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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上海徐汇区长桥自来水厂经过成功切换，改用来自青草沙水库的水源。被联合国预测为21世纪饮用水缺乏的世界六大城市之一的上海，终于可以暂松一口气。
此前，长江中下游持续干旱导致的径流量大减，使上海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夏季严重咸潮侵袭，入侵次数达8次，部分供水区域告急。
青草沙水库的受益人口，高达1100万。未来上海将逐渐告别从污染深重的黄浦江取水的历史，八成以上的饮用水，将取自水质良好的长江江心沙洲——青草沙。
上海在过去面临的困境，是中国数量众多缺水城市的一个缩影。随着城市人口迅速扩张，水量需求急增，许多城市处于水源地告急状态。
好水难求
钢筋水泥丛林组成的城市，远比想象中脆弱。
环保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监测的395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水量占取水总量的八成不到。从水源地取出的水量近24%不满足三类水标准。
伴随着水源污染的，还有水源不足。中国目前不缺水的省市仅有10个，占国土面积不到16%；而严重缺水区和极度缺水区占国土面积60%以上。如果按城市数量划分，缺水城市数量占全国城市数量的三分之二。
过去60年间，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变化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提供了不一样但又颇具代表性的缺水样本。
在连续12年干旱后，北京市水务局于2011年5月对外公布，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缺水形势异常严峻。资源性缺水，在中国北方已成普遍问题。
而在上海，却因水源不甚理想，成为一个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水量丰富，但清洁水源严重不足。
“如果没有青草沙，上海不一定扛得住。”上海市水务局一位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在咸潮来临前，上海主要水源之一的陈行水库已蓄满清水，但也仅能满足区域内水厂1周的供水量。即便临近的宝钢水库每天向其支援淡水，依然供不应求。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郑丙辉等专家曾对全国的饮用水水源地做过一项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如果以地表水三类水环境作为合格标准进行统计的话，湖南和安徽的河流型水源地达标率最低，仅为60.28%和46.7%；湖库型水源地达标率最低的为安徽省和江苏省，后者的达标率仅有3.07%；而地下水型水源地达标率最低的山西省，近一半的水源地水质不达标。
在国内另一些学者看来，三类水标准为最低标准，被视为饮用水标准的“警戒线”，不足以证明水源地的水质好坏。
“尽管目前的水处理工艺已可以将不合格的水处理为合格，但对许多城市的自来水厂而言，会存在经济压力；因此保证饮用水安全的前提，依然是保证水源的安全。”清华大学饮用水安全研究所所长刘文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振楼则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指出，三类水标准适用于规模较小的水源地；大的水源地，如上海的青草沙水库等，至少要满足二类水标准。
2002年，前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质检总局共同发布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该《标准》依据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将水质划分为五类，并对影响水质情况的各种指标，如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的含量做出了严格规定。
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存在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即通过去除某些指标，来使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达标”。
例如，目前上海市青草沙水库属于水质良好的二类水水源地，但前提是“去除总氮、总磷指标”。
“没有这两个指标，青草沙水库就是二类水，如果按照国家标准纳入总氮、总磷指标，青草沙水库的水质就一下子到了劣五类。”知情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
所谓劣五类，为水质最低标准。
据这位知情人介绍，通过去除一些“无伤大雅”的指标，令水源地水质达标的现象在中国其它城市也十分普遍，“这是相当无奈的事情；毕竟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好水难求。水不好也没办法,总要喝的啊”。
被抛弃的水源
迄今为止，青草沙水库的氮磷超标仍处于可控范围，尚未出现大范围的富营养化现象。这得益于其本身的开放性水库特征以及地理位置：位于长江口江心位置的青草沙水库，不仅很难受到陆域排污的干扰，长江源源不断的巨大来水量在某种程度上也稀释了污染。
并非所有城市的水源地都和青草沙一样幸运。2010年1月水利部公布的《中国水资源质量年报》中，2008年全国709个饮用水源区的达标率仅为44.4%；蓄水量达标的饮用水源型水库数量甚至连一半都没有。
污染叠加缺水，使得诸多水源地面临被抛弃。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北京市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的官厅水库，就经历了这一幕。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官厅水库的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周边大量生活和工业污水排入库区，加上来水减少，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其后不到十年间，官厅水库的污染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持续恶化，终于在1997年被迫退出北京城市生活饮用水体系。
2001年，北京市投巨资启动官厅水库治理计划，水质重回三类水标准，并于2007年8月被重新启用为北京的备用饮用水水源地之一。
尽管如此，污染警报未能完全解除。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刘浩、徐志侠等人在2011年1月发表的论文指出，2005年~2007年，官厅水库的富营养化状态呈恶化趋势，至2008年才有所好转。
陈振楼指出，中国的水源地普遍面临的最大威胁，来源于污水处理管网不配套导致的排放和偷排：水源地上游或沿岸企业的工业废水、城市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肆意排放至水源地，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污染。
据陈振楼介绍，目前中国尚未有一座城市的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能达到100%。即便上海这类基础设施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污水收集率也只有90%以上，处理率在80%~90%之间，很多污染在没有入网的情况下直接排出。
“这个过程几乎是不可逆转的。”陈振楼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如果排放在水源地周围，更是不堪设想。”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除了点源污染，灰尘，雨水导致的干湿沉降，底泥释放，化肥、农药过量使用等面源污染造成的威胁也不容小觑。
“没有污水,还有雨水。城市那么多地表覆盖物，水质能好到什么程度?”陈振楼反问道。
此外，郑丙辉等人也指出，除了常规的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常规指标超标外，中国不少城市饮用水源中还检出不少有机污染物。“许多有机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发性，对人体健康存在长期潜在危害。”
2005年，前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56个城市的206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有机污染物监测表明，中国的饮用水源地受到132种有机污染物污染，其中103种属于国内或国外优先控制的污染物。
“与常规污染物相比，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的监测周期更长，成本更高，很难做到在线监测，只能抽检，因此对水源地而言，安全隐患更大。”陈振楼说。
在多重污染和缺水夹击下，许多历史上滋养了数十、数百代人的城市水源地纷纷被抛弃：西安抛弃了重度污染的渭河，转向李家河水库；合肥抛弃了劣五类水的巢湖，转向大房郢水库……
千城找水
高昂的水污染治理成本，使得一些城市在抛弃了原有水源地的同时，也在寻觅下一个干净的水源地。
寻找一个合格的水源地绝非易事。即使如上海这样坐拥长江、黄浦江两条大河的城市，找到青草沙，并进行层层论证，最后开工建成运行，也跨越了20多年。
青草沙水库建成前，上海的饮用水源地早已历经变迁，由最初的苏州河，到黄浦江中下游段，到黄浦江上游临江段，再到太湖。
不断变更水源地的背后，是一整段惨痛的水源地污染史。沿岸的造纸和纺织厂首先污染了苏州河；接着黄浦江水质也逐渐恶化；最后，上海的饮用水源头——上游的太湖水质也开始出现富营养化。
出于逼仄的现实，上海新一轮寻水之旅才得以紧急启动。
而此时，合适的水源地已为数不多。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沈依云表示，内河水质太差，长江来水偏少，东海咸潮频发，四面环水的上海实际可供选择的水源地少得可怜。
对上海而言，青草沙水库的建成运行，仅仅是暂时吃下一颗“定心丸”。陈振楼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青草沙的水量虽可以保证，但水质却不稳定。
“和其他水库一样，青草沙也可能会面临一样的污染问题,稳定水质取决于长江上游。现在水量大，可以稀释，所以基本还算二类水；遇到枯水期，水质可能就要差一些。”
陈振楼认为，即使水源地所在的城市将保护工作做到极致，但上游的污染，依然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
郑丙辉等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调查表明，全国31个省市只有西藏自治区和新疆自治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存在上游来水超标的问题。其余地区上游来水水质不达标现象都极为严重，成为饮用水源地污染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2200多个水源地，其中已经划分保护区的水源地占水源地总量的近七成，尚有三成水源地没有纳入保护区体系内。
反观国土面积比我国小得多的德国，迄今为止已建立近20000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2010年，中国第一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2008~2020年)》出台。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各城市对于水源地保护依然处于“各家自扫门前雪”状态。
陈振楼等学者表示，目前的饮用水源地保护尚处于狭义的保护层面，保护措施和效果比较容易达到，但更具有挑战的是如何对水源地所处区域和流域进行全面保护。
“毕竟，水源地大多依赖河流、湖泊、水库等，单个城市哪怕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也远远不够，”陈振楼说，“现在都是自家做好保护措施,都希望上游城市做得好一点、自觉一点。”
依赖长江水的沿江城市目前尚未建立起针对流域的保护措施。下游城市花费大量财力保护水源地；但上游城市却汹涌排污。如此年复一年，治理总也赶不上恶化。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全国人大环资委了解到，目前环保部正在起草相关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以改变各个城市“各自为政”的水源地管理格局，建立起跨界、跨流域的饮用水源地保护体系及联网预警系统。
不过，环保部内部人士也表示，该条例短期之内很难出台：“按照国家立法规定，地方立法要严于国家立法，因此现在各地博弈得非常厉害。毕竟，国家层面的条例出台后，各地原本的水源地保护条例可能要面临重新修改的局面。否则，根本没有出台意义。”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多位学者表示，建立统一的、国家层面的保护方向，已经是大势所趋。环保部污染防治司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建立和完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地方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使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水源一旦保护好了，饮用水安全问题就简单得多。”刘文君说。
此前，长江中下游持续干旱导致的径流量大减，使上海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夏季严重咸潮侵袭，入侵次数达8次，部分供水区域告急。
青草沙水库的受益人口，高达1100万。未来上海将逐渐告别从污染深重的黄浦江取水的历史，八成以上的饮用水，将取自水质良好的长江江心沙洲——青草沙。
上海在过去面临的困境，是中国数量众多缺水城市的一个缩影。随着城市人口迅速扩张，水量需求急增，许多城市处于水源地告急状态。
好水难求
钢筋水泥丛林组成的城市，远比想象中脆弱。
环保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监测的395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水量占取水总量的八成不到。从水源地取出的水量近24%不满足三类水标准。
伴随着水源污染的，还有水源不足。中国目前不缺水的省市仅有10个，占国土面积不到16%；而严重缺水区和极度缺水区占国土面积60%以上。如果按城市数量划分，缺水城市数量占全国城市数量的三分之二。
过去60年间，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变化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提供了不一样但又颇具代表性的缺水样本。
在连续12年干旱后，北京市水务局于2011年5月对外公布，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缺水形势异常严峻。资源性缺水，在中国北方已成普遍问题。
而在上海，却因水源不甚理想，成为一个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水量丰富，但清洁水源严重不足。
“如果没有青草沙，上海不一定扛得住。”上海市水务局一位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在咸潮来临前，上海主要水源之一的陈行水库已蓄满清水，但也仅能满足区域内水厂1周的供水量。即便临近的宝钢水库每天向其支援淡水，依然供不应求。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郑丙辉等专家曾对全国的饮用水水源地做过一项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如果以地表水三类水环境作为合格标准进行统计的话，湖南和安徽的河流型水源地达标率最低，仅为60.28%和46.7%；湖库型水源地达标率最低的为安徽省和江苏省，后者的达标率仅有3.07%；而地下水型水源地达标率最低的山西省，近一半的水源地水质不达标。
在国内另一些学者看来，三类水标准为最低标准，被视为饮用水标准的“警戒线”，不足以证明水源地的水质好坏。
“尽管目前的水处理工艺已可以将不合格的水处理为合格，但对许多城市的自来水厂而言，会存在经济压力；因此保证饮用水安全的前提，依然是保证水源的安全。”清华大学饮用水安全研究所所长刘文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振楼则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指出，三类水标准适用于规模较小的水源地；大的水源地，如上海的青草沙水库等，至少要满足二类水标准。
2002年，前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质检总局共同发布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该《标准》依据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将水质划分为五类，并对影响水质情况的各种指标，如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的含量做出了严格规定。
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存在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即通过去除某些指标，来使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达标”。
例如，目前上海市青草沙水库属于水质良好的二类水水源地，但前提是“去除总氮、总磷指标”。
“没有这两个指标，青草沙水库就是二类水，如果按照国家标准纳入总氮、总磷指标，青草沙水库的水质就一下子到了劣五类。”知情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
所谓劣五类，为水质最低标准。
据这位知情人介绍，通过去除一些“无伤大雅”的指标，令水源地水质达标的现象在中国其它城市也十分普遍，“这是相当无奈的事情；毕竟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好水难求。水不好也没办法,总要喝的啊”。
被抛弃的水源
迄今为止，青草沙水库的氮磷超标仍处于可控范围，尚未出现大范围的富营养化现象。这得益于其本身的开放性水库特征以及地理位置：位于长江口江心位置的青草沙水库，不仅很难受到陆域排污的干扰，长江源源不断的巨大来水量在某种程度上也稀释了污染。
并非所有城市的水源地都和青草沙一样幸运。2010年1月水利部公布的《中国水资源质量年报》中，2008年全国709个饮用水源区的达标率仅为44.4%；蓄水量达标的饮用水源型水库数量甚至连一半都没有。
污染叠加缺水，使得诸多水源地面临被抛弃。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北京市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的官厅水库，就经历了这一幕。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官厅水库的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周边大量生活和工业污水排入库区，加上来水减少，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其后不到十年间，官厅水库的污染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持续恶化，终于在1997年被迫退出北京城市生活饮用水体系。
2001年，北京市投巨资启动官厅水库治理计划，水质重回三类水标准，并于2007年8月被重新启用为北京的备用饮用水水源地之一。
尽管如此，污染警报未能完全解除。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刘浩、徐志侠等人在2011年1月发表的论文指出，2005年~2007年，官厅水库的富营养化状态呈恶化趋势，至2008年才有所好转。
陈振楼指出，中国的水源地普遍面临的最大威胁，来源于污水处理管网不配套导致的排放和偷排：水源地上游或沿岸企业的工业废水、城市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肆意排放至水源地，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污染。
据陈振楼介绍，目前中国尚未有一座城市的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能达到100%。即便上海这类基础设施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污水收集率也只有90%以上，处理率在80%~90%之间，很多污染在没有入网的情况下直接排出。
“这个过程几乎是不可逆转的。”陈振楼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如果排放在水源地周围，更是不堪设想。”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除了点源污染，灰尘，雨水导致的干湿沉降，底泥释放，化肥、农药过量使用等面源污染造成的威胁也不容小觑。
“没有污水,还有雨水。城市那么多地表覆盖物，水质能好到什么程度?”陈振楼反问道。
此外，郑丙辉等人也指出，除了常规的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常规指标超标外，中国不少城市饮用水源中还检出不少有机污染物。“许多有机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发性，对人体健康存在长期潜在危害。”
2005年，前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56个城市的206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有机污染物监测表明，中国的饮用水源地受到132种有机污染物污染，其中103种属于国内或国外优先控制的污染物。
“与常规污染物相比，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的监测周期更长，成本更高，很难做到在线监测，只能抽检，因此对水源地而言，安全隐患更大。”陈振楼说。
在多重污染和缺水夹击下，许多历史上滋养了数十、数百代人的城市水源地纷纷被抛弃：西安抛弃了重度污染的渭河，转向李家河水库；合肥抛弃了劣五类水的巢湖，转向大房郢水库……
千城找水
高昂的水污染治理成本，使得一些城市在抛弃了原有水源地的同时，也在寻觅下一个干净的水源地。
寻找一个合格的水源地绝非易事。即使如上海这样坐拥长江、黄浦江两条大河的城市，找到青草沙，并进行层层论证，最后开工建成运行，也跨越了20多年。
青草沙水库建成前，上海的饮用水源地早已历经变迁，由最初的苏州河，到黄浦江中下游段，到黄浦江上游临江段，再到太湖。
不断变更水源地的背后，是一整段惨痛的水源地污染史。沿岸的造纸和纺织厂首先污染了苏州河；接着黄浦江水质也逐渐恶化；最后，上海的饮用水源头——上游的太湖水质也开始出现富营养化。
出于逼仄的现实，上海新一轮寻水之旅才得以紧急启动。
而此时，合适的水源地已为数不多。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沈依云表示，内河水质太差，长江来水偏少，东海咸潮频发，四面环水的上海实际可供选择的水源地少得可怜。
对上海而言，青草沙水库的建成运行，仅仅是暂时吃下一颗“定心丸”。陈振楼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青草沙的水量虽可以保证，但水质却不稳定。
“和其他水库一样，青草沙也可能会面临一样的污染问题,稳定水质取决于长江上游。现在水量大，可以稀释，所以基本还算二类水；遇到枯水期，水质可能就要差一些。”
陈振楼认为，即使水源地所在的城市将保护工作做到极致，但上游的污染，依然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
郑丙辉等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调查表明，全国31个省市只有西藏自治区和新疆自治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存在上游来水超标的问题。其余地区上游来水水质不达标现象都极为严重，成为饮用水源地污染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2200多个水源地，其中已经划分保护区的水源地占水源地总量的近七成，尚有三成水源地没有纳入保护区体系内。
反观国土面积比我国小得多的德国，迄今为止已建立近20000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2010年，中国第一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2008~2020年)》出台。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各城市对于水源地保护依然处于“各家自扫门前雪”状态。
陈振楼等学者表示，目前的饮用水源地保护尚处于狭义的保护层面，保护措施和效果比较容易达到，但更具有挑战的是如何对水源地所处区域和流域进行全面保护。
“毕竟，水源地大多依赖河流、湖泊、水库等，单个城市哪怕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也远远不够，”陈振楼说，“现在都是自家做好保护措施,都希望上游城市做得好一点、自觉一点。”
依赖长江水的沿江城市目前尚未建立起针对流域的保护措施。下游城市花费大量财力保护水源地；但上游城市却汹涌排污。如此年复一年，治理总也赶不上恶化。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全国人大环资委了解到，目前环保部正在起草相关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以改变各个城市“各自为政”的水源地管理格局，建立起跨界、跨流域的饮用水源地保护体系及联网预警系统。
不过，环保部内部人士也表示，该条例短期之内很难出台：“按照国家立法规定，地方立法要严于国家立法，因此现在各地博弈得非常厉害。毕竟，国家层面的条例出台后，各地原本的水源地保护条例可能要面临重新修改的局面。否则，根本没有出台意义。”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多位学者表示，建立统一的、国家层面的保护方向，已经是大势所趋。环保部污染防治司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建立和完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地方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使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水源一旦保护好了，饮用水安全问题就简单得多。”刘文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