你可以去国民政府接待室呀，那里每日有专人办公，何必惊动委员长呢？”
郑发的口气愈加恳切，道：“事关机密，俺非得见他本人不可。”
偷听的茶客们哄堂大笑，一齐乱嚷道：“莫理他，这个老头一天到晚开口闭口就是要见委员长，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郑发急了，眼里涌出几滴清泪，颤声哀求道：“大兄弟，俺说的句句是实话，若是见不到委员长，俺全家老少就性命难保了！”
或是受了感动，抑或是发了恻隐之心，那邮差思索片刻，不顾众人起哄，起身将郑发拉到门外，压低声音，将严禁外泄的内情透露给郑发了。
原来，蒋介石当时在重庆的官邸有三处：黄山官邸、小温泉官邸、曾家岩官邸。前两处均在市郊，唯有曾家岩官邸位于城内，对外称之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以防日谍侦知。来往信件皆署名“德安里三号”，非邮局人员不知其中底细。那邮差建议郑发去那里求见蒋介石。
郑发感恩戴德，抱拳作揖，口称来世要结草衔环，报答恩人。那邮差反倒不好意思，又画一张草图示意，并叫郑发说话行事要多加小心。 曾家岩官邸是一处壮观的所在，临街的大门是一架三间的石牌坊，两厢均围有铁栏杆，石牌坊漆成一片蓝色，正中是青天白日国徽，又用白漆楷书着“礼义廉耻”四个大字。岗亭前设置的一道横杆，遇上贴有特别通行证的小车，验证后方才开启。门柱上未悬任何标志，但两旁却肃立着四个戴白手套的警卫，另有一班游动哨，腰挎德国造的连发驳壳枪，不停地在官邸附近巡逻，与间隔不远的便衣警探遥相呼应，可谓戒备森严。
郑发不知好歹，壮着胆子来闯官邸，不料刚靠近岗亭，警卫就厉声喝道：“出示证件！”
“俺有，俺有！”郑发提心吊胆，从裹了又裹的手帕中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纸头，对着警卫直摇晃。一张是许昌县政府给他开具的难民证，另一张是洛阳卫戍司令部给他开的通行证。
“交给传达室！”又是一声命令。
郑发战战兢兢地走过石拱门，偷眼一看，官邸内绿树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小巧的洋楼，宁静中透出几分肃穆。他的一只脚刚踏进传达室，冷不防听得一声江浙官话：“老头，把你的证件拿过来。”
传达室里坐着一位门房，颇不耐烦地放下手中的报纸，瞥了一眼，就掂量出了来者的分量—— 一个无足轻重的乡巴佬。
郑发恭恭敬敬地呈上两个证件，门房草草扫视片刻，又随手扔回来，道：“有关难民救濟事宜，自行去找赈灾委员会，谁叫你闯到这里来的？”
郑发还是那句老话：“俺要面见蒋委员长，有要事向他禀报。”
门房哼了一声，冷笑道：“好大的口气！就你这副模样，委员长是你见的么？警卫，赶快把这个人轰出去！”
两名警卫应声走过来，不由分说，架起郑发就往门外拖。
郑发又羞又恼，双眼像烧红的煤炭，也不知哪来的一股蛮劲，一下子从两名警卫手中挣脱，不顾一切硬往官邸里闯。另外两名警卫见他撒野，也跑过来帮忙，推的推，拉的拉，抓住郑发不松手。
郑发悲愤无比，想起年少时的手足情，一路上所受的洋罪，不禁气急攻心。要是他死在这里，三发子的良心会不会受到惩罚？
想到此处，他干脆赖在地上打滚，寻死觅活，乱嚷乱叫道：“打死人了，救命哪，快救命哪！”
说来也巧，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特派委员李宗黄那天正好到侍从室公干，办完事乘车往外走，遇上郑发大闹官邸，听他口音耳熟，遂停车下来盘查。
从郑发断断续续的申诉中，李宗黄听出事态的严重，他发现军统局的便衣正往这边走，担心特务加害这位老农，乃善言相劝道：“大爷，我实话对你说，蒋委员长今天不在这里办公。不如这样，我送你去河南同乡会，他们可以帮你的忙。”
郑发一听重庆还有个河南同乡会，又见警卫怒目相向，硬闯明摆着要吃亏，只得乖乖爬起来，钻进李宗黄的小包车里去了。
同乡会是个什么机构呢？按《浙江旅渝同乡会章程》的说法，同乡会是联合团体以资互助、保卫乡人以安行旅、振兴实业以挽权利、提倡教育以开智识、勉行慈善以尽天职、调解纠纷以保和平的组织，简而言之，就是为同乡济困扶危。凡是入会的同乡，初来乍到者，由同乡会提供短期食宿;无业者，代为介绍职业等。会馆是常设机构，有住房，有食堂，有人值班接待。
河南同乡会馆位于城内正阳街，两人高的砖墙围着几大间青灰色的瓦房，原是本埠大户的房产，逃难来渝的河南士绅为了立足重庆，共同筹资将它买下，专门用于接待豫籍名流。
既然是会馆，那里面的布置便有些别致。战争时期物力维艰，宅前就不设玉兽石狮，唯悬一副木刻的对联，道是：“四野桑麻不羡河阳花作县，一腔冰雪行看古汴黍生春。”让人一看就有河南味。进得堂屋，迎面置有一道木屏风，上面贴的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案桌上供着红烛信香，取个笼络乡党的意思。左右厢的门首，一贴“异派同源”，一贴“俎豆常馨”，木格架上陈设着几盆兰草和文竹，倒也古色古香。
其时在会馆内主事的，有郜子举、李肖庭、蔡芷生等人，分别担任正副会长。那郜子举早年进过新军学堂，兼任着豫军某部的军长。他虽行伍多年，举止却很有教养，又有扎实的古文功底，被人称作儒将。河南士绅选中他做代表常驻陪都，指望他从国库里多挖物资，用于地方的发展。
前几年，郜子举的努力颇有成效，结交了不少党政要员，不仅消息灵通，还弄到大批粮食、军械、药品，深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卫立煌的赏识。但近年来孔祥熙在行政院专权，地方利益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豫籍参政员也说不上话，他这个民间社团的代表更是处处碰壁。
恰在此时，天上掉下一位郑发来，令郜子举惊喜万分。他连午觉也不睡了，摇摇桌上的铃铛，召来了手下的办事处主任姚廷芳。
“姚主任，请查看一下我今天下午有些什么应酬？”郜子举边问边穿丝绸马褂，那是他夏天见客的行头。
姚廷芳翻开记事簿汇报道：“三点半在商业街与省银行的人见面，磋商发放赈款问题。五点一刻，豫籍参政员通报提案。七点半，约财政部刘处长共观豫剧。”
“全部取消。”郜子举在纽扣上系着镀金怀表，吩咐着大惑不解的姚廷芳，“给他们一一打电话致歉，就说我有大事要办。”
“是，会长。”
这之后，郜子举方才衣冠楚楚，率着几位副会长一齐出来见客。
郑发坐在会馆客厅里，换穿了一件干净衣服，一见众士绅到来，忙不迭起身行礼。
“坐，请坐。”郜子举温和地指指太师椅，又叫仆人上茶，其他士绅也少不得与郑发道寒暄。一大杯香茗入口，满耳又听见熟悉的乡音，郑发虽未及开言，心已先醇。
老子曰：“大道废，案有礼义;智慧出，案有大伪。”当今乱世之际，各色骗子不少，要说郜子举对郑发毫无疑心，那也言过其实，但他迫切需要结交权贵，所以不愿放过这种机会。
郜子举审视着眼前的不速之客。郑发坐在那里，脸上满是皱纹，土气的对襟褂子包裹着宽大的骨节，一双开裂的手捧着茶杯不放，跟那些河南灾民没多大区别。但是，如果让他吃几顿饱饭，去大澡堂泡一泡，半个月不晒太阳，再换上军服，他真有几分像大照片上的那个人。同样的秃顶、同样灼人的目光，还有一个最有力的反证，那就是骗子胆子再大，也不至于傻到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敢冒充委员长的血亲。 “请问郑老先生高寿？”郜子举问了第一句。
“癸未年生人，虚度五十七个春秋。”从旧私塾学的那套应酬话，郑发还记得。
“最近一次见到委员长是哪年的事？”
“光绪二十八年，后来他随俺娘改嫁去浙江，俺老家那地方把这叫做‘拖油瓶’，说起来是有些丢人的，所以俺未对外人讲。”说着，郑发的脸红了一阵，不像是装的。
“如此说来，贵昆仲已有四十多年未打交道了，怎能断定委员长是您老的兄弟？”这次提问的是副会长李肖庭。
郑发回话道：“民国十八年他回河南来找过俺，乡亲们都知晓，你们可以派人去查实。”
副会长蔡芷生也提了问：“那么请问郑老先生，您怎么到今日才想起要找委员长认亲呢？河南离南京并不远啊。”
郑发长叹一声道：“这都怨俺，一直未给他去信，总觉得他是个大人物了，突然冒出俺这样一个泥腿子哥哥，让外人听了笑话他。今年开春大旱，青黄不接，家里揭不开锅，我才只好来重庆寻亲。”
屋里一阵沉默，会长们面面相觑，交换眼神。
此事非同小可。倘若眼前这个人真是委员长的胞兄，历史就得改写，浙江帮应当从各院部清洗出去，由河南同乡取而代之。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同的派系不可能平起平坐。从内心讲，会长们都愿意相信郑发，从而改善河南帮的处境。
郜子举沉吟着在屋里踱步，走到茶几旁取出一支烟来吸，然后又坐到太师椅上。他很想支持郑发“认亲”，为河南同乡谋福祉，然而万一其中有诈，他丢了乌纱帽不打紧，河南同乡会的牌子也会被砸掉，后果不堪设想。
沉吟半晌，郜子举道：“郑老先生千辛万苦前来陪都，敝会同仁有失远迎，实在失敬得很。委员长的住地是保密的，要见他需办许多手续，请您老权且在会馆住下，咱们再从长计议，希望郑老先生多加包涵。”
“俺懂，俺那兄弟如今是大贵人，见他不容易，俺愿多等几天。不过，俺老婆孩子还在许昌，那里正闹大饥荒，她们的生活难以为继，恳请会长多关照。”郑发急急说着，额头直冒汗。
“这个好办，”郜子举爽快一笑，对着外屋叫了一声，“姚主任，请按郑老先生地址，先给他眷属汇去五十元。”
姚廷芳立即照办。
郜子举转身悄悄地对几位副会长说：“我看郑发所说有根有据，不像打诳语。机会可遇不可求，既然这位大角色送上门来，咱们就促成他去认亲，倘若此事成功，诸位说不定也将名垂青史。”
几位副会长都点头称是。
次日，郜子举又请郑发去中堂，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是这样，如今办事都要写呈文，您去见委员长，怕一时口齿不清，词不达意，没办法把事情说清楚。我的意思嘛，要请您写一封呈文，讲清您来重庆寻亲的来龙去脉。”
郑发笑着说：“郜会长，不怕您多心，这呈文用不着写的。俺跟委员长是亲兄弟，他一眼就会认出俺，还要啥呈文？不用，不用。”
郜子举思索着措辞，委婉地说：“那是，那是。不过委员长公务繁忙，万一当天没工夫见您，留下一封信在那里，下次去见他就方便了。”
郑发听郜子举说得有几分道理，答应写信，但又表示不知该如何撰写。他虽然读过几年私塾，作文底子却很薄。
“这好办。”郜子举叫人把办事处主任姚廷芳找来，后者是一位笔杆子。听完郑发的叙述，姚廷芳握着一管狼毫毛笔，不到半个时辰，便将郑发窘迫的话语梳理成一篇文绉绉的书信，好似骆宾王草檄，立马可待;犹如关云长斩将，温酒可得。
蔣委员长钧鉴：
余名郑发，河南许昌县灵沟镇人氏，与委座系同胞兄弟。闻得钧座曾于民国十八年返乡省亲，适郑发外出，未得相见。暌违多年，常在惦念中，故专程来陪都，以求一聚。敬希委座于百忙之中，拨冗接见，则郑发幸甚。
郑发现居城内正阳街河南会馆，伫候委座召见。
此颂
钧安
郑发
即日叩
姚廷芳写好信，一句一句念给郑发听。待郑发首肯，又请他在印泥盒中沾一点儿印泥，在自己姓名处按一个手印，然后将信装入一个精致的大信封，上面注明“蒋委员长亲启”。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会馆里来了这位怪老头，河南老乡都接二连三来找他闲聊。郑发生性耿直，只要有听众，他就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故事重述一遍。会馆的电话铃声也不时响起，热情恭敬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尊称他为“老爷子”，邀请他赏光出席各种酒会茶会。他却不过情面，前去应酬了几次。
他食欲好，身体恢复快，很快变得精神饱满，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半是真心半是奉承地赞叹说：“天哪，你们真相像。”
像谁？像墙上那个人。
面对这么多人的恭维，郑发不禁有些飘飘然，他愈加确信自己就是委员长的胞兄，确信自己很快会飞黄腾达，成为“皇亲贵族”。见了外地路过重庆的省党部主任、厅长之流，他顶多称一声老兄;遇上前线归来的军长、师长等辈，他充其量叫一声老弟。但凡走到一处仕宦或殷实大户家里，主人总要殷勤接待。他若愿留下住几天，这家人便觉得脸上有光，临走还要送他一笔程仪。遇上有身份地位的达官贵人，他也并不讳言自己与委员长的特殊关系，于是闻者愈加奉承。
说来也怪，见过他的人不少，但谁也没有想到去核实一下他的身份，反正是糊里糊涂随大流，将他待为上宾。
对郑发尤为热心者，首推郜子举，他当众以军长的身份，郑重其事地委任郑发为步兵少校军官。他还叫郑发穿军服，说是显得有精神。郑发系惯了布腰带，他让换成牛皮武装带，憋得这个庄稼汉极难受。但郑发仍感激地说：“承蒙郜会长厚爱，他日俺断不会忘记会长的大恩大德。”
郜子举但笑不语。这正是他想听到的话。
但是蒋介石却不好见。
郜子举八方打听，发出的信件得不到明确答复，打电话去侍从室，那边回答总是说委座不在、去处不便奉告。社会上则风传委员长根本不在重庆，早就上了峨眉山，用无线电指挥前方作战。但是报纸电台透露的又不同：蒋介石忽而视察被日机炸毁的重庆城区，忽而在孙中山总理纪念周上讲话，侍从室主任张治中也常出头露面，看来蒋介石没有离开重庆。 有一次，郜子举专去拜访刚取代吴国桢的重庆市长贺国光，打听情况。贺国光透露蒋介石就在本埠，但一听说要请他代为请求接见，就推辞说这事超出了他的权限和职责，十分抱歉云云。
郑发急了，道：“俺那个兄弟敢情是忘本了，故意躲着老汉，见了面俺得训他几句。”
为了早日找到蒋介石，回报郜子举等人，郑发以粗通的文化，变成了一个读报迷，每天都买一大堆报纸回会馆，戴上老花眼镜逐页翻看。遇到有蒋介石的消息，郑发就用剪子铰下来，搁在床头最显眼的地方。
转眼间到了秋天，办事处主任姚廷芳不知走了什么门路，探得一个可靠消息：下个礼拜一，蒋介石要到佛图关中央训练团驻地讲话。
郑发决心孤注一掷。那日他起了个大早，喝了一碗汤面就上路了，到达佛图关时天尚未大亮。
大约八点半的光景，远处传来隆隆的引擎声，一支小车队从两路口转向盘山道，沿着陡峭的鹅公岩缓缓爬行。正在遗爱祠街道边蹲得两腿发麻的郑发闻声站了起来，将不合体的军服弄平，握紧了手里写有“蒋委员长亲启”字样的大信封。
慢慢地车队出现了，穿过灰蒙蒙的晨雾，领头的是一辆美制吉普车，“青天白日”旗在车头抖动，在压道的吉普车后边，是三辆黑色的“奥斯汀”小轿车，末尾又是一辆中吉普车。兼任全国所有党政军院校校长的蒋介石，就由这支车队护送，途经遗爱祠前往中央训练团。
有那么几秒钟时间，郑发突然恐惧起来，很想转身藏进路旁的巷子。
郑发前半辈子连县太爷都未见过，此时此刻却要面对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难免心惊胆战。他双唇紧闭，全身无端抖动，活像得了疟疾。
但片刻后郑发又恢复了镇定。他妈的，怕个屁，车里那个人即便是九天玉帝，终归还是他的亲兄弟。一定要见他，唠唠心里的话。哥儿俩小时候上的哪棵树，宰的哪条狗，怎样掏了喜鹊窝，怎样撒野闯了祸。这一切都在催促着郑发——快拦车！快拦车！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郑发一个箭步冲到马路正中，张开双臂，义无反顾地拦住了蒋介石的车队。
“吱”的一声，领头的吉普紧急刹车，未容郑发回过神来，四五名侍卫已持枪冲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紧接着，后面几辆车也陆续停了下来，但那几辆轿车的窗帘始终垂着，看不清里边坐的什么人。
“俺要见委员长。”枪丛中，郑发寸步不移。
众侍卫见郑发身着国军制服，放松了戒备，答话的口氣却十分生硬：“不行！委员长正有公干，你有什么事由我们转达，现在请你立刻让路，否则格杀勿论！”
轿车的窗帘仍然低垂着，纹丝不动。
郑发还想争辩，哪知侍卫已围过来推他。他无助地望了望轿车，知道他们不是说着玩儿的，只好咬咬嘴唇，将大信封交给他们，无可奈何地闪到路旁，目睹车队绝尘而去。
回到会馆，郜子举过来仔细询问了情况，他分析说，侍卫不敢扣押信件，蒋介石一旦拆阅，定会作出反应。郜子举了解中国的官僚政治，他估计这种反应将在三五天内作出。他敬畏地望着郑发，仿佛这老头创造了一个奇迹。
为了彻底赢得郑发的好感，郜子举征得会长们的同意，在陪都有名的“百龄”餐厅宴请郑发。
雅座内宫灯高悬，手摇唱机播放着流行唱片，门首早有侍应生立着，见到身着吉服的郜子举谦让着郑发，料想这老头是今日的主宾，忙将上首的椅子排开，又将一张雪白的餐巾摊放在郑发的膝头。豫籍名流鱼贯而入，大厅里一片嗡嗡声。
宾主俱落座，郜子举复又站起来，清清嗓子说：“诸位，鄙人受同乡会委托，在此设便饭数席，招待咱们德高望重的郑老先生！”
掌声四起，经久不息。
郑发木讷地欠身抱拳，向在座的衮衮诸公作揖。众人亦不以为怪，跟着抱拳还礼。
郜子举又说：“诸位，河南省自古人杰地灵，出过商鞅、司马懿、岳飞、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等名人，今天主要介绍这位郑老先生，他可是重振河南不可或缺的人物。不过，今天我暂且卖个关子，不说破，相信到时候陪都各大报会有详细的报道，足证在下并非妄言也。”
说罢，郜子举喜气洋洋地领着郑发到每张餐桌前都站一站，有意无意地暗示，他是郑发的发现者，他这个会长可不是白干的。
郑发被介绍给手持文明棍的曹参政员，介绍给河南省银行的宋经理，介绍给黄河河防司令部的朱高参，介绍给戴礼帽的罗局长，这个人决定全省的税收数目。异香扑鼻的交际花董夫人过来握住郑发的手，热情地欢迎他，并且胡诌说，上次见到他时就看出他是个贵人，说好像是前年的事吧。
前年？郑发忍不住想笑，前年他还在乡下挖泥巴。尽管如此，他还是学着郜子举常讲的客套话，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幸会，幸会。”
这期间，侍应生排开了冷荤盘子，杯里也斟满了酒，郑发迫不及待盼着动筷子。哪知郜子举又出一道难题，说是要请尊敬的郑老先生发表演讲，并带头鼓起掌来。
郑发很尴尬，他一向不善言辞，但又不能拂了郜会长的好意。他紧张地搜索枯肠，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大家看得起俺，俺觉得面上有光彩。多的话俺不会说，来，千言万语，尽在手上过！”说着，他端起酒杯，邀请众人同饮，众人皆起立举杯，向他致敬。
侍应生抬上主菜烤乳猪，每咬一口都要值不少钱。邻桌的人轮番走过来向郑发敬酒，问起他的健康。猜拳行令声四起，夹杂着女眷的吃吃笑声，郜会长用筷子敲着大菜盘，哼起了河南梆子。
经不住众人的围攻，郑发喝得头重脚轻，印堂发亮，满脸红潮。他不时开怀大笑，这世界对他似乎是个乐园，他的情绪感染着其他来宾，他们也开口大笑。只要郑发得道，他们也会跟着升天，他们没有理由不快活。
郑发大醉，晕晕乎乎地被滑竿抬回会馆，他连脸和脚也没洗，便陷入难得的酣睡中。
出事的那天有预兆：郑发的右眼皮直跳，他用手去揉也止不住。五十七年中他的眼皮跳过三次，每次都发生过大变故。一次是母亲改嫁，一次是错过了返豫省亲的三发子，这一次是什么呢？ 大信封送出后的第五天，有人敲开了郑发下榻的房门。
刚走到门边，郑发就愣住了——过道上挤满了便衣和警卫，全都逼视着他。领头的便衣钻进房内，二话不说，先去床头将刊有蒋介石消息的剪报全部没收，然后才问道：“你就是郑发？”
“俺就是郑发。”郑发摸不清来由，随口答道。
“那么，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便衣队长厌恶地拍拍手上的灰尘，重又戴上手套。
“为啥？俺又没犯法。”
“上车吧，老头。”警卫班长也在催促。
“还得坐车，你们要带俺去哪里呀？”
“去了你就会明白，好地方。”便衣队长一脸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没来由的事，俺不去！”郑发一想到自己大小还是国军的少校，态度强硬起来，大声抗辩。
“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另一名便衣也开了腔，掀开外衣，露出手枪。
郜子举闻讯赶来，老远就直打哈哈道：“弟兄们，有话好说，有话好说。郑老先生乃社会贤达，河南士绅皆敬重他，跟他说话要有分寸。”
领头的便衣队长沉下了脸，道：“你是何人？跑来多管闲事。”
郜子举赔着笑脸道：“在下郜子举，现任河南同乡会会长。”
便衣队长傲慢地说：“我不管你是什么会长，鄙人奉有上峰手令，谁敢阻拦？”
郜子举听出话里有话，赶紧追问道：“请问是谁要请郑老先生见面？”如果是委员长侍从室，那就太好了。
“是戴局长！”便衣傲慢地说，“军统局的戴局长，你听清了吧？”
郜子举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怎么会是那个魔头？他想了解其中的蹊跷，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和同乡会已在郑发身上投入了太多的资本，正在等着偿还利息，他有义务弄清原委。但是豫籍人士在军统局没有耳目，他对眼下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戴局长与郑老先生素不相识，请他去做什么？”郜子举实在不甘心，又追问了一句。
“无可奉告。”便衣队长冷冷地说，“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我只知道一点——戴局长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郜子举不敢再多言。
“请郑老先生上车！”警卫班长发出了命令。
两名警卫走进来，架起郑发就往外走。郑发一边挣扎，一边向郜子举求助道：“郜会长，俺可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让人绑票啊！”
郜子举无能为力地挥挥手，表示爱莫能助，又宽慰道：“郑老先生不用着急，事情会搞清楚的，我马上就与侍从室联系。”
等郑发被警卫架出会馆，那便衣队长又对郜子举甩下一句话：“关于这个老头的事，今后贵会人员不得外传，否则会有不愉快的麻烦。这是戴局长的忠告。”
郜子举听了如坠冰窖。
带篷布的吉普车开出市区，开过郊区沙坪坝，接着又一头钻进云遮雾罩的歌乐山，在起伏不平的山谷中穿行。一处处高墙电网不断映入郑发的眼帘，成群的狼犬在声声吠叫，沙包后面的士兵架着机关枪，带刺的铁丝网连绵不绝。
郑发吓坏了。他听说过特务暗杀人的事，冲着前座上的便衣队长哀告道：“俺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可不能这样黑整俺啊。”
没人搭理郑发，只听得遍山的松涛声。
转眼间，吉普车已停在一幢小平房前。这里叫做杨家山，位于歌乐山的腹心地带，林幽谷深，秘密至极，不仅郑发不知晓，就连政府的大员也未必听说过。那幢小平房，就是军统局长戴笠的公馆。
便衣队长叫郑发下车，把他转交给房门口的一个人，称那人叫王处长。
郑发向王处长申辩，说他祖宗八代都是自食其力的庄稼汉，他本人也从未犯过法。王处长却不闻不问，只管抽雪茄。
郑发疑窦重重，也忧心忡忡。
正在这时，楼上传来一阵急促的皮鞋声，从里屋大步走出一个人来。此人有着硕大的脑袋，坚实的下巴，眉毛又粗又浓，他那矮而粗壮的身躯包在定做的灰色中山装里，依然遮不住阵阵杀气。他全然不顾王处长表示敬意的起立，大步流星地走向正中的沙发一屁股坐下，压得紧绷绷的弹簧直往下陷。
此人名叫戴笠，乃国民党秘密特务机构的总头目，杀人如麻。他主持的那个机关，被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他手下的爪牙无孔不入，严密地监视着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物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加以镇压。他呈送的公文蒋介石会亲自批阅，他架设的电话直通侍从室，他打的小报告足以断送各级官吏的前程，他未经司法程序便可捕人殺人，所以就连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见到他也畏惧三分。
戴笠粗声粗气地问：“你就是那个冒充委员长胞兄的家伙？”
“俺可不是冒充！”郑发理直气壮地说，“你把委员长请来当面对质，就会知道俺是什么人。”
“死到临头也不改口！”戴笠怒道，“你是穷疯了吗？你那个鬼脑袋瓜里是怎么产生这种荒唐念头的？居然跑来冒充委员长的哥哥，活腻了吗？”
“俺要是有半句瞎话，出门就遭天打五雷轰！”郑发赌咒发誓，一定要证实自己的身份。他倾家荡产颠沛流离，不远万里来到重庆认亲，这本身就是证据！
“胡说八道！”
戴笠猛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惊得王处长也跳起来，脸色煞白。只见戴笠抹抹腮帮，一下抹去了装出来的和颜悦色，露出固有的狰狞：“据我所知，委员长生于浙江奉化溪口，太夫人名叫王采玉，系浙江嵊县人。委员长本人系在奉化出生，从小在奉化上学，两度留日考入振武学堂，在那里加入同盟会。他是有个胞兄名叫蒋介卿，哪里又冒出你这么一个糟老头？简直是一派胡言！”
“委员长是俺的亲兄弟，俺就是要见他相认！”郑发此时已经确信自己是蒋介石的兄弟，根本不听别人的解释质疑。
“你还敢说你是委员长的兄弟？你以为你是什么玩意儿？害得老子半夜三更爬起来挨训！”戴笠大发雷霆。 原来蒋介石接到郑发的信后，很是生气。他的母亲虽是填房，却也是蒋家明媒正娶的，他自己也是蒋家嫡出，怎么成了“拖油瓶”？河南灾情、重庆大隧道惨案犹未了，这个糟老头偏在这时跑来发疯凑热闹，是不是有心人指使的？蒋介石命令戴笠调查郑发的底细，戴笠拍电报叫军统河南站人员去许昌调查，那里乱糟糟的，找这个知情人，找那个知情人，折腾了好多天，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士绅和郑发的户籍，方才打听清楚。
戴笠脸红筋暴，嘴里冒出一连串骂人的脏话，骂累了方才歪歪头示意王处长，王处长赶紧翻开一个卷宗。戴笠又冲着王处长发火道：“你他妈的别像个傻子站在那里，难道要我来读么？”
王处长窘得咳了一声，对着郑发宣读手中的材料：“这上面查得清清楚楚，你叫郑发，男，五十七岁，河南许昌县前郑村人，家有老婆孩子，田土若干。生父郑怀中，已故;生母郑周氏，改嫁浙江籍蒋姓师爷，下落不明……”
郑发挠着头皮，心里直纳闷，见鬼，他们从哪里打听到他这么多的底细？连他的户籍田粮、借支账单、瓦房草棚、牲口农具都一清二楚！
他还想争辩几句，不料桌上的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王处长过去抓起听筒，马上又递给戴笠，说：“委座的电话。”
戴笠立即走到桌旁去接电话，身板挺直，仿佛正面对蒋介石，毕恭毕敬道：“是，那个人请来了……他还是执迷不悟，我看干脆把他……是，是，委座请放心，我一定遵照您的意思妥善处理。”
放下话筒，戴笠转身对郑发说：“现在你明白了吧，你这老家伙根本就不是委员长的亲属，他刚才跟我通话还问起这件事。实话告诉你，为了调查核实你的情况，军统河南站的弟兄全出动了，差点儿跑断了两条腿。按照老子的脾气，真该叫人拖你出去喂狼狗。不过委员长宽宏大量，不仅不怪罪你，还要我优待你，你说，怎么个优待法？”
这场较量的胜负，从那个电话打过来就见出分晓了。郑发那颀长的身子愈发紧张地缩成一团，甚至连正视一下戴笠的勇气也没有。他只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是咋啦？委员长真记不起他还有个苦命的哥哥了？
“长官，俺求求你高抬贵手，让俺见俺兄弟一面。你能跟他通电话，就肯定知道他住在哪里。”郑发说着，眼里泛出点点泪光，急得要命。
戴笠狂笑道：“老家伙，你是穷疯了，得了妄想症？还想去委员长的住处，你以为自己是美国总统吗？王处长——”
“卑职在！”王处长搁下卷宗听候吩咐。
“委座开恩，指示我优待郑老头。这样吧，先让他住在招待所，每月发放饭菜票，让他自行搭伙，外出要向所长申请。呃，最要紧的一点，不准这糟老头再胡言乱语！”
“是，局座。”王处长举手行礼，然后拍拍郑发，叫他跟着走。
戴笠冷笑一声，转身离开了。
蒋介石的确在重庆，只不过为避日机轰炸，他已迁到长江南岸的黄山官邸，未曾在曾家岩官邸办公。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福尔曼深入河南灾区，亲眼目睹哀鸿遍野的惨景，不仅写出报道，还拍摄了大量照片。他们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见到了蒋介石，当面说明河南灾情已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蒋介石这才知道河南当局隐瞒了情况，救灾刻不容缓。如果美国记者把这事捅出去，国际社会对他必有非议。这些日子，他正忙于派出调查组去核实灾情，并下令陕西等省紧急调运粮食救灾。
戴笠派人摸清了郑发的底细，签呈上来，拟以“诽谤党国领袖”的罪名密裁郑发，蒋介石思索再三，未予批准。呈文退回军统局，蒋介石在上面只批了“已阅”两个字，使戴笠伤透脑筋，不知如何办理。幸亏蒋介石又打电话，明确指示要优待郑发，戴笠心中才有了数。
蒋介石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史料語焉不详。但有个外因十分重要，那就是顾祝同、上官云相年初杀戮了九千新四军将士，而共产党当然把他这个委员长看作幕后主使人，国共关系紧张，中国战区动摇，连美国盟友也颇有微词。为此，他不得不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
杀掉郑发不要紧，但是河南同乡会及陪都各界人士中已经有不少人见过此人。归根到底，他不过是个穷疯了、饿怕了的灾民，走投无路才来这么一出闹剧，若杀了他，一旦传出去，内外因一结合，人们难免会说他蒋介石心胸狭窄，他的领袖形象必然会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这是他不愿承受的。若有人说他是杀人灭口，岂不是更说不清白了？因而蒋介石决定宽恕郑发，并且“优待”他。
郑发因此得以幸存，不过军统的便衣整天跟着他，衣食住行由他们付钱，只是人没有自由了。
这天，郑发突然溜进城内，出现在河南同乡会馆。郜子举急忙过来叙阔别，说是众人都担心他，还到处打听他的下落。
郑发支支吾吾，神色张皇，自称目前被官方安排住在市郊某招待所，今天是请假出来买东西，特来看故人，不能久留，还须赶回沙坪坝。
郜子举说：“请郑老先生将下榻之处告之，他日郜某当登门拜访。”
郑发连连摆手谢绝道：“使不得，使不得。俺现居之处似为军事重地，日夜有重兵把守，外人难以入内，还是我抽空出来见会长为好。”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几盒高级香烟，送给郜子举。
郜子举愈觉难解此谜，又不便细问，传话下去叫外边餐馆炒几道菜送来，留郑发吃午饭。席间，郑发说起他那里场面很大，还有不少高鼻子洋人在里面训练中国士兵。他的生活尚好，当局给他老家汇去钱款供家用，他老婆已回信说不愁温饱。但此间所说，切勿外泄，有人给他打过招呼。
郑发吃过饭，又慌里慌张地走掉了，隐入那不可捉摸的歌乐山。
郜子举疑疑惑惑，不得要领，他能确认的只有一点：郑发还活着，小日子过得不错。
这正是戴笠期望达到的效果，不能让河南同乡会怀疑郑发失踪。
后来，郑发的生活发生改变，是因一封家书引起的。
却说他在歌乐山享了几个月清福，有吃有喝，特务也不来随便打搅他，他遂又产生强烈的错觉，认为蒋介石就是他的兄弟，只不过还没空见他而已。于是，他给老婆写信，自诩在重庆与委员长攀了亲，很快就能带着兄弟回来，光宗耀祖。 郑发太天真，他做梦也想不到军统在邮局设有邮检组，他的信尚未寄走，内容已为戴笠悉知。戴笠担心郑发到处招摇，影响蒋介石的声誉，乃决定将其长期囚禁。
王处长应召而来。
戴笠修剪着指甲盖，头也不抬，简短地命令道：“郑老头管不住他的嘴巴，今天你就送他去读‘小学’，开导开导他。”
王处长奉命执行，他带着几名军统人员，来到招待所抓郑发，假惺惺地说：“郑老头，戴局长关心你的健康，让你换一处地方住。”
郑发躺在床上不动，他不喜欢人家叫他老头，他还壮实得可以驾牛耕田，每餐吃半斤水饺哩。他等着一句道歉的话，却见一个特务取出黑布来蒙他的眼睛，不觉害怕地叫唤起来：“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干什么，委员长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郑老头，这回你可以圆梦了。”王处长嘲讽地说，“你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你会过上更体面的生活！”
“更体面的生活？”郑发信以为真地问道，“是去委员长家里么？嘿，他早就该见俺了。”
众人不理他，七手八脚动起手来，用黑布套蒙住郑发的头，又把他拉上吉普车，驶离了歌乐山。
望龙门位于重庆下半城，临着长江，自古就是一处水码头，帆船林立，舳舻相连，与朝天门码头遥遥相望。外地客商到重庆做生意，到处可以走动，唯有一幢仿古建筑禁止入内，因为那里设有军统局的一个重要看守所，即戴笠所称的“小学”——望龙门看守所。
1938年秋武汉告急，军统局本部仓促迁渝，历年所捕政治犯、刑事犯无处关押，乃将清末兴建于黉学巷的原两湖会馆旧房征用，于1939年4月改建为军统在重庆的第一个监狱。因军统活动历来就有公开和秘密两套班子，并定有一条原则：公开掩护秘密，秘密领导公开，所以这所监狱大门口挂有一块木牌，上写单位名称为“军事委员会特五团”，弄得好像是军队驻地，以掩人耳目。其实附近的老百姓都知道这是一个魔窟，每晚刑讯声通宵达旦，惨叫声不绝于耳。
望龙门看守所分为前后两院。前院楼上为办公室，楼下数间分别为女牢和优待室。后院为男牢，阴冷潮湿，屋窄人多，夜里要想翻翻身也得全体总动员。被拘留在望龙门看守所的人，都是初次被绑架或秘密逮捕等待刑讯者，所以一律不放风，不散步，相互不得交谈，只能整日蜷缩在黑牢内。两三个月案情告一段落，正式判刑，方才押解去歌乐山白公馆监狱坐牢，即所谓升“中学”。
郑发初来乍到，被关在后院男牢，与十多个强盗小偷烟土贩子关在一起。那些老犯人欺生，叫郑发挨着尿桶睡，刺鼻的恶臭熏得他睁不开眼，他原本要动拳脚，一看那帮人是抱团的，只得忍气吞声睡了。
第二天的两顿牢饭，郑发只啃到一块锅巴，其他饭食都被老犯人抢走了，人家说他肚皮里还有油水，先拖几天再说。
这是他一生中最屈辱的时刻，他向来倔强顽强，从不叫苦叫累，现在却无比的伤心绝望。闪现在他脑海里的，似乎全是些悲惨的往事：遍地的蝗虫、催款的乡丁、刮了又刮的锅底、瘦得皮包骨的小毛驴。
哼，他的兄弟不该去做官，做了官良心会变坏。从他记事起，官府里的人就很凶残，走一路吃一路，比蝗虫还贪婪。他们掠夺农民的牲口，焚烧农民的草房，勒索农民的财产，有时还霸占农民的妻女;他们不拿老百姓当人看，任意宰割，跟土匪差不多。哼，人最好不要去当官，更不能当大官，当了大官六亲不认，连亲兄弟也会打入死牢。哼，这是个他妈的什么世道！
郑发忍了三天，第四天终于发作起来。
那天早上估计快要送饭来，郑发饿得心慌，早早地蹲到牢门边等着。当他接过一碗杂粮干饭刚放到嘴边，同牢的“刀疤脸”劈手就夺将过去，二话不说端起来就吃，活像是郑发的老祖宗。
热血刺痛了郑发的太阳穴，接着又在他头颅内撞击，难言的怒火烧灼着他的胸腔。他抡起斗大的拳头，用尽平生之力，瞅准“刀疤脸”的鼻梁猛砸下去。只听得“噗”的一声，“刀疤脸”脸上开了杂货铺：红的白的干的稀的一起往外流，那只粗瓷碗也摔得粉碎。
“刀疤脸”负痛，怪叫一声扑上来，扭住郑发在地下乱滚，两个人身上都沾满了碗碴和饭粒。旁观者不仅不劝架，反而一起狂叫：“打死他，往死里打！”
看守嘟嘟吹响了警笛，几名警卫破门而入，抡着木头警棍，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老半天才将郑发与“刀疤脸”分开，郑发随即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禁闭室。
午后，饿着肚子鼻青脸肿的郑发被带到看守长程永铭的办公室里。程永铭是特五团的行动组长，白天带着一帮特务外出活动，四处绑票捕人，晚上则主管刑讯，犯人都把他看成活阎王。他有个习惯，就是爱对犯人用刑来取乐，两条腿总是搁在办公桌上，给犯人一个下马威。
“老家伙，懂得抢饭说明你‘学习’有长进，但你也该懂点儿事。实话告诉你，‘刀疤脸’藏有凶器，他没来得及用刀捅你，算你福大命大造化大。”程永铭不了解郑发的案由，军统局本部也未送材料，只打招呼说这老头是个特殊的人犯，要长期关押。
隔壁屋里，传来一声声惨叫，那是正在受刑的“刀疤脸”发出的。程永铭不允许任何人破坏狱规。
“多么美妙动听的音乐！要是哪天听不到，我就睡不实在。”程永铭半闭着眼睛，玩味着郑发恐惧的神情，又补充一句说，“马上就轮到你了，老家伙。”
人活到这个份上，不横也得横。郑发用手揉揉肿胀的腮帮，吐一口浓痰在地板上，突然咆哮起来：“你对俺要客气一点儿，俺是委员长的亲哥哥！”
程永铭怔了一怔，怀疑自己的耳朵有问题，怒道：“你瞎吼什么？”
“你打个电话问那个狗日的戴局长就知道了，别来问俺！”郑发气得浑身乱颤，“你出去打听一下就会知道俺是什么人，你惹不起俺的。”
程永铭被郑发的气势和自信给镇住了，多年以来，还从未有过犯人胆敢当面跟他頂嘴耍泼。他的眼珠转了几转，意识到事关重大，必须找几个上司来分担责任，于是赶紧摇动电话手柄，接通军统局本部。局里的回答暧昧不清，只强调说委员长下令优待郑发，此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唯看守长是问。 程永铭的双腿不知不觉从桌上收了下来，接着他又松开领带，用手抹去额头的冷汗。好险！幸亏他没敢大意，没叫手下人给郑发用刑，否则他这会儿说不定已被关进禁闭室了。
程永铭马上换了一副温和的笑容，亲手为郑发去掉手铐，又连连道歉说：“程某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老人家，还请您老多多包涵。都怨我疏于职守，事前未及打听您老的案由，倘若日后戴局长问起，请千万美言几句。”
郑发抚着发麻的手腕，气犹未消，道：“这事就算完啦？”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程永铭一着急，冷汗又沁出他的脊背。他在屋里踱了几步，想出一个主意，叫了一声，“来人哪！”
“有！”
“去把楼下的优待室腾出一间来，打扫干净，换成上好的棕绳床，让郑老先生在里面歇息，不得上锁。”
“是，长官。”
“还有，郑老先生从即日起開小灶，我吃啥他吃啥，烟酒要保证供应，毛巾肥皂要按时发。”
郑发听了，气消了一半。
看守长如此恭敬，那些小看守岂敢小觑郑发，从此一个二个都来大献殷勤，恭恭敬敬称他为“老爷子”，无微不至地侍候他，大米白面管饱，好烟好酒尽他受用。再也没人敢用犯人的编号叫他，更不用说把他锁在黑屋子里，就连“刀疤脸”见到郑发也都点头哈腰，生怕他给看守长打小报告。
当时被拘押在望龙门看守所的，还有原中央银行运输处长林世良，是大贪污犯。因此人是孔祥熙的亲信，入狱后颇受关照，也住在优待室，但后因民愤太大，终于被枪决。住优待室的还有一位王师长，是军统从山东省绑架来的，不知犯了什么罪。此人有些武功，郑发跟他混熟了，他就提出自愿教郑发打太极拳，想请郑发代为说情。
郑发学拳极专注，他希望壮实地活着，耐心等待他的兄弟幡然悔悟，与他重温亲情。
郑发万万想不到军统的黑手会伸向他的家人。
却说郑发写给老婆的信被邮检组截获，上报局本部后，戴笠考虑到他的家人也可能走漏风声，影响蒋介石的形象，乃将计就计，下令将那封信贴好照旧发出，诱捕郑发的家属。
郑发老婆见信十分高兴，忙将家中薄产托付给可靠的族人，领着闺女兴冲冲离开许昌县，不远万里前来寻夫。她们一到重庆的小旅馆落脚，随即按郑发提供的地址发了联络信，那地址是歌乐山保密信箱的代号。
已经打扮了两天，郑发老婆对自己的衣着和面容还是不满意。老头子如今是体面人，她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邋遢，穿一身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对襟衣服见他，而要换穿新买的蓝底碎花褂子，多抹一点儿好闻的雪花膏。闺女呢，这次正好打发，在重庆寻个好主儿嫁出去。
想到这里，郑发老婆兴高采烈，亲手为闺女梳妆。她按广告女郎的模样，将女儿那几绺头发贴在太阳穴上，额前的一溜刘海，则让它漫不经心地垂落，又给女儿抹上一些胭脂，那张黑黄脸立时变得妩媚起来。
“郑老太太住在这里吗？”随着话音，一位戴礼帽的先生步入小旅馆的低矮房间。
“俺就是，有啥事？”
那位先生和蔼可亲，摘下礼帽拿在手里，彬彬有礼地解释道：“郑老先生刚收到信，听说你们到了陪都，委托我来接你们。”
“他咋不来？”郑发老婆觉得怪委屈的，娘儿俩跑了小半个中国，露宿风餐，郑发也该来接一接啊。
“卫立煌长官到了重庆，今日召见郑老先生共商大计，他脱身不得，所以叫我来迎接夫人和小姐。”那位先生口气委婉，撒起谎来天衣无缝。
郑发老婆平日虽足不出户，但是对卫立煌的名字并不陌生，知道他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因而解除了戒心。特别是那一声“夫人”的尊称，喊得她心花怒放。她急煎煎退房登车，正中军统设下的圈套。
这日，郑发正在看守所前院打拳，蓦地听得有人叫了一声：“爹！”他转身一看，老婆和女儿笑逐颜开向他走来，好似做梦一般。他不禁脱口问道：“你们怎么也到重庆来了？”
郑发老婆把嘴一撇，嗔怪道：“死鬼，你装什么糊涂，不是你叫俺娘儿俩来的么？先是河南会馆寄来五十块汇票，有了盘缠。到了重庆，适才那位厚道的先生又开车送俺们来这里的。”
信？是有这码事，郑发亲手在邮局投寄的。但为啥她们母女往重庆来，事前他竟一无所知呢？还有人专门开车去接，这就更令人起疑心。
一定是那狗日的戴局长设下的毒计，利用他写的信诓骗她们母女，以便一网打尽！
渗入骨髓的恐惧笼罩着郑发，他想起从前读过的小人书，上面有数不清的斩草除根的典故，儿子篡位杀老子，兄弟相争诛九族。远的不说，就在晚清他还亲眼见过满门抄斩的血腥场面，吓得他老做恶梦。假若他老婆闺女不来重庆，他尚可保命，这下全家聚齐，末日也就到了。原来他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一样，驾起筋斗云，一飞十万八千里，可到底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那个戴局长真歹毒，要将老郑家赶尽杀绝，连一脉香火也不留。
郑发双眼发黑，站立不稳，双手抱着头蹲下身去，号啕大哭起来。
郑发老婆慌了手脚，捶打着老头子的肩膀，着急地问道：“他爹，你这是咋的啦？”
看守也忙去向程永铭报告：“看守长，郑老先生的家眷一来，他就蹲在院坝里哭哩。”
程永铭狐疑地说：“恐怕这老家伙是乐极生悲吧。他也不替我想想，把老婆孩子都弄到这里来搭伙，上边不拨专款，老子又要多贴钱。”
戴笠的确想干掉讨厌的郑发一家，只是碍于社会公众舆论，不敢贸然下手。那时重庆城内已盛传郑发寻弟的故事，不少人还亲眼见过这个怪老头，说得活灵活现，尤其因为涉及蒋介石，这些小道消息更是防不胜防。有的人还妙笔生花，把这件事渲染成蒋家的野史，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在此情况下，戴笠下令将郑发全家转往贵州息烽秘密关押，以杜绝社会谣传。
河南同乡会曾多次打听郑发去向，唯因他本人未留下确切地址，歌乐山禁区又不让进，郜子举等人以为他已跟着蒋介石，不便打扰，遂不了了之。 夏秋之交，贵州连降暴雨，黔北底寨河水泛滥，道路泥泞。一辆漆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冒雨趱行，车窗上的雨刷有规律地来回摆动，发出单调的簌簌声。
急促的喇叭声惊醒了车上打瞌睡的郑发，他睁眼一看，救护车已将起伏不平的山峦抛在车轮后，喘着粗气驶入一道石砌的围墙内。昏黄的路灯照亮了一片湿漉漉的草坪，两根笔直的大树干上铭刻着醒目的大字：“天堂地狱唯人自择，成功失败全操我手。”郑发虽一时闹不清这是在宣喻什么，但隐约知道这是一种警告，不觉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军统所谓的“大学”——息烽集中营到了。
这息烽县地处黔北，位于川黔公路中间，距贵阳七十二公里，距重庆三百七十公里。因此地偏僻便于隐蔽，消息闭塞便于保密，所以在这仅有两千人口的小县城附近，竟先后驻有国民党各种军警宪特人员一万五千余人。
息烽集中营的前身是阳朗坝看守所，专门囚禁政治犯，可同时容纳三百余人。抗战时期对外称之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实质上却是一座大监狱，狱内建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监房，每个监房分别关押不同类别的犯人，监房通道有木栅栏，牢房有铁门。
当时被关押在这里的，一类人属于违反“家规”的军统人员，一类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包括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打入军统的地下党员张露萍等人。还有一类是其他政治党派成员，如托派分子文先甫、刘丕光和反蒋嫌疑犯王子中等，总之是鱼龙混杂。
息烽集中营的前任主任叫何子正，是个生性残忍的虐待狂，大批在押的革命志士被他残酷迫害，死亡人数一向高居各集中营之冠。戴笠虽暴戾成性，但他不得不考虑政治犯大批死亡的严重后果，此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开放党禁，舆论压力极大。经毛人凤推荐，戴笠撤换了何子正，改派周养浩接替。
当救护车在主任办公楼前停下时，郑发一家最先见到的就是周养浩。佩戴上校军衔的周养浩早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还短期加入过救国会，经历复杂。他外表温文尔雅，脸上时常带有笑容，与戴笠截然不同，这就使郑发产生错觉，以为这次落到了好人的手里。
周养浩已看过郑发案由，体会到“优待”的含义，看出这是一个棘手的案子，因而简短地问了几句话，就安排郑发一家住在虎啸口山坡上的平房内。那里是集中营的优待区，犯人可随处走动。
清晨骤雨初歇，一抹阳光穿过云絮，山间空气格外清新，几只阳雀在枝头跳跃。郑发沉睡一夜，早早起身，在院里练太极拳。
砖石铺就的小道那边快步走过来一位中年人，腰板挺直，气宇轩昂，一副武人相。他见郑发打拳，遂驻步于侧，冷峻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郑发收了拳脚，拱手搭话：“先生好面善，敢问尊姓大名？”
老者并不回答，反而用一口东北话盘问道：“昨天这屋里还空着未住人，你是从哪里来的？”
“俺昨晚才从重庆被押解到这里，所以先生不认识。”
“哦，你刚从重庆来？”老者的眼内放出光来，“最近那边有什么消息？”
郑发道：“俺尚不知你姓甚名谁，怎样称呼？”
老者这才坦然相告：“鄙人黄显声，做过东北军的师长，上过抗日前线。1938年在武汉被捕，罪名是‘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坐了好几年牢，他们也不给我一个说法。”黄显声没有告诉郑发，他是1936年加入中共的秘密党员。
郑发猛然回想起1936年冬天发生的“西安事变”，全国闹得沸沸扬扬，听说东北军、西北军都卷入其中，后又闻得张学良、杨虎城被关押，去向不明。这位先生是东北军的，郑发不禁肃然起敬，乃将所闻所见据实相告。
黄显声说：“抗战五六年，国土沦丧未能光复，他们却专门对付自己人，这不对啊。”
他转而又问起郑发的案由，郑发亦从头道来。黄显声说：“你跟老蒋是这层关系，尚陷囹圄，足见戴笠心狠手毒。日后说话千万小心，这里关的什么人都有，尤其要提防军统方面的‘犯纪律人员’，他们正挖空心思四处刺探情况，以便多打小报告，争取减刑。”
两人正在说话，只听得一阵喧哗，又看见特务带着两名犯人走上坡来，去邻近平房内用担架抬着一位老妇人出来，前呼后拥走过去。
郑发问：“这老妇人是谁？”
黄显声啐了一口，不屑地说：“大汉奸周佛海的老娘。表面上说是关押在此，实则养尊处优。她哪天只要一发病，特务就要送她去贵阳住院治疗，比侍候亲娘还周到！他们对汉奸家属这么无微不至，抗日不抗日就该打个大问号。”
息烽监狱里建有草作部，由犯人从事制作草鞋;有鞋作部，从事制作布鞋;有缝纫部，从事制作军衣军裤。黄显声是狱中的生产组长，他叫郑发的老婆去鞋作部打工，每月可挣10块钱，改善生活，又叫郑发的女儿去缝纫部，学点儿手艺。他也叫郑发去草作部打草鞋，郑发愿去，但周养浩不同意，担心戴笠追究。因为军统局按照“优待”规定，每月发给郑发30元津贴，他不必再打工。
隔了几日，周养浩召郑发去训话。
自從1933年经戴笠介绍加入复兴社特务处以来，周养浩的法律系学位并未给他带来优越和实惠，特务机关各种无情的纪律使他如履薄冰，时常感到不得志。他原本也会默默无闻，干到领养老金退休为止，没想到福星高照，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原来，圆滑的毛人凤被戴笠看中，提升为局本部主任秘书，在局里炙手可热。而毛人凤的族亲毛超群，正是周养浩的老婆，有了这层裙带关系，周养浩才平步青云，被委任为军统最大监狱的主任。
为了干出一番实绩，周养浩异想天开，居然要把集中营办成“大学”。他下令将犯人改称为“修养人”，将牢房改称为“斋房”，白天不上锁，也不给犯人戴镣铐，并适当改善伙食，开展文体活动。他这一招，使政治犯死亡人数下降，令戴笠大为欣赏。不过，他想软化诱降共产党人的阴谋，从一开始就受到坚决的抵制。 郑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见到一位政治犯正跟周养浩顶嘴。那个人戴副眼镜，很像是教书先生，后来才听说他叫罗世文，被捕前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是个要犯。
周养浩甜言蜜语，劝说罗世文担负一部分文化工作，协助他办“大学”，还许给罗世文种种方便，想借罗世文的威望來影响感化政治犯。
罗世文当场拒绝。
“出来工作还不如坐牢吗？罗先生应仔细算算这笔账吧，做工作还有一定的津贴补助呢。”周养浩说道。
罗世文则直言不讳道：“我是个共产主义者，不能改变我的信仰。你们说息烽监狱是一所‘大学’，并且是‘三民主义的大学’，这一点我既不赞同，也不愿介入，所以谢谢周主任的美意！”
“不急，不急。”周养浩并不动怒，照样慢条斯理地说，“还请罗先生多思量考虑，迟几日答复周某也无妨。”
郑发目睹罗世文从容离去，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传说中的共产党人他是初次见到，为了信仰不屈不挠，堪称一条硬汉。
周养浩脸上挂着微笑，站起来走到郑发身边，笑道：“郑老先生，我对你可谓仰慕已久，这几天过得还好吧？”
“伙食还马虎！”郑发说，“就是菜里辣椒多了些。”
“那好办，伙房不知道你是北方人，让他们改一下就行。”周养浩说，“明天你就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
“俺和家属要被关到哪年？”郑发焦虑地问道，“俺要是被判刑，也总得有个罪名吧，周主任能不能告诉俺一声？”
周养浩用手卡住太阳穴，把他在法学院学的那一套背几段出来，用纤细的指头比划着，解释法律、程序、监禁是怎么回事。他见郑发干瞪着眼听不懂，于是又说：“条款多了你也记不住，干脆挑明说吧，你现在犯下的是诽谤党国领袖的重罪，念你无知，脑袋能保住，但有可能长期坐牢。”
郑发喊冤道：“俺到重庆是为了找老三，他不认俺就算了，你们凭什么把俺全家老小都抓起来，还要判重罪？”
“像委员长这种具有崇高威望的大人物，绝不容许有人玷污他的名声。你要想平安活着，最好不要再提这件事。”
“俺要在这里被关一辈子么？”郑发问道。
周养浩对这位天真的乡巴佬笑了笑，说：“也不尽然，那得看你的表现，要是你作出了贡献，我会考虑打报告给你减刑。”
“俺要做些啥呢？”
“很简单，把你听到的看到的都告诉看守，特别是共产分子的言行，那样你就可以立功赎罪。”
郑发不想在息烽烂掉，他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他想按周养浩的指令行事。除开罗世文外，息烽集中营图书馆的管理员车耀先也是共产党人，郑发便有意去接近他们。
图书馆离办公楼不远，是一幢土墙平房，室内有一些粗木桌椅，供囚犯读书用。几个书架收拾得干净整洁，上面整齐地排列着抗战版的土纸图书，其中有古典文学，有翻译的外国小说，有三民主义学说，还有一本蒋介石著的《中国之命运》。这些图书都是周养浩指定陈列的，不得擅自变动。
图书管理员是个子瘦高的车耀先，他常年坐在登记桌后，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已被囚多年，整个人很平和了。
郑发办过手续，先借了一本从前读过的《增广贤文》来看，有一句没一句地向车耀先求教，让对方记住自己。这以后，他又常去坐图书馆，就近观察那里的动静。在白天规定的开放时间里，小小的图书馆人来人往，刚服过劳役的难友们争抢着每一个空座位，捧着书本认真阅读。
新年到来，监狱里开联欢会，有位年轻的女犯人在台上演话剧，扮演反抗日军的青年学生，生动活泼，很受大家欢迎。郑发一打听，她叫张露萍，也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有一天，郑发见自己的女儿跟周佛海的妹妹和小姨妹在一块儿玩，大光其火，狠揍了那丫头一顿，说她不该跟汉奸来往。
郑发老婆心疼女儿，对着郑发破口大骂：“你这个死鬼，不知攀的啥‘贵人’，害得俺娘儿俩蹲黑牢，早知如此，还不如痛痛快快死在老家！”
郑发哑口无言。
与图书馆相邻的是伙房，监狱里有几百号人吃饭，每天都要派犯人去帮厨，郑发闲得慌，有时也去搭个手。
伙房内的泥地坑坑洼洼，墙壁和椽子都被炊烟熏得发黑，长木条案上搁着铁或铝做的炊具，几只盛菜用的大面盆早已被摔得变了形，胡乱地搁在地上。就在这烟熏火燎的地方，郑发结识了一个叫韩子栋的人。
起初，他们两人互不信任，存有戒心。
这也难怪。韩子栋虽然是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却未暴露，他是在打入敌特机关后因“违纪”被抓的。难友们告诫郑发提防这种军统人员。在韩子栋眼中，郑发是蒋介石的哥哥，所以也信不过他。
郑发了解韩子栋的为人，是源于一桩小事。
那日开饭，窗口来了四个青年，衣衫不整，头发蓬乱，胡须老长。其中两个扶着脸庞凹陷的同伴，因为此人的一条腿废了，行走困难。站在窗口掌勺的韩子栋趁人不备，偷偷给那个断腿的年轻人多加了半勺菜，并向他眨眨眼睛，示意对方不要声张。谁都没注意到的这一幕，却被郑发无意中看见，过了几天他憋不住，去问韩子栋。
韩子栋叹了口气，说：“唉，我看这几个小青年怪可怜的，正长身子骨，可不能耽搁。”接着，他讲起这些人的遭遇。
这四个青年名叫石作圣、李仲达、陈河镇、苏文玉，原在绵阳国立六中读书。因当地伙食差，一些学生病饿而死，这四人听说重庆的国立中学待遇要好些，乃决定转学。他们无钱购买车票，遂经成渝公路步行，好不容易走到歌乐山，看见成立不久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洋房林立，以为是学校，还庆幸这下可以安心读书，不愁饿肚皮了。
石作圣等人正在山头瞭望，不巧被巡逻的警卫发现，当场逮捕并被送往童家桥警察所审问，开口就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才问几句，时届中午，警察用餐后将残菜剩饭给他们吃，他们在绵阳已多日不见大米饭，风卷残云般悉数吞咽，随后又悄悄商议，干脆就说自己是共产党吧，能混几天伙食也不错。下午审问时，他们就承认自己是中共人员，但又交代不出组织名单，结果均遭酷刑，被打得死去活来，其中一人被打断腿致残。一句戏言，使他们沦为政治犯，被押送息烽集中营长期监禁。 “俺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郑发深感震惊。
“这种事太多了，数不胜数。”韩子栋小声地说，“也许你不相信，他们也给我上过大刑，我是1934年被捕的，已被关押多年。”
“为啥，你们不是自家人吗？”郑发不明白，他听说韩子栋加入过特务组织蓝衣社。
“是啊，说起来是‘自家人’，可是他们不这样看。”韩子栋一语双关，转而又岔开话头说，“在这里呆久了，你会了解更多的内幕。”
韩子栋在渝中的职务是小卖部管理员。这个小卖部名为“四一合作社”，经营小食品和小百货，但不收货币，只收所谓“复活工厂”发给犯人的代金券。犯人在参加劳动后，才能换取微薄的代金券，到小卖部来买日用必需品。谁也猜不到，韩子栋是狱中地下党支部的成员，起重要的联络作用。
郑发受优待，住在虎啸口山坡上，离集体监区较远，韩子栋就把这里作为秘密联络点。有时，韩子栋约一两位地下党支部成员来这里交谈，表面上是在喝茶聊天，其实是在交换情况，研究斗争对策。有的时候，他在这里接待探监的家属，表面上是与他们交换小东小西，其实是在传递消息，一方面了解外界的局势，一方面向狱外地下党通报近况。韩子栋并没有把这一切告诉郑发，但郑发比较配合，只要有人来，他就知趣地坐到室外去，坐得远远的，把室内空出来，任凭韩子栋等人在内交谈。直觉告诉他，韩子栋是好人，办的是好事。
韩子栋关心郑发一家，每当小卖部进一批缺俏物品，他就通知郑发的老婆去挑选。郑发老婆称韩子栋为韩先生，哪天家中包饺子，她总要留几个，待韩子栋上门时送给他。
岁月缓慢沉重地流逝，时间本身仿佛已失去意义，不过，那些面色苍白外貌相似的难友，在郑发眼中却日益变得清晰可辨。
那两个魁梧的军人叫阎继民、张醒民，原本是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听说老长官入狱，他们从西安购置皮大衣一件，直奔南昌行营探视。不料皮大衣未送给杨虎城，他俩也被扣留了，辗转押到息烽。
那位伶俐好动的女子名叫杨惠敏，日军进攻上海时，她还是年幼的童子军，受上海民众的委托，泅水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旗，名噪一时。上海失守前，影星胡蝶托她帮忙带走部分行李，但在逃出沦陷区前被日军抢劫。因胡蝶与戴笠的关系特殊，杨惠敏一到重庆即以“哄骗他人财物”的罪名被收监。
老裁缝王通手艺精湛，他在东北开店时，常有苏联使馆的人员去定做服装，他也学会几句俄语应酬。有天夜里他突遭军统人员绑架，其家属至今不知晓他在贵州坐牢。老裁缝的罪名相当惊人，军统方面认定他是“国际共产党”。
正如韩子栋所说，这种事太多太多了。
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地狱里，被囚者都被折磨得浮肿、夜盲、残废乃至精神失常，最后还难免一死。凡被送到这里来的都是重刑犯，还有一种叫做“不定期”的长期监禁，约占被囚者半数以上。在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小学”里，人们以“日”为单位计算坐牢时间;在歌乐山集中营“中学”里，以“月”计算;到了息烽“大学”，就得以“年”来计算。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年呢？许多难友一生就这么耗过去了。
在“复活工厂”里，在田间地头，在操场边，在牢房里，人们悄悄交谈，互通真实姓名和案情，并相约脱身后的去向，且愿为难友传递书信，探亲访友。为避免特务的突击搜查，大家都将难友亲属的姓名、住址等默记脑中。
这一切构成了郑发新的生活体验，也正是这番经历，让他懂得了什么是朋友、真诚、情义，使他开始了解那些永不会被摧毁，永不会移形变态的人的品格。他秉性中善良的一面，也自然流露出来。
郑发是优待对象，狱方每月都要发一些零用钱给他，过去他都拿到小賣部去花掉，现在则常想到别人。冬天到了，他原准备添置棉袄的钱，给一位冤枉的学生娃买了一件单衣，给“国际共产党”王裁缝送去两瓶酒，给营养不良的“小萝卜头”送去半斤糖。人们也不再鄙视郑发，不再挖苦他，把他也当作难友，欢迎他加入狱中的小圈子。
韩子栋夸奖郑发说：“你这个人忠厚老实，是个好人。”
郑发大受感动，邀约韩子栋日后去他家作客，并将许昌老家住址告诉了韩子栋。
1944年中，大汉奸周佛海的母亲病死狱中，戴笠闻讯，命令周养浩操办丧事，并称将来参加追悼会。
周养浩立即叫犯人在狱中空坝处搭起灵棚，正中悬挂周佛海母亲的遗像，两旁悬挂着他亲笔写的挽联：“梦断北堂春雨梨花千古恨，机悬东壁秋风桐雨一天愁。”灵堂布置得很是讲究。
追悼会举行那天，戴笠果然从重庆来到息烽。一群军统处长、科长簇拥着他，后面还有贵州省政府、息烽县政府的代表、挎着照相机的摄影记者。平日高高在上的周养浩此刻满脸媚笑，向戴笠汇报丧事筹办情况。
郑发从人丛中看过去，戴笠还是凶神恶煞的样子，冷冷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栗。只见戴笠走进灵堂，脱下军服，换上孝服，头上戴了一顶口袋式的白布孝帽子，上边缀有一朵棉球。其他官员也纷纷换上大领白布袍，站在戴笠身后。
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当主持人周养浩宣布追悼会开始举行时，戴笠竟然代替大汉奸周佛海做孝子，在死者灵前三叩三拜，痛哭流涕。这一下其他随从慌了手脚，也各自掏出手帕来，装模作样揉眼睛，显出很痛苦的样子。新闻记者不失时机举起照相机，镁光灯闪成一片，拍下这个镜头，作为国民党“有情有义”的写照。
围观的犯人看了想发笑，却又不敢笑，拼命咬住嘴唇，旁观这出闹剧。
午间，戴笠在办公室用餐，仿佛漫不经心地问周养浩：“郑发还规矩吧？”
周养浩回答说：“报告局座，郑发自关押息烽以来，未见异常。据我观察，此人是个没见识的老农，有碗饭吃就心满意足了。再说，他老婆孩子都在这里，他没有格外的牵挂，所以从不吱声。”
戴笠扒了一口饭，说：“周监狱长工作做得不错，追悼会办得很好。至于郑发嘛，蒋委员长指示要优待，你能替我分忧，我是满意的。希望你在这个人身上多费心思，千万出不得一丁点儿差错，否则蒋委员长怪罪下来，你我都不好交代。” 周养浩闻言站起来，双脚并拢行了一个军礼，道：“明白，遵命！”
此时，郑发与难友也在犯人食堂吃午饭。军统违纪被关押人员刘国章有意卖关子，悄悄对郑发和另一个犯人说：“你们知道戴局长为何要参加周佛海老母亲的追悼会吗？”郑发和另一人均摇摇头。
刘国章说：“周佛海投奔汪精卫，担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但他却脚踏两只船，表示要效忠重庆国民政府。戴局长派人去与他接头，周佛海提供了不少日军、伪军的情报。戴局长在追悼会上拍的照片，很快就有人送给周佛海，后者见到照片一定会感动，从而提供更多情报。”
原来是这样一种交易，郑发听了直恶心。戴笠和他手下的那帮家伙是啥货色，这个庄稼汉可谓看穿看透了。
周养浩不是跟他谈过话，要他当暗探吗？集中营暗地里发生的事、许多囚犯的真名实姓及案情等等，他都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不过，要他到办公楼去给那个杂种通风报信，他郑发就不是人！
1945年6月，戴笠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张露萍等七人秘密处决，报局备案。”
7月14日，这几人便被枪决了。
过了几天，郑发发现狱中少了几个人，那位活泼的张露萍不见了，就向韩子栋打听。韩子栋也不知道。
一个月后，息烽县城突然响起欢腾的鞭炮声和锣鼓声，惊醒了恶梦中的囚徒。又过了几天，那个喜讯才得到证实：日本鬼子投降了。图书室订阅了一份《中央日报》，大家都跑去翻看。上面刊登着各种消息：《大战已胜利结束，日本投降书签字》《蒋主席昨宴毛泽东，明举行胜利茶会》《陪都今日祝胜，大会毕后整队游行》……
难友们都在窃窃私议，猜测有没有大赦的可能。没有，一点儿动静也没有。郑发在院坝里转悠，心事重重。难道他的委员长兄弟真的要把他关押一辈子吗？
又等了几个月，转机终于到来。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消息见报后，韩子栋对郑发说：“你有可能获释。”
郑发不以为然地说：“俺不信。戴笠那个王八蛋摔死了，还有其他王八蛋，不会放过俺的。”
郑发猜错了。军统局改组，缩小特务机构，压缩编制，同时准备裁撤息烽监狱，将其合并到重庆歌乐山集中营。根据新任军统局长毛人凤的指示，对息烽监狱中不属于中共党员的犯人，要分批释放，以免合并监狱时累赘。
1946年3月下旬的一天，周养浩通知郑发去办公室，在那里等着他的还有专程从重庆赶来的军统局本部的一个科长。
周养浩开门见山地说：“郑老头，上峰开恩，传令特赦你，你把东西收拾一下，过两天就可以带着家属回老家去了。”
郑发茫然凝视着周养浩的嘴巴，头上的血管剧烈跳动，眼睛胀得发疼，难以置信。
这时那个科长打开公文包，取出一笔相当于两千块银元的大钞，放在桌上说：“这是上峰发给你的补偿费和生活费，你签字就可领走了。不过从今以后，一不准再自称是委员长的哥哥，二不准把这几年的事讲给任何人听，否则你还会坐牢！”
“听清楚了吗，郑老头？”周养浩的嗓音提高了八度，“如果你下次又被送进来，你这辈子就别想再出去了！”
郑发木然地签字，老泪纵横。他啥法也没犯，却不明不白地被囚禁四年多，还搭上老婆孩子，牲口似的圈在牢里，到头来还说是他的错！王八蛋！他恨他们，一辈子都恨！
周养浩还要做足文章，在释放第一批犯人时，在狱中召开所谓的“赦释大会”。那一天，郑发被通知去礼堂，坐在第一排板凳上，等候开会。
周养浩装腔作势发表一通讲话，大意是说凡是洗心革面、真心拥护政府主张的犯人，都将重新获得自由，走向新生云云，然后便宣布获释者名单。郑发在心中暗骂：“放你娘的狗屁，俺什么王法也没犯，怎么洗心革面。”他真想冲上台去，狠狠踹那狗日的几脚。
窝着一肚子火，好不容易熬到散会，他立马带着妻子女儿逃出虎狼窝。
1946年中秋节，河南省会古城开封张灯结彩，一派升平景象，满街的各色花灯星星点点，最后集中到灯火辉煌的省政府大院，放眼望去，新式的彩色电炬连成一串长龙，映红了半边天。
吉时甫临，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绥靖督办刘峙先后坐车到了，主持当日的晚宴。各地的军政长官，按官阶大小次第围坐在一张张八仙桌旁，一起开怀畅饮，互道吉祥。
细心的记者发现，有位沉默寡言的老者始终坐在主宾席上，虽然没人介绍他的身份，却看得出他不是等闲之辈，因为刘主席、刘督办都亲自为他敬酒夹菜。有位胆大的记者向刘茂恩的秘书打听，对方却讳莫如深。
这位老者正是出狱不久的郑发。由于蒋介石并未收回“优待”的成命，所以郑发回河南后被安排在省政府吃闲饭，拿薪不干活，生活有保障。当局还在开封慈悲巷给他找了一套住房，让他和家人住在城内，不用再回许昌县乡下了。
他所受到的特殊待遇，自然会引起种种猜测，但不管是何人，包括刘茂恩在内，若想深入一步打听，立即就会碰上一堵无形的壁垒。这层壁垒是由改编为保密局的军统方面设置的，好奇心再强的人，也会知难而退。
郑发被关押多年，深知坐牢难熬，所以也不敢张扬自己的过去。军统规定他沉默，他便少说为佳;当局安排他远离尘世，他便离群索居。重庆、息烽的监狱他都呆过，知道人死起来很快，不如明哲保身，安度余年。心境至此，他已决意不参与世事纷争。白天，他只管填满肚皮，夜晚，他唯有蒙头大睡。
不过，他既然已在省政府的晚宴上露面，关于他的故事多少会透露几分，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便会打他的主意。
有一天，专做投机生意的胡老板来到慈悲巷，登门拜访郑发。
胡老板打扮得十分华贵，郑发傻里傻气的，容易上钩，胡老板一眼就看得出来。酿私酒可是桩好买卖，正好把这个土老财拉過来，既出钱又出力，还可对付讨厌的缉私队。当然，他也给郑发准备了一份“厚礼”，大部分是盟军在重庆、昆明、上海等地抛售的剩余物资，例如打火机、尼龙丝袜、罐头、香烟等洋杂货。 “俺可不能白收你的东西。”郑发推辞道。
“这是我的一点儿小心意，您不收就是看不起兄弟我。没关系，今后咱们一道做生意，那就是一家人了。”胡老板巧舌如簧。
郑发望望自己衰老的手，那双手已无力去铡牲口草料，更不能制作玲珑的家具，实际上已失去谋生的能力了。另一方面，他也不善于安排管理自己的钱财，几个月来，省政府发给他的薪俸总是到手不久就花得精光，至今还赊欠着成衣店和酒馆的账。他没敢动用军统给他的那笔钱，存在银行生息，他老婆女儿都是无业人口。
“入伙吧，郑老先生！”胡老板狡黠地眨着眼睛，“跟我合伙不会吃亏，我的八个合伙人都成了大富翁，您老人家将会是第九个。”
郑发瞥一眼胡老板送的厚礼，听到他那美妙的许诺，不禁怦然心动，道：“有什么条件？俺可要先声明，俺手头只有两千银元。”
这年头物价狂涨，银元是硬通货，比纸币吃香得多。胡老板开心地笑了，道：“如果郑老先生投资一千，那就四六分成;如果投资两千，利润咱们对开，五五分成。”
郑发贪大，将两千银元全部投入，与胡老板签订了契约。
酒厂设在迷宫似的深巷里，郑发去那里看过，生产设备就是几只大铁锅，外加蒸酒用的木桶。六个雇工赤膊操作，用低价收购的劣质高粱、玉米制作私酒，旺季时供不应求，胡老板便偷偷用酒精来勾兑，身强力壮的汉子喝了也会闹肚疼。
胡老板还做另一些黑道上的生意，因而时常遇到财政危机，而他一向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解决。有次月底开不出雇工的工钱，胡老板就去赌场蹲上一晚，次日用侥幸赢来的钞票给大家发薪。
最初两个月，郑发的分成是兑现的，胡老板见月给他送一个红包。郑发把这笔钱看作是意外之财，大肆挥霍，弥补这几年所受的苦，带着老婆女儿吃遍了开封的所有餐馆。
第三个月，胡老板未送红包来，反而要求郑发追加投资，因为据他说正在试制更高档的酒，配制的秘方是前清宫内的老太监提供的。
郑发厚着脸皮，到省政府预支了半年的薪水，转手交给了胡老板，但资金依然不足，那试验好比无底洞。
又隔一个月，郑发去酒厂，胡老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那个坏蛋匆忙中扔下的账簿来看，他擅自将头三个月的杂粮用于还旧债，又将郑发的钱分几次挪出银行，最后卷款而逃。
大骗子！
郑发气冲冲地把破账本扔到盛满臭水的大铁锅里，六神无主。女儿成家后，家里又添了人口，那么多嘴巴连起来有一尺长，他拿什么去填？成衣店、酒馆的旧账尚未了结清楚，杂货铺、粮店又挂上了新账，天晓得他们会何时上门逼债。
老天爷，这可如何是好！
郑发在破酒厂转来转去，愁肠百结，不敢回家。约摸快下班时，他又去省政府财务科借钱。财务科长为难地说：“对您老人家，我们可谓是极破例的了，先前已预支过半年薪俸，这次恕不能从命。”
天已黑尽，郑发才垂头丧气摸回慈悲巷。老婆听到这个消息，立时闹得天翻地覆，找出一根绳索就要上吊，全家老少哭哭啼啼，好不容易才将老太婆拦住，未出人命。
债台高筑的郑发左思右想，认为只有去找蒋介石，求其拉扯一把。那个大人物至今避而不见，但他们极可能有血缘关系，否则为什么自己走到哪里，人家都尊重他这个乡巴佬？郑发打定了主意，蒋介石不想认他，嫌他丢人，他可以接受，也不跟他叙什么兄弟情，只要钱！
1946年冬，举步维艰的郑发带着心灰意冷，踏上了去南京的路。
自从1943年8月林森因车祸去世，蒋介石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还都南京。然而，他对国共和谈缺乏诚意，重庆《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他即于1946年6月下令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此时战火正炽。
郑发下榻在升州路糯米巷，一连数日在国民政府大门前转悠，多次求见均遭拒绝。无奈中他写了一封信，委托门房代转。
主席钧鉴：
敬上者，窃郑发，六十二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与主席系属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至民国十八年秋，并蒙主座召见，因发离家未遇，殊觉怅然。发曾于民国卅一年到渝，晋谒无门。同学敬上！
郑发亲笔
从这封信看，郑发改称自己与蒋介石是同学，而未自称兄弟，他已接受上次在重庆的教训。
郑发来得不是时候，蒋介石正忙着开“国大”。
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达到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顶点。蒋介石陶醉于这表面的胜利，不顾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于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欲假借民意通过一部“宪法”，使一党专制合法化。
受到操纵的“国大”开得挺顺利，蔣介石心情不错，接到信后，他虽未出面见郑发，却委托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代见，指示继续给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农民给予优待。见到吴鼎昌，郑发就大吐苦水：生活怎样艰难、坐牢受过多少委屈、对三弟的思念如何揪心。
吴鼎昌发了脾气，道：“到了中枢你还敢撒谎，谁是你的三弟你找谁去，你跑到南京来干什么？”
郑发争辩道：“1929年秋，真有装甲列车停在许昌火车站，真有一位大官到郑家祖居的灵沟镇打听过我。我当时外出不在家，但乡亲们都见过，俺一回家就告诉俺了。”
吴鼎昌回答说：“问题就在这里，你既然未见到来访者，怎么肯定来访者是蒋主席？你还有其他证据吗？”
郑发拿不出证据，哑口无言。
吴鼎昌继续说道：“我们派人员调查过一番，了解到你的许多情况。你所说的来找你的军官，我们没有查到具体的人，也许那真是你的三弟，但连年战乱，兴许他早就战死沙场了，他去找你的时候，没有表明自己姓甚名谁，我们实在找不到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去找你的人绝对不是蒋主席。你的情况我也大致知道，河南省政府的优待对你举足轻重，从经济方面看，你不愿失去它，对不对？” 郑发点点头。倘若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的确也不会到南京来打扰蒋介石。他用乞求的眼光望着吴鼎昌，赔着小心问道：“蒋主席可曾有啥口信？俺前几天递的信件他过目了么？”
“哦，你倒提醒了我。”吴鼎昌拍拍脑门，从抽屉里取出郑发的原信，信前附有一张便笺，系收文摘要登记表，编号为“总收文京府第15517号”，右上角批了一个“阅”字。他翻开卷宗说，“里边就是蒋主席的批示，他听说你生活困难，要地方政府继续关照你。”
“这信是发还给俺的么？”郑发伸手去抓那张便笺，他从旧戏中看到过，皇帝御批的东西就是圣旨，捧到哪里都吃得开。
“不行！”吴鼎昌收回呈文，重又塞进抽屉，“这信件是要存档的，你不能带走。”他见郑发很失望，另外取出一张中央银行的支票，抹平展递给郑发道，“这是蒋主席的一片心意。你回去要好好过日子，不要再到南京来打扰他。”
“俺懂，俺懂。”
鄭发接过支票，千恩万谢。次日一早，他去银行兑换了现金，复返河南。
开封城内半截楼街的空地上，有一个喧嚣的去处，人满为患，附近居民多次抗议投诉，当局却置若罔闻。那里是斗鸡场，是开封纳税的大户，岂能随意关闭。
斗鸡场占地半亩，地面铺着黄沙，四周围以土墙，墙内设有阶梯形木椅，一如体育场的看台。鸡主们各抱斗鸡一只，先自绕场展示，同时即有经纪人收取赌注，写在大黑板上。每斗一次名为一坑，每坑赌注至少十元，上不封顶，而头家利抽百分之二十。及至哨声响起，场内两鸡拼得你死我活，场外观众喝彩加油。
郑发是斗鸡场的常客。中央银行的支票给郑发打气输血，使他重又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他给自己买了一副好棺材，给女儿女婿添置了衣物，还给老太婆买了假发套，还清了各处的欠账，脸上有了笑容。
一年多来他胡吃海喝，肚皮越来越大，就像在他那细长的身躯外面鼓起了一个气泡。由于他是个不爱动脑筋的大买主，商贩们都把郑家当作推销剩余商品的圣地，差点儿踏破其门槛。他还迷上了斗鸡等赌博活动，没有节制。
这种大手大脚的日子，显然难以为继，不久，手中的钞票花光，郑发就四处借贷。河南省政府觉得头疼，专门照会许昌专员吴协唐，对郑发少付薪俸和现金，改为按月送三百斤麦子。
即便省政府采取措施，郑发仍是寅支卯粮，江河日下，终至负债累累，连心爱的寿材也抵押出去了。他无颜在开封立足，于1947年春擅自卖掉省政府配给他的开封慈悲巷住房，携带全家回到了许昌县老家。他已产生虚荣心，只要与人交谈，就把话题往他有贵人相助的方面扯，以显摆身份。
1947年8月中旬，被关押多年的老地下党员韩子栋伺机从重庆白公馆监狱越狱，沿江而下。其时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转入战略反攻，国统区风声鹤唳，对过往旅客盘查甚严。韩子栋虽打工挣到一些钱，手头却没有合法证件，行动十分危险。这时他想起郑发的地址，乃转道河南前去投奔，打算相机进入解放区。
韩子栋初到许昌县，立即感到气氛紧张，因为没有证件，旅店的老掌柜不让他住宿。他不得不谎称在途中遇匪，行李证件俱被抢走，无论如何请求通融方便一夜。老掌柜只是摇头，说是官方有告示，凡容留证件不齐者住宿，视同“通匪”，要判重罪的。
夜幕降临，路人渐稀，宵禁时刻渐渐逼近。韩子栋急出一身冷汗，急中生智脱口说道：“我虽然丢失了证件，却有可靠的保人。”
老掌柜问：“你的保人是谁，说来听听。”
韩子栋振振有词道：“我的保人名叫郑发，系贵县郑村人，我与他曾经患难与共，情同手足。”
老掌柜哈哈大笑道：“原来你是郑老大的旧友，他可是俺们许昌县的名人，好说好说，你尽可放心住宿，有啥事俺替你担。”
韩子栋千恩万谢，歇息了一晚。翌日早起，韩子栋去菜市场买了三只大公鸡，步行下乡。
郑家仍住在抗战前的老宅里，因家道中落，郑发老婆布衣布鞋，坐在炕头抱外孙。看见韩子栋进屋，也不让座就问他找谁。
“郑老先生在家吗？我是他的老朋友。”
“那个死鬼出去几天了，俺不知他在哪里鬼混。”郑发老婆没好气地说，“你要讨债改日来。”
“老嫂子，你还认识我吗？”韩子栋期待地问道。
郑发老婆瞅了半天，摇头道：“俺不认识。”
韩子栋遭受非人的折磨十四年，未老先衰，加上衣衫不整，难怪郑发老婆认不出来。他只好提醒道：“老嫂子，在息烽时，你不是经常来照顾我的生意么？”
“哎呀，原来是小卖部的韩先生，这几年郑发还时常提到你，说你待他好。”郑发老婆终于回想起来，立刻挪身下炕，忙着张罗伙食。
下午郑发割了两斤肉回家，一眼认出韩子栋，担心是息烽集中营派来找麻烦的，马上汇报说：“俺回河南后一直奉公守法，从前的事不敢乱说，皇天在上……”
“郑老先生放心，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也刚被放出来，回山东探家，路过许昌特来相见。”韩子栋忙说。
郑发松了一口气，道：“那就好，那就好，俺相信你不会害俺们。”他放下猪肉去洗手，看见地上捆着三只鸡，又谦让道，“俺们是难兄难弟，韩先生还如此破费，礼重了，礼重了。”
韩子栋趁机说：“我还有求于郑大哥。”
郑发道：“哦，啥事？只要俺能办到的，一定出手相帮。不过，韩先生怎么不在南方发财，跑到许昌这个小地方来？”
韩子栋编造说，因他多年被囚，老婆嫌弃他，如今有家难投，危难之中，想到还有郑发大哥这么一位侠义之人，于是就来投奔，想在许昌找个差事混碗饭吃。
“其他事俺不敢吹，”郑发来了精神，“要说荐个人什么的，包在俺身上。”
“那就全靠郑大哥了。”韩子栋顺水推舟。
“好说，好说。”郑发拍了拍胸脯。 隔日鄭发领韩子栋进城去，却又故意在许昌县政府附近停下说：“韩先生有文化，俺想荐你到县政府找个差事，不知你意下如何？”这是郑发耍的花枪，以此试探韩子栋，看他敢不敢去见官府的人。
岂不知那韩子栋是何等人？集中营的老虎凳都休想撬开他的嘴巴，生死场中他也泰然自若胜似闲庭信步，岂怕你一个小小的许昌县衙门？他当即满脸堆笑，一口应承道：“能托郑大哥的福吃上皇粮，算是韩某烧了高香，自然再好不过。那么，我这就跟着郑大哥，请你代为引见。”
这时倒是郑发红了脸——他四处借贷，许昌县政府的人早就不愿搭理他了。于是他又改口说：“哎呀，我想起来了，听说这阵子衙门里老是欠薪不发，那不是苦了韩先生吗？也罢，干脆去实业团体，那里每月的薪水兑现。”
于是，他领着韩子栋又走过两条街，让韩子栋化名“于志民”，介绍到一家旅馆去干杂工。旅馆老板索要韩子栋的证件，郑发瞪着眼睛说：“怎么，信不过俺？你去把合约拿来，俺签字画押保。”郑发如此说，旅馆老板也就认了。
在郑发的推荐下，既无证件又无铺保的老地下党员韩子栋得以在许昌落脚，躲过了国民党军警的通缉。同年10月初，当解放军发动新一轮进攻时，韩子栋趁国统区混乱不堪，越过战线，安抵解放区，找到党组织。
1948年5月，贫困潦倒的郑发第二次去南京求助。到了南京，他住在糯米巷，那里是河南同乡会馆，郜子举虽然早已离职不再担任会长，但会馆中的人多少听说过郑发其人，同意留他住下。
南京城骚动不安。在闹市区新街口的那一边，往中华门去的马路上，一群民众正在汇合，像不断上涨的潮水。青年学生人数最多，他们又是演说，又是鼓动，情绪激昂。警卫和警察封锁了道路，并用警车和消防车筑起一道“闸门”，准备阻拦上涨的潮水。突然响起一阵欢呼声，只见有个学生爬上高楼的屋顶，顺风撒下大沓大沓的传单，犹如白蝴蝶在空中飞舞。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也随之迸发。
“反迫害，要民主！”
“反饥饿，要吃饭！”
警卫和警察十分恼怒，有的朝天鸣枪，有的开启消防车上的高压水龙，对准人群横扫过去。示威者们被迫往后退，但那口号声却愈加响亮。
郑发看得发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在中共的领导和影响下，国统区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极大地冲击着国民党摇摇欲坠的统治。当局为粉饰独裁，标榜假民主，于3月至5月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推选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表示要“还政于民”，实则加强集权专制。他们这种倒行逆施，激起民众公愤，故而游行示威不断。
总统府大门前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一辆黄褐色装甲车时停时走，阴森恐怖。
郑发穿着过时的旧军服，上面有老鼠留下的齿痕，手里拿着一柄掉色的雨伞，走在县城不扎眼，站在总统府前，活像是个乞丐。
“站住！”卫兵发出警告，“中枢办公要地，外人不得擅入！”
“俺要求见蒋总统。”郑发老老实实地站住，手里摇着大信封。他的盘缠有限，满打满算只能在南京住一周，等不了了。
卫兵班长走过来，闻到一股异味，反感地皱皱眉头，收下郑发递交的一封信。那一天是1948年5月23日。
信中写道：
大总统钧鉴：
敬上者，窃郑发，年六十四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与总座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至三十五年发奔至南京，蒙总座派吴秘书长鼎昌召见，心感莫忘。发今再来京，因许昌共军扰乱，寻获郑发等语，迫不得已，发不顾生死，星夜奔南京，以避危险。专呈一函，恳求总座恩准召见，以解数十年渴望。幸得一见，感戴之至。
肃此敬请
郑发鞠躬
五月二十三日
郑发满怀希望。蒋介石帮过他两次忙，这次肯定也会帮忙。等拿到钱，先在县城买幢大房子，全家人下馆子吃顿好的，买几件好衣服……
郑发想入非非，喜滋滋地回到糯米巷河南会馆，做了个好梦。在梦中，他梦见自己衣锦还乡，抵押出去的棺材又赎回来了。
第一天没动静。
第二天也无人来请他。
第三天傍晚，可怜的郑发仍在春雨潇潇的街头踯躅。他的千层底布鞋踏在泥浆上，噼啪直响。一辆辆小车驶离了总统府，一间间办公室熄灭了灯光，固执的卫兵仍不放他进门去。他又哭又闹，结果以“妨碍社会治安”的罪名被逮捕，关进警察局受审讯。
他有许昌县政府开的证明，排除了搞暴动的嫌疑，加上警察局人满为患，次日便被踢出门来。他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去总统府打听，值班人员答复说信件已转交，并无批复，宜早还乡。
被关怕了的郑发终于明白，大总统抛弃了他。
中央银行有那么多金银，百货公司有那么多服装，粮库里有成千上万吨粮食，下关码头运来数不清的牲口，可是，没有一分一毫东西是为他这个满手老茧的农民准备的。
蒋介石不是他的三弟，因为这个人不关心民间疾苦，不管劳苦大众的死活。这个人将千里沃野变作沙场，将精壮劳力抽调到前线打仗，闹得国无宁日。这个人曾在抗战期间许诺，说日后会有土地和牛羊，会有漂亮的衣服、丰富的食品，会实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日本鬼子也被赶走了，老百姓的日子还是如此艰难，从前能买一头牛的钱，现在只能买一根针。
是的，蒋介石不是他的三弟，他们不是一家人，本来就该各走各的路。
对着神气活现的总统府，郑发吐了一口黏糊糊的痰。去他妈的“刮民党”，俺老汉不稀罕！
他回到老家，凭着自己的劳动种田谋生，好不容易熬过物价飞涨的惊涛骇浪。
1949年夏，河南全省解放。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中，家产荡然无存的郑发被划为中农成分。因担心受株连，他矢口否认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拒不承认自己曾到重庆、南京找过蒋介石。他的确是苦出身，农民协会拿他没法，该分的东西还得分给他，使之能自食其力。 不料到了“镇反”运动期间，有人举报郑发，工作组长带着两个干部上门，亲自询问郑发：“郑老汉，你跟蒋介石是啥关系？国民政府为啥优待你？”
郑发的回答非常肯定：“蒋介石么？听是听说过，但俺跟他从不搭界，俺是苦出身。啥优待？如果坐牢也算优待，麻烦你们三位去试试吧。”
工作组长翻开小本本继续提问：“据群众揭发，你每次去找蒋介石，国民党都给你一大笔钱，你把那些钱藏到啥地方去了？”
郑发这才明白过去真不该对人乱夸口，祸从口出。他抓抓头皮说：“好像是给俺一些小钱，解放前物价高，眨眼工夫变成一堆废纸，藏着它有啥用，早没了。”
工作组长又问道：“听说你见过大特务戴笠，你必须交代与军统的关系。”
郑发惊出一身冷汗，他听说好多特务被查出后，大多被判处死刑，还要游街示众。他立即宣称与军统毫无瓜葛，并且对天发誓，所说句句是实，否则天打五雷轰。在里屋偷听的郑发老婆也冲将出来，大声嚷嚷道：“组长同志啊，这可不能血口喷人啊。戴笠跟俺们是死对头，俺男人被戴笠抓走，俺也是被戴笠骗去坐牢的，哪有什么鬼关系！”
工作组长合上小本本对郑发说：“那不行，现在说不清楚，那就请你跟我们去县上，到公安局去说清楚。”
郑发老婆闻言，立时挨身到灶台边，故意带下两只土碗来，摔得粉碎，接着倒在地上翻滚着，哭着闹着，叫起撞天屈，惊动左邻右舍都跑来围观。工作组人员不由分说，拉扯着郑发一同去县里。
郑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一位救星。他脱口而出道：“你们可不能乱抓人，俺掩护过共产党！”
工作组长举起手，制止了队员对郑发的拉扯，转身问道：“此话当真？你掩护的人姓甚名谁，现在何处工作？”
郑发报出韩子栋的名字，并说此人解放前找过他，去向不明。又说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把事情弄清楚，还他一个清白。
工作组长掏出小本本，仔细记下郑发说的情况，然后对郑发说：“好吧，今天就不抓你。我们回去核实一下，在此期间，你不得离开许昌啊。”
郑发连声说：“我保证不跑，全靠人民政府作主，全靠人民政府作主。”
许昌县有关部门顺着地下党这条线索，真还查到了韩子栋的下落。
原来，1948年1月韩子栋进入解放区，直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了入狱及脱险报告，经组织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当时的中组部负责同志对他说：“你能经受十四年监狱生活的考验，即使在全党党员中也是罕見的，难能可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韩子栋在北京历任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技委办公厅副主任。调查组找到韩子栋，问及郑发其人时，他证明郑发的确掩护过自己，还在证明信中写道：“当时的郑发家，已成了息烽监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处秘密联络站，尽管当时郑发一家并不知内情，但监狱外的许多国内外重要新闻，都是通过这个秘密联络站传进监狱的。”
弄清情况后，工作组长再次上门，把审查结论告诉郑发，要他丢掉思想包袱，积极参加合作社生产。
1953年，许昌地区遭受霜灾，地委组团慰问灾区。慰问团成员赵天锡特意去见郑发，当面把慰问品送到郑发手中。郑发身体尚好，只不过有些迟钝，耳朵聋，别人同他说话没啥反应。
1973年，郑发在家中去世，终年89岁，善终。史料证实，他与蒋介石没有血缘关系，却因为“寻皇亲”使自己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既见识了人间的沧桑巨变，也经历了世态的炎凉和磨难，成了一位传奇人物。
得奉承，享荣华，特务击碎美梦，囚禁寻亲者全家。
因赦令被优待，遭诈骗又赤贫;受大挫梦方醒，划界限重做人！
1942年春，河南水、雹、霜、旱等灾频发，粮食歉收，物价高涨，民不聊生。
4月一天的薄暮时分，太阳依然热辣辣地挂在天边，把空旷的原野映得血一般火红。已有整整三个月未下雨，旱情横扫了许昌县。五十七岁的老农郑发心事重重，捧着一碗杂合面汤难以下咽，凝望着干涸的田地发呆。
郑家世代务农，传到郑发手里尚有地有牲口。郑发年轻时除了种庄稼，槽头还养着猪和牛，院坝里跑着成群的鸡鸭。他平日省吃俭用，过年赶集时才去看场戏。他希望当他离开尘世那天，能穿一身考究的寿衣，体面地躺在一口漆得亮晃晃、须得八个壮汉才抬得动的楠木棺材里。这样，他才会觉得这辈子没白混。
哪知民国以来，战乱频起，天灾不断，人祸尤甚。劳累一年挣来的收成，不是被张大帅征用，就是要上交给李督军。郑发起早贪黑，一颗汗珠摔八瓣，到头来还是落得家徒四壁。近年又有东洋鬼子入侵，动不动就要来“扫荡”、“清乡”，杀人放火，闹得人心惶惶。
这种本来就难以维生的日子，碰上百年不遇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
从立春起，许昌就没下过雨，眼下周遭田土开裂，寸草不生，饥饿难耐的灾民已挖光了野菜，剥尽了树皮，最后只能以“观音土”充饥。上个月，孙老大一家成了饿死鬼，胡乱埋在乱葬岗;这月初，秦老头家只剩下一个奶娃娃;昨天夜里喜旺上吊，他的婆姨哭得声嘶力竭，今后不知怎么过。
据县政府统计，三个月来许昌已饿死五万余人，这个数字还可能打过折扣。重庆方面已派出好几个赈灾调查组来过河南，報告倒是出来了，听说还要核实。
人都快死光了，核实个屁！民众盼星星盼月亮，除了见到几个公事人，半颗米也未到口。就算是有赈灾的口粮运来，郑家也等不及了，粮缸里早已空空如也，这几碗稀得能照出人影的杂合面汤已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郑发的老婆舔光了土碗，愁肠百结，怯生生地唤着当家人：“他爹，明早就断顿了，你赶紧打主意呀。”
郑发的眼睛被汗水渍得发疼，胃也好像被什么东西翻搅着，灼得难受。他干咳一声放下碗，揉了几张烟叶装在烟锅里，垂着头不吭声。没有吃饱的小女儿见状，猫儿般窜过来，三下五除二，把老头子没喝完的汤糊糊全部咽进肚里去了。
看着这一幕，郑发泪花闪烁。
“他爹，你快拿个主意吧，趁家里人还有劲儿走动，找个地方投奔。”老婆又催促道，饿坏的女儿则哀哀地哭。
郑发听得心烦，一拍大腿说：“俺有啥好主意？就是那句老话，再穷只有讨口，不死总要翻身。你这就去把包袱收拾一下，俺们外出逃荒。”
老婆的眼圈立时红了，道：“那不是去讨饭么？俺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今生嫁给你这个没用的当家人，五六十岁还要去当叫花子，俺日后怎么去见娘家人啊！”
郑发无言以对，老泪纵横。隔壁喜旺家出殡，没有鞭炮就摔瓦盆，惊起一群群不祥的乌鸦。
入夜，郑发躺在黑暗中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曾几何时，他为自食其力而自豪，如今却不得不外出乞讨，他内心的痛苦，其实比老婆还要多。
想一想，还有哪条路可走？
对了，他那牲口棚里还养着一头瘦骨嶙峋的小毛驴，那是他手里唯一的财产，不到万不得已，他从未在它身上打过主意。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只要一想到还有这头牲口，他就感到莫大的安慰，觉得自己还有一点儿家底。现在他不得不考虑动用它，把它卖掉，迈过这道鬼门关。不过，从今以后他就真的破产了，到他临终之日，别说八人抬的寿材，就是有床破草席裹着也算不错了。
不行，这到底还是一条绝路。
老婆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话：“你不是说过老三回来找过你么，还说他当了大官，照片满世界挂，全国的老百姓都认得他。俺家弄得揭不开锅了，你咋不去求他帮忙？”
这句话点醒了郑发，他眼睛一亮，披上夹衣走到屋外去，遥望满天星斗，回想起许多往事。
原来，早在前清光绪十年（1885年）前后，有一位浙江绍兴籍的蒋师爷调到许昌县衙门做事，在当地雇用了郑发的母亲去做女仆。郑母见家中拖累大，受雇时将尚在襁褓中的幼子郑三发子随身带去，混口饭吃。后来蒋师爷的发妻病故，他便将勤快能干的郑母收房，卸任时又将她母子二人带往浙江，从此下落不明。
关于这位三弟，郑发尚有印象。大概因蒋师爷家伙食好，郑三发子生长发育快，一下成为郑家个头最高的人，每次回家探亲，都要与大哥郑发比高矮，缠着大哥玩，两兄弟感情甚笃。他至今还记得郑三发子的模样，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聪明伶俐。后来因母亲改嫁，郑三发子随行，一晃多年杳无音讯，兄弟俩再也没有见过面。
不料1929年秋，蒋桂中原大战初起时，突有一长列装甲列车停在许昌火车站，从车上下来一位高级军官，带着随从，到郑家祖居的灵沟镇，寻到郑家老宅，并四处打听郑发。村民告知郑发已移居外村，住所不详，那位军官听了神色黯然，在郑家老宅坐了半天，方才怏怏地返回火车站，装甲列车亦随即开走。
那时郑发确实已移居前郑村，但他得到消息已事过多日。他心中暗暗猜测，那位军官就是远走浙江的郑三发子，他不忘旧情，千里迢迢返乡省亲，只是兄弟俩错过了。
次年，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打垮了阎锡山、冯玉祥，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内的霸主地位，各省长官纷纷献媚，开始到处悬挂他的大照片。
一天，郑发进城办事，无意中在县政府看到“蒋委员长”的画像，与记忆中的郑三发子相比，怎么看怎么像！
回到村里，郑发时常琢磨这件事，越想越玄乎，但又不敢张扬，害怕招惹是非，也害怕别人笑话他发癫发狂。这个疙瘩闷在心里，一闷多年。他仿佛有一宗巨大的宝藏，可望而不可即。 时至今日走投无路，老婆提起这桩往事，使郑发犹如抓到了救命稻草。
他要去碰碰运气，碰对了不说是荣华富贵，总可保衣食无虞吧！万一没有运气认错了人，顶多也不过饿死了之，在许昌呆着早晚还不是会饿死吗？他要去重庆，也许他的三弟在那里掌握着中国的大权，看在死去的娘亲面上，他肯定会关照他全家人的温饱，让他们平安度过这可怕的荒年。
决心伴着勇气，在这庄稼汉的心头升腾。晨曦甫露，郑发去意已定。他钻进牲口棚，温存地抚摸着那头小毛驴，百感交集。牲口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为了换取进川的盘缠，他不得不忍痛卖掉它。
集市早已失去了往昔的生气，虚弱不堪的乡下女人们蹲在屋檐下，把鸡蛋堆在脚边，眼巴巴盯着路人，想把这些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推销出去，换点儿粮食下锅。
牲口市场里人畜混杂，地上满是马屎牛粪，臭气熏天。郑发拽着毛驴绳子钻将进去，费劲地寻找财大气粗的张老板，那家伙历来欺行霸市，人称“张剥皮”，不过眼下也只有那家伙可以立即付出现金。
郑发找到了张老板，说出了自己的报价。
张老板故作惊讶地奸笑道：“四十块大洋？你真敢开口，郑老大。那不是驴子的价钱，那是一条壮牯牛的价钱呀！”
“您老不觉得它值那么多钱？”郑发的口气先自软了，“您老看看它的牙口，刚三岁，正派用场，要不是急着钱用，俺还真舍不得。”他一大早就把小毛驴的肚皮塞得圆鼓鼓的，毛也仔细梳理过，看上去油光水滑。
张老板拨弄着小毛驴，挑三拣四地指出它有种种毛病，又几次装作要走的样子，搞得郑发心急如焚，结果以二十块的低价卖出了宝贝命根子。
大洋递将过来，郑发数得很费力，他掂着成色不一的杂版银元，又送到残缺的大牙上去轮流磕碰，担心拿到“哑板”。鼓捣了半天，他确信都是真币，这才把牲口交给买主，扭头离开集市。
十块钱留给老婆孩子，讲好三个月内来接她们。十块钱是盘缠，先去兑换一块钱的铜板，便于路途中用。
那日全家吃了一顿饱饭，有菜有酒。郑发菜吃得少，酒灌得多，老婆在一旁千叮咛万嘱咐，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应着。
说实话，他有点儿怯场，这辈子他最远只到过开封府。为这不着边际的“认亲”，他要过黄河、越秦岭、翻巴山、涉蜀水，去人生地不熟的陪都，见一个相当于皇帝的大人物，想想就发虚。然而他已没有退路，小毛驴归了张老板，老婆孩子盼着他早传佳音，他这个当家人不去也得去。
郑发长叹一声，灌完了壶里的高粱酒，背着手走进屋后的杂木林，跪在老祖宗的坟前，三叩三拜。
“列祖列宗细听告解，不肖子孙郑发遭遇天灾，无以维持生计，被迫离家出走，万里去寻胞弟搭救。唯望在天先人保佑，使郑发一路逢凶化吉，安抵重庆，得遇贵人，他日返乡定当重修祖坟，多备三牲祭祀。”
一股温暖干燥的热浪扑面而来，触到郑发裸露的结实肩头，似乎是给他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他把这看作是列祖列宗对他的祝福，看作是个吉兆，兴致好起来。回到家中，老婆已经用杂粮面给他烙了小半口袋干饼，另外准备了几大块咸菜，几件换洗的布褂放在小包袱里。
他先到许昌县政府开具了灾民证明，然后直奔河南省会洛阳，听说从那里可以搭上陇海铁路的火车去陕西，然后经川陕公路南下去重庆。
天还是这片天，地还是这片地，而人间已似炼狱。成千上万的灾民四处逃亡，面黄肌瘦的人们背井离乡，扶老携幼，沿着陇海铁路，茫然寻找着能够解除饥饿的地方。不少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能起来，而人潮依旧向前奔走，谁也没有精力去掩埋死者。
沿途所见让郑发触目惊心，大道旁饿殍遍野，尸骨纵横。一个半大的小孩子，用几个杂粮饼就可换到。
为尽快疏散灾民，洛阳火车站奉命取消售票，免费乘车，只待一趟趟从陕西运送救灾物资的列车到达，卸下物资，就打开检票口任凭难民上车。
洛阳火车站人满为患，郑发挤了半天没挤进去。成千上萬的难民把火车站围得水泄不通，人们的交谈和呼喊，压倒了警察的警笛声。难民从四面八方钻出来，无限地增长。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站台里卸货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往前挤。
第一趟车，运走了最前面的人。第二趟车，缩短了郑发与站台的距离。到了半夜，第三趟车放行，检票口开闸。
挤上去！挤上去！一定要找到兄弟，一定要去重庆。还要九亩二分地，还要买一头小毛驴，还要躺上家中的热炕头，还要给老婆扯几尺碎花布，还要亲亲女儿粉嫩的小脸蛋，还要买一坛老烧酒。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去到重庆城才能实现。挤上去！挤上去！
仗着尚且硬朗的身板，郑发挤上了闷罐车，跌倒在人丛中。呜呜的汽笛声响过，这列超长的闷罐车驶出了洛阳站台，像一条黑色的毛毛虫，向西方开去。
车厢里塞满了人，天气热，异味扑鼻。每到一处站点，大家呼啦一声都跳下车去如厕、找水，然后赶回车厢来，生怕被撇下。每晚睡觉前，郑发都摸摸缝在内衣里的口袋，那几块银元硬硬的还在，他方才安心入梦。好在都是河南乡亲，大家友好地坐到一起来，交换着今日的艰辛，畅谈着明日的憧憬。
车过灵宝，听见北面日军的炮击。车过潼关，又有人上车来检查证件。车到西安，不准难民入城，城外设有粥厂，每天免费供应两次稀粥，灾民排成长龙。南下宝鸡的火车不再免票，郑发买到车票，挤进车厢，里面已少有立足之地，更别说座位了。他吃惯了苦头，逆来顺受，就立在人堆里，困急了站着打个盹儿，饿急了啃几口干粮。
到宝鸡没有南下的铁路，要搭乘烧木炭的汽车去成都。川陕公路山高路险，极不安全，经常发生事故。尽管如此，班车还是次次爆满，常常超载。汽车的煤气管漏气，就用黄泥巴来敷，用绳子来捆。上坡时煤气不足，就用手摇鼓风机加劲送风助燃。当时的乘车人曾对木炭车编了一首歌谣：“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车到成都，又要转车才能到重庆。风尘仆仆，一路艰辛，这憨厚的汉子在路途中吃了多少苦，天知地知自己知。 郑发颠沛流离一个多月，好不容易到了大后方，随着人流步出汽车站，小心翼翼地从褂子里探出头来，环顾着繁华的重庆城。只见车水马龙，令他目不暇接。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还是先找个旅店住下再说。
郑发把手悄悄伸进夹袍左胸位置上，摸到剩下的四块银元，不觉松了一口气。他在路口附近转来转去，找到一家小客栈，放下了自己的行囊。
但是当客栈的伙计问他包不包饭吃时，他咬紧牙关说：“不用，俺自个儿去下菜馆。”他的每一枚铜板都有严格的预算，在他从河南带来的干馍馍没啃完之前，他什么饭都不吃。
“随你的便，客官。”客栈的伙计说过这话，便走到客房那边，长声吆喝道，“楼上的客，楼下的客，大家听我说：要屙屎，有草纸，莫要扯我的篾笆子;要屙尿，有夜壶，莫要在床上画地图。”
睡过一夜，郑发有点儿精神了，跑到街头去闲逛。不少公教单位的墙上都挂有蒋介石的画像，似乎这个人近在咫尺。然而，当他去打听委员长住在哪里时，谁也讲不清。人家反问他为啥要找委员长，他也守口如瓶，不愿回答。
陪都物价飞涨，短短几天，郑发便花掉了一块银元，坐吃山空，他不禁深感恐慌，便托人介绍到佛图关李家花园去打零工，聊以维生。
主人家见他身板结实，同意收留他打杂，讲明是包吃住，每月另给两块银元作零用。
无非是干点儿力气活，那是他的老本行。郑发在心里盘算着，这么说干上十个月就能挣二十块钱，赎回他心爱的小毛驴……
“喂，你好歹开个腔，到底肯不肯干？”主人家不耐烦了。
“中！中！俺愿意干。”郑发喜上眉梢，忙不迭答应道。
一大早下河去挑两次水，这是主人家对郑发的照顾，年轻的佣人要去三趟。从佛图关下到嘉陵江边，少说也有八百个台阶，重庆的坡坡坎坎厉害，草鞋不经穿，他索性打光脚。挑完水后才能喝几碗红苕稀饭，然后就去堂前当听用，劈柴担煤，除了脏和累就没别的了。好在城里人讲究过礼拜天，主人家开恩放一天假，伙计们可以上街洗澡理发，顺便到小酒馆去喝几口豆豆酒。
远离了灾荒饥馑，要说过日子倒也将就，但只要一想到老婆孩子还在老家等消息，留给她们的生活费即将告罄，郑发就暗暗着急。因此但凡得假，他必外出打探消息。
四川人有个嗜好，喜欢坐茶馆摆龙门阵，一坐就是大半天。别看那些低矮的茶棚茶寮终年烟熏火燎，却因茶客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乃是各种社会消息的最佳来源。什么张家长、李家短、高某受贿、罗某收监，众多茶客均可从头道来，所以那时陪都各报的记者都有坐茶馆的习惯，竖起耳朵捕捉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离佛图关不远的王家坡就有这么一个小茶馆，在那里出入的，多为公教机关的小职员或要去成都的小商贩。郑发为了探听消息，常来这里坐坐。他的河南腔引人注目，又专爱打听委员长的行踪，久而久之，众人都拿他当疯子，懒得去搭理他。
时令靠近初夏，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热浪袭人，茶客们缩在背阴的土屋里喝着劣茶，啃着烧饼当午饭，嘴里说些不咸不淡的话。一个衣衫不整的报童进来兜售当天的报纸，那上面刊有醒目的大标题——《中美签署租借协定》。
茶馆里立时喧哗起来，茶客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有位老者说：“这一来有点儿底气了，前几年美国人搞啥子‘中立’，不支援中国，现在与我们签订协议，多少要送点儿武器、物资什么的。”
当教员的吴老师跳起来，激愤地说：“不是送，是租借，要用中国的土地去偿还的！再说美国把主力放在欧洲，之后才会考虑中国战区的事情。要打败日本鬼子，主要还是靠咱们中国人自己！”
要去成都做生意的王二娃唉声叹气地说：“成都遭轰炸，交易市场搬来搬去，老买主不好找。我去罗汉寺抽签，解签的和尚说我有血光之灾，要我往南去，一直到海边，方可转运。南边不就是广西、广东地界么？但都被日军占領了，我去岂不是自讨苦吃，怎么转运？唉，流年不利呀。”
座中另一人接嘴道：“老兄，你这样说不对。现在盟军参战，局势想来会有变化，咬着牙关挺住，大不可先自气馁。”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枯坐其间的郑发冷眼旁观，见那人穿一套邮政制服，估计是个邮差，灵机一动，坐过去攀话道：“这位大兄弟好面善，俺斗胆动问一声，你是不是在邮局发财？”
那人转过头来应道：“不错，本人是在东川邮局当差，送信的，谈不上发财不发财。”
郑发眼睛一亮，掏出一盒自己平日舍不得吸的“红炮台”去敬邮差，随后又开言道：“先生常去各衙门走动，可知道蒋委员长的办公地点？”
邮差吃了一惊，狐疑地打量着郑发，道：“你问这个做啥？”
“俺专程从河南来，有要事向委员长禀报。”
“你可以去国民政府接待室呀，那里每日有专人办公，何必惊动委员长呢？”
郑发的口气愈加恳切，道：“事关机密，俺非得见他本人不可。”
偷听的茶客们哄堂大笑，一齐乱嚷道：“莫理他，这个老头一天到晚开口闭口就是要见委员长，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郑发急了，眼里涌出几滴清泪，颤声哀求道：“大兄弟，俺说的句句是实话，若是见不到委员长，俺全家老少就性命难保了！”
或是受了感动，抑或是发了恻隐之心，那邮差思索片刻，不顾众人起哄，起身将郑发拉到门外，压低声音，将严禁外泄的内情透露给郑发了。
原来，蒋介石当时在重庆的官邸有三处：黄山官邸、小温泉官邸、曾家岩官邸。前两处均在市郊，唯有曾家岩官邸位于城内，对外称之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以防日谍侦知。来往信件皆署名“德安里三号”，非邮局人员不知其中底细。那邮差建议郑发去那里求见蒋介石。
郑发感恩戴德，抱拳作揖，口称来世要结草衔环，报答恩人。那邮差反倒不好意思，又画一张草图示意，并叫郑发说话行事要多加小心。 曾家岩官邸是一处壮观的所在，临街的大门是一架三间的石牌坊，两厢均围有铁栏杆，石牌坊漆成一片蓝色，正中是青天白日国徽，又用白漆楷书着“礼义廉耻”四个大字。岗亭前设置的一道横杆，遇上贴有特别通行证的小车，验证后方才开启。门柱上未悬任何标志，但两旁却肃立着四个戴白手套的警卫，另有一班游动哨，腰挎德国造的连发驳壳枪，不停地在官邸附近巡逻，与间隔不远的便衣警探遥相呼应，可谓戒备森严。
郑发不知好歹，壮着胆子来闯官邸，不料刚靠近岗亭，警卫就厉声喝道：“出示证件！”
“俺有，俺有！”郑发提心吊胆，从裹了又裹的手帕中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纸头，对着警卫直摇晃。一张是许昌县政府给他开具的难民证，另一张是洛阳卫戍司令部给他开的通行证。
“交给传达室！”又是一声命令。
郑发战战兢兢地走过石拱门，偷眼一看，官邸内绿树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小巧的洋楼，宁静中透出几分肃穆。他的一只脚刚踏进传达室，冷不防听得一声江浙官话：“老头，把你的证件拿过来。”
传达室里坐着一位门房，颇不耐烦地放下手中的报纸，瞥了一眼，就掂量出了来者的分量—— 一个无足轻重的乡巴佬。
郑发恭恭敬敬地呈上两个证件，门房草草扫视片刻，又随手扔回来，道：“有关难民救濟事宜，自行去找赈灾委员会，谁叫你闯到这里来的？”
郑发还是那句老话：“俺要面见蒋委员长，有要事向他禀报。”
门房哼了一声，冷笑道：“好大的口气！就你这副模样，委员长是你见的么？警卫，赶快把这个人轰出去！”
两名警卫应声走过来，不由分说，架起郑发就往门外拖。
郑发又羞又恼，双眼像烧红的煤炭，也不知哪来的一股蛮劲，一下子从两名警卫手中挣脱，不顾一切硬往官邸里闯。另外两名警卫见他撒野，也跑过来帮忙，推的推，拉的拉，抓住郑发不松手。
郑发悲愤无比，想起年少时的手足情，一路上所受的洋罪，不禁气急攻心。要是他死在这里，三发子的良心会不会受到惩罚？
想到此处，他干脆赖在地上打滚，寻死觅活，乱嚷乱叫道：“打死人了，救命哪，快救命哪！”
说来也巧，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特派委员李宗黄那天正好到侍从室公干，办完事乘车往外走，遇上郑发大闹官邸，听他口音耳熟，遂停车下来盘查。
从郑发断断续续的申诉中，李宗黄听出事态的严重，他发现军统局的便衣正往这边走，担心特务加害这位老农，乃善言相劝道：“大爷，我实话对你说，蒋委员长今天不在这里办公。不如这样，我送你去河南同乡会，他们可以帮你的忙。”
郑发一听重庆还有个河南同乡会，又见警卫怒目相向，硬闯明摆着要吃亏，只得乖乖爬起来，钻进李宗黄的小包车里去了。
同乡会是个什么机构呢？按《浙江旅渝同乡会章程》的说法，同乡会是联合团体以资互助、保卫乡人以安行旅、振兴实业以挽权利、提倡教育以开智识、勉行慈善以尽天职、调解纠纷以保和平的组织，简而言之，就是为同乡济困扶危。凡是入会的同乡，初来乍到者，由同乡会提供短期食宿;无业者，代为介绍职业等。会馆是常设机构，有住房，有食堂，有人值班接待。
河南同乡会馆位于城内正阳街，两人高的砖墙围着几大间青灰色的瓦房，原是本埠大户的房产，逃难来渝的河南士绅为了立足重庆，共同筹资将它买下，专门用于接待豫籍名流。
既然是会馆，那里面的布置便有些别致。战争时期物力维艰，宅前就不设玉兽石狮，唯悬一副木刻的对联，道是：“四野桑麻不羡河阳花作县，一腔冰雪行看古汴黍生春。”让人一看就有河南味。进得堂屋，迎面置有一道木屏风，上面贴的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案桌上供着红烛信香，取个笼络乡党的意思。左右厢的门首，一贴“异派同源”，一贴“俎豆常馨”，木格架上陈设着几盆兰草和文竹，倒也古色古香。
其时在会馆内主事的，有郜子举、李肖庭、蔡芷生等人，分别担任正副会长。那郜子举早年进过新军学堂，兼任着豫军某部的军长。他虽行伍多年，举止却很有教养，又有扎实的古文功底，被人称作儒将。河南士绅选中他做代表常驻陪都，指望他从国库里多挖物资，用于地方的发展。
前几年，郜子举的努力颇有成效，结交了不少党政要员，不仅消息灵通，还弄到大批粮食、军械、药品，深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卫立煌的赏识。但近年来孔祥熙在行政院专权，地方利益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豫籍参政员也说不上话，他这个民间社团的代表更是处处碰壁。
恰在此时，天上掉下一位郑发来，令郜子举惊喜万分。他连午觉也不睡了，摇摇桌上的铃铛，召来了手下的办事处主任姚廷芳。
“姚主任，请查看一下我今天下午有些什么应酬？”郜子举边问边穿丝绸马褂，那是他夏天见客的行头。
姚廷芳翻开记事簿汇报道：“三点半在商业街与省银行的人见面，磋商发放赈款问题。五点一刻，豫籍参政员通报提案。七点半，约财政部刘处长共观豫剧。”
“全部取消。”郜子举在纽扣上系着镀金怀表，吩咐着大惑不解的姚廷芳，“给他们一一打电话致歉，就说我有大事要办。”
“是，会长。”
这之后，郜子举方才衣冠楚楚，率着几位副会长一齐出来见客。
郑发坐在会馆客厅里，换穿了一件干净衣服，一见众士绅到来，忙不迭起身行礼。
“坐，请坐。”郜子举温和地指指太师椅，又叫仆人上茶，其他士绅也少不得与郑发道寒暄。一大杯香茗入口，满耳又听见熟悉的乡音，郑发虽未及开言，心已先醇。
老子曰：“大道废，案有礼义;智慧出，案有大伪。”当今乱世之际，各色骗子不少，要说郜子举对郑发毫无疑心，那也言过其实，但他迫切需要结交权贵，所以不愿放过这种机会。
郜子举审视着眼前的不速之客。郑发坐在那里，脸上满是皱纹，土气的对襟褂子包裹着宽大的骨节，一双开裂的手捧着茶杯不放，跟那些河南灾民没多大区别。但是，如果让他吃几顿饱饭，去大澡堂泡一泡，半个月不晒太阳，再换上军服，他真有几分像大照片上的那个人。同样的秃顶、同样灼人的目光，还有一个最有力的反证，那就是骗子胆子再大，也不至于傻到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敢冒充委员长的血亲。 “请问郑老先生高寿？”郜子举问了第一句。
“癸未年生人，虚度五十七个春秋。”从旧私塾学的那套应酬话，郑发还记得。
“最近一次见到委员长是哪年的事？”
“光绪二十八年，后来他随俺娘改嫁去浙江，俺老家那地方把这叫做‘拖油瓶’，说起来是有些丢人的，所以俺未对外人讲。”说着，郑发的脸红了一阵，不像是装的。
“如此说来，贵昆仲已有四十多年未打交道了，怎能断定委员长是您老的兄弟？”这次提问的是副会长李肖庭。
郑发回话道：“民国十八年他回河南来找过俺，乡亲们都知晓，你们可以派人去查实。”
副会长蔡芷生也提了问：“那么请问郑老先生，您怎么到今日才想起要找委员长认亲呢？河南离南京并不远啊。”
郑发长叹一声道：“这都怨俺，一直未给他去信，总觉得他是个大人物了，突然冒出俺这样一个泥腿子哥哥，让外人听了笑话他。今年开春大旱，青黄不接，家里揭不开锅，我才只好来重庆寻亲。”
屋里一阵沉默，会长们面面相觑，交换眼神。
此事非同小可。倘若眼前这个人真是委员长的胞兄，历史就得改写，浙江帮应当从各院部清洗出去，由河南同乡取而代之。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同的派系不可能平起平坐。从内心讲，会长们都愿意相信郑发，从而改善河南帮的处境。
郜子举沉吟着在屋里踱步，走到茶几旁取出一支烟来吸，然后又坐到太师椅上。他很想支持郑发“认亲”，为河南同乡谋福祉，然而万一其中有诈，他丢了乌纱帽不打紧，河南同乡会的牌子也会被砸掉，后果不堪设想。
沉吟半晌，郜子举道：“郑老先生千辛万苦前来陪都，敝会同仁有失远迎，实在失敬得很。委员长的住地是保密的，要见他需办许多手续，请您老权且在会馆住下，咱们再从长计议，希望郑老先生多加包涵。”
“俺懂，俺那兄弟如今是大贵人，见他不容易，俺愿多等几天。不过，俺老婆孩子还在许昌，那里正闹大饥荒，她们的生活难以为继，恳请会长多关照。”郑发急急说着，额头直冒汗。
“这个好办，”郜子举爽快一笑，对着外屋叫了一声，“姚主任，请按郑老先生地址，先给他眷属汇去五十元。”
姚廷芳立即照办。
郜子举转身悄悄地对几位副会长说：“我看郑发所说有根有据，不像打诳语。机会可遇不可求，既然这位大角色送上门来，咱们就促成他去认亲，倘若此事成功，诸位说不定也将名垂青史。”
几位副会长都点头称是。
次日，郜子举又请郑发去中堂，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是这样，如今办事都要写呈文，您去见委员长，怕一时口齿不清，词不达意，没办法把事情说清楚。我的意思嘛，要请您写一封呈文，讲清您来重庆寻亲的来龙去脉。”
郑发笑着说：“郜会长，不怕您多心，这呈文用不着写的。俺跟委员长是亲兄弟，他一眼就会认出俺，还要啥呈文？不用，不用。”
郜子举思索着措辞，委婉地说：“那是，那是。不过委员长公务繁忙，万一当天没工夫见您，留下一封信在那里，下次去见他就方便了。”
郑发听郜子举说得有几分道理，答应写信，但又表示不知该如何撰写。他虽然读过几年私塾，作文底子却很薄。
“这好办。”郜子举叫人把办事处主任姚廷芳找来，后者是一位笔杆子。听完郑发的叙述，姚廷芳握着一管狼毫毛笔，不到半个时辰，便将郑发窘迫的话语梳理成一篇文绉绉的书信，好似骆宾王草檄，立马可待;犹如关云长斩将，温酒可得。
蔣委员长钧鉴：
余名郑发，河南许昌县灵沟镇人氏，与委座系同胞兄弟。闻得钧座曾于民国十八年返乡省亲，适郑发外出，未得相见。暌违多年，常在惦念中，故专程来陪都，以求一聚。敬希委座于百忙之中，拨冗接见，则郑发幸甚。
郑发现居城内正阳街河南会馆，伫候委座召见。
此颂
钧安
郑发
即日叩
姚廷芳写好信，一句一句念给郑发听。待郑发首肯，又请他在印泥盒中沾一点儿印泥，在自己姓名处按一个手印，然后将信装入一个精致的大信封，上面注明“蒋委员长亲启”。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会馆里来了这位怪老头，河南老乡都接二连三来找他闲聊。郑发生性耿直，只要有听众，他就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故事重述一遍。会馆的电话铃声也不时响起，热情恭敬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尊称他为“老爷子”，邀请他赏光出席各种酒会茶会。他却不过情面，前去应酬了几次。
他食欲好，身体恢复快，很快变得精神饱满，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半是真心半是奉承地赞叹说：“天哪，你们真相像。”
像谁？像墙上那个人。
面对这么多人的恭维，郑发不禁有些飘飘然，他愈加确信自己就是委员长的胞兄，确信自己很快会飞黄腾达，成为“皇亲贵族”。见了外地路过重庆的省党部主任、厅长之流，他顶多称一声老兄;遇上前线归来的军长、师长等辈，他充其量叫一声老弟。但凡走到一处仕宦或殷实大户家里，主人总要殷勤接待。他若愿留下住几天，这家人便觉得脸上有光，临走还要送他一笔程仪。遇上有身份地位的达官贵人，他也并不讳言自己与委员长的特殊关系，于是闻者愈加奉承。
说来也怪，见过他的人不少，但谁也没有想到去核实一下他的身份，反正是糊里糊涂随大流，将他待为上宾。
对郑发尤为热心者，首推郜子举，他当众以军长的身份，郑重其事地委任郑发为步兵少校军官。他还叫郑发穿军服，说是显得有精神。郑发系惯了布腰带，他让换成牛皮武装带，憋得这个庄稼汉极难受。但郑发仍感激地说：“承蒙郜会长厚爱，他日俺断不会忘记会长的大恩大德。”
郜子举但笑不语。这正是他想听到的话。
但是蒋介石却不好见。
郜子举八方打听，发出的信件得不到明确答复，打电话去侍从室，那边回答总是说委座不在、去处不便奉告。社会上则风传委员长根本不在重庆，早就上了峨眉山，用无线电指挥前方作战。但是报纸电台透露的又不同：蒋介石忽而视察被日机炸毁的重庆城区，忽而在孙中山总理纪念周上讲话，侍从室主任张治中也常出头露面，看来蒋介石没有离开重庆。 有一次，郜子举专去拜访刚取代吴国桢的重庆市长贺国光，打听情况。贺国光透露蒋介石就在本埠，但一听说要请他代为请求接见，就推辞说这事超出了他的权限和职责，十分抱歉云云。
郑发急了，道：“俺那个兄弟敢情是忘本了，故意躲着老汉，见了面俺得训他几句。”
为了早日找到蒋介石，回报郜子举等人，郑发以粗通的文化，变成了一个读报迷，每天都买一大堆报纸回会馆，戴上老花眼镜逐页翻看。遇到有蒋介石的消息，郑发就用剪子铰下来，搁在床头最显眼的地方。
转眼间到了秋天，办事处主任姚廷芳不知走了什么门路，探得一个可靠消息：下个礼拜一，蒋介石要到佛图关中央训练团驻地讲话。
郑发决心孤注一掷。那日他起了个大早，喝了一碗汤面就上路了，到达佛图关时天尚未大亮。
大约八点半的光景，远处传来隆隆的引擎声，一支小车队从两路口转向盘山道，沿着陡峭的鹅公岩缓缓爬行。正在遗爱祠街道边蹲得两腿发麻的郑发闻声站了起来，将不合体的军服弄平，握紧了手里写有“蒋委员长亲启”字样的大信封。
慢慢地车队出现了，穿过灰蒙蒙的晨雾，领头的是一辆美制吉普车，“青天白日”旗在车头抖动，在压道的吉普车后边，是三辆黑色的“奥斯汀”小轿车，末尾又是一辆中吉普车。兼任全国所有党政军院校校长的蒋介石，就由这支车队护送，途经遗爱祠前往中央训练团。
有那么几秒钟时间，郑发突然恐惧起来，很想转身藏进路旁的巷子。
郑发前半辈子连县太爷都未见过，此时此刻却要面对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难免心惊胆战。他双唇紧闭，全身无端抖动，活像得了疟疾。
但片刻后郑发又恢复了镇定。他妈的，怕个屁，车里那个人即便是九天玉帝，终归还是他的亲兄弟。一定要见他，唠唠心里的话。哥儿俩小时候上的哪棵树，宰的哪条狗，怎样掏了喜鹊窝，怎样撒野闯了祸。这一切都在催促着郑发——快拦车！快拦车！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郑发一个箭步冲到马路正中，张开双臂，义无反顾地拦住了蒋介石的车队。
“吱”的一声，领头的吉普紧急刹车，未容郑发回过神来，四五名侍卫已持枪冲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紧接着，后面几辆车也陆续停了下来，但那几辆轿车的窗帘始终垂着，看不清里边坐的什么人。
“俺要见委员长。”枪丛中，郑发寸步不移。
众侍卫见郑发身着国军制服，放松了戒备，答话的口氣却十分生硬：“不行！委员长正有公干，你有什么事由我们转达，现在请你立刻让路，否则格杀勿论！”
轿车的窗帘仍然低垂着，纹丝不动。
郑发还想争辩，哪知侍卫已围过来推他。他无助地望了望轿车，知道他们不是说着玩儿的，只好咬咬嘴唇，将大信封交给他们，无可奈何地闪到路旁，目睹车队绝尘而去。
回到会馆，郜子举过来仔细询问了情况，他分析说，侍卫不敢扣押信件，蒋介石一旦拆阅，定会作出反应。郜子举了解中国的官僚政治，他估计这种反应将在三五天内作出。他敬畏地望着郑发，仿佛这老头创造了一个奇迹。
为了彻底赢得郑发的好感，郜子举征得会长们的同意，在陪都有名的“百龄”餐厅宴请郑发。
雅座内宫灯高悬，手摇唱机播放着流行唱片，门首早有侍应生立着，见到身着吉服的郜子举谦让着郑发，料想这老头是今日的主宾，忙将上首的椅子排开，又将一张雪白的餐巾摊放在郑发的膝头。豫籍名流鱼贯而入，大厅里一片嗡嗡声。
宾主俱落座，郜子举复又站起来，清清嗓子说：“诸位，鄙人受同乡会委托，在此设便饭数席，招待咱们德高望重的郑老先生！”
掌声四起，经久不息。
郑发木讷地欠身抱拳，向在座的衮衮诸公作揖。众人亦不以为怪，跟着抱拳还礼。
郜子举又说：“诸位，河南省自古人杰地灵，出过商鞅、司马懿、岳飞、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等名人，今天主要介绍这位郑老先生，他可是重振河南不可或缺的人物。不过，今天我暂且卖个关子，不说破，相信到时候陪都各大报会有详细的报道，足证在下并非妄言也。”
说罢，郜子举喜气洋洋地领着郑发到每张餐桌前都站一站，有意无意地暗示，他是郑发的发现者，他这个会长可不是白干的。
郑发被介绍给手持文明棍的曹参政员，介绍给河南省银行的宋经理，介绍给黄河河防司令部的朱高参，介绍给戴礼帽的罗局长，这个人决定全省的税收数目。异香扑鼻的交际花董夫人过来握住郑发的手，热情地欢迎他，并且胡诌说，上次见到他时就看出他是个贵人，说好像是前年的事吧。
前年？郑发忍不住想笑，前年他还在乡下挖泥巴。尽管如此，他还是学着郜子举常讲的客套话，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幸会，幸会。”
这期间，侍应生排开了冷荤盘子，杯里也斟满了酒，郑发迫不及待盼着动筷子。哪知郜子举又出一道难题，说是要请尊敬的郑老先生发表演讲，并带头鼓起掌来。
郑发很尴尬，他一向不善言辞，但又不能拂了郜会长的好意。他紧张地搜索枯肠，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大家看得起俺，俺觉得面上有光彩。多的话俺不会说，来，千言万语，尽在手上过！”说着，他端起酒杯，邀请众人同饮，众人皆起立举杯，向他致敬。
侍应生抬上主菜烤乳猪，每咬一口都要值不少钱。邻桌的人轮番走过来向郑发敬酒，问起他的健康。猜拳行令声四起，夹杂着女眷的吃吃笑声，郜会长用筷子敲着大菜盘，哼起了河南梆子。
经不住众人的围攻，郑发喝得头重脚轻，印堂发亮，满脸红潮。他不时开怀大笑，这世界对他似乎是个乐园，他的情绪感染着其他来宾，他们也开口大笑。只要郑发得道，他们也会跟着升天，他们没有理由不快活。
郑发大醉，晕晕乎乎地被滑竿抬回会馆，他连脸和脚也没洗，便陷入难得的酣睡中。
出事的那天有预兆：郑发的右眼皮直跳，他用手去揉也止不住。五十七年中他的眼皮跳过三次，每次都发生过大变故。一次是母亲改嫁，一次是错过了返豫省亲的三发子，这一次是什么呢？ 大信封送出后的第五天，有人敲开了郑发下榻的房门。
刚走到门边，郑发就愣住了——过道上挤满了便衣和警卫，全都逼视着他。领头的便衣钻进房内，二话不说，先去床头将刊有蒋介石消息的剪报全部没收，然后才问道：“你就是郑发？”
“俺就是郑发。”郑发摸不清来由，随口答道。
“那么，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便衣队长厌恶地拍拍手上的灰尘，重又戴上手套。
“为啥？俺又没犯法。”
“上车吧，老头。”警卫班长也在催促。
“还得坐车，你们要带俺去哪里呀？”
“去了你就会明白，好地方。”便衣队长一脸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没来由的事，俺不去！”郑发一想到自己大小还是国军的少校，态度强硬起来，大声抗辩。
“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另一名便衣也开了腔，掀开外衣，露出手枪。
郜子举闻讯赶来，老远就直打哈哈道：“弟兄们，有话好说，有话好说。郑老先生乃社会贤达，河南士绅皆敬重他，跟他说话要有分寸。”
领头的便衣队长沉下了脸，道：“你是何人？跑来多管闲事。”
郜子举赔着笑脸道：“在下郜子举，现任河南同乡会会长。”
便衣队长傲慢地说：“我不管你是什么会长，鄙人奉有上峰手令，谁敢阻拦？”
郜子举听出话里有话，赶紧追问道：“请问是谁要请郑老先生见面？”如果是委员长侍从室，那就太好了。
“是戴局长！”便衣傲慢地说，“军统局的戴局长，你听清了吧？”
郜子举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怎么会是那个魔头？他想了解其中的蹊跷，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和同乡会已在郑发身上投入了太多的资本，正在等着偿还利息，他有义务弄清原委。但是豫籍人士在军统局没有耳目，他对眼下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戴局长与郑老先生素不相识，请他去做什么？”郜子举实在不甘心，又追问了一句。
“无可奉告。”便衣队长冷冷地说，“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我只知道一点——戴局长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郜子举不敢再多言。
“请郑老先生上车！”警卫班长发出了命令。
两名警卫走进来，架起郑发就往外走。郑发一边挣扎，一边向郜子举求助道：“郜会长，俺可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让人绑票啊！”
郜子举无能为力地挥挥手，表示爱莫能助，又宽慰道：“郑老先生不用着急，事情会搞清楚的，我马上就与侍从室联系。”
等郑发被警卫架出会馆，那便衣队长又对郜子举甩下一句话：“关于这个老头的事，今后贵会人员不得外传，否则会有不愉快的麻烦。这是戴局长的忠告。”
郜子举听了如坠冰窖。
带篷布的吉普车开出市区，开过郊区沙坪坝，接着又一头钻进云遮雾罩的歌乐山，在起伏不平的山谷中穿行。一处处高墙电网不断映入郑发的眼帘，成群的狼犬在声声吠叫，沙包后面的士兵架着机关枪，带刺的铁丝网连绵不绝。
郑发吓坏了。他听说过特务暗杀人的事，冲着前座上的便衣队长哀告道：“俺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可不能这样黑整俺啊。”
没人搭理郑发，只听得遍山的松涛声。
转眼间，吉普车已停在一幢小平房前。这里叫做杨家山，位于歌乐山的腹心地带，林幽谷深，秘密至极，不仅郑发不知晓，就连政府的大员也未必听说过。那幢小平房，就是军统局长戴笠的公馆。
便衣队长叫郑发下车，把他转交给房门口的一个人，称那人叫王处长。
郑发向王处长申辩，说他祖宗八代都是自食其力的庄稼汉，他本人也从未犯过法。王处长却不闻不问，只管抽雪茄。
郑发疑窦重重，也忧心忡忡。
正在这时，楼上传来一阵急促的皮鞋声，从里屋大步走出一个人来。此人有着硕大的脑袋，坚实的下巴，眉毛又粗又浓，他那矮而粗壮的身躯包在定做的灰色中山装里，依然遮不住阵阵杀气。他全然不顾王处长表示敬意的起立，大步流星地走向正中的沙发一屁股坐下，压得紧绷绷的弹簧直往下陷。
此人名叫戴笠，乃国民党秘密特务机构的总头目，杀人如麻。他主持的那个机关，被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他手下的爪牙无孔不入，严密地监视着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物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加以镇压。他呈送的公文蒋介石会亲自批阅，他架设的电话直通侍从室，他打的小报告足以断送各级官吏的前程，他未经司法程序便可捕人殺人，所以就连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见到他也畏惧三分。
戴笠粗声粗气地问：“你就是那个冒充委员长胞兄的家伙？”
“俺可不是冒充！”郑发理直气壮地说，“你把委员长请来当面对质，就会知道俺是什么人。”
“死到临头也不改口！”戴笠怒道，“你是穷疯了吗？你那个鬼脑袋瓜里是怎么产生这种荒唐念头的？居然跑来冒充委员长的哥哥，活腻了吗？”
“俺要是有半句瞎话，出门就遭天打五雷轰！”郑发赌咒发誓，一定要证实自己的身份。他倾家荡产颠沛流离，不远万里来到重庆认亲，这本身就是证据！
“胡说八道！”
戴笠猛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惊得王处长也跳起来，脸色煞白。只见戴笠抹抹腮帮，一下抹去了装出来的和颜悦色，露出固有的狰狞：“据我所知，委员长生于浙江奉化溪口，太夫人名叫王采玉，系浙江嵊县人。委员长本人系在奉化出生，从小在奉化上学，两度留日考入振武学堂，在那里加入同盟会。他是有个胞兄名叫蒋介卿，哪里又冒出你这么一个糟老头？简直是一派胡言！”
“委员长是俺的亲兄弟，俺就是要见他相认！”郑发此时已经确信自己是蒋介石的兄弟，根本不听别人的解释质疑。
“你还敢说你是委员长的兄弟？你以为你是什么玩意儿？害得老子半夜三更爬起来挨训！”戴笠大发雷霆。 原来蒋介石接到郑发的信后，很是生气。他的母亲虽是填房，却也是蒋家明媒正娶的，他自己也是蒋家嫡出，怎么成了“拖油瓶”？河南灾情、重庆大隧道惨案犹未了，这个糟老头偏在这时跑来发疯凑热闹，是不是有心人指使的？蒋介石命令戴笠调查郑发的底细，戴笠拍电报叫军统河南站人员去许昌调查，那里乱糟糟的，找这个知情人，找那个知情人，折腾了好多天，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士绅和郑发的户籍，方才打听清楚。
戴笠脸红筋暴，嘴里冒出一连串骂人的脏话，骂累了方才歪歪头示意王处长，王处长赶紧翻开一个卷宗。戴笠又冲着王处长发火道：“你他妈的别像个傻子站在那里，难道要我来读么？”
王处长窘得咳了一声，对着郑发宣读手中的材料：“这上面查得清清楚楚，你叫郑发，男，五十七岁，河南许昌县前郑村人，家有老婆孩子，田土若干。生父郑怀中，已故;生母郑周氏，改嫁浙江籍蒋姓师爷，下落不明……”
郑发挠着头皮，心里直纳闷，见鬼，他们从哪里打听到他这么多的底细？连他的户籍田粮、借支账单、瓦房草棚、牲口农具都一清二楚！
他还想争辩几句，不料桌上的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王处长过去抓起听筒，马上又递给戴笠，说：“委座的电话。”
戴笠立即走到桌旁去接电话，身板挺直，仿佛正面对蒋介石，毕恭毕敬道：“是，那个人请来了……他还是执迷不悟，我看干脆把他……是，是，委座请放心，我一定遵照您的意思妥善处理。”
放下话筒，戴笠转身对郑发说：“现在你明白了吧，你这老家伙根本就不是委员长的亲属，他刚才跟我通话还问起这件事。实话告诉你，为了调查核实你的情况，军统河南站的弟兄全出动了，差点儿跑断了两条腿。按照老子的脾气，真该叫人拖你出去喂狼狗。不过委员长宽宏大量，不仅不怪罪你，还要我优待你，你说，怎么个优待法？”
这场较量的胜负，从那个电话打过来就见出分晓了。郑发那颀长的身子愈发紧张地缩成一团，甚至连正视一下戴笠的勇气也没有。他只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是咋啦？委员长真记不起他还有个苦命的哥哥了？
“长官，俺求求你高抬贵手，让俺见俺兄弟一面。你能跟他通电话，就肯定知道他住在哪里。”郑发说着，眼里泛出点点泪光，急得要命。
戴笠狂笑道：“老家伙，你是穷疯了，得了妄想症？还想去委员长的住处，你以为自己是美国总统吗？王处长——”
“卑职在！”王处长搁下卷宗听候吩咐。
“委座开恩，指示我优待郑老头。这样吧，先让他住在招待所，每月发放饭菜票，让他自行搭伙，外出要向所长申请。呃，最要紧的一点，不准这糟老头再胡言乱语！”
“是，局座。”王处长举手行礼，然后拍拍郑发，叫他跟着走。
戴笠冷笑一声，转身离开了。
蒋介石的确在重庆，只不过为避日机轰炸，他已迁到长江南岸的黄山官邸，未曾在曾家岩官邸办公。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福尔曼深入河南灾区，亲眼目睹哀鸿遍野的惨景，不仅写出报道，还拍摄了大量照片。他们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见到了蒋介石，当面说明河南灾情已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蒋介石这才知道河南当局隐瞒了情况，救灾刻不容缓。如果美国记者把这事捅出去，国际社会对他必有非议。这些日子，他正忙于派出调查组去核实灾情，并下令陕西等省紧急调运粮食救灾。
戴笠派人摸清了郑发的底细，签呈上来，拟以“诽谤党国领袖”的罪名密裁郑发，蒋介石思索再三，未予批准。呈文退回军统局，蒋介石在上面只批了“已阅”两个字，使戴笠伤透脑筋，不知如何办理。幸亏蒋介石又打电话，明确指示要优待郑发，戴笠心中才有了数。
蒋介石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史料語焉不详。但有个外因十分重要，那就是顾祝同、上官云相年初杀戮了九千新四军将士，而共产党当然把他这个委员长看作幕后主使人，国共关系紧张，中国战区动摇，连美国盟友也颇有微词。为此，他不得不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
杀掉郑发不要紧，但是河南同乡会及陪都各界人士中已经有不少人见过此人。归根到底，他不过是个穷疯了、饿怕了的灾民，走投无路才来这么一出闹剧，若杀了他，一旦传出去，内外因一结合，人们难免会说他蒋介石心胸狭窄，他的领袖形象必然会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这是他不愿承受的。若有人说他是杀人灭口，岂不是更说不清白了？因而蒋介石决定宽恕郑发，并且“优待”他。
郑发因此得以幸存，不过军统的便衣整天跟着他，衣食住行由他们付钱，只是人没有自由了。
这天，郑发突然溜进城内，出现在河南同乡会馆。郜子举急忙过来叙阔别，说是众人都担心他，还到处打听他的下落。
郑发支支吾吾，神色张皇，自称目前被官方安排住在市郊某招待所，今天是请假出来买东西，特来看故人，不能久留，还须赶回沙坪坝。
郜子举说：“请郑老先生将下榻之处告之，他日郜某当登门拜访。”
郑发连连摆手谢绝道：“使不得，使不得。俺现居之处似为军事重地，日夜有重兵把守，外人难以入内，还是我抽空出来见会长为好。”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几盒高级香烟，送给郜子举。
郜子举愈觉难解此谜，又不便细问，传话下去叫外边餐馆炒几道菜送来，留郑发吃午饭。席间，郑发说起他那里场面很大，还有不少高鼻子洋人在里面训练中国士兵。他的生活尚好，当局给他老家汇去钱款供家用，他老婆已回信说不愁温饱。但此间所说，切勿外泄，有人给他打过招呼。
郑发吃过饭，又慌里慌张地走掉了，隐入那不可捉摸的歌乐山。
郜子举疑疑惑惑，不得要领，他能确认的只有一点：郑发还活着，小日子过得不错。
这正是戴笠期望达到的效果，不能让河南同乡会怀疑郑发失踪。
后来，郑发的生活发生改变，是因一封家书引起的。
却说他在歌乐山享了几个月清福，有吃有喝，特务也不来随便打搅他，他遂又产生强烈的错觉，认为蒋介石就是他的兄弟，只不过还没空见他而已。于是，他给老婆写信，自诩在重庆与委员长攀了亲，很快就能带着兄弟回来，光宗耀祖。 郑发太天真，他做梦也想不到军统在邮局设有邮检组，他的信尚未寄走，内容已为戴笠悉知。戴笠担心郑发到处招摇，影响蒋介石的声誉，乃决定将其长期囚禁。
王处长应召而来。
戴笠修剪着指甲盖，头也不抬，简短地命令道：“郑老头管不住他的嘴巴，今天你就送他去读‘小学’，开导开导他。”
王处长奉命执行，他带着几名军统人员，来到招待所抓郑发，假惺惺地说：“郑老头，戴局长关心你的健康，让你换一处地方住。”
郑发躺在床上不动，他不喜欢人家叫他老头，他还壮实得可以驾牛耕田，每餐吃半斤水饺哩。他等着一句道歉的话，却见一个特务取出黑布来蒙他的眼睛，不觉害怕地叫唤起来：“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干什么，委员长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郑老头，这回你可以圆梦了。”王处长嘲讽地说，“你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你会过上更体面的生活！”
“更体面的生活？”郑发信以为真地问道，“是去委员长家里么？嘿，他早就该见俺了。”
众人不理他，七手八脚动起手来，用黑布套蒙住郑发的头，又把他拉上吉普车，驶离了歌乐山。
望龙门位于重庆下半城，临着长江，自古就是一处水码头，帆船林立，舳舻相连，与朝天门码头遥遥相望。外地客商到重庆做生意，到处可以走动，唯有一幢仿古建筑禁止入内，因为那里设有军统局的一个重要看守所，即戴笠所称的“小学”——望龙门看守所。
1938年秋武汉告急，军统局本部仓促迁渝，历年所捕政治犯、刑事犯无处关押，乃将清末兴建于黉学巷的原两湖会馆旧房征用，于1939年4月改建为军统在重庆的第一个监狱。因军统活动历来就有公开和秘密两套班子，并定有一条原则：公开掩护秘密，秘密领导公开，所以这所监狱大门口挂有一块木牌，上写单位名称为“军事委员会特五团”，弄得好像是军队驻地，以掩人耳目。其实附近的老百姓都知道这是一个魔窟，每晚刑讯声通宵达旦，惨叫声不绝于耳。
望龙门看守所分为前后两院。前院楼上为办公室，楼下数间分别为女牢和优待室。后院为男牢，阴冷潮湿，屋窄人多，夜里要想翻翻身也得全体总动员。被拘留在望龙门看守所的人，都是初次被绑架或秘密逮捕等待刑讯者，所以一律不放风，不散步，相互不得交谈，只能整日蜷缩在黑牢内。两三个月案情告一段落，正式判刑，方才押解去歌乐山白公馆监狱坐牢，即所谓升“中学”。
郑发初来乍到，被关在后院男牢，与十多个强盗小偷烟土贩子关在一起。那些老犯人欺生，叫郑发挨着尿桶睡，刺鼻的恶臭熏得他睁不开眼，他原本要动拳脚，一看那帮人是抱团的，只得忍气吞声睡了。
第二天的两顿牢饭，郑发只啃到一块锅巴，其他饭食都被老犯人抢走了，人家说他肚皮里还有油水，先拖几天再说。
这是他一生中最屈辱的时刻，他向来倔强顽强，从不叫苦叫累，现在却无比的伤心绝望。闪现在他脑海里的，似乎全是些悲惨的往事：遍地的蝗虫、催款的乡丁、刮了又刮的锅底、瘦得皮包骨的小毛驴。
哼，他的兄弟不该去做官，做了官良心会变坏。从他记事起，官府里的人就很凶残，走一路吃一路，比蝗虫还贪婪。他们掠夺农民的牲口，焚烧农民的草房，勒索农民的财产，有时还霸占农民的妻女;他们不拿老百姓当人看，任意宰割，跟土匪差不多。哼，人最好不要去当官，更不能当大官，当了大官六亲不认，连亲兄弟也会打入死牢。哼，这是个他妈的什么世道！
郑发忍了三天，第四天终于发作起来。
那天早上估计快要送饭来，郑发饿得心慌，早早地蹲到牢门边等着。当他接过一碗杂粮干饭刚放到嘴边，同牢的“刀疤脸”劈手就夺将过去，二话不说端起来就吃，活像是郑发的老祖宗。
热血刺痛了郑发的太阳穴，接着又在他头颅内撞击，难言的怒火烧灼着他的胸腔。他抡起斗大的拳头，用尽平生之力，瞅准“刀疤脸”的鼻梁猛砸下去。只听得“噗”的一声，“刀疤脸”脸上开了杂货铺：红的白的干的稀的一起往外流，那只粗瓷碗也摔得粉碎。
“刀疤脸”负痛，怪叫一声扑上来，扭住郑发在地下乱滚，两个人身上都沾满了碗碴和饭粒。旁观者不仅不劝架，反而一起狂叫：“打死他，往死里打！”
看守嘟嘟吹响了警笛，几名警卫破门而入，抡着木头警棍，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老半天才将郑发与“刀疤脸”分开，郑发随即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禁闭室。
午后，饿着肚子鼻青脸肿的郑发被带到看守长程永铭的办公室里。程永铭是特五团的行动组长，白天带着一帮特务外出活动，四处绑票捕人，晚上则主管刑讯，犯人都把他看成活阎王。他有个习惯，就是爱对犯人用刑来取乐，两条腿总是搁在办公桌上，给犯人一个下马威。
“老家伙，懂得抢饭说明你‘学习’有长进，但你也该懂点儿事。实话告诉你，‘刀疤脸’藏有凶器，他没来得及用刀捅你，算你福大命大造化大。”程永铭不了解郑发的案由，军统局本部也未送材料，只打招呼说这老头是个特殊的人犯，要长期关押。
隔壁屋里，传来一声声惨叫，那是正在受刑的“刀疤脸”发出的。程永铭不允许任何人破坏狱规。
“多么美妙动听的音乐！要是哪天听不到，我就睡不实在。”程永铭半闭着眼睛，玩味着郑发恐惧的神情，又补充一句说，“马上就轮到你了，老家伙。”
人活到这个份上，不横也得横。郑发用手揉揉肿胀的腮帮，吐一口浓痰在地板上，突然咆哮起来：“你对俺要客气一点儿，俺是委员长的亲哥哥！”
程永铭怔了一怔，怀疑自己的耳朵有问题，怒道：“你瞎吼什么？”
“你打个电话问那个狗日的戴局长就知道了，别来问俺！”郑发气得浑身乱颤，“你出去打听一下就会知道俺是什么人，你惹不起俺的。”
程永铭被郑发的气势和自信给镇住了，多年以来，还从未有过犯人胆敢当面跟他頂嘴耍泼。他的眼珠转了几转，意识到事关重大，必须找几个上司来分担责任，于是赶紧摇动电话手柄，接通军统局本部。局里的回答暧昧不清，只强调说委员长下令优待郑发，此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唯看守长是问。 程永铭的双腿不知不觉从桌上收了下来，接着他又松开领带，用手抹去额头的冷汗。好险！幸亏他没敢大意，没叫手下人给郑发用刑，否则他这会儿说不定已被关进禁闭室了。
程永铭马上换了一副温和的笑容，亲手为郑发去掉手铐，又连连道歉说：“程某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老人家，还请您老多多包涵。都怨我疏于职守，事前未及打听您老的案由，倘若日后戴局长问起，请千万美言几句。”
郑发抚着发麻的手腕，气犹未消，道：“这事就算完啦？”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程永铭一着急，冷汗又沁出他的脊背。他在屋里踱了几步，想出一个主意，叫了一声，“来人哪！”
“有！”
“去把楼下的优待室腾出一间来，打扫干净，换成上好的棕绳床，让郑老先生在里面歇息，不得上锁。”
“是，长官。”
“还有，郑老先生从即日起開小灶，我吃啥他吃啥，烟酒要保证供应，毛巾肥皂要按时发。”
郑发听了，气消了一半。
看守长如此恭敬，那些小看守岂敢小觑郑发，从此一个二个都来大献殷勤，恭恭敬敬称他为“老爷子”，无微不至地侍候他，大米白面管饱，好烟好酒尽他受用。再也没人敢用犯人的编号叫他，更不用说把他锁在黑屋子里，就连“刀疤脸”见到郑发也都点头哈腰，生怕他给看守长打小报告。
当时被拘押在望龙门看守所的，还有原中央银行运输处长林世良，是大贪污犯。因此人是孔祥熙的亲信，入狱后颇受关照，也住在优待室，但后因民愤太大，终于被枪决。住优待室的还有一位王师长，是军统从山东省绑架来的，不知犯了什么罪。此人有些武功，郑发跟他混熟了，他就提出自愿教郑发打太极拳，想请郑发代为说情。
郑发学拳极专注，他希望壮实地活着，耐心等待他的兄弟幡然悔悟，与他重温亲情。
郑发万万想不到军统的黑手会伸向他的家人。
却说郑发写给老婆的信被邮检组截获，上报局本部后，戴笠考虑到他的家人也可能走漏风声，影响蒋介石的形象，乃将计就计，下令将那封信贴好照旧发出，诱捕郑发的家属。
郑发老婆见信十分高兴，忙将家中薄产托付给可靠的族人，领着闺女兴冲冲离开许昌县，不远万里前来寻夫。她们一到重庆的小旅馆落脚，随即按郑发提供的地址发了联络信，那地址是歌乐山保密信箱的代号。
已经打扮了两天，郑发老婆对自己的衣着和面容还是不满意。老头子如今是体面人，她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邋遢，穿一身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对襟衣服见他，而要换穿新买的蓝底碎花褂子，多抹一点儿好闻的雪花膏。闺女呢，这次正好打发，在重庆寻个好主儿嫁出去。
想到这里，郑发老婆兴高采烈，亲手为闺女梳妆。她按广告女郎的模样，将女儿那几绺头发贴在太阳穴上，额前的一溜刘海，则让它漫不经心地垂落，又给女儿抹上一些胭脂，那张黑黄脸立时变得妩媚起来。
“郑老太太住在这里吗？”随着话音，一位戴礼帽的先生步入小旅馆的低矮房间。
“俺就是，有啥事？”
那位先生和蔼可亲，摘下礼帽拿在手里，彬彬有礼地解释道：“郑老先生刚收到信，听说你们到了陪都，委托我来接你们。”
“他咋不来？”郑发老婆觉得怪委屈的，娘儿俩跑了小半个中国，露宿风餐，郑发也该来接一接啊。
“卫立煌长官到了重庆，今日召见郑老先生共商大计，他脱身不得，所以叫我来迎接夫人和小姐。”那位先生口气委婉，撒起谎来天衣无缝。
郑发老婆平日虽足不出户，但是对卫立煌的名字并不陌生，知道他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因而解除了戒心。特别是那一声“夫人”的尊称，喊得她心花怒放。她急煎煎退房登车，正中军统设下的圈套。
这日，郑发正在看守所前院打拳，蓦地听得有人叫了一声：“爹！”他转身一看，老婆和女儿笑逐颜开向他走来，好似做梦一般。他不禁脱口问道：“你们怎么也到重庆来了？”
郑发老婆把嘴一撇，嗔怪道：“死鬼，你装什么糊涂，不是你叫俺娘儿俩来的么？先是河南会馆寄来五十块汇票，有了盘缠。到了重庆，适才那位厚道的先生又开车送俺们来这里的。”
信？是有这码事，郑发亲手在邮局投寄的。但为啥她们母女往重庆来，事前他竟一无所知呢？还有人专门开车去接，这就更令人起疑心。
一定是那狗日的戴局长设下的毒计，利用他写的信诓骗她们母女，以便一网打尽！
渗入骨髓的恐惧笼罩着郑发，他想起从前读过的小人书，上面有数不清的斩草除根的典故，儿子篡位杀老子，兄弟相争诛九族。远的不说，就在晚清他还亲眼见过满门抄斩的血腥场面，吓得他老做恶梦。假若他老婆闺女不来重庆，他尚可保命，这下全家聚齐，末日也就到了。原来他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一样，驾起筋斗云，一飞十万八千里，可到底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那个戴局长真歹毒，要将老郑家赶尽杀绝，连一脉香火也不留。
郑发双眼发黑，站立不稳，双手抱着头蹲下身去，号啕大哭起来。
郑发老婆慌了手脚，捶打着老头子的肩膀，着急地问道：“他爹，你这是咋的啦？”
看守也忙去向程永铭报告：“看守长，郑老先生的家眷一来，他就蹲在院坝里哭哩。”
程永铭狐疑地说：“恐怕这老家伙是乐极生悲吧。他也不替我想想，把老婆孩子都弄到这里来搭伙，上边不拨专款，老子又要多贴钱。”
戴笠的确想干掉讨厌的郑发一家，只是碍于社会公众舆论，不敢贸然下手。那时重庆城内已盛传郑发寻弟的故事，不少人还亲眼见过这个怪老头，说得活灵活现，尤其因为涉及蒋介石，这些小道消息更是防不胜防。有的人还妙笔生花，把这件事渲染成蒋家的野史，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在此情况下，戴笠下令将郑发全家转往贵州息烽秘密关押，以杜绝社会谣传。
河南同乡会曾多次打听郑发去向，唯因他本人未留下确切地址，歌乐山禁区又不让进，郜子举等人以为他已跟着蒋介石，不便打扰，遂不了了之。 夏秋之交，贵州连降暴雨，黔北底寨河水泛滥，道路泥泞。一辆漆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冒雨趱行，车窗上的雨刷有规律地来回摆动，发出单调的簌簌声。
急促的喇叭声惊醒了车上打瞌睡的郑发，他睁眼一看，救护车已将起伏不平的山峦抛在车轮后，喘着粗气驶入一道石砌的围墙内。昏黄的路灯照亮了一片湿漉漉的草坪，两根笔直的大树干上铭刻着醒目的大字：“天堂地狱唯人自择，成功失败全操我手。”郑发虽一时闹不清这是在宣喻什么，但隐约知道这是一种警告，不觉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军统所谓的“大学”——息烽集中营到了。
这息烽县地处黔北，位于川黔公路中间，距贵阳七十二公里，距重庆三百七十公里。因此地偏僻便于隐蔽，消息闭塞便于保密，所以在这仅有两千人口的小县城附近，竟先后驻有国民党各种军警宪特人员一万五千余人。
息烽集中营的前身是阳朗坝看守所，专门囚禁政治犯，可同时容纳三百余人。抗战时期对外称之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实质上却是一座大监狱，狱内建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监房，每个监房分别关押不同类别的犯人，监房通道有木栅栏，牢房有铁门。
当时被关押在这里的，一类人属于违反“家规”的军统人员，一类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包括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打入军统的地下党员张露萍等人。还有一类是其他政治党派成员，如托派分子文先甫、刘丕光和反蒋嫌疑犯王子中等，总之是鱼龙混杂。
息烽集中营的前任主任叫何子正，是个生性残忍的虐待狂，大批在押的革命志士被他残酷迫害，死亡人数一向高居各集中营之冠。戴笠虽暴戾成性，但他不得不考虑政治犯大批死亡的严重后果，此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开放党禁，舆论压力极大。经毛人凤推荐，戴笠撤换了何子正，改派周养浩接替。
当救护车在主任办公楼前停下时，郑发一家最先见到的就是周养浩。佩戴上校军衔的周养浩早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还短期加入过救国会，经历复杂。他外表温文尔雅，脸上时常带有笑容，与戴笠截然不同，这就使郑发产生错觉，以为这次落到了好人的手里。
周养浩已看过郑发案由，体会到“优待”的含义，看出这是一个棘手的案子，因而简短地问了几句话，就安排郑发一家住在虎啸口山坡上的平房内。那里是集中营的优待区，犯人可随处走动。
清晨骤雨初歇，一抹阳光穿过云絮，山间空气格外清新，几只阳雀在枝头跳跃。郑发沉睡一夜，早早起身，在院里练太极拳。
砖石铺就的小道那边快步走过来一位中年人，腰板挺直，气宇轩昂，一副武人相。他见郑发打拳，遂驻步于侧，冷峻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郑发收了拳脚，拱手搭话：“先生好面善，敢问尊姓大名？”
老者并不回答，反而用一口东北话盘问道：“昨天这屋里还空着未住人，你是从哪里来的？”
“俺昨晚才从重庆被押解到这里，所以先生不认识。”
“哦，你刚从重庆来？”老者的眼内放出光来，“最近那边有什么消息？”
郑发道：“俺尚不知你姓甚名谁，怎样称呼？”
老者这才坦然相告：“鄙人黄显声，做过东北军的师长，上过抗日前线。1938年在武汉被捕，罪名是‘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坐了好几年牢，他们也不给我一个说法。”黄显声没有告诉郑发，他是1936年加入中共的秘密党员。
郑发猛然回想起1936年冬天发生的“西安事变”，全国闹得沸沸扬扬，听说东北军、西北军都卷入其中，后又闻得张学良、杨虎城被关押，去向不明。这位先生是东北军的，郑发不禁肃然起敬，乃将所闻所见据实相告。
黄显声说：“抗战五六年，国土沦丧未能光复，他们却专门对付自己人，这不对啊。”
他转而又问起郑发的案由，郑发亦从头道来。黄显声说：“你跟老蒋是这层关系，尚陷囹圄，足见戴笠心狠手毒。日后说话千万小心，这里关的什么人都有，尤其要提防军统方面的‘犯纪律人员’，他们正挖空心思四处刺探情况，以便多打小报告，争取减刑。”
两人正在说话，只听得一阵喧哗，又看见特务带着两名犯人走上坡来，去邻近平房内用担架抬着一位老妇人出来，前呼后拥走过去。
郑发问：“这老妇人是谁？”
黄显声啐了一口，不屑地说：“大汉奸周佛海的老娘。表面上说是关押在此，实则养尊处优。她哪天只要一发病，特务就要送她去贵阳住院治疗，比侍候亲娘还周到！他们对汉奸家属这么无微不至，抗日不抗日就该打个大问号。”
息烽监狱里建有草作部，由犯人从事制作草鞋;有鞋作部，从事制作布鞋;有缝纫部，从事制作军衣军裤。黄显声是狱中的生产组长，他叫郑发的老婆去鞋作部打工，每月可挣10块钱，改善生活，又叫郑发的女儿去缝纫部，学点儿手艺。他也叫郑发去草作部打草鞋，郑发愿去，但周养浩不同意，担心戴笠追究。因为军统局按照“优待”规定，每月发给郑发30元津贴，他不必再打工。
隔了几日，周养浩召郑发去训话。
自從1933年经戴笠介绍加入复兴社特务处以来，周养浩的法律系学位并未给他带来优越和实惠，特务机关各种无情的纪律使他如履薄冰，时常感到不得志。他原本也会默默无闻，干到领养老金退休为止，没想到福星高照，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原来，圆滑的毛人凤被戴笠看中，提升为局本部主任秘书，在局里炙手可热。而毛人凤的族亲毛超群，正是周养浩的老婆，有了这层裙带关系，周养浩才平步青云，被委任为军统最大监狱的主任。
为了干出一番实绩，周养浩异想天开，居然要把集中营办成“大学”。他下令将犯人改称为“修养人”，将牢房改称为“斋房”，白天不上锁，也不给犯人戴镣铐，并适当改善伙食，开展文体活动。他这一招，使政治犯死亡人数下降，令戴笠大为欣赏。不过，他想软化诱降共产党人的阴谋，从一开始就受到坚决的抵制。 郑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见到一位政治犯正跟周养浩顶嘴。那个人戴副眼镜，很像是教书先生，后来才听说他叫罗世文，被捕前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是个要犯。
周养浩甜言蜜语，劝说罗世文担负一部分文化工作，协助他办“大学”，还许给罗世文种种方便，想借罗世文的威望來影响感化政治犯。
罗世文当场拒绝。
“出来工作还不如坐牢吗？罗先生应仔细算算这笔账吧，做工作还有一定的津贴补助呢。”周养浩说道。
罗世文则直言不讳道：“我是个共产主义者，不能改变我的信仰。你们说息烽监狱是一所‘大学’，并且是‘三民主义的大学’，这一点我既不赞同，也不愿介入，所以谢谢周主任的美意！”
“不急，不急。”周养浩并不动怒，照样慢条斯理地说，“还请罗先生多思量考虑，迟几日答复周某也无妨。”
郑发目睹罗世文从容离去，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传说中的共产党人他是初次见到，为了信仰不屈不挠，堪称一条硬汉。
周养浩脸上挂着微笑，站起来走到郑发身边，笑道：“郑老先生，我对你可谓仰慕已久，这几天过得还好吧？”
“伙食还马虎！”郑发说，“就是菜里辣椒多了些。”
“那好办，伙房不知道你是北方人，让他们改一下就行。”周养浩说，“明天你就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
“俺和家属要被关到哪年？”郑发焦虑地问道，“俺要是被判刑，也总得有个罪名吧，周主任能不能告诉俺一声？”
周养浩用手卡住太阳穴，把他在法学院学的那一套背几段出来，用纤细的指头比划着，解释法律、程序、监禁是怎么回事。他见郑发干瞪着眼听不懂，于是又说：“条款多了你也记不住，干脆挑明说吧，你现在犯下的是诽谤党国领袖的重罪，念你无知，脑袋能保住，但有可能长期坐牢。”
郑发喊冤道：“俺到重庆是为了找老三，他不认俺就算了，你们凭什么把俺全家老小都抓起来，还要判重罪？”
“像委员长这种具有崇高威望的大人物，绝不容许有人玷污他的名声。你要想平安活着，最好不要再提这件事。”
“俺要在这里被关一辈子么？”郑发问道。
周养浩对这位天真的乡巴佬笑了笑，说：“也不尽然，那得看你的表现，要是你作出了贡献，我会考虑打报告给你减刑。”
“俺要做些啥呢？”
“很简单，把你听到的看到的都告诉看守，特别是共产分子的言行，那样你就可以立功赎罪。”
郑发不想在息烽烂掉，他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他想按周养浩的指令行事。除开罗世文外，息烽集中营图书馆的管理员车耀先也是共产党人，郑发便有意去接近他们。
图书馆离办公楼不远，是一幢土墙平房，室内有一些粗木桌椅，供囚犯读书用。几个书架收拾得干净整洁，上面整齐地排列着抗战版的土纸图书，其中有古典文学，有翻译的外国小说，有三民主义学说，还有一本蒋介石著的《中国之命运》。这些图书都是周养浩指定陈列的，不得擅自变动。
图书管理员是个子瘦高的车耀先，他常年坐在登记桌后，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已被囚多年，整个人很平和了。
郑发办过手续，先借了一本从前读过的《增广贤文》来看，有一句没一句地向车耀先求教，让对方记住自己。这以后，他又常去坐图书馆，就近观察那里的动静。在白天规定的开放时间里，小小的图书馆人来人往，刚服过劳役的难友们争抢着每一个空座位，捧着书本认真阅读。
新年到来，监狱里开联欢会，有位年轻的女犯人在台上演话剧，扮演反抗日军的青年学生，生动活泼，很受大家欢迎。郑发一打听，她叫张露萍，也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有一天，郑发见自己的女儿跟周佛海的妹妹和小姨妹在一块儿玩，大光其火，狠揍了那丫头一顿，说她不该跟汉奸来往。
郑发老婆心疼女儿，对着郑发破口大骂：“你这个死鬼，不知攀的啥‘贵人’，害得俺娘儿俩蹲黑牢，早知如此，还不如痛痛快快死在老家！”
郑发哑口无言。
与图书馆相邻的是伙房，监狱里有几百号人吃饭，每天都要派犯人去帮厨，郑发闲得慌，有时也去搭个手。
伙房内的泥地坑坑洼洼，墙壁和椽子都被炊烟熏得发黑，长木条案上搁着铁或铝做的炊具，几只盛菜用的大面盆早已被摔得变了形，胡乱地搁在地上。就在这烟熏火燎的地方，郑发结识了一个叫韩子栋的人。
起初，他们两人互不信任，存有戒心。
这也难怪。韩子栋虽然是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却未暴露，他是在打入敌特机关后因“违纪”被抓的。难友们告诫郑发提防这种军统人员。在韩子栋眼中，郑发是蒋介石的哥哥，所以也信不过他。
郑发了解韩子栋的为人，是源于一桩小事。
那日开饭，窗口来了四个青年，衣衫不整，头发蓬乱，胡须老长。其中两个扶着脸庞凹陷的同伴，因为此人的一条腿废了，行走困难。站在窗口掌勺的韩子栋趁人不备，偷偷给那个断腿的年轻人多加了半勺菜，并向他眨眨眼睛，示意对方不要声张。谁都没注意到的这一幕，却被郑发无意中看见，过了几天他憋不住，去问韩子栋。
韩子栋叹了口气，说：“唉，我看这几个小青年怪可怜的，正长身子骨，可不能耽搁。”接着，他讲起这些人的遭遇。
这四个青年名叫石作圣、李仲达、陈河镇、苏文玉，原在绵阳国立六中读书。因当地伙食差，一些学生病饿而死，这四人听说重庆的国立中学待遇要好些，乃决定转学。他们无钱购买车票，遂经成渝公路步行，好不容易走到歌乐山，看见成立不久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洋房林立，以为是学校，还庆幸这下可以安心读书，不愁饿肚皮了。
石作圣等人正在山头瞭望，不巧被巡逻的警卫发现，当场逮捕并被送往童家桥警察所审问，开口就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才问几句，时届中午，警察用餐后将残菜剩饭给他们吃，他们在绵阳已多日不见大米饭，风卷残云般悉数吞咽，随后又悄悄商议，干脆就说自己是共产党吧，能混几天伙食也不错。下午审问时，他们就承认自己是中共人员，但又交代不出组织名单，结果均遭酷刑，被打得死去活来，其中一人被打断腿致残。一句戏言，使他们沦为政治犯，被押送息烽集中营长期监禁。 “俺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郑发深感震惊。
“这种事太多了，数不胜数。”韩子栋小声地说，“也许你不相信，他们也给我上过大刑，我是1934年被捕的，已被关押多年。”
“为啥，你们不是自家人吗？”郑发不明白，他听说韩子栋加入过特务组织蓝衣社。
“是啊，说起来是‘自家人’，可是他们不这样看。”韩子栋一语双关，转而又岔开话头说，“在这里呆久了，你会了解更多的内幕。”
韩子栋在渝中的职务是小卖部管理员。这个小卖部名为“四一合作社”，经营小食品和小百货，但不收货币，只收所谓“复活工厂”发给犯人的代金券。犯人在参加劳动后，才能换取微薄的代金券，到小卖部来买日用必需品。谁也猜不到，韩子栋是狱中地下党支部的成员，起重要的联络作用。
郑发受优待，住在虎啸口山坡上，离集体监区较远，韩子栋就把这里作为秘密联络点。有时，韩子栋约一两位地下党支部成员来这里交谈，表面上是在喝茶聊天，其实是在交换情况，研究斗争对策。有的时候，他在这里接待探监的家属，表面上是与他们交换小东小西，其实是在传递消息，一方面了解外界的局势，一方面向狱外地下党通报近况。韩子栋并没有把这一切告诉郑发，但郑发比较配合，只要有人来，他就知趣地坐到室外去，坐得远远的，把室内空出来，任凭韩子栋等人在内交谈。直觉告诉他，韩子栋是好人，办的是好事。
韩子栋关心郑发一家，每当小卖部进一批缺俏物品，他就通知郑发的老婆去挑选。郑发老婆称韩子栋为韩先生，哪天家中包饺子，她总要留几个，待韩子栋上门时送给他。
岁月缓慢沉重地流逝，时间本身仿佛已失去意义，不过，那些面色苍白外貌相似的难友，在郑发眼中却日益变得清晰可辨。
那两个魁梧的军人叫阎继民、张醒民，原本是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听说老长官入狱，他们从西安购置皮大衣一件，直奔南昌行营探视。不料皮大衣未送给杨虎城，他俩也被扣留了，辗转押到息烽。
那位伶俐好动的女子名叫杨惠敏，日军进攻上海时，她还是年幼的童子军，受上海民众的委托，泅水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旗，名噪一时。上海失守前，影星胡蝶托她帮忙带走部分行李，但在逃出沦陷区前被日军抢劫。因胡蝶与戴笠的关系特殊，杨惠敏一到重庆即以“哄骗他人财物”的罪名被收监。
老裁缝王通手艺精湛，他在东北开店时，常有苏联使馆的人员去定做服装，他也学会几句俄语应酬。有天夜里他突遭军统人员绑架，其家属至今不知晓他在贵州坐牢。老裁缝的罪名相当惊人，军统方面认定他是“国际共产党”。
正如韩子栋所说，这种事太多太多了。
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地狱里，被囚者都被折磨得浮肿、夜盲、残废乃至精神失常，最后还难免一死。凡被送到这里来的都是重刑犯，还有一种叫做“不定期”的长期监禁，约占被囚者半数以上。在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小学”里，人们以“日”为单位计算坐牢时间;在歌乐山集中营“中学”里，以“月”计算;到了息烽“大学”，就得以“年”来计算。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年呢？许多难友一生就这么耗过去了。
在“复活工厂”里，在田间地头，在操场边，在牢房里，人们悄悄交谈，互通真实姓名和案情，并相约脱身后的去向，且愿为难友传递书信，探亲访友。为避免特务的突击搜查，大家都将难友亲属的姓名、住址等默记脑中。
这一切构成了郑发新的生活体验，也正是这番经历，让他懂得了什么是朋友、真诚、情义，使他开始了解那些永不会被摧毁，永不会移形变态的人的品格。他秉性中善良的一面，也自然流露出来。
郑发是优待对象，狱方每月都要发一些零用钱给他，过去他都拿到小賣部去花掉，现在则常想到别人。冬天到了，他原准备添置棉袄的钱，给一位冤枉的学生娃买了一件单衣，给“国际共产党”王裁缝送去两瓶酒，给营养不良的“小萝卜头”送去半斤糖。人们也不再鄙视郑发，不再挖苦他，把他也当作难友，欢迎他加入狱中的小圈子。
韩子栋夸奖郑发说：“你这个人忠厚老实，是个好人。”
郑发大受感动，邀约韩子栋日后去他家作客，并将许昌老家住址告诉了韩子栋。
1944年中，大汉奸周佛海的母亲病死狱中，戴笠闻讯，命令周养浩操办丧事，并称将来参加追悼会。
周养浩立即叫犯人在狱中空坝处搭起灵棚，正中悬挂周佛海母亲的遗像，两旁悬挂着他亲笔写的挽联：“梦断北堂春雨梨花千古恨，机悬东壁秋风桐雨一天愁。”灵堂布置得很是讲究。
追悼会举行那天，戴笠果然从重庆来到息烽。一群军统处长、科长簇拥着他，后面还有贵州省政府、息烽县政府的代表、挎着照相机的摄影记者。平日高高在上的周养浩此刻满脸媚笑，向戴笠汇报丧事筹办情况。
郑发从人丛中看过去，戴笠还是凶神恶煞的样子，冷冷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栗。只见戴笠走进灵堂，脱下军服，换上孝服，头上戴了一顶口袋式的白布孝帽子，上边缀有一朵棉球。其他官员也纷纷换上大领白布袍，站在戴笠身后。
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当主持人周养浩宣布追悼会开始举行时，戴笠竟然代替大汉奸周佛海做孝子，在死者灵前三叩三拜，痛哭流涕。这一下其他随从慌了手脚，也各自掏出手帕来，装模作样揉眼睛，显出很痛苦的样子。新闻记者不失时机举起照相机，镁光灯闪成一片，拍下这个镜头，作为国民党“有情有义”的写照。
围观的犯人看了想发笑，却又不敢笑，拼命咬住嘴唇，旁观这出闹剧。
午间，戴笠在办公室用餐，仿佛漫不经心地问周养浩：“郑发还规矩吧？”
周养浩回答说：“报告局座，郑发自关押息烽以来，未见异常。据我观察，此人是个没见识的老农，有碗饭吃就心满意足了。再说，他老婆孩子都在这里，他没有格外的牵挂，所以从不吱声。”
戴笠扒了一口饭，说：“周监狱长工作做得不错，追悼会办得很好。至于郑发嘛，蒋委员长指示要优待，你能替我分忧，我是满意的。希望你在这个人身上多费心思，千万出不得一丁点儿差错，否则蒋委员长怪罪下来，你我都不好交代。” 周养浩闻言站起来，双脚并拢行了一个军礼，道：“明白，遵命！”
此时，郑发与难友也在犯人食堂吃午饭。军统违纪被关押人员刘国章有意卖关子，悄悄对郑发和另一个犯人说：“你们知道戴局长为何要参加周佛海老母亲的追悼会吗？”郑发和另一人均摇摇头。
刘国章说：“周佛海投奔汪精卫，担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但他却脚踏两只船，表示要效忠重庆国民政府。戴局长派人去与他接头，周佛海提供了不少日军、伪军的情报。戴局长在追悼会上拍的照片，很快就有人送给周佛海，后者见到照片一定会感动，从而提供更多情报。”
原来是这样一种交易，郑发听了直恶心。戴笠和他手下的那帮家伙是啥货色，这个庄稼汉可谓看穿看透了。
周养浩不是跟他谈过话，要他当暗探吗？集中营暗地里发生的事、许多囚犯的真名实姓及案情等等，他都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不过，要他到办公楼去给那个杂种通风报信，他郑发就不是人！
1945年6月，戴笠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张露萍等七人秘密处决，报局备案。”
7月14日，这几人便被枪决了。
过了几天，郑发发现狱中少了几个人，那位活泼的张露萍不见了，就向韩子栋打听。韩子栋也不知道。
一个月后，息烽县城突然响起欢腾的鞭炮声和锣鼓声，惊醒了恶梦中的囚徒。又过了几天，那个喜讯才得到证实：日本鬼子投降了。图书室订阅了一份《中央日报》，大家都跑去翻看。上面刊登着各种消息：《大战已胜利结束，日本投降书签字》《蒋主席昨宴毛泽东，明举行胜利茶会》《陪都今日祝胜，大会毕后整队游行》……
难友们都在窃窃私议，猜测有没有大赦的可能。没有，一点儿动静也没有。郑发在院坝里转悠，心事重重。难道他的委员长兄弟真的要把他关押一辈子吗？
又等了几个月，转机终于到来。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消息见报后，韩子栋对郑发说：“你有可能获释。”
郑发不以为然地说：“俺不信。戴笠那个王八蛋摔死了，还有其他王八蛋，不会放过俺的。”
郑发猜错了。军统局改组，缩小特务机构，压缩编制，同时准备裁撤息烽监狱，将其合并到重庆歌乐山集中营。根据新任军统局长毛人凤的指示，对息烽监狱中不属于中共党员的犯人，要分批释放，以免合并监狱时累赘。
1946年3月下旬的一天，周养浩通知郑发去办公室，在那里等着他的还有专程从重庆赶来的军统局本部的一个科长。
周养浩开门见山地说：“郑老头，上峰开恩，传令特赦你，你把东西收拾一下，过两天就可以带着家属回老家去了。”
郑发茫然凝视着周养浩的嘴巴，头上的血管剧烈跳动，眼睛胀得发疼，难以置信。
这时那个科长打开公文包，取出一笔相当于两千块银元的大钞，放在桌上说：“这是上峰发给你的补偿费和生活费，你签字就可领走了。不过从今以后，一不准再自称是委员长的哥哥，二不准把这几年的事讲给任何人听，否则你还会坐牢！”
“听清楚了吗，郑老头？”周养浩的嗓音提高了八度，“如果你下次又被送进来，你这辈子就别想再出去了！”
郑发木然地签字，老泪纵横。他啥法也没犯，却不明不白地被囚禁四年多，还搭上老婆孩子，牲口似的圈在牢里，到头来还说是他的错！王八蛋！他恨他们，一辈子都恨！
周养浩还要做足文章，在释放第一批犯人时，在狱中召开所谓的“赦释大会”。那一天，郑发被通知去礼堂，坐在第一排板凳上，等候开会。
周养浩装腔作势发表一通讲话，大意是说凡是洗心革面、真心拥护政府主张的犯人，都将重新获得自由，走向新生云云，然后便宣布获释者名单。郑发在心中暗骂：“放你娘的狗屁，俺什么王法也没犯，怎么洗心革面。”他真想冲上台去，狠狠踹那狗日的几脚。
窝着一肚子火，好不容易熬到散会，他立马带着妻子女儿逃出虎狼窝。
1946年中秋节，河南省会古城开封张灯结彩，一派升平景象，满街的各色花灯星星点点，最后集中到灯火辉煌的省政府大院，放眼望去，新式的彩色电炬连成一串长龙，映红了半边天。
吉时甫临，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绥靖督办刘峙先后坐车到了，主持当日的晚宴。各地的军政长官，按官阶大小次第围坐在一张张八仙桌旁，一起开怀畅饮，互道吉祥。
细心的记者发现，有位沉默寡言的老者始终坐在主宾席上，虽然没人介绍他的身份，却看得出他不是等闲之辈，因为刘主席、刘督办都亲自为他敬酒夹菜。有位胆大的记者向刘茂恩的秘书打听，对方却讳莫如深。
这位老者正是出狱不久的郑发。由于蒋介石并未收回“优待”的成命，所以郑发回河南后被安排在省政府吃闲饭，拿薪不干活，生活有保障。当局还在开封慈悲巷给他找了一套住房，让他和家人住在城内，不用再回许昌县乡下了。
他所受到的特殊待遇，自然会引起种种猜测，但不管是何人，包括刘茂恩在内，若想深入一步打听，立即就会碰上一堵无形的壁垒。这层壁垒是由改编为保密局的军统方面设置的，好奇心再强的人，也会知难而退。
郑发被关押多年，深知坐牢难熬，所以也不敢张扬自己的过去。军统规定他沉默，他便少说为佳;当局安排他远离尘世，他便离群索居。重庆、息烽的监狱他都呆过，知道人死起来很快，不如明哲保身，安度余年。心境至此，他已决意不参与世事纷争。白天，他只管填满肚皮，夜晚，他唯有蒙头大睡。
不过，他既然已在省政府的晚宴上露面，关于他的故事多少会透露几分，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便会打他的主意。
有一天，专做投机生意的胡老板来到慈悲巷，登门拜访郑发。
胡老板打扮得十分华贵，郑发傻里傻气的，容易上钩，胡老板一眼就看得出来。酿私酒可是桩好买卖，正好把这个土老财拉過来，既出钱又出力，还可对付讨厌的缉私队。当然，他也给郑发准备了一份“厚礼”，大部分是盟军在重庆、昆明、上海等地抛售的剩余物资，例如打火机、尼龙丝袜、罐头、香烟等洋杂货。 “俺可不能白收你的东西。”郑发推辞道。
“这是我的一点儿小心意，您不收就是看不起兄弟我。没关系，今后咱们一道做生意，那就是一家人了。”胡老板巧舌如簧。
郑发望望自己衰老的手，那双手已无力去铡牲口草料，更不能制作玲珑的家具，实际上已失去谋生的能力了。另一方面，他也不善于安排管理自己的钱财，几个月来，省政府发给他的薪俸总是到手不久就花得精光，至今还赊欠着成衣店和酒馆的账。他没敢动用军统给他的那笔钱，存在银行生息，他老婆女儿都是无业人口。
“入伙吧，郑老先生！”胡老板狡黠地眨着眼睛，“跟我合伙不会吃亏，我的八个合伙人都成了大富翁，您老人家将会是第九个。”
郑发瞥一眼胡老板送的厚礼，听到他那美妙的许诺，不禁怦然心动，道：“有什么条件？俺可要先声明，俺手头只有两千银元。”
这年头物价狂涨，银元是硬通货，比纸币吃香得多。胡老板开心地笑了，道：“如果郑老先生投资一千，那就四六分成;如果投资两千，利润咱们对开，五五分成。”
郑发贪大，将两千银元全部投入，与胡老板签订了契约。
酒厂设在迷宫似的深巷里，郑发去那里看过，生产设备就是几只大铁锅，外加蒸酒用的木桶。六个雇工赤膊操作，用低价收购的劣质高粱、玉米制作私酒，旺季时供不应求，胡老板便偷偷用酒精来勾兑，身强力壮的汉子喝了也会闹肚疼。
胡老板还做另一些黑道上的生意，因而时常遇到财政危机，而他一向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解决。有次月底开不出雇工的工钱，胡老板就去赌场蹲上一晚，次日用侥幸赢来的钞票给大家发薪。
最初两个月，郑发的分成是兑现的，胡老板见月给他送一个红包。郑发把这笔钱看作是意外之财，大肆挥霍，弥补这几年所受的苦，带着老婆女儿吃遍了开封的所有餐馆。
第三个月，胡老板未送红包来，反而要求郑发追加投资，因为据他说正在试制更高档的酒，配制的秘方是前清宫内的老太监提供的。
郑发厚着脸皮，到省政府预支了半年的薪水，转手交给了胡老板，但资金依然不足，那试验好比无底洞。
又隔一个月，郑发去酒厂，胡老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那个坏蛋匆忙中扔下的账簿来看，他擅自将头三个月的杂粮用于还旧债，又将郑发的钱分几次挪出银行，最后卷款而逃。
大骗子！
郑发气冲冲地把破账本扔到盛满臭水的大铁锅里，六神无主。女儿成家后，家里又添了人口，那么多嘴巴连起来有一尺长，他拿什么去填？成衣店、酒馆的旧账尚未了结清楚，杂货铺、粮店又挂上了新账，天晓得他们会何时上门逼债。
老天爷，这可如何是好！
郑发在破酒厂转来转去，愁肠百结，不敢回家。约摸快下班时，他又去省政府财务科借钱。财务科长为难地说：“对您老人家，我们可谓是极破例的了，先前已预支过半年薪俸，这次恕不能从命。”
天已黑尽，郑发才垂头丧气摸回慈悲巷。老婆听到这个消息，立时闹得天翻地覆，找出一根绳索就要上吊，全家老少哭哭啼啼，好不容易才将老太婆拦住，未出人命。
债台高筑的郑发左思右想，认为只有去找蒋介石，求其拉扯一把。那个大人物至今避而不见，但他们极可能有血缘关系，否则为什么自己走到哪里，人家都尊重他这个乡巴佬？郑发打定了主意，蒋介石不想认他，嫌他丢人，他可以接受，也不跟他叙什么兄弟情，只要钱！
1946年冬，举步维艰的郑发带着心灰意冷，踏上了去南京的路。
自从1943年8月林森因车祸去世，蒋介石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还都南京。然而，他对国共和谈缺乏诚意，重庆《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他即于1946年6月下令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此时战火正炽。
郑发下榻在升州路糯米巷，一连数日在国民政府大门前转悠，多次求见均遭拒绝。无奈中他写了一封信，委托门房代转。
主席钧鉴：
敬上者，窃郑发，六十二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与主席系属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至民国十八年秋，并蒙主座召见，因发离家未遇，殊觉怅然。发曾于民国卅一年到渝，晋谒无门。同学敬上！
郑发亲笔
从这封信看，郑发改称自己与蒋介石是同学，而未自称兄弟，他已接受上次在重庆的教训。
郑发来得不是时候，蒋介石正忙着开“国大”。
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达到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顶点。蒋介石陶醉于这表面的胜利，不顾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于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欲假借民意通过一部“宪法”，使一党专制合法化。
受到操纵的“国大”开得挺顺利，蔣介石心情不错，接到信后，他虽未出面见郑发，却委托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代见，指示继续给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农民给予优待。见到吴鼎昌，郑发就大吐苦水：生活怎样艰难、坐牢受过多少委屈、对三弟的思念如何揪心。
吴鼎昌发了脾气，道：“到了中枢你还敢撒谎，谁是你的三弟你找谁去，你跑到南京来干什么？”
郑发争辩道：“1929年秋，真有装甲列车停在许昌火车站，真有一位大官到郑家祖居的灵沟镇打听过我。我当时外出不在家，但乡亲们都见过，俺一回家就告诉俺了。”
吴鼎昌回答说：“问题就在这里，你既然未见到来访者，怎么肯定来访者是蒋主席？你还有其他证据吗？”
郑发拿不出证据，哑口无言。
吴鼎昌继续说道：“我们派人员调查过一番，了解到你的许多情况。你所说的来找你的军官，我们没有查到具体的人，也许那真是你的三弟，但连年战乱，兴许他早就战死沙场了，他去找你的时候，没有表明自己姓甚名谁，我们实在找不到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去找你的人绝对不是蒋主席。你的情况我也大致知道，河南省政府的优待对你举足轻重，从经济方面看，你不愿失去它，对不对？” 郑发点点头。倘若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的确也不会到南京来打扰蒋介石。他用乞求的眼光望着吴鼎昌，赔着小心问道：“蒋主席可曾有啥口信？俺前几天递的信件他过目了么？”
“哦，你倒提醒了我。”吴鼎昌拍拍脑门，从抽屉里取出郑发的原信，信前附有一张便笺，系收文摘要登记表，编号为“总收文京府第15517号”，右上角批了一个“阅”字。他翻开卷宗说，“里边就是蒋主席的批示，他听说你生活困难，要地方政府继续关照你。”
“这信是发还给俺的么？”郑发伸手去抓那张便笺，他从旧戏中看到过，皇帝御批的东西就是圣旨，捧到哪里都吃得开。
“不行！”吴鼎昌收回呈文，重又塞进抽屉，“这信件是要存档的，你不能带走。”他见郑发很失望，另外取出一张中央银行的支票，抹平展递给郑发道，“这是蒋主席的一片心意。你回去要好好过日子，不要再到南京来打扰他。”
“俺懂，俺懂。”
鄭发接过支票，千恩万谢。次日一早，他去银行兑换了现金，复返河南。
开封城内半截楼街的空地上，有一个喧嚣的去处，人满为患，附近居民多次抗议投诉，当局却置若罔闻。那里是斗鸡场，是开封纳税的大户，岂能随意关闭。
斗鸡场占地半亩，地面铺着黄沙，四周围以土墙，墙内设有阶梯形木椅，一如体育场的看台。鸡主们各抱斗鸡一只，先自绕场展示，同时即有经纪人收取赌注，写在大黑板上。每斗一次名为一坑，每坑赌注至少十元，上不封顶，而头家利抽百分之二十。及至哨声响起，场内两鸡拼得你死我活，场外观众喝彩加油。
郑发是斗鸡场的常客。中央银行的支票给郑发打气输血，使他重又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他给自己买了一副好棺材，给女儿女婿添置了衣物，还给老太婆买了假发套，还清了各处的欠账，脸上有了笑容。
一年多来他胡吃海喝，肚皮越来越大，就像在他那细长的身躯外面鼓起了一个气泡。由于他是个不爱动脑筋的大买主，商贩们都把郑家当作推销剩余商品的圣地，差点儿踏破其门槛。他还迷上了斗鸡等赌博活动，没有节制。
这种大手大脚的日子，显然难以为继，不久，手中的钞票花光，郑发就四处借贷。河南省政府觉得头疼，专门照会许昌专员吴协唐，对郑发少付薪俸和现金，改为按月送三百斤麦子。
即便省政府采取措施，郑发仍是寅支卯粮，江河日下，终至负债累累，连心爱的寿材也抵押出去了。他无颜在开封立足，于1947年春擅自卖掉省政府配给他的开封慈悲巷住房，携带全家回到了许昌县老家。他已产生虚荣心，只要与人交谈，就把话题往他有贵人相助的方面扯，以显摆身份。
1947年8月中旬，被关押多年的老地下党员韩子栋伺机从重庆白公馆监狱越狱，沿江而下。其时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转入战略反攻，国统区风声鹤唳，对过往旅客盘查甚严。韩子栋虽打工挣到一些钱，手头却没有合法证件，行动十分危险。这时他想起郑发的地址，乃转道河南前去投奔，打算相机进入解放区。
韩子栋初到许昌县，立即感到气氛紧张，因为没有证件，旅店的老掌柜不让他住宿。他不得不谎称在途中遇匪，行李证件俱被抢走，无论如何请求通融方便一夜。老掌柜只是摇头，说是官方有告示，凡容留证件不齐者住宿，视同“通匪”，要判重罪的。
夜幕降临，路人渐稀，宵禁时刻渐渐逼近。韩子栋急出一身冷汗，急中生智脱口说道：“我虽然丢失了证件，却有可靠的保人。”
老掌柜问：“你的保人是谁，说来听听。”
韩子栋振振有词道：“我的保人名叫郑发，系贵县郑村人，我与他曾经患难与共，情同手足。”
老掌柜哈哈大笑道：“原来你是郑老大的旧友，他可是俺们许昌县的名人，好说好说，你尽可放心住宿，有啥事俺替你担。”
韩子栋千恩万谢，歇息了一晚。翌日早起，韩子栋去菜市场买了三只大公鸡，步行下乡。
郑家仍住在抗战前的老宅里，因家道中落，郑发老婆布衣布鞋，坐在炕头抱外孙。看见韩子栋进屋，也不让座就问他找谁。
“郑老先生在家吗？我是他的老朋友。”
“那个死鬼出去几天了，俺不知他在哪里鬼混。”郑发老婆没好气地说，“你要讨债改日来。”
“老嫂子，你还认识我吗？”韩子栋期待地问道。
郑发老婆瞅了半天，摇头道：“俺不认识。”
韩子栋遭受非人的折磨十四年，未老先衰，加上衣衫不整，难怪郑发老婆认不出来。他只好提醒道：“老嫂子，在息烽时，你不是经常来照顾我的生意么？”
“哎呀，原来是小卖部的韩先生，这几年郑发还时常提到你，说你待他好。”郑发老婆终于回想起来，立刻挪身下炕，忙着张罗伙食。
下午郑发割了两斤肉回家，一眼认出韩子栋，担心是息烽集中营派来找麻烦的，马上汇报说：“俺回河南后一直奉公守法，从前的事不敢乱说，皇天在上……”
“郑老先生放心，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也刚被放出来，回山东探家，路过许昌特来相见。”韩子栋忙说。
郑发松了一口气，道：“那就好，那就好，俺相信你不会害俺们。”他放下猪肉去洗手，看见地上捆着三只鸡，又谦让道，“俺们是难兄难弟，韩先生还如此破费，礼重了，礼重了。”
韩子栋趁机说：“我还有求于郑大哥。”
郑发道：“哦，啥事？只要俺能办到的，一定出手相帮。不过，韩先生怎么不在南方发财，跑到许昌这个小地方来？”
韩子栋编造说，因他多年被囚，老婆嫌弃他，如今有家难投，危难之中，想到还有郑发大哥这么一位侠义之人，于是就来投奔，想在许昌找个差事混碗饭吃。
“其他事俺不敢吹，”郑发来了精神，“要说荐个人什么的，包在俺身上。”
“那就全靠郑大哥了。”韩子栋顺水推舟。
“好说，好说。”郑发拍了拍胸脯。 隔日鄭发领韩子栋进城去，却又故意在许昌县政府附近停下说：“韩先生有文化，俺想荐你到县政府找个差事，不知你意下如何？”这是郑发耍的花枪，以此试探韩子栋，看他敢不敢去见官府的人。
岂不知那韩子栋是何等人？集中营的老虎凳都休想撬开他的嘴巴，生死场中他也泰然自若胜似闲庭信步，岂怕你一个小小的许昌县衙门？他当即满脸堆笑，一口应承道：“能托郑大哥的福吃上皇粮，算是韩某烧了高香，自然再好不过。那么，我这就跟着郑大哥，请你代为引见。”
这时倒是郑发红了脸——他四处借贷，许昌县政府的人早就不愿搭理他了。于是他又改口说：“哎呀，我想起来了，听说这阵子衙门里老是欠薪不发，那不是苦了韩先生吗？也罢，干脆去实业团体，那里每月的薪水兑现。”
于是，他领着韩子栋又走过两条街，让韩子栋化名“于志民”，介绍到一家旅馆去干杂工。旅馆老板索要韩子栋的证件，郑发瞪着眼睛说：“怎么，信不过俺？你去把合约拿来，俺签字画押保。”郑发如此说，旅馆老板也就认了。
在郑发的推荐下，既无证件又无铺保的老地下党员韩子栋得以在许昌落脚，躲过了国民党军警的通缉。同年10月初，当解放军发动新一轮进攻时，韩子栋趁国统区混乱不堪，越过战线，安抵解放区，找到党组织。
1948年5月，贫困潦倒的郑发第二次去南京求助。到了南京，他住在糯米巷，那里是河南同乡会馆，郜子举虽然早已离职不再担任会长，但会馆中的人多少听说过郑发其人，同意留他住下。
南京城骚动不安。在闹市区新街口的那一边，往中华门去的马路上，一群民众正在汇合，像不断上涨的潮水。青年学生人数最多，他们又是演说，又是鼓动，情绪激昂。警卫和警察封锁了道路，并用警车和消防车筑起一道“闸门”，准备阻拦上涨的潮水。突然响起一阵欢呼声，只见有个学生爬上高楼的屋顶，顺风撒下大沓大沓的传单，犹如白蝴蝶在空中飞舞。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也随之迸发。
“反迫害，要民主！”
“反饥饿，要吃饭！”
警卫和警察十分恼怒，有的朝天鸣枪，有的开启消防车上的高压水龙，对准人群横扫过去。示威者们被迫往后退，但那口号声却愈加响亮。
郑发看得发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在中共的领导和影响下，国统区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极大地冲击着国民党摇摇欲坠的统治。当局为粉饰独裁，标榜假民主，于3月至5月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推选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表示要“还政于民”，实则加强集权专制。他们这种倒行逆施，激起民众公愤，故而游行示威不断。
总统府大门前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一辆黄褐色装甲车时停时走，阴森恐怖。
郑发穿着过时的旧军服，上面有老鼠留下的齿痕，手里拿着一柄掉色的雨伞，走在县城不扎眼，站在总统府前，活像是个乞丐。
“站住！”卫兵发出警告，“中枢办公要地，外人不得擅入！”
“俺要求见蒋总统。”郑发老老实实地站住，手里摇着大信封。他的盘缠有限，满打满算只能在南京住一周，等不了了。
卫兵班长走过来，闻到一股异味，反感地皱皱眉头，收下郑发递交的一封信。那一天是1948年5月23日。
信中写道：
大总统钧鉴：
敬上者，窃郑发，年六十四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与总座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至三十五年发奔至南京，蒙总座派吴秘书长鼎昌召见，心感莫忘。发今再来京，因许昌共军扰乱，寻获郑发等语，迫不得已，发不顾生死，星夜奔南京，以避危险。专呈一函，恳求总座恩准召见，以解数十年渴望。幸得一见，感戴之至。
肃此敬请
郑发鞠躬
五月二十三日
郑发满怀希望。蒋介石帮过他两次忙，这次肯定也会帮忙。等拿到钱，先在县城买幢大房子，全家人下馆子吃顿好的，买几件好衣服……
郑发想入非非，喜滋滋地回到糯米巷河南会馆，做了个好梦。在梦中，他梦见自己衣锦还乡，抵押出去的棺材又赎回来了。
第一天没动静。
第二天也无人来请他。
第三天傍晚，可怜的郑发仍在春雨潇潇的街头踯躅。他的千层底布鞋踏在泥浆上，噼啪直响。一辆辆小车驶离了总统府，一间间办公室熄灭了灯光，固执的卫兵仍不放他进门去。他又哭又闹，结果以“妨碍社会治安”的罪名被逮捕，关进警察局受审讯。
他有许昌县政府开的证明，排除了搞暴动的嫌疑，加上警察局人满为患，次日便被踢出门来。他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去总统府打听，值班人员答复说信件已转交，并无批复，宜早还乡。
被关怕了的郑发终于明白，大总统抛弃了他。
中央银行有那么多金银，百货公司有那么多服装，粮库里有成千上万吨粮食，下关码头运来数不清的牲口，可是，没有一分一毫东西是为他这个满手老茧的农民准备的。
蒋介石不是他的三弟，因为这个人不关心民间疾苦，不管劳苦大众的死活。这个人将千里沃野变作沙场，将精壮劳力抽调到前线打仗，闹得国无宁日。这个人曾在抗战期间许诺，说日后会有土地和牛羊，会有漂亮的衣服、丰富的食品，会实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日本鬼子也被赶走了，老百姓的日子还是如此艰难，从前能买一头牛的钱，现在只能买一根针。
是的，蒋介石不是他的三弟，他们不是一家人，本来就该各走各的路。
对着神气活现的总统府，郑发吐了一口黏糊糊的痰。去他妈的“刮民党”，俺老汉不稀罕！
他回到老家，凭着自己的劳动种田谋生，好不容易熬过物价飞涨的惊涛骇浪。
1949年夏，河南全省解放。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中，家产荡然无存的郑发被划为中农成分。因担心受株连，他矢口否认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拒不承认自己曾到重庆、南京找过蒋介石。他的确是苦出身，农民协会拿他没法，该分的东西还得分给他，使之能自食其力。 不料到了“镇反”运动期间，有人举报郑发，工作组长带着两个干部上门，亲自询问郑发：“郑老汉，你跟蒋介石是啥关系？国民政府为啥优待你？”
郑发的回答非常肯定：“蒋介石么？听是听说过，但俺跟他从不搭界，俺是苦出身。啥优待？如果坐牢也算优待，麻烦你们三位去试试吧。”
工作组长翻开小本本继续提问：“据群众揭发，你每次去找蒋介石，国民党都给你一大笔钱，你把那些钱藏到啥地方去了？”
郑发这才明白过去真不该对人乱夸口，祸从口出。他抓抓头皮说：“好像是给俺一些小钱，解放前物价高，眨眼工夫变成一堆废纸，藏着它有啥用，早没了。”
工作组长又问道：“听说你见过大特务戴笠，你必须交代与军统的关系。”
郑发惊出一身冷汗，他听说好多特务被查出后，大多被判处死刑，还要游街示众。他立即宣称与军统毫无瓜葛，并且对天发誓，所说句句是实，否则天打五雷轰。在里屋偷听的郑发老婆也冲将出来，大声嚷嚷道：“组长同志啊，这可不能血口喷人啊。戴笠跟俺们是死对头，俺男人被戴笠抓走，俺也是被戴笠骗去坐牢的，哪有什么鬼关系！”
工作组长合上小本本对郑发说：“那不行，现在说不清楚，那就请你跟我们去县上，到公安局去说清楚。”
郑发老婆闻言，立时挨身到灶台边，故意带下两只土碗来，摔得粉碎，接着倒在地上翻滚着，哭着闹着，叫起撞天屈，惊动左邻右舍都跑来围观。工作组人员不由分说，拉扯着郑发一同去县里。
郑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一位救星。他脱口而出道：“你们可不能乱抓人，俺掩护过共产党！”
工作组长举起手，制止了队员对郑发的拉扯，转身问道：“此话当真？你掩护的人姓甚名谁，现在何处工作？”
郑发报出韩子栋的名字，并说此人解放前找过他，去向不明。又说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把事情弄清楚，还他一个清白。
工作组长掏出小本本，仔细记下郑发说的情况，然后对郑发说：“好吧，今天就不抓你。我们回去核实一下，在此期间，你不得离开许昌啊。”
郑发连声说：“我保证不跑，全靠人民政府作主，全靠人民政府作主。”
许昌县有关部门顺着地下党这条线索，真还查到了韩子栋的下落。
原来，1948年1月韩子栋进入解放区，直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了入狱及脱险报告，经组织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当时的中组部负责同志对他说：“你能经受十四年监狱生活的考验，即使在全党党员中也是罕見的，难能可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韩子栋在北京历任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技委办公厅副主任。调查组找到韩子栋，问及郑发其人时，他证明郑发的确掩护过自己，还在证明信中写道：“当时的郑发家，已成了息烽监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处秘密联络站，尽管当时郑发一家并不知内情，但监狱外的许多国内外重要新闻，都是通过这个秘密联络站传进监狱的。”
弄清情况后，工作组长再次上门，把审查结论告诉郑发，要他丢掉思想包袱，积极参加合作社生产。
1953年，许昌地区遭受霜灾，地委组团慰问灾区。慰问团成员赵天锡特意去见郑发，当面把慰问品送到郑发手中。郑发身体尚好，只不过有些迟钝，耳朵聋，别人同他说话没啥反应。
1973年，郑发在家中去世，终年89岁，善终。史料证实，他与蒋介石没有血缘关系，却因为“寻皇亲”使自己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既见识了人间的沧桑巨变，也经历了世态的炎凉和磨难，成了一位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