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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西方传入的民族音乐学由于在名称上的极度相似，常被非音乐研究学者甚至是部分音乐专业的学生误认为是同一学科，但其实不然。二者从学科定义、性质、研究范围和方法论上都有本质区别，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本文将分析此两者目前的国内研究现状，并对这两门不同学科进行辨析与展望。
关键词：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学科;辨析;展望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2-0-02
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又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学”“中国民族音乐学”或“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等，该学科以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展的大量民族民间音乐为载体进行研究。1939年鲁迅艺术学院的民歌研究会和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的创立大力促进了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蓬勃发展。发展至今，其对于我国音乐研究学者以及音乐爱好者来说已经是一门非常熟悉的学科。
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由现代民族音乐学奠基人吉卜·孔斯特于1950年提出，替代了其前身“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后被大多数音乐学家采纳，但也有学者，如上海音乐学院的洛秦教授认为应将该学科称为“音乐人类学”。而不管其称呼如何，就如同伍国栋先生在《民族音乐学概述》中认为的那样：“它的传统解释仍然是一门音乐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音乐学分支学科。”[1]2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中借鉴了比较音乐学的成果，但可惜的是，期间出现了对民间音乐研究的断层。因此，国内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并没有持续下去。直到20世纪80年代，南京艺术学院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自此，民族音乐学的专业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研究与发展又一次开始了。
1 相关研究概况
国内探究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上海音乐学院的江明惇先生在2011年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及其学科建设研讨会”上阐述了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的侧重点，并认为二者各有所长[2]，可惜笔者并没有找到该研讨会的记录内容和相关会议文章。除此以外有四篇相关的论文。
郑英的《浅议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区别》中认为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在产生的背景，研究问题的目的、角度和对象上都不同，但二者之间又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并认为民族音乐学作为研究一切民族的一门学科，其中必然包含着中国的民族音乐理论[3]。该文章虽然名称上提到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西方音乐学的区别，但却是以论述民族音乐学的内容为主，相较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这一部分的分析不足，同时文章篇幅较短小，研究不够深入。
葛琳的《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发展（1956-1966）》与郑英的部分观点不同。她认为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在起点、基础、思路和具体领域上不同，但两者的目的和研究对象是相同的。同时她认为这两种学科并不存在谁属于谁的关系，而是独立的两门学科，也许在多年后可以运用到一起，相辅相成，但目前来说强行融合只能是“食洋不化”。该论文以上海音乐学院档案室材料为基础进行研究，并对许多著名学者进行面授访谈，文章含金量较高，但由于文章侧重点在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对于其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并没有展开阐述。
李存波的《简析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中对中国传统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做了概念上的定义。他认为这是两种不同概念的音乐学，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研究过程也完全不同，并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学在后期的发展过程融合了民族音乐学的内容。从二者的关系上来说，他认为民族音乐学可以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种助推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内容可以展现出民族音乐的多元化特点，并且为中国传统音乐学的研究奠定基础。本篇文章的核心是探究两种音乐学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大力推崇，认为其能在对本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中发挥极大作用。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点，但由于作者主观情绪过重，也并没有举出实例来佐证，因此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和客观性。
梁郑光的《传统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关系探微》是这几篇中唯一举证了实例的文章。该篇文章分析了傳统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分析领域的不同，提出民间仪式音乐是传统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交叉研究领域，但二者对同一对象的研究侧重点不同。作者以上梁源村“恒山道乐”的笙管乐为例，从传统乐学角度分析，再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分析。作者还大胆提出假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乐学也许可以与民族音乐学整合成一种全新的学科方法论。该篇文章有着清晰的研究视角，以民间仪式音乐为核心，探讨了传统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关系，并举以实例，含金量颇高，但由于探究民间仪式音乐的部分过多，探究角度较小，缺乏全局观。
从国内的研究概况来看，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异同点和关系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答案，写作视角往往不大，文章篇幅都较为短小，研究也不够深入。笔者对这些文章中的部分观点并不认同，例如民族音乐学学科包括中国传统乐学、二者之间的异同点等问题，因此笔者将在后文进行论述。
2 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之辨析
2.1 不同的学科定义、研究范围、方法论
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在我国音乐学院里通常置于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下的音乐学中，如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都是这样的专业设置。近30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在国内由于受到国际的影响，学者间对于其名称各自执不同理解，有些称为“乐律学”，有些称为“传统音乐研究”，或者是“中国民族音乐学”，但其实这些只是同类学科内部出现的不同学科门户[4]70。由于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一致性，这几者其实就是同一种音乐理论学科，是覆盖中国汉族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的学术研究。 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相较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来说仍是一门新兴的音乐理论学科，在国际上也还处于发展的状态中。伍国栋在其著作《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对其定义做了细致的分析，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苏联的《音乐百科全书》和日本的《标准音乐词典》中可以得出，由于国情不同，不同国家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选择面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要以人类共同体为中心来展开具体音乐的研究、具体音乐所处社会自然环境和文化環境的研究以及两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1]14
从方法论上来说，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更是天差地别。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注重音乐形态上的不同呈现方式，研究焦点通常集中在结合中国民族乐理的内容探究一种民族音乐的音乐思维方式、调式音列结构、曲式结构原则、节奏安排、音乐表述方式等音乐本体上的创作，为实践创作服务，如桑桐、黎英海等前人的民族作曲技法研究。或者是从史学、美学、文学等角度探究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音乐机构、音乐制度、音乐家等，如杨荫浏先生对于乐律学和中国音乐史学等的研究。近现代以来中国新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由于吸收民族音乐学的内容，也同样要求田野调查。
而民族音乐学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方法论上，如同考林斯基认为的那样，“民族音乐学和普通音乐学之间的不同是研究方法上的不同”。[5]这个方法论的不同，包括了研究视角和研究过程的不同。首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需要梳理正确科学的民族音乐学价值观、主体观、时空观、网络观和质量观，正确理解“局内人—局外人”的身份转换法和“主位观—客位观”的视角观察法等，这会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性和本质。在建立正确的调查观念后，需要进行田野调查。在这过程中可以采用现代电子设备记录的方式，也就是常说的“采风”，还可以对该研究对象的表演者进行访谈或者学习。为了更直观地对比两种学科的不同之处，笔者用表格展示在上表中。
2.2 相同的目的
上文涉及的全是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的不同之处，但笔者认为这两种学科并不是完全不一致的。虽然二者的研究视角各有不同，但从目的上说，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的方法都可以更好地帮助学者们研究中国传统音乐，都是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和传承。哪怕是强调音乐中的其他视角因素的民族音乐学也仍然没有动摇研究的根本目的，正如胡德所说：“这种研究的似是而非的方法、目的和运用事实上是无止境的，但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题首要的还是音乐。”[6]
3 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之展望
3.1 相辅相成
纵览国内近十几年来与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相关的文章，从内容和研究角度来看，几乎无一不受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从南艺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起，国内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者都开始学习、研究民族音乐学。如今，国内已有相当数量的学院开设民族音乐学的专业，甚至是硕博点。这一学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国际热度。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可以归到民族音乐学这一大学科下，但笔者对此却并不认同。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是在适应我国国情和研究形式的基础上于本土诞生的，有着显著的中国特色，如同薛艺兵认为的，“这支音乐学术队伍一直在中国本土上收集、整理、研究着中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他们秉承中国人自古以来恪守本土的传统……构成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中国特色。”[4]74因此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绝不可能归于民族音乐学下，相辅相成才是二者互相促进的最好方法。近二十年来，传统音乐研究对民族音乐学的学习就是最好的例子，而民族音乐学在国内的发展由于融入了原有的一些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也逐渐显示出相适应的迹象，也许这就是未来的“新中国民族音乐学”。
3.2 合二为一
伍国栋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我不一定认为民族音乐学在目前会取代音乐学，但是经中外民族音乐学家的广泛努力……其结果必然会对音乐学诸分支学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1]有这样想法的学者不在少数，民族音乐学的大力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目前，两大学科在实际的调研中已然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中国学者若想紧跟时代潮流，又想在保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前提下有所突破，那么两大学科未来在中国的融合是有相当可能性的。
4 结语
在国际上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民族音乐学进行了深度的研究，且颇有成果。而对国内的许多学者、学子来说，民族音乐学却还是一个不甚熟悉的学科，甚至还有许多人会由于其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相似的名称将两者混淆。在此，望本文能便于后来学子辨析二者不同之处，也为此两门学科的发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2，14.
[2] 葛琳.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发展（1956-1966）[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20：53.
[3] 郑英.浅议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区别[J].大陆桥视野，2020（04）：98-100.
[4] 薛艺兵.拆除藩篱——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后现代反思[J].中国音乐学，2010（03）：69-78.
[5] 张伯瑜.漫谈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划分[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9（01）：34-40，96.
[6] 杨善武.找准定位：明确传统音乐研究的学科属性[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8（02）：42-51，60.
作者简介：林慧雪（1997—），女，福建莆田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音乐与舞蹈学。
关键词：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学科;辨析;展望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2-0-02
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又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学”“中国民族音乐学”或“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等，该学科以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展的大量民族民间音乐为载体进行研究。1939年鲁迅艺术学院的民歌研究会和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的创立大力促进了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蓬勃发展。发展至今，其对于我国音乐研究学者以及音乐爱好者来说已经是一门非常熟悉的学科。
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由现代民族音乐学奠基人吉卜·孔斯特于1950年提出，替代了其前身“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后被大多数音乐学家采纳，但也有学者，如上海音乐学院的洛秦教授认为应将该学科称为“音乐人类学”。而不管其称呼如何，就如同伍国栋先生在《民族音乐学概述》中认为的那样：“它的传统解释仍然是一门音乐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音乐学分支学科。”[1]2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中借鉴了比较音乐学的成果，但可惜的是，期间出现了对民间音乐研究的断层。因此，国内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并没有持续下去。直到20世纪80年代，南京艺术学院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自此，民族音乐学的专业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研究与发展又一次开始了。
1 相关研究概况
国内探究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上海音乐学院的江明惇先生在2011年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及其学科建设研讨会”上阐述了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的侧重点，并认为二者各有所长[2]，可惜笔者并没有找到该研讨会的记录内容和相关会议文章。除此以外有四篇相关的论文。
郑英的《浅议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区别》中认为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在产生的背景，研究问题的目的、角度和对象上都不同，但二者之间又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并认为民族音乐学作为研究一切民族的一门学科，其中必然包含着中国的民族音乐理论[3]。该文章虽然名称上提到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西方音乐学的区别，但却是以论述民族音乐学的内容为主，相较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这一部分的分析不足，同时文章篇幅较短小，研究不够深入。
葛琳的《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发展（1956-1966）》与郑英的部分观点不同。她认为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在起点、基础、思路和具体领域上不同，但两者的目的和研究对象是相同的。同时她认为这两种学科并不存在谁属于谁的关系，而是独立的两门学科，也许在多年后可以运用到一起，相辅相成，但目前来说强行融合只能是“食洋不化”。该论文以上海音乐学院档案室材料为基础进行研究，并对许多著名学者进行面授访谈，文章含金量较高，但由于文章侧重点在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对于其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并没有展开阐述。
李存波的《简析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中对中国传统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做了概念上的定义。他认为这是两种不同概念的音乐学，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研究过程也完全不同，并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学在后期的发展过程融合了民族音乐学的内容。从二者的关系上来说，他认为民族音乐学可以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种助推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内容可以展现出民族音乐的多元化特点，并且为中国传统音乐学的研究奠定基础。本篇文章的核心是探究两种音乐学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大力推崇，认为其能在对本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中发挥极大作用。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点，但由于作者主观情绪过重，也并没有举出实例来佐证，因此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和客观性。
梁郑光的《传统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关系探微》是这几篇中唯一举证了实例的文章。该篇文章分析了傳统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分析领域的不同，提出民间仪式音乐是传统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交叉研究领域，但二者对同一对象的研究侧重点不同。作者以上梁源村“恒山道乐”的笙管乐为例，从传统乐学角度分析，再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分析。作者还大胆提出假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乐学也许可以与民族音乐学整合成一种全新的学科方法论。该篇文章有着清晰的研究视角，以民间仪式音乐为核心，探讨了传统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关系，并举以实例，含金量颇高，但由于探究民间仪式音乐的部分过多，探究角度较小，缺乏全局观。
从国内的研究概况来看，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异同点和关系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答案，写作视角往往不大，文章篇幅都较为短小，研究也不够深入。笔者对这些文章中的部分观点并不认同，例如民族音乐学学科包括中国传统乐学、二者之间的异同点等问题，因此笔者将在后文进行论述。
2 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之辨析
2.1 不同的学科定义、研究范围、方法论
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在我国音乐学院里通常置于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下的音乐学中，如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都是这样的专业设置。近30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在国内由于受到国际的影响，学者间对于其名称各自执不同理解，有些称为“乐律学”，有些称为“传统音乐研究”，或者是“中国民族音乐学”，但其实这些只是同类学科内部出现的不同学科门户[4]70。由于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一致性，这几者其实就是同一种音乐理论学科，是覆盖中国汉族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的学术研究。 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相较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来说仍是一门新兴的音乐理论学科，在国际上也还处于发展的状态中。伍国栋在其著作《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对其定义做了细致的分析，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苏联的《音乐百科全书》和日本的《标准音乐词典》中可以得出，由于国情不同，不同国家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选择面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要以人类共同体为中心来展开具体音乐的研究、具体音乐所处社会自然环境和文化環境的研究以及两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1]14
从方法论上来说，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更是天差地别。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注重音乐形态上的不同呈现方式，研究焦点通常集中在结合中国民族乐理的内容探究一种民族音乐的音乐思维方式、调式音列结构、曲式结构原则、节奏安排、音乐表述方式等音乐本体上的创作，为实践创作服务，如桑桐、黎英海等前人的民族作曲技法研究。或者是从史学、美学、文学等角度探究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音乐机构、音乐制度、音乐家等，如杨荫浏先生对于乐律学和中国音乐史学等的研究。近现代以来中国新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由于吸收民族音乐学的内容，也同样要求田野调查。
而民族音乐学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方法论上，如同考林斯基认为的那样，“民族音乐学和普通音乐学之间的不同是研究方法上的不同”。[5]这个方法论的不同，包括了研究视角和研究过程的不同。首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需要梳理正确科学的民族音乐学价值观、主体观、时空观、网络观和质量观，正确理解“局内人—局外人”的身份转换法和“主位观—客位观”的视角观察法等，这会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性和本质。在建立正确的调查观念后，需要进行田野调查。在这过程中可以采用现代电子设备记录的方式，也就是常说的“采风”，还可以对该研究对象的表演者进行访谈或者学习。为了更直观地对比两种学科的不同之处，笔者用表格展示在上表中。
2.2 相同的目的
上文涉及的全是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的不同之处，但笔者认为这两种学科并不是完全不一致的。虽然二者的研究视角各有不同，但从目的上说，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的方法都可以更好地帮助学者们研究中国传统音乐，都是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和传承。哪怕是强调音乐中的其他视角因素的民族音乐学也仍然没有动摇研究的根本目的，正如胡德所说：“这种研究的似是而非的方法、目的和运用事实上是无止境的，但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题首要的还是音乐。”[6]
3 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之展望
3.1 相辅相成
纵览国内近十几年来与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相关的文章，从内容和研究角度来看，几乎无一不受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从南艺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起，国内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者都开始学习、研究民族音乐学。如今，国内已有相当数量的学院开设民族音乐学的专业，甚至是硕博点。这一学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国际热度。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可以归到民族音乐学这一大学科下，但笔者对此却并不认同。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是在适应我国国情和研究形式的基础上于本土诞生的，有着显著的中国特色，如同薛艺兵认为的，“这支音乐学术队伍一直在中国本土上收集、整理、研究着中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他们秉承中国人自古以来恪守本土的传统……构成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中国特色。”[4]74因此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绝不可能归于民族音乐学下，相辅相成才是二者互相促进的最好方法。近二十年来，传统音乐研究对民族音乐学的学习就是最好的例子，而民族音乐学在国内的发展由于融入了原有的一些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也逐渐显示出相适应的迹象，也许这就是未来的“新中国民族音乐学”。
3.2 合二为一
伍国栋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我不一定认为民族音乐学在目前会取代音乐学，但是经中外民族音乐学家的广泛努力……其结果必然会对音乐学诸分支学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1]有这样想法的学者不在少数，民族音乐学的大力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目前，两大学科在实际的调研中已然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中国学者若想紧跟时代潮流，又想在保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前提下有所突破，那么两大学科未来在中国的融合是有相当可能性的。
4 结语
在国际上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民族音乐学进行了深度的研究，且颇有成果。而对国内的许多学者、学子来说，民族音乐学却还是一个不甚熟悉的学科，甚至还有许多人会由于其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相似的名称将两者混淆。在此，望本文能便于后来学子辨析二者不同之处，也为此两门学科的发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2，14.
[2] 葛琳.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发展（1956-1966）[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20：53.
[3] 郑英.浅议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区别[J].大陆桥视野，2020（04）：98-100.
[4] 薛艺兵.拆除藩篱——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后现代反思[J].中国音乐学，2010（03）：69-78.
[5] 张伯瑜.漫谈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划分[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9（01）：34-40，96.
[6] 杨善武.找准定位：明确传统音乐研究的学科属性[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8（02）：42-51，60.
作者简介：林慧雪（1997—），女，福建莆田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音乐与舞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