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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的办公楼隐藏在一片半旧的建筑群中。楼内的一面墙上用雅致的红字镌刻着一段话：“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1924年，38岁的陆费逵在上海《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中写下了上面那段话。作为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自19岁投身书业，以教育人办实业的姿态，践行开启民智的尝试和主张。那段话，似乎是他的自勉和宣言。
秘密印制的民国教科书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与此同时，中华书局在上海宣告成立。关于中华书局的诞生，作家叶兆言曾戏言：这源于一次背叛。发起人陆费逵从旧东家脱身，自立门户，最后反成竞争对手。“中华书局的成立，促成它的原因很多，从创办人陆费逵的教育经历和人生阅历中，都能窥见蛛丝马迹。”作为叶兆言的学弟，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创立中华书局之前，陆费逵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两年有余，而中华书局的另外两名发起人，戴克敦与陈寅，也分别曾供职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
陆费逵1886年出生于陕西汉中。陆费为复姓，字伯鸿，虽家学渊源，但学业却是自学成才。在《我的青年时代》一文中，陆费逵写道：“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
13岁时，陆费逵放弃四书五经，读新书、学历史地理、习算学与格致学、阅读大量报刊，17岁后自修日文与英文。他的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女，重视学以致用，教导儿子勤于思考，不拘泥于八股文章的空谈。少年时代的务实教育，似乎成为他日后投身书业，推动国民启蒙的基础。
早慧的陆费逵18岁时，在武昌参与开办新学界书店，他的书店中并无太多消遣读物，更多的是当时看来有些“危险”的作品，“当时所开的小书铺，大卖《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知道个人非有学问、有修养不能成事；社会非有教育、有风纪不能有为。”多年之后，陆费逵曾这样回忆。
他的教育背景和社会经历似乎已经注定，陆费逵会在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他从22岁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的正式职业历练，成为了日后创办中华书局的实习。
1908年，陆费逵应聘进入商务印书馆。这个当时的出版业老大给了后来的竞争对手高度重用。
“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的职业经历，为后来他的自主创业提供了必要经验。中华书局的成立，虽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但社会的变革对于出版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于机遇的把握主要取决于出版者个人的预见眼光。”民国出版史专家、武汉大学副教授吴永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创办人之一陈寅在《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中曾记录这家新兴书局在1911年秋的起始经过：“客岁革命起义全国响应，阴历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复余于九月十六日与同志辈共议组织中华书局。良以政体改革，旧日教科书胥不适用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途之福也。”
“中华（书局）未起之前，上海最重要的书商是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陆费逵曾着手为文明书局编撰一套新式教科书，但因资金问题未成行。”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还担任过文明小学的校长，可以说陆费逵十分知道老师和学生需要的是什么。并且，在当时的上海，文明小学是非常新式的学校。”
陆费逵、陈寅、戴克敦等人，察觉到中国政体必将改变，而社会制度、教育思潮、行为方式也必须随之更新，遂决意创立中华书局，其业务的第一项，就是印制“共和”内容的新式教科书。以此启蒙民智，巩固共和体制。
其时为1911年秋，清廷还未被推翻，印书一事也呈秘密状态，参与者筹了一部分资金，白天仍正常工作，只利用休息时间加紧赶制教科书。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主力编辑蒋维乔，也曾建议“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但“商务”是资产超过百万元的出版巨头，如果大张旗鼓编印“共和”政体教科书，万一走漏消息，对股东和公司利益都将是巨大损害。这层混杂着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考量的顾虑，让商务印书馆的地位在政权更迭之时突然被中华书局逐渐追上。
中华书局股东之一陈寅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支撑陆费逵等人秘密编写新书的，是对“革命势必推翻清廷”的坚信，其间面对革命受挫，如“汉阳失守，群起沮之”，但“余等不为所动也”。
民国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陆费逵“规划粗定”中华书局于当天挂牌，“将来，遇民国成立纪念，即吾局成立之纪念也。”书局形式为陆费逵、陈寅、戴克敦三人合资，地址设在上海福州路二十二号。
养成共和国国民
于1912年元旦宣布中华书局成立，是陆费逵出于抢占竞争先机的考量。而真正开始营业已到1912年2月。为应对春季开学，陆费逵等人赶制的新式教科书一上市即“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
“从编纂体例上看，‘中华’教科书并不比1912年以前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更完整或规范，但它胜在内容上。”民国出版史专家吴永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发表于1912年1月25日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往者异族当国，政体专制，束缚抑压，不遗余力。教科书、图书钤制弥甚，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这样明确提及“自由”“共和”字眼，是“中华”版新式教科书与旧式教科书的最大不同。
《中华初等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编者写道：“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往日的教科书中找不到如此耳目一新的表述。
恰如民国元年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所称，“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合国粹欧化。”而在此之前，没有出版机构将“共和”“民主”的主张公然写进教科书。
政治制度的突然变化，让出版旧式教科书的书商们措手不及。清末民初时政府对出版业的限制不多，皆为登记制。市场自由，竞争充分，中华书局从诞生一刻，便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曾经的垄断地位。 1912年4月，商务印书馆才在《申报》登广告，宣传自己马不停蹄赶制出的《共和国教科书》。
但是，中华书局早已抢尽先机赚进第一桶金。1913年4月，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本由创立时的2.5万元增至100万元。3年后，更一跃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出版公司。
两大机构的竞争，使得教科书的更新率大为提高，根据书局编辑钱炳寰在《中华书局史事丛钞》中的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书局共出版17套中小学教科书。每次重大社会变化发生，新式教科书中就会敏感地体现出来。比如，1927年推出的教科书，是因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建立，书中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内容。
除用教科书启发民智、培育共和国民之外，中华书局也开始用新方式整理国粹典籍。“以前都是线装木刻的雕版，1921年开始辑印《四部备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现代排版技术排出来的古籍。”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而中华书局也有意编撰大辞典。陆费逵与时任编辑所长范濂源拟将其定名为《辞海》。1922年，陆费逵结识湖南教育学者舒新城，多次盛邀之下，1928年4月舒新城与中华书局签约，主持编纂《辞海》，并成为陆费逵之后中华书局的灵魂人物。
学者汪家熔这样对比《辞海》和《辞源》的差异：舒新城接手时已是“五四”后的第九年，社会变化很大，所以“苟非推陈出新，顺时以应，则辞书之用有时而穷”。舒新城遂转变工作方针，把释义重点放在词语而非单字上。
1936年出版的《辞海》吸收了自1915年后21年间出现的新词新语和舶来词汇，并收录古白话、戏曲、小说中的通俗词语，并开创“百科性词典”体例。
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
伴随民国一同诞生的中华书局，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直体现着陆费逵等几位创始人自身的开创气质和启蒙理想。
陆费逵曾被人形容为“见事明、处事敏”，并自称“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他是提出取消“读经”课程的第一人，也是“为小学生减负”的大力倡导者。三年后，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修订新政权课程，很大程度采纳了陆费逵的意见。
1912年陆费逵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中写道：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而人之能为人否，实以能否自立为断。所谓自立者无他，有生活之智识，谋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予人是也。欲达此目的，非采实利主义为方针不可。
“实利主义教育的兴起，在于要使实业的需要真正成为整个教育的中心，以谋求整个中国教育从宏观到微观的以实际为标尺的改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周其厚博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此之外，陆费逵等人还大力提倡乡村教育，职业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等。”
在1921年的《我国书业之大概》一文中，陆费逵对中西方民众读书习惯的差别分析如下：“（中国）国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如《三国演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此刻欲补救此弊，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的科学或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
依据这样的理念，自1917年开始，陆费逵、戴克敦等人经过商讨，拟定了出版教育丛书的计划。到1945年，出版共计60多种，涵盖成人教育的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中华书局针对“国民教育”的启蒙，逐渐创刊八种杂志。其中1915年1月创刊的《大中华》，由梁启超主编。1934年创办的《新中华》，第一期发行即过万，巴金、郁达夫、傅雷、丰子恺、杨宪益等人均为当时作者。在民国出版史专家吴永贵看来，陆费逵对作者从来不吝啬稿费，从而与知识界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
“陆费逵聘任舒新城为编辑所所长后，因舒新城本身就是知识圈中人，他与众多作家、艺术人士私交都很好。比如四川作家李劼人，他的《死水微澜》《大波》都是交给中华书局出的，还比如跟舒新城关系最密切的徐悲鸿，我们现在可以整理出徐悲鸿的书信有200多封。”徐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实际上，如今已是百年老店的中华书局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在创办之初的第六年就曾遭遇严重危机，几乎陷入破产。陆费逵在教育部任职的好友范静生邀请其到教育部就职，《新闻报》老板汪汉溪也邀请他任总主笔，但陆费逵并没有离开中华书局。
在《我为什么要献身书业》一文中，陆费逵对自己做了一段总结：一为专心，做事有始有终。二为忍耐。第三，不失本来面目，“我从小到现在总不断地看书，不阔绰这三种虽没有什么价值，但却也是办事必须的条件。”★
1924年，38岁的陆费逵在上海《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中写下了上面那段话。作为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自19岁投身书业，以教育人办实业的姿态，践行开启民智的尝试和主张。那段话，似乎是他的自勉和宣言。
秘密印制的民国教科书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与此同时，中华书局在上海宣告成立。关于中华书局的诞生，作家叶兆言曾戏言：这源于一次背叛。发起人陆费逵从旧东家脱身，自立门户，最后反成竞争对手。“中华书局的成立，促成它的原因很多，从创办人陆费逵的教育经历和人生阅历中，都能窥见蛛丝马迹。”作为叶兆言的学弟，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创立中华书局之前，陆费逵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两年有余，而中华书局的另外两名发起人，戴克敦与陈寅，也分别曾供职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
陆费逵1886年出生于陕西汉中。陆费为复姓，字伯鸿，虽家学渊源，但学业却是自学成才。在《我的青年时代》一文中，陆费逵写道：“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
13岁时，陆费逵放弃四书五经，读新书、学历史地理、习算学与格致学、阅读大量报刊，17岁后自修日文与英文。他的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女，重视学以致用，教导儿子勤于思考，不拘泥于八股文章的空谈。少年时代的务实教育，似乎成为他日后投身书业，推动国民启蒙的基础。
早慧的陆费逵18岁时，在武昌参与开办新学界书店，他的书店中并无太多消遣读物，更多的是当时看来有些“危险”的作品，“当时所开的小书铺，大卖《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知道个人非有学问、有修养不能成事；社会非有教育、有风纪不能有为。”多年之后，陆费逵曾这样回忆。
他的教育背景和社会经历似乎已经注定，陆费逵会在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他从22岁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的正式职业历练，成为了日后创办中华书局的实习。
1908年，陆费逵应聘进入商务印书馆。这个当时的出版业老大给了后来的竞争对手高度重用。
“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的职业经历，为后来他的自主创业提供了必要经验。中华书局的成立，虽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但社会的变革对于出版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于机遇的把握主要取决于出版者个人的预见眼光。”民国出版史专家、武汉大学副教授吴永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创办人之一陈寅在《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中曾记录这家新兴书局在1911年秋的起始经过：“客岁革命起义全国响应，阴历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复余于九月十六日与同志辈共议组织中华书局。良以政体改革，旧日教科书胥不适用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途之福也。”
“中华（书局）未起之前，上海最重要的书商是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陆费逵曾着手为文明书局编撰一套新式教科书，但因资金问题未成行。”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还担任过文明小学的校长，可以说陆费逵十分知道老师和学生需要的是什么。并且，在当时的上海，文明小学是非常新式的学校。”
陆费逵、陈寅、戴克敦等人，察觉到中国政体必将改变，而社会制度、教育思潮、行为方式也必须随之更新，遂决意创立中华书局，其业务的第一项，就是印制“共和”内容的新式教科书。以此启蒙民智，巩固共和体制。
其时为1911年秋，清廷还未被推翻，印书一事也呈秘密状态，参与者筹了一部分资金，白天仍正常工作，只利用休息时间加紧赶制教科书。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主力编辑蒋维乔，也曾建议“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但“商务”是资产超过百万元的出版巨头，如果大张旗鼓编印“共和”政体教科书，万一走漏消息，对股东和公司利益都将是巨大损害。这层混杂着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考量的顾虑，让商务印书馆的地位在政权更迭之时突然被中华书局逐渐追上。
中华书局股东之一陈寅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支撑陆费逵等人秘密编写新书的，是对“革命势必推翻清廷”的坚信，其间面对革命受挫，如“汉阳失守，群起沮之”，但“余等不为所动也”。
民国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陆费逵“规划粗定”中华书局于当天挂牌，“将来，遇民国成立纪念，即吾局成立之纪念也。”书局形式为陆费逵、陈寅、戴克敦三人合资，地址设在上海福州路二十二号。
养成共和国国民
于1912年元旦宣布中华书局成立，是陆费逵出于抢占竞争先机的考量。而真正开始营业已到1912年2月。为应对春季开学，陆费逵等人赶制的新式教科书一上市即“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
“从编纂体例上看，‘中华’教科书并不比1912年以前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更完整或规范，但它胜在内容上。”民国出版史专家吴永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发表于1912年1月25日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往者异族当国，政体专制，束缚抑压，不遗余力。教科书、图书钤制弥甚，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这样明确提及“自由”“共和”字眼，是“中华”版新式教科书与旧式教科书的最大不同。
《中华初等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编者写道：“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往日的教科书中找不到如此耳目一新的表述。
恰如民国元年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所称，“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合国粹欧化。”而在此之前，没有出版机构将“共和”“民主”的主张公然写进教科书。
政治制度的突然变化，让出版旧式教科书的书商们措手不及。清末民初时政府对出版业的限制不多，皆为登记制。市场自由，竞争充分，中华书局从诞生一刻，便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曾经的垄断地位。 1912年4月，商务印书馆才在《申报》登广告，宣传自己马不停蹄赶制出的《共和国教科书》。
但是，中华书局早已抢尽先机赚进第一桶金。1913年4月，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本由创立时的2.5万元增至100万元。3年后，更一跃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出版公司。
两大机构的竞争，使得教科书的更新率大为提高，根据书局编辑钱炳寰在《中华书局史事丛钞》中的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书局共出版17套中小学教科书。每次重大社会变化发生，新式教科书中就会敏感地体现出来。比如，1927年推出的教科书，是因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建立，书中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内容。
除用教科书启发民智、培育共和国民之外，中华书局也开始用新方式整理国粹典籍。“以前都是线装木刻的雕版，1921年开始辑印《四部备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现代排版技术排出来的古籍。”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而中华书局也有意编撰大辞典。陆费逵与时任编辑所长范濂源拟将其定名为《辞海》。1922年，陆费逵结识湖南教育学者舒新城，多次盛邀之下，1928年4月舒新城与中华书局签约，主持编纂《辞海》，并成为陆费逵之后中华书局的灵魂人物。
学者汪家熔这样对比《辞海》和《辞源》的差异：舒新城接手时已是“五四”后的第九年，社会变化很大，所以“苟非推陈出新，顺时以应，则辞书之用有时而穷”。舒新城遂转变工作方针，把释义重点放在词语而非单字上。
1936年出版的《辞海》吸收了自1915年后21年间出现的新词新语和舶来词汇，并收录古白话、戏曲、小说中的通俗词语，并开创“百科性词典”体例。
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
伴随民国一同诞生的中华书局，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直体现着陆费逵等几位创始人自身的开创气质和启蒙理想。
陆费逵曾被人形容为“见事明、处事敏”，并自称“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他是提出取消“读经”课程的第一人，也是“为小学生减负”的大力倡导者。三年后，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修订新政权课程，很大程度采纳了陆费逵的意见。
1912年陆费逵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中写道：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而人之能为人否，实以能否自立为断。所谓自立者无他，有生活之智识，谋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予人是也。欲达此目的，非采实利主义为方针不可。
“实利主义教育的兴起，在于要使实业的需要真正成为整个教育的中心，以谋求整个中国教育从宏观到微观的以实际为标尺的改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周其厚博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此之外，陆费逵等人还大力提倡乡村教育，职业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等。”
在1921年的《我国书业之大概》一文中，陆费逵对中西方民众读书习惯的差别分析如下：“（中国）国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如《三国演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此刻欲补救此弊，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的科学或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
依据这样的理念，自1917年开始，陆费逵、戴克敦等人经过商讨，拟定了出版教育丛书的计划。到1945年，出版共计60多种，涵盖成人教育的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中华书局针对“国民教育”的启蒙，逐渐创刊八种杂志。其中1915年1月创刊的《大中华》，由梁启超主编。1934年创办的《新中华》，第一期发行即过万，巴金、郁达夫、傅雷、丰子恺、杨宪益等人均为当时作者。在民国出版史专家吴永贵看来，陆费逵对作者从来不吝啬稿费，从而与知识界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
“陆费逵聘任舒新城为编辑所所长后，因舒新城本身就是知识圈中人，他与众多作家、艺术人士私交都很好。比如四川作家李劼人，他的《死水微澜》《大波》都是交给中华书局出的，还比如跟舒新城关系最密切的徐悲鸿，我们现在可以整理出徐悲鸿的书信有200多封。”徐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实际上，如今已是百年老店的中华书局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在创办之初的第六年就曾遭遇严重危机，几乎陷入破产。陆费逵在教育部任职的好友范静生邀请其到教育部就职，《新闻报》老板汪汉溪也邀请他任总主笔，但陆费逵并没有离开中华书局。
在《我为什么要献身书业》一文中，陆费逵对自己做了一段总结：一为专心，做事有始有终。二为忍耐。第三，不失本来面目，“我从小到现在总不断地看书，不阔绰这三种虽没有什么价值，但却也是办事必须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