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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是划分中国体制最重要的标志，在“单位制”时期，单位内的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相互融合，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师徒制”，贯穿在整个中国工业史中。而市场经济时期，如专业技校的建立与科层制的进步等众多因素，使得师徒关系的内涵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现实缩影，它背后是经济、政治、社会的转变。因此，师徒制作为单位制下的微观组织机制，其研究意义不仅局限于关系研究，更是对社会整体变迁的见证。
师徒制单位制市场经济非正式关系一、“师徒制”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缩影
古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中国语境下，这一概念在五千年历史文化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但凡技能都依靠师傅对徒弟的言传身教得到传授和延续。建国以后，国内工业如春笋般大力发展，工人这一职业让人趋之若鹜。不难想象，成为工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和资本。应运而生，工厂内的“师徒制”便成为了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对于“师徒”的概念不难理解，即师傅与徒弟，师傅向徒弟传授技艺和经验，在工厂体制内，“师徒”又作为一种管理体制成为一种正式的工作指导关系，师傅对徒弟的技术进行多年的培养和教育。而在私下，师傅不仅是师更是父，徒弟要尊重传统孝敬师傅，甚至养老送终，是最重要的非血缘伦理关系。
对于“师徒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中西方都有着大量的研究，既有把其视为工人行动的一种基本单元，也有把其视为一种权力结构或者社会纽带。西方经济史表明，师徒制作为一种口传手授的技能传授方式最早是在家庭式的手工作坊中出现的，最开始表现为子承父业的形式。随着生产的扩大，业主也开始招收一些学徒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学徒一边学艺，一边进行生产，从而形成了师徒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还有学者认为，行会的出现才是师徒制真正得以产生的原因，行会组织的崩溃最终导致了师徒制的瓦解。
然而，对于师徒的研究，不单是研究这种关系本身，师徒制度更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一种典型缩影。
从经济上看，师徒制度是单位制全面保障工人生活的一个方面，体现了对年轻劳动力的内部培训机制，而后在市场经济时期，劳动成为一种竞争力，外部培训机构应运而生，从而改变了师徒制的内涵。在政治上，师徒制随着社会的变迁体现了现代科层制的明确化，在工作关系上，师傅与徒弟并非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同级别的同事关系。从政治、社会来说，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探索师徒制演变的轨迹，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
以师徒制看时代变迁，必须先了解已有对单位制的研究现状。现今对于“单位制”的研究著作颇丰，从华尔德的《共产主义新传统》开始，“单位”及“单位体制”的相关研究已有30余年。市场经济的引入以及重要程度的加重，现代管理制度的深入影响都改变了企业（单位）的内部格局和其在社会中的结构位置。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影响在于使企业产生了以“两个置换”和“两个走向”为特点的变化，所谓“两个置换”就是国有企业产权和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双重置换；“两个走向”就是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和国有企业职工走向市场。根据李路路的总结分析，现今企业（单位）研究呈现明显的三个研究论题：（1）偏重于从宏观社会体制和微观组织的社会功效出发，对由一个个企业（单位）构成的单位体制及其变迁进行研究；（2）倾向于从微观组织内部运行机制入手，对企业（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进行研究；（3）侧重于将企业（单位）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分层机制，对它所产生的社会分层效益展开研究（李路路，2009）。
因此，现有对“师徒制”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以微观组织来看单位内部的权利结构和行为方式，并且有“单位制”走向“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其中，蕴含着经济转变、政治转变、社会转变。
二、岁月繁华：“师徒制”背后的经济转变
单位制时期的国有工厂承载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以工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全国的发展重心，工人承载着重要的社会使命。与此同时，在工厂内工人对工人有着高度的经济依附，工人在单位中获得他们的社会身份，并使得他们有权力享受到国家提供的特殊供应和福利。企业不仅提供全部的健康保险和退休金，甚至还提供附属的医疗机构。企业为职工提供教育培训、住房、托儿所、食堂，甚至负责调换工作和为亲属配偶申请当地的居住户口。其中，以师徒培养方式就是单位制初期最明显的教育福利，以内部培养为主要手段提高工人的专业技能。师父和徒弟面对面交往，他们同处一个车间，在一个共同的生产空间和劳动过程当中，年轻工人对于生产知识的学习是实践性的，一些具体技能的训练只能通过口传手授，甚至是出于“心传密会”，这些实践性的知识和技能不可能脱离车间和具体的生产环节进行传授。所以，师父带徒弟是一对一、面对面、手把手的教育，这就是所谓的“传帮带”的工人培训模式，技艺传承紧密度非常高。
计划经济时期的另外一个明显的经济特点便是工人的职业年限，在当时的国家体制下，工人享有终身雇佣的工作保障，工厂无法解雇工人。因此，技能并不是工人之间的竞争理由，从而也不担心技能影响自己的收入与就业稳定。管制竞争关系模式和非市场性劳动管理制度为工厂内部技能养成方式提供了配套的匹配制度，使工厂自我技能生产成为可能。相反，在后来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工人是否具有竞争力是他们能否求职的重要因素，相应的社会出现了大批的职业技校。在这样的环境下，工厂开始采用外部技能养成方式代替单位制时期的内部技能培养机制。在自由市场机制中，工厂既可以自由解雇工人，工人也有能力使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工厂和工人在技能养成上都面临着由于市场压力而形成的风险约束，这迫使企业采用不同的技能养成战略（如发展标准化生产模式）来最小化对技能工人的依赖，而最终选择外部技能养成方式。
可见，经济因素对师徒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反过来也说明师徒制度中以技艺传承高度紧密为特点也是时代背景的结果。国家与工厂为工人提供的全面依附使得工人没有技术风险，也没有技术竞争，非市场机制使得内部培养的方式得以可能。但是当市场竞争成为主流，技能成为一种资本，迫使年轻劳动力在入厂前需要在外部进行培训得以获得技术资本，这使得师徒制度中的技术传承紧密度下降。 三、日新月异：“师徒制”背后的政治转变
在单位制时期，工人在政治上都高度依附于工厂。华尔德在其著作中指出，工厂内的党组织安插在企业的角角落落，工人没有维护自己权利的组织，也不会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或活动，而是听命于企业的安排。此外，是否具有政治身份也直接影响他们在工厂内的发展，一个工人是否是党员或积极分子影响着其升迁、考核，政治身份的获得就显得格外重要。不管是师父还是徒弟，他们之间的政治身份都相互影响。师傅若是党员，不论是从思想认识上上还是从群众基础上，都对徒弟的入党过程起着积极的督促和指导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工人在工厂内的政治状况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以利益为目的入党现象已经明显下降。入党在如今更是一种自愿主动的行为，与其是否能够增加工资，得到切实利益的关系明显弱化。这也使得入党本身、党组织的建设更加纯洁。这是一种进步，更是一种民主。而师傅对于徒弟入党事宜则呈现不过问、不参与的现象。
若以政治技能来看师徒关系，以Ferris等人的研究来看，高水平政治技能的员工能激发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并能够向周围环境中发出有利于顺利开展工作的信号，从而会获得较高的评价。在单位制环境下，政治气氛相对厚重，关系更容易受到政治技能水平高低的影响作用。高政治技能的徒弟会很好地利用关系网络与师傅进行沟通，他们会抓住这些沟通和合作机会，加深彼此的了解并建立深厚的私人情谊和利益圈。而在市场经济时期，政治技能随着政治气氛的轻松化也会有对师徒关系有着改变，松散了师徒关系。
另外，从科层制来看，单位制时期师父和他的徒弟们形成了一个十分亲密的圈子，在单位制时期，师父与徒弟以及再传弟子之间所确立的代际关联是永久性的，这是终身聘用制度的附加品，是单位制当中形成牢固的非正式关系网的关键因素。牢固非正式关系网的形成使得单位制时期的车间是以派系结构为主要的行动单元。然而，在市场经济时期，徒弟的职业生涯已不再具有终身的特性，从现实上或是从心理上，以往的代际关联不复存在。以派系结构为主的行动单元也受到了工厂管理体制的大力限制。
四、蒸蒸日上：“师徒制”背后的社会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大的转变既是包含着文化伦理、科技等众多因素的社会转变。在工厂内，单位制时期走向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转变也是巨大的。
以文化伦理来看，传统的中国概念里指导老师称之为“师父”，而在如今的指导老师更多的含义是“师傅”。“父”与“傅”同音不同义，使得师徒关系有着千差万别。新中国成立前师徒制中的师父和徒弟，在生活上是一种依存关系，在知识和技能传授中是一种秘传关系，在身份上是一种等级关系，但是也存在一些旧学徒制中的陋习，如打骂虐待等，这些特点都有着父子关系的色彩。建国以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师徒之间的关系走向纯粹。但在单位制时期，虽然工厂内的基本生活和待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但是由于终身聘用制的存在，让传统的师徒观念强烈。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文化的学习和宣传让师傅与徒弟都转换了观念，很大程度上对师傅终身的孝敬已不再是道德枷锁，而是个人情感走向的一种选择。
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互联网的普及、交通的发展都对师徒制存在着影响。单位制时期，科技条件匮乏、信息闭塞使得师徒之间的技能知识交流是单向的，纯粹自上而下的，无论师傅是否掌握的是最准确的知识，徒弟都只有接受，而非交流。但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网络的普及使得专业技能的知识甚至是国际性的现今技术都随手可得，反而师傅掌握的知识也许是滞后的、有局限的。由于徒弟的年轻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在某些情况下，徒弟通过网络或书籍能够与师傅进行技术知识的交流，甚至是对师傅进行知识讲解，这构成了师徒关系的信息传递互动，互为老师，让师徒关系更为平等、轻松。
五、总结
社会的发展除了设计与治理，首先要做的便是对社会的观察。对社会的观察不仅仅是从宏观，更应从微观入手。“师徒制”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任何国家、任何行业都有师徒关系，但是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概念里的师徒关系带有更为复杂的内涵，中国这几十年经历的重大变革也在师徒关系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工厂内部的师徒关系展现了经济体制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发展、社会体制的完善。师徒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其即穿插着中国工厂的正式组织制度、也穿插着文化伦理的非正式关系、更包含着工厂外社会建设的一步步完善。
以往关于对时代变迁、工厂体制、师徒关系的相关研究，都集中于行政体制变迁的考察，或是对单位制的结构或是经营模式的研究。有些对于微观的组织形态的研究都集中在不同群体的关系研究上。而所谓庇护关系、派系关系或激励意义上的区隔关系，都带有垂直或纵向关系的分析特点，因为单位组织的构成乃至与国家行政层级的逐级关联，亦都表现出此种关系的特点。
而本文则以对时代变迁的整体视角去分析师徒关系的转变，以这种微观制度的转变作为一种现实缩影来看，中国近几十年的体制转变乃至社会整体的转变。师徒关系即稳定又脆弱，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还会随之改变其内涵，对师徒关系的观察也会始终保持着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更生动的展现一个发展中的中国。
参考文献：
[1]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社会学研究，1993，（05）.
[3]李娇，李南.委托代理视角下的企业师徒关系研究.科技与企业，2013，（16）.
[4]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2009，（04）.
[5]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
[6]李南，王晓蓉.企业师徒制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软科学，2013，（02）. [7]李辑金.车间政治与下岗名单的确定——以东北的两家国有工厂为例.社会学研究，2003，（06）.
[8]楼世洲.我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和职业教育制度嬗变的历史考察.教育学报，2007，（01）.
[9]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01）.
[10]吕妍.我国现代企业师徒制重构探讨.华东经济管理，2007，（04）.
[11]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2]渠敬东.占有、经营和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2013.
[13]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14]任健.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军事历史，2001，（01）.
[15]汪和建.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社会构建.社会，2006，（03）.
[16]王星.师徒关系合同化与劳动政治：东北某国有制造企业的个案研究.社会，2009，（04）.
[17]华尔德著.龚小夏译.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18]卫忠.导师带徒一师徒关系新概念.中国石化，1998，（11）.
[19]袁先梯.“导师带徒”奖励基金设的好.中国培训，2000，（08）.
[20]王明义，高升.师带徒提高职工素质.职业培训，2004，（02）.
[21]余维田，赵希男，刘雷.企业导师制的利弊解析.企业改革与管理，2004，（09）.
[22]杜杏华.几解析A公司导师制.人力资源，2005，（03）.
[23]应星.中国新德治论析.战略与管理，2001，（02）.
[24]韩翼，杨百寅.师徒关系开启徒弟职业成功之门：政治技能视角.管理世界，2012，（06）.
[25]Evans Keith.1975.The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System.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26]Friedman，A.1977.Industry and Labor：Class Struggle at work and Monopoly Capitalism.London：Macmillan.
[27]P.A.Hall
师徒制单位制市场经济非正式关系一、“师徒制”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缩影
古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中国语境下，这一概念在五千年历史文化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但凡技能都依靠师傅对徒弟的言传身教得到传授和延续。建国以后，国内工业如春笋般大力发展，工人这一职业让人趋之若鹜。不难想象，成为工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和资本。应运而生，工厂内的“师徒制”便成为了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对于“师徒”的概念不难理解，即师傅与徒弟，师傅向徒弟传授技艺和经验，在工厂体制内，“师徒”又作为一种管理体制成为一种正式的工作指导关系，师傅对徒弟的技术进行多年的培养和教育。而在私下，师傅不仅是师更是父，徒弟要尊重传统孝敬师傅，甚至养老送终，是最重要的非血缘伦理关系。
对于“师徒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中西方都有着大量的研究，既有把其视为工人行动的一种基本单元，也有把其视为一种权力结构或者社会纽带。西方经济史表明，师徒制作为一种口传手授的技能传授方式最早是在家庭式的手工作坊中出现的，最开始表现为子承父业的形式。随着生产的扩大，业主也开始招收一些学徒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学徒一边学艺，一边进行生产，从而形成了师徒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还有学者认为，行会的出现才是师徒制真正得以产生的原因，行会组织的崩溃最终导致了师徒制的瓦解。
然而，对于师徒的研究，不单是研究这种关系本身，师徒制度更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一种典型缩影。
从经济上看，师徒制度是单位制全面保障工人生活的一个方面，体现了对年轻劳动力的内部培训机制，而后在市场经济时期，劳动成为一种竞争力，外部培训机构应运而生，从而改变了师徒制的内涵。在政治上，师徒制随着社会的变迁体现了现代科层制的明确化，在工作关系上，师傅与徒弟并非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同级别的同事关系。从政治、社会来说，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探索师徒制演变的轨迹，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
以师徒制看时代变迁，必须先了解已有对单位制的研究现状。现今对于“单位制”的研究著作颇丰，从华尔德的《共产主义新传统》开始，“单位”及“单位体制”的相关研究已有30余年。市场经济的引入以及重要程度的加重，现代管理制度的深入影响都改变了企业（单位）的内部格局和其在社会中的结构位置。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影响在于使企业产生了以“两个置换”和“两个走向”为特点的变化，所谓“两个置换”就是国有企业产权和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双重置换；“两个走向”就是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和国有企业职工走向市场。根据李路路的总结分析，现今企业（单位）研究呈现明显的三个研究论题：（1）偏重于从宏观社会体制和微观组织的社会功效出发，对由一个个企业（单位）构成的单位体制及其变迁进行研究；（2）倾向于从微观组织内部运行机制入手，对企业（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进行研究；（3）侧重于将企业（单位）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分层机制，对它所产生的社会分层效益展开研究（李路路，2009）。
因此，现有对“师徒制”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以微观组织来看单位内部的权利结构和行为方式，并且有“单位制”走向“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其中，蕴含着经济转变、政治转变、社会转变。
二、岁月繁华：“师徒制”背后的经济转变
单位制时期的国有工厂承载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以工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全国的发展重心，工人承载着重要的社会使命。与此同时，在工厂内工人对工人有着高度的经济依附，工人在单位中获得他们的社会身份，并使得他们有权力享受到国家提供的特殊供应和福利。企业不仅提供全部的健康保险和退休金，甚至还提供附属的医疗机构。企业为职工提供教育培训、住房、托儿所、食堂，甚至负责调换工作和为亲属配偶申请当地的居住户口。其中，以师徒培养方式就是单位制初期最明显的教育福利，以内部培养为主要手段提高工人的专业技能。师父和徒弟面对面交往，他们同处一个车间，在一个共同的生产空间和劳动过程当中，年轻工人对于生产知识的学习是实践性的，一些具体技能的训练只能通过口传手授，甚至是出于“心传密会”，这些实践性的知识和技能不可能脱离车间和具体的生产环节进行传授。所以，师父带徒弟是一对一、面对面、手把手的教育，这就是所谓的“传帮带”的工人培训模式，技艺传承紧密度非常高。
计划经济时期的另外一个明显的经济特点便是工人的职业年限，在当时的国家体制下，工人享有终身雇佣的工作保障，工厂无法解雇工人。因此，技能并不是工人之间的竞争理由，从而也不担心技能影响自己的收入与就业稳定。管制竞争关系模式和非市场性劳动管理制度为工厂内部技能养成方式提供了配套的匹配制度，使工厂自我技能生产成为可能。相反，在后来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工人是否具有竞争力是他们能否求职的重要因素，相应的社会出现了大批的职业技校。在这样的环境下，工厂开始采用外部技能养成方式代替单位制时期的内部技能培养机制。在自由市场机制中，工厂既可以自由解雇工人，工人也有能力使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工厂和工人在技能养成上都面临着由于市场压力而形成的风险约束，这迫使企业采用不同的技能养成战略（如发展标准化生产模式）来最小化对技能工人的依赖，而最终选择外部技能养成方式。
可见，经济因素对师徒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反过来也说明师徒制度中以技艺传承高度紧密为特点也是时代背景的结果。国家与工厂为工人提供的全面依附使得工人没有技术风险，也没有技术竞争，非市场机制使得内部培养的方式得以可能。但是当市场竞争成为主流，技能成为一种资本，迫使年轻劳动力在入厂前需要在外部进行培训得以获得技术资本，这使得师徒制度中的技术传承紧密度下降。 三、日新月异：“师徒制”背后的政治转变
在单位制时期，工人在政治上都高度依附于工厂。华尔德在其著作中指出，工厂内的党组织安插在企业的角角落落，工人没有维护自己权利的组织，也不会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或活动，而是听命于企业的安排。此外，是否具有政治身份也直接影响他们在工厂内的发展，一个工人是否是党员或积极分子影响着其升迁、考核，政治身份的获得就显得格外重要。不管是师父还是徒弟，他们之间的政治身份都相互影响。师傅若是党员，不论是从思想认识上上还是从群众基础上，都对徒弟的入党过程起着积极的督促和指导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工人在工厂内的政治状况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以利益为目的入党现象已经明显下降。入党在如今更是一种自愿主动的行为，与其是否能够增加工资，得到切实利益的关系明显弱化。这也使得入党本身、党组织的建设更加纯洁。这是一种进步，更是一种民主。而师傅对于徒弟入党事宜则呈现不过问、不参与的现象。
若以政治技能来看师徒关系，以Ferris等人的研究来看，高水平政治技能的员工能激发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并能够向周围环境中发出有利于顺利开展工作的信号，从而会获得较高的评价。在单位制环境下，政治气氛相对厚重，关系更容易受到政治技能水平高低的影响作用。高政治技能的徒弟会很好地利用关系网络与师傅进行沟通，他们会抓住这些沟通和合作机会，加深彼此的了解并建立深厚的私人情谊和利益圈。而在市场经济时期，政治技能随着政治气氛的轻松化也会有对师徒关系有着改变，松散了师徒关系。
另外，从科层制来看，单位制时期师父和他的徒弟们形成了一个十分亲密的圈子，在单位制时期，师父与徒弟以及再传弟子之间所确立的代际关联是永久性的，这是终身聘用制度的附加品，是单位制当中形成牢固的非正式关系网的关键因素。牢固非正式关系网的形成使得单位制时期的车间是以派系结构为主要的行动单元。然而，在市场经济时期，徒弟的职业生涯已不再具有终身的特性，从现实上或是从心理上，以往的代际关联不复存在。以派系结构为主的行动单元也受到了工厂管理体制的大力限制。
四、蒸蒸日上：“师徒制”背后的社会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大的转变既是包含着文化伦理、科技等众多因素的社会转变。在工厂内，单位制时期走向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转变也是巨大的。
以文化伦理来看，传统的中国概念里指导老师称之为“师父”，而在如今的指导老师更多的含义是“师傅”。“父”与“傅”同音不同义，使得师徒关系有着千差万别。新中国成立前师徒制中的师父和徒弟，在生活上是一种依存关系，在知识和技能传授中是一种秘传关系，在身份上是一种等级关系，但是也存在一些旧学徒制中的陋习，如打骂虐待等，这些特点都有着父子关系的色彩。建国以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师徒之间的关系走向纯粹。但在单位制时期，虽然工厂内的基本生活和待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但是由于终身聘用制的存在，让传统的师徒观念强烈。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文化的学习和宣传让师傅与徒弟都转换了观念，很大程度上对师傅终身的孝敬已不再是道德枷锁，而是个人情感走向的一种选择。
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互联网的普及、交通的发展都对师徒制存在着影响。单位制时期，科技条件匮乏、信息闭塞使得师徒之间的技能知识交流是单向的，纯粹自上而下的，无论师傅是否掌握的是最准确的知识，徒弟都只有接受，而非交流。但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网络的普及使得专业技能的知识甚至是国际性的现今技术都随手可得，反而师傅掌握的知识也许是滞后的、有局限的。由于徒弟的年轻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在某些情况下，徒弟通过网络或书籍能够与师傅进行技术知识的交流，甚至是对师傅进行知识讲解，这构成了师徒关系的信息传递互动，互为老师，让师徒关系更为平等、轻松。
五、总结
社会的发展除了设计与治理，首先要做的便是对社会的观察。对社会的观察不仅仅是从宏观，更应从微观入手。“师徒制”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任何国家、任何行业都有师徒关系，但是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概念里的师徒关系带有更为复杂的内涵，中国这几十年经历的重大变革也在师徒关系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工厂内部的师徒关系展现了经济体制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发展、社会体制的完善。师徒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其即穿插着中国工厂的正式组织制度、也穿插着文化伦理的非正式关系、更包含着工厂外社会建设的一步步完善。
以往关于对时代变迁、工厂体制、师徒关系的相关研究，都集中于行政体制变迁的考察，或是对单位制的结构或是经营模式的研究。有些对于微观的组织形态的研究都集中在不同群体的关系研究上。而所谓庇护关系、派系关系或激励意义上的区隔关系，都带有垂直或纵向关系的分析特点，因为单位组织的构成乃至与国家行政层级的逐级关联，亦都表现出此种关系的特点。
而本文则以对时代变迁的整体视角去分析师徒关系的转变，以这种微观制度的转变作为一种现实缩影来看，中国近几十年的体制转变乃至社会整体的转变。师徒关系即稳定又脆弱，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还会随之改变其内涵，对师徒关系的观察也会始终保持着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更生动的展现一个发展中的中国。
参考文献：
[1]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社会学研究，1993，（05）.
[3]李娇，李南.委托代理视角下的企业师徒关系研究.科技与企业，2013，（16）.
[4]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2009，（04）.
[5]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
[6]李南，王晓蓉.企业师徒制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软科学，2013，（02）. [7]李辑金.车间政治与下岗名单的确定——以东北的两家国有工厂为例.社会学研究，2003，（06）.
[8]楼世洲.我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和职业教育制度嬗变的历史考察.教育学报，2007，（01）.
[9]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01）.
[10]吕妍.我国现代企业师徒制重构探讨.华东经济管理，2007，（04）.
[11]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2]渠敬东.占有、经营和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2013.
[13]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14]任健.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军事历史，2001，（01）.
[15]汪和建.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社会构建.社会，2006，（03）.
[16]王星.师徒关系合同化与劳动政治：东北某国有制造企业的个案研究.社会，2009，（04）.
[17]华尔德著.龚小夏译.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18]卫忠.导师带徒一师徒关系新概念.中国石化，1998，（11）.
[19]袁先梯.“导师带徒”奖励基金设的好.中国培训，2000，（08）.
[20]王明义，高升.师带徒提高职工素质.职业培训，2004，（02）.
[21]余维田，赵希男，刘雷.企业导师制的利弊解析.企业改革与管理，2004，（09）.
[22]杜杏华.几解析A公司导师制.人力资源，2005，（03）.
[23]应星.中国新德治论析.战略与管理，2001，（02）.
[24]韩翼，杨百寅.师徒关系开启徒弟职业成功之门：政治技能视角.管理世界，2012，（06）.
[25]Evans Keith.1975.The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System.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26]Friedman，A.1977.Industry and Labor：Class Struggle at work and Monopoly Capitalism.London：Macmillan.
[27]P.A.H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