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同时也使维权成本在博弈中此消彼涨。破解维权成本过高要从维权者和侵权者两个视角出发寻求解决之道。同时在维权者和侵权者双方力量失衡的状态下通过引入一个中间的力量消解其不平衡的状态，从而达到降低维权成本的目的。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又必须依赖于建立长效的法律制度。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维权的类型和我国现实的社会环境来探寻维权成本过高的不同解决之道。
　　从维权者的角度来讲，减少维权成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通过削减并优化法律程序的方式减少维权成本。繁琐的法律程序不仅耗费国家为维权支付的国家财政，同时也使维权者的人力和物力耗在其中，使维权者望而却步；第二，通过建立维权的便捷机制来减少维权成本。我们可以建立行政机关“一窗口服务”和综合执法模式，为维权者提供便捷的服务方式；第三，通过制度激励国家机关的积极有效地作为减少维权成本。我国维权成本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机关不作为或乱作为造成的。因此，我们应当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激励国家机关愿意为老百姓说话，为社会正义撑腰，同时建立强有力的措施防止国家机关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第四，降低维权的风险成本，即不仅要增加法律的可预测性，保障维权能够获得有效地执行，同时还要健全后续的法律保障机制，避免维权者遭受再次被侵权。以上四点对策主要从法律制度层面来减少维权者的成本，同时对维权者自身来说，应注意自身的防范，尽量减少被侵权的机会。在已经遭受被侵权后要注意保存好证据，及时并选择最有效和最经济的维权方式，防止维权成本增加。
　　从侵权者的角度讲，就要增加其侵权的成本，以达到降低维权成本的目的。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增加侵权者钻法律空子的成本，从而达到降低维权成本的目的。第二，通过增加处罚力度增加侵权成本，从而达到降低维权成本的目的。在我国，因侵权行为所付出的成本低廉是造成侵权的重要因素。在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被侵权者与国家机关相比天然地处于弱势，维权者成本过高及其侵权者几乎为零的代价，无形中滋长了侵权行为。第三，建立强有力的行业规范和道德约束机制增加侵权的成本，从而达到降低维权成本的目的。
　　事实上，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维权成本过高不仅是制度的缺陷与维权者所处的弱势地位造成的，也是社会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我们要从根本上降低维权成本，就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和谐社会的构建，从而达到降低维权成本的目的。第二，通过中间力量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帮助维权，增强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的对抗力量；第三，通过高科技技术，扩展维权渠道和维权手段。很显然，无论是通过降低维权者的成本还是通过增加侵权者成本都是降低维权成本的有效对策，但要注意的是以上对策主要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的方式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