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如何影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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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文化从没像现在这样影响着政府的管理,但大众文化对管理的影响,并不都那么有情调,政府的管理、文化、利益趋向正在被越来越多地置于公众监督和影响之中。
  
  大众文化从没像现在这样影响着政府的管理:《亮剑》热播,政府纷纷打造亮剑精神;《潜伏》成了公务员教科书;一款网络游戏也能让众人总结很多管理话题。象牙塔里的理论,正在迅速与大众文化传播形成共振。
  但大众文化对管理的影响,不仅如此,也并不都那么有情调。
  网络热词里,“70码”、“躲猫猫”、“潜规则”这些基于公众事件的热门词语,让我们看到公众意识对公平和公正的强烈追求;对上海钓鱼执法的问责、内蒙古贫困县检察官百万豪车的调查,也都始于巨大的网络舆论压力。同样,政府的管理、文化、利益趋向正在被越来越多地置于公众监督和影响之中。
  那么,大众文化是如何影响政府的?为何现在大众文化对政府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又将给政府带来什么影响与变化?在大众文化狂潮中,政府之舵该往何处驶?
  
  从高官荐书到网络问政
  
  相对企业而言,政府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那么紧密。但在这几年,大众文化却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政府的管理。
  在这方面,影视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视文化是创造大众文化的主体,大众文化价值通过影视传媒塑造的人物形象和讲述的故事传播到社会中,并对社会和政府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电视剧《亮剑》是一个典型案例。
  风行一时的电视剧《亮剑》在各大卫视反复播放,一直有着很高的收视率,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社会上甚至总结出一种“亮剑精神”——关键危难时刻,即使和对手力量相差悬殊,也敢于拿出自己的武器,亮剑上场,与敌顽强战斗。
  这种“亮剑精神”由于切合当前区域之间竞争等现状,被一些地方政府写入自己的文件报告之中。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江苏邳州。在邳州,“亮剑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相提并论,大力宣传与弘扬,并被总结为其在苏北快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而曾经红极一时的湖南卫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也给政府在官员选拔上提供了不少启发与思路,甚至有地方将这种模式完全搬至公选之中。
  除此之外,高官荐书也是大众文化影响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
  这几年,一些有远见、有视野的官员以“一把手意志”把干部群体纳入到集体读书之中,试图尽快改变这个群体的素质。一些重量级的省部级官员也频频公开荐书。此类荐书,虽然更多指向提高干部能力,但是也给大众文化影响政府提供了一条通途。因为在这些官员推荐的书籍甚至电影中,不乏一些代表大众文化的畅销书。
  例如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推荐《致加西亚的信》,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推荐《世界是平的》。这些书籍均先后深深影响了企业管理,而通过“一把手”的推荐,则或多或少地影响政府的某些管理与理念。
  而作为大众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以及网络文化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网络使大众文化成为真正的文化,并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让大众参与其中,共同塑造大众文化的基础。没有网络的出现,不可能有真正的大众文化平台。在这方面,网络更是直接收集和传播了大众共同热爱的普遍价值,反映了他们的喜好、需求和信仰。
  在网络时代,政府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参与网络交流、吸纳网络文化价值的主动者。网络迅速地将一些地方性的新闻扩大制造成普遍的网络舆论事件。如“重庆钉子户事件”、“厦门PX事件”等网络大事都或多或少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网络事件向政府输入大众的价值需求,政府面对这一需求选择了主动接纳,成为推动社会文明治理的重要力量。
  
  社会敏感神经与公共意识
  
  在大众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的同时,事实上,政府也在有意无意地吸纳借鉴大众文化的精神,改造政府的行为。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大众文化不单单是一种价值的传播,其更多的信息隐含在许多故事、事件、图画、声像、符号后的社会问题。
  深受大众欢迎,并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引起社会共鸣的大众文化有其共有的特点,即反映了普遍性社会难题。所以,大众文化常常是一定时期社会神经敏感的脉动,反映了社会公众心理的所想、所盼、所愤、所恼。正因为这一特点,这些作品才得到公众的喜爱,才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2009年热播的电视剧《蜗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热潮,剧中的台词被广泛流传,成为一时独特的文化景观。《蜗居》所反映的就是当下中国最焦点的房价高涨问题,主人公的命运是无数市民的缩影。虽说此后不久全国范围内的整顿房地产市场与此電视剧并无关系,但在此前后,当部分官员提及房价时,“蜗居”是其无法回避的一个现象与问题。
  当然,大众文化反映的这些社会神经的敏感脉动能最终对政府产生影响,还在于其形成了一种公共意识,进而发挥这种公共意识的影响力。
  这一过程恰恰经历了从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向公共行动的政治性的转变,大众文化通过夸张搞笑的形式将其暗含的社会信息传递给政府,政府继之以展开公共政策行动完成其公共责任。
  此外,大众文化之所以能有如此影响力,还在于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包括电视、电影、报刊,尤其是网络。
  网络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和集中的平台。当前网络最集中反映的问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冲突问题,例如贵州瓮安的群体性事件、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等;政府或者官员不当行为问题,如周久耕天价烟事件、内蒙古女检察官豪华用车事件、各地修建的豪华办公楼、一些政府野蛮拆迁事件;教育和医疗问题等。
  网络文化因为其遍布性、全时性和联通性而有着更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而且网络文化是多向互动的,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从自己的PC接入万维网,从而进入这一茫茫无边的虚拟赛博世界。可以说,作为大众文化的网络文化能及时向社会传递必要的信息,以推动政府改变服务行为,有效地处理普遍性社会问题。
  
  锻造“大众政府”
  
  面对大众文化的形态,仅仅是排斥不是政府的合理选择,如何吸纳大众文化的价值,锻造大众的政府才是其应该采取的态度。
  首先,在目前的大众文化声浪之下,政府不单单是一个接受者,更是一个关注者和主动应对者,政府之舵在大众文化狂潮中要驶向大众的需要和利益,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难题就是其中的核心环节。
  其次,对于大众文化中所包含的社会危机信息,政府应该反思,并认真对待,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控制。这样,政府之舵才能悄然转向大众文化中暗含的危机性趋势,调控社会变化的节奏与态势。
  对此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在2010年的地方“两会”上,网络问政正成为一股“新风”。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已经意识到“微博”的问政潜力。而“网络问政”也开始写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安徽省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写道,“要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支持鼓励网络问政”。
  当然,大众文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面对这种大众文化的挑战,政府就应该主动发挥其应尽的义务,正视大众文化存在的问题,调整大众文化的航向。 (作者系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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