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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需明确新供给背景下新金融的改革思路和具体路径。
编者按
第五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2016）”第二分论坛于9月25日上午召开，与会代表聚焦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模式、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与中国银行业改革创新等议题，结合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研判，对下一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具体建议。
自2014年起，我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开始持续低于实际融资成本，经济逐渐陷入“庞氏增长”阶段，具体特征包括：资金不愿进入传统实体经济；行业出现分化，传统行业（煤炭、有色、钢铁、基建等）进入周期性调整阶段；资本市场受流动性和风险偏好推动，市场波动性加大。与会嘉宾预测，未来国内外市场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处于经济长波下行期（2002-2025年），预计2018年将再次出现危机；欧洲大型经济体德国、荷兰和法国，均将于明年进入换届周期，欧盟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我国为实现稳增长保就业，去产能的极限是产能每年降低5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仍需2-3年时间，同时人民币贬值压力约为6%。为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需明确新供给背景下新金融的改革思路和具体路径。
厘清新供给新金融改革思路
（一）全局去杠杆需局部加杠杆，宏观微观均需定制化政策支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别于需求侧简洁认识框架，需要更复杂的制度设计。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需有特定宏观政策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的去杠杆，并且提高财政赤字率，在地方及行业层级制定微观层面的定制化设计及发展战略，从而为全局去杠杆匹配合理的局部加杠杆。开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均带有此类特征，有助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实施。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指出，如果在通货紧缩、结构调整、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宏观上不增加货币供应、不增加需求，微观上很难去产能、去杠杆。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去库存将使房地产企业杠杆下降，使居民加大杠杆，目前广义货币（M2）增速远远高于名义GDP，整体去杠杆与局部加杠杆的协调推进仍存在较大难度。
（二）去杠杆与移杠杆并行，金融改革核心是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1985-2016年，我国M2年均增长21%，名义GDP增速为16%，这意味着每年有5%购买力消失并转化为杠杆和泡沫。在低效率、高杠杆、高流动性的情况下，居民日渐突出的政策博弈趋势蕴藏着重大隐患，政策倾斜会立即带来杠杆和泡沫的集聚，在下一轮去杠杆过程中，资本的迅速撤离将引发一系列的风险释放，诸如股灾、一二线房市差异、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等市场强烈反应。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指出，改革的共识已经达成，重点应建立执行、问责和确保实施的动力机制。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移杠杆修复资产负债表，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央地重构，通过地方移中央、财政移货币、平台移开行来修复政府资产负债表；二是企业完善，通过国企移民企、传统移新兴、政府移居民来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三是金融脱媒，通过影子移标准、商行移投行、国内移国外实现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转移，修复金融体系资产负债表。
（三）去产能去杠杆应侧重市场推动，将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
产能过剩，伴随着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使经济增长未能有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重要切入点，去产能和去杠杆是相通的，产能过剩多存在于高杠杆所在的企业和行业，而高杠杆主要存在于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市场和政府分工的重新定位。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指出，污染和能耗定价过低、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导致产能过剩，直接融资占比过低导致杠杆过高，以此为逻辑推演供给侧改革，重点应放在市场的职责，而非政府的职责。如果企业存在高污染或高能耗问题，可通过征收资源税、污染税提高企业成本，致使投资回报率改变，市场机制导致落后产业破产，最终完成结构调整。此过程中需落实国企改革相关举措，使国企有效发挥市场价值发现和激励的功能。
加快金融监管改革步伐
（一）把握经济下行期改革时间窗口，坚持“稳定优先、兼顾效率”
借鉴美国经济长波与金融监管改革实践经验，长波下行期是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主导产业转换带来的金融体系重构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内生动力。当金融体系处于以银行为主导期，改革注重金融安全；当处于证券化快速发展初期，改革偏向金融创新；当进入以衍生品市场蓬勃发展阶段，改革更加注重宏观审慎。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吴劲军表示，我国现阶段金融改革务必把维护稳定放在首位，并注重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支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强化中央银行伞形监管，完善功能监管标准；健全和完善多层次政策性金融体系，包括完善住房金融体系、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着眼于增强中国的金融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
（二）加快大部制改革，合并有关部门部分职能
近年来，伴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我国混业经营的趋势不可逆转。然而，现行“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与这一发展趋势相悖，导致金融市场被机械分裂，监管真空区与监管套利的现象普遍存在。与此同时，现实危机已拉响警钟，股灾、钱荒等一系列危机频现。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提出，“十三五”期间金融监管框架可行的三种调整路径：一是强调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实，比如在国家层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从更高层面协调“一行三会”；二是集中“三会”监管职能，成立综合监管机构；三是仿效危机后国际央行改革新经验，将“三会”并入央行，采取超级央行模式。
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
（一）提升银行业内在核心竞争力，“银行 科技=金融的未来” 我国银行业尚还处于业务规模先于产出效益、市场扩张先于客户价值、客户获取先于客户挖掘的阶段，内在核心竞争力偏弱，管理方式与发展模式均较为粗放。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负责人王静文指出，在战略层面，中国商业银行改革转型的发展方向应为综合化、国际化、轻型化、数字化、集约化，这也是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所在；在管理层面，打造“银行 科技”跨界合作新模式，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信用社会”，实现银行资产质量的提升、投资回报率的稳健、以及客户需求的智能化服务，并建设全方位精细化管理平台；在经营层面，针对差异化的分层竞争，聚焦于丰富产品功能、加强金融创新、整合内外部资源、调整业务结构、改变盈利模式、加快全球布局、构建IT支持等方面，提供高度智力化的银行业务、一揽子金融服务将是商业银行保持持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二）打造“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借资本市场实现财富再分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周颖刚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新构架，包括两个核心设计：一是“公众基金”终身保荐上市和优先获益；二是资本市场差异化处理机制。两个制度组合起来，能够共同服务于社会财富共享和扶持实体经济两大目标，以期兼顾公平效率、富民强国。“公众基金”的设计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原则，将上市企业通过对公众利益贡献有无、多寡加以区分，有利于制定不同的企业政策和税收政策。市场差异化制度的设计理念类似于都江堰——将灌溉需要的“水”（资本）引入“灌区”（高回报和低风险区段）；将多出灌溉的洪水（流动性），分流到下游蓄洪区（高风险区段）和泄洪区（“赌博”区段），切断虚拟经济的套利渠道。
（三）进一步加大PPP推行力度，破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掣肘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果按传统税收、政府债方式融资，按财政拨付方式支付，难免会造成供给低效、不公正、无序等问题，应以重视和满足民众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大力推行PPP，借以实现地方治理模式变革。中国财政科学院博士后、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副县长欧纯智指出，PPP既是融资机制也是管理机制，能够发挥私营部门的效率优势；同时也是治理机制，能够使政府在有限的税收、公债以及财政拨付下提供更多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PPP项目的有效推进不仅可以转变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避免由于上下级政府责任不清和同级政府财政竞争所造成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低效，还可以剥离一部分政府性债务，以便减轻政府的债务压力，使地方政府从传统的“预算收支管理”，逐步转为“资产负债管理”。基于公共利益的PPP机制创新是改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善治之路，在带来财政革新的同时也带来了管理、治理的革新。
编者按
第五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2016）”第二分论坛于9月25日上午召开，与会代表聚焦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模式、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与中国银行业改革创新等议题，结合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研判，对下一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具体建议。
自2014年起，我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开始持续低于实际融资成本，经济逐渐陷入“庞氏增长”阶段，具体特征包括：资金不愿进入传统实体经济；行业出现分化，传统行业（煤炭、有色、钢铁、基建等）进入周期性调整阶段；资本市场受流动性和风险偏好推动，市场波动性加大。与会嘉宾预测，未来国内外市场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处于经济长波下行期（2002-2025年），预计2018年将再次出现危机；欧洲大型经济体德国、荷兰和法国，均将于明年进入换届周期，欧盟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我国为实现稳增长保就业，去产能的极限是产能每年降低5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仍需2-3年时间，同时人民币贬值压力约为6%。为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需明确新供给背景下新金融的改革思路和具体路径。
厘清新供给新金融改革思路
（一）全局去杠杆需局部加杠杆，宏观微观均需定制化政策支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别于需求侧简洁认识框架，需要更复杂的制度设计。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需有特定宏观政策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的去杠杆，并且提高财政赤字率，在地方及行业层级制定微观层面的定制化设计及发展战略，从而为全局去杠杆匹配合理的局部加杠杆。开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均带有此类特征，有助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实施。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指出，如果在通货紧缩、结构调整、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宏观上不增加货币供应、不增加需求，微观上很难去产能、去杠杆。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去库存将使房地产企业杠杆下降，使居民加大杠杆，目前广义货币（M2）增速远远高于名义GDP，整体去杠杆与局部加杠杆的协调推进仍存在较大难度。
（二）去杠杆与移杠杆并行，金融改革核心是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1985-2016年，我国M2年均增长21%，名义GDP增速为16%，这意味着每年有5%购买力消失并转化为杠杆和泡沫。在低效率、高杠杆、高流动性的情况下，居民日渐突出的政策博弈趋势蕴藏着重大隐患，政策倾斜会立即带来杠杆和泡沫的集聚，在下一轮去杠杆过程中，资本的迅速撤离将引发一系列的风险释放，诸如股灾、一二线房市差异、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等市场强烈反应。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指出，改革的共识已经达成，重点应建立执行、问责和确保实施的动力机制。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移杠杆修复资产负债表，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央地重构，通过地方移中央、财政移货币、平台移开行来修复政府资产负债表；二是企业完善，通过国企移民企、传统移新兴、政府移居民来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三是金融脱媒，通过影子移标准、商行移投行、国内移国外实现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转移，修复金融体系资产负债表。
（三）去产能去杠杆应侧重市场推动，将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
产能过剩，伴随着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使经济增长未能有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重要切入点，去产能和去杠杆是相通的，产能过剩多存在于高杠杆所在的企业和行业，而高杠杆主要存在于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市场和政府分工的重新定位。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指出，污染和能耗定价过低、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导致产能过剩，直接融资占比过低导致杠杆过高，以此为逻辑推演供给侧改革，重点应放在市场的职责，而非政府的职责。如果企业存在高污染或高能耗问题，可通过征收资源税、污染税提高企业成本，致使投资回报率改变，市场机制导致落后产业破产，最终完成结构调整。此过程中需落实国企改革相关举措，使国企有效发挥市场价值发现和激励的功能。
加快金融监管改革步伐
（一）把握经济下行期改革时间窗口，坚持“稳定优先、兼顾效率”
借鉴美国经济长波与金融监管改革实践经验，长波下行期是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主导产业转换带来的金融体系重构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内生动力。当金融体系处于以银行为主导期，改革注重金融安全；当处于证券化快速发展初期，改革偏向金融创新；当进入以衍生品市场蓬勃发展阶段，改革更加注重宏观审慎。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吴劲军表示，我国现阶段金融改革务必把维护稳定放在首位，并注重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支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强化中央银行伞形监管，完善功能监管标准；健全和完善多层次政策性金融体系，包括完善住房金融体系、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着眼于增强中国的金融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
（二）加快大部制改革，合并有关部门部分职能
近年来，伴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我国混业经营的趋势不可逆转。然而，现行“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与这一发展趋势相悖，导致金融市场被机械分裂，监管真空区与监管套利的现象普遍存在。与此同时，现实危机已拉响警钟，股灾、钱荒等一系列危机频现。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提出，“十三五”期间金融监管框架可行的三种调整路径：一是强调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实，比如在国家层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从更高层面协调“一行三会”；二是集中“三会”监管职能，成立综合监管机构；三是仿效危机后国际央行改革新经验，将“三会”并入央行，采取超级央行模式。
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
（一）提升银行业内在核心竞争力，“银行 科技=金融的未来” 我国银行业尚还处于业务规模先于产出效益、市场扩张先于客户价值、客户获取先于客户挖掘的阶段，内在核心竞争力偏弱，管理方式与发展模式均较为粗放。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负责人王静文指出，在战略层面，中国商业银行改革转型的发展方向应为综合化、国际化、轻型化、数字化、集约化，这也是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所在；在管理层面，打造“银行 科技”跨界合作新模式，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信用社会”，实现银行资产质量的提升、投资回报率的稳健、以及客户需求的智能化服务，并建设全方位精细化管理平台；在经营层面，针对差异化的分层竞争，聚焦于丰富产品功能、加强金融创新、整合内外部资源、调整业务结构、改变盈利模式、加快全球布局、构建IT支持等方面，提供高度智力化的银行业务、一揽子金融服务将是商业银行保持持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二）打造“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借资本市场实现财富再分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周颖刚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新构架，包括两个核心设计：一是“公众基金”终身保荐上市和优先获益；二是资本市场差异化处理机制。两个制度组合起来，能够共同服务于社会财富共享和扶持实体经济两大目标，以期兼顾公平效率、富民强国。“公众基金”的设计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原则，将上市企业通过对公众利益贡献有无、多寡加以区分，有利于制定不同的企业政策和税收政策。市场差异化制度的设计理念类似于都江堰——将灌溉需要的“水”（资本）引入“灌区”（高回报和低风险区段）；将多出灌溉的洪水（流动性），分流到下游蓄洪区（高风险区段）和泄洪区（“赌博”区段），切断虚拟经济的套利渠道。
（三）进一步加大PPP推行力度，破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掣肘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果按传统税收、政府债方式融资，按财政拨付方式支付，难免会造成供给低效、不公正、无序等问题，应以重视和满足民众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大力推行PPP，借以实现地方治理模式变革。中国财政科学院博士后、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副县长欧纯智指出，PPP既是融资机制也是管理机制，能够发挥私营部门的效率优势；同时也是治理机制，能够使政府在有限的税收、公债以及财政拨付下提供更多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PPP项目的有效推进不仅可以转变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避免由于上下级政府责任不清和同级政府财政竞争所造成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低效，还可以剥离一部分政府性债务，以便减轻政府的债务压力，使地方政府从传统的“预算收支管理”，逐步转为“资产负债管理”。基于公共利益的PPP机制创新是改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善治之路，在带来财政革新的同时也带来了管理、治理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