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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邮箱
整整一个冬天，呆在屋子里无所事事，听着窗外的风声，一张旧报纸就能让我消磨一天。为了整理一摞旧信札，我翻箱倒柜，忙碌了整整一周；给远方的朋友复信，哪怕是短短的几句话，也要写在纸上，然后到镇上的小邮局去发信。
我拒绝乘车，口袋里装着一摞书信，它们在我的手里有纸质的亲切温度。我步行十几里路，来到那个被粉刷了绿油漆的小门，远远望去，里面黑洞洞的。邮局里坐着几个胖胖的姑娘，正守着电脑用QQ与网友聊天，似乎很忙碌。她们见我掏出一叠信封，不情愿地抬起头问：“是发挂号吗？”我说：“不，发平信。”她们的表情瞬间起了变化，嘴唇像屋檐的一角噘了起来，仍是不情愿地嘟嚷了一句：“现在很少有人发平信了，如果不怕收不到，您就发吧。”我听了微微一愣，这才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很大：是啊，现在谁还有闲心在纸上写信呢？
而我一时无法做出解释，说自己没带电脑？说自己不喜欢发电子邮件只喜欢书写？都显得多余而矫情。事实上，像季节的候鸟，我短期居住在偏僻的胶南，这里有山野，大海和树林，缺少的是喧嚣和热闹。当然，自然界也有自己的热闹——冬天，芒草和荻花铺满了海滩，各种动物都在里面奔跑和睡眠，而海滩外的大片丛林，茫茫积雪下隐藏着金色的叶片。
我害怕书信丢失，只好选择挂号。在每一封信上补贴邮票，花去了一个钟头。
从邮局回来的路上，想起多年前生活过的小城，我居住在河边一幢低矮的房子里。那时我刚刚开始一场朦胧的恋爱，每天都要给女友写一封信——我不敢妄称它们为情书，因为信中没有牵涉一个肉麻的字眼。我们每天一封书信地谈人生和理想，一谈就是三年时光。呵，你明明在谈恋爱却扯地球以外的事，天底下还有这么虚伪的傻瓜吗？为了方便收信，我特意让小城里的木匠做了个邮箱，涂绿，上锁，牢牢固定在蓝色的木门旁边。那时候，母亲还算年轻，穿着一件长长的花格子布裙，双手沾满了面粉，忙忙碌碌。春天过后，母亲蹲在院子里种花草，有木槿、金盏花，也有草莓，还种植了一些紫藤和爬山虎，它们长得可真快！一两个月后就爬满了墙壁，攀上了屋顶。母亲找人在院子里搭了一个木架，让这些植物可劲地生长，直到垂下一片夏日浓荫。
而我，坐在紫藤花架下读书，发呆，写信。写到中途，凝神停笔，听到虫子在月光下的瓦砾中叫，叫得人心里泛起一阵莫名的惆怅，像某部电影中的一列小火车，蜿蜒穿越隧道。
那时，与脸皮较厚的网络时代不同，写信构成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些飞鸟似的信笺，两点一线地穿梭在两个小城的道路与天空之上，在一个少年和一个纺织女工之间实现着热力的传递交换。而且，除了一些伟大的字眼可以直奔主题，一切酝酿于内心的风暴与雷霆都将化为灰烬，有多少情感的表达因难以启齿无疾而终。在第二年春天，女孩突然来信说她要嫁人了，男方是个卡车司机，是她父亲老战友的儿子。收到信后，我破例地没有立即回信，在恍惚中度过了一段时日，直到再收到她的又一封信，才仓促地写了几句搪塞的话：告诉她自己病倒了，发了十来天热，今天刚刚退烧……她接着回信，还寄来一罐喜糖，字里行间，散发着幸福的信息：她还沉浸在新婚的兴奋中，讲述婚礼的隆重场面和蜜月旅行的种种异乡见闻。我一气，决定中断这种不公平的书信往来，当晚就把她全部的书信略加搜罗，粗暴地塞进一个废纸盒里，拎到河岸上销毁烧掉。面对冉冉上升的火焰，我的内心想到了什么？委屈、懊丧、嫉妒、怨恨、自尊、虚荣、失败……各种情绪得到了释放。然后，我把纸盒子丢到水里，看它像一只乌篷船那样漂远。
这是一段青春旧事，关乎一个时代的荷尔蒙，也关乎一个人的美学原则与心理承受尺度——这让我觉得，人无论活到哪个份上，总有一些东西无法完成超越，比如对情感的占有欲，再比如趣味选择和思维习惯。人啊人啊……在骨血的深处，有着对旧物的天然迷恋。
后来，母亲来电话，说突然接到一纸通知，小城的老房子面临拆迁，让我回去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母亲透露，旧居之上，将被大片的高层建筑取而代之，改革开放的曙光终于如期抵达。此时我已在外漂泊多年，几乎不假思索地对着电话吼道：“拆吧，拆吧，到处都是……”
从居住分配空间，可以判别一个人的家庭地位。我住过的房间位于阴面，面积最小，至多有十平米，窗外即是人头攒动的马路，散发着腥味的肉铺，以及散发着霉味的杂货店和阴气很重的寿衣店。如果不是近处有条河，其它的一切可谓乏善可陈。有一年冬夜，睡眠中的我被一位疯子隔窗骚扰，受到惊吓，索性拿一把铁锤，将窗子牢牢钉死，只留下一道缝隙用来维持呼吸，其质地结构与监牢何异？因此，当母亲给我电话时，突然浮现的回忆让我的生理产生了难以掩饰的恶感。
但说归说，还是伺机回去了一趟。哪知时隔一两个月，老屋已化为一片废墟。此时的母亲，已经搬到大姐家临时过度，她神情凄惶，流露对未知日子的担忧和不安，这让我悄然泛起一阵心酸。
当天夜里，母亲带我来到旧居原址，时间已是立秋节气，周围光线幽暗，在废墟之上，需要借助手电筒辨别事物，好在我嗅觉灵敏，凭借鼻子就顺利地找到了目标。秋天的肃杀气息从瓦砾中烟雾袅袅地冒出来，生长多年的藤萝已经变成枯枝败叶，到处都透着一股李易安诗词中的寒凉韵意。突然，我被什么很很地绊了一脚，很疼！在大拇脚趾与后跟键之间，引发了一系列小小的冲突反馈。
我站起身又弯下腰，经仔细辨认，发现那是一个木质旧邮箱。我知道，作为许多旧日子的象征，它已经被时间压扁，蛋壳般破碎成谜，没有分泌一滴汁液。
掉在地上的东西
那时候，屋子里的东西不多，墙上挂着几把镰刀，门后立着几把锄头，灶前堆着一堆柴草。
一大早做饭，母亲把手伸进黑色的米缸，抓一把金黄的小米，偶尔从中摸出两只鸡蛋。看得出，此时的母亲是开心的，嘴角上挑着一丝笑意。而我们赖在被子里不肯起床，听院子里的鸡窝里传来阵阵鸡叫，昨晚的一场大雪把门封住了，寒风从窗户的缝隙里吹进屋来，我们赶紧缩了缩脖子，用被子捂住多半个脸，只剩下两只眼睛。其实，即便是閉着眼睛，也知道母亲正在忙活些啥：风箱呱哒呱哒地响着，她在朝铁锅的边缘贴大饼子，饼子蒸熟后，捡到饭筐里，用笼布盖好。然后再用大铁锅煮米粥，往粥里切上几块生地瓜，抓上一把白豆。不一会儿，饭香的气味弥漫了屋子，我们的肚子咕咕地叫一阵，便纷纷从炕上爬起来，扑向那些食物。 母亲也有不开心的时候，那是她把手伸进米缸，瞬间触摸到一股生硬的凉意，差点把手指头顶坏，母亲的情绪顿时跌到了谷底，手中的拨火棍摔摔打打，这时候，躲在被子里的人个个老实，屏神静气，不敢多言语。如果此时不长眼色，提出非分要求，或者嘻嘻哈哈，屁股上是要挨上一棍子的。挨了白挨，谁让你不长眼色呢。
米吃光的时候，母亲就朝胡同的邻居借，披上厚厚的大棉袄，拿一只葫芦瓢出门，回来时冻得丝丝呵呵，葫芦瓢里盛满了借来的米，有时成色还不错，于是，愉悦的气氛会接续起来。早晨愉快了，一天都会愉快，早晨不愉快，这一天算是糟蹋了，干嘛也不顺心。但有时候，母亲跑了好几家也没有借到米，回来便生闷气，嘴里嘟嘟嚷嚷，坐在灶火的灰烬前犯难，愁眉苦脸。最后，母亲坐起身来，再次走向黑黑的米缸，企图有所收获，用炊帚清理了半天，直到缸里不剩下一粒米为止，结果呢，就是我们要喝一顿和白开水近似的稀粥，碗里的米粒都数得过来：一粒、两粒、三粒……
当时，我已经听母亲无数次讲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听得想入非非。我想啊，想让自己家的米缸变成一个聚宝盆——米吃完了，里面还有馒头；馒头吃完了，是满满一缸炸丸子，炸丸子吃完了，是满满一缸红烧肉。
我听说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那么想着，一股口水就河水一样地涌出来，一不小心弄湿了枕头。那时候，有许多口水，是来不及咽回肚子里去的。
“掉在地上的东西不要吃。”母亲说。
即便如此贫穷饥饿，母亲也坚持履行这一古老的家训，一见我们眼巴巴望着从嘴中滑脱到地上的食物，便制止不要捡拾，让伸向地面的手迅速停在了半空，害臊地缩回袖子里。非但如此，母亲还在小学堂教课时，这样教育镇子里的孩子们：“掉在地上的食物不要捡拾，吃了会生病的。”
这一点让我百思不解，心想都穷成那鸟样了，还瞎讲究个啥呢？
夜晚，月光从窗棂里照进来，照着圆圆的锅盖，灶膛前明灭的灰烬，和被烟熏黑的土墙。
我躺在母亲用柴禾烧热的火炕上，听到耗子在厨柜里“喳”地叫了一声，很是响亮。
站在水缸里的草
在沙河镇，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一旦看到水缸里有一根草站立起来，说明有稀客要来了。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把瓮一样的水缸放在院子里，如若木盖子没及时把水缸盖上，风一吹，落点干草棒或麦秸杆进去是很平常的事儿，还时常落些树叶子，取水时用葫芦瓢朝两边撇一撇，把上面的一层漂浮物撇清，将清水取走做饭。那些漂浮在水上的草屑、麦壳、细小的树棍之类，其实一点也不脏，倒给水里增添了别样的营养。那时候的水，散发一股亲切的泥土与树脂味，像极了雨后泥塘里的气息，有点淡淡的腥，又有点野生植物的味道。
有一天，姐姐故作神秘地告诉我：“如果你看到水缸里有干草棒站立在水中，三天内咱家准来稀客，不信你试试——很灵验的。”还举例说明，哪天大舅来，哪天小姨来，事先她每次去水缸里舀水，都看到一根草在水中直直地立起来，就差一探头朝她说话了。
我听了觉得十分惊讶，怎样也琢磨不透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一口小小的水缸，居然隐藏着神奇的预卜能力，一根站立的干草，究竟和那位远足跋涉而来的人有何关联？换句话说，它是如何得知千里之外的信息的呢？
自那以后，我便留心观察水缸里的微妙变化——在白天，它波澜不惊，里面映衬着我年幼的面影，乱糟糟的头发和忧郁的眼神；而当夜晚来临，水缸是月亮和星星的居所，幽深得像个黑洞。
隐隐的期盼驻扎在我的心里，但却每每一无所获。
世界上的事物往往如此：越是刻意期盼某种东西出现，内心为之烦躁焦虑，那东西却偏偏不来，而一旦你放弃它，干脆不关心它，索性忘却它，它却会不期而至，咚咚地叩门。
时隔不久，夏天的中午，我从田野里割草回来，因为出汗多口太渴了，一进院子便把草篮子往羊圈旁边一丢，径直奔向水缸，操起水瓢舀了半瓢水就咕咚咕咚地喝，但在放下水瓢的刹那间我发现了奇迹：一根草棒站立在水中央！我惊讶地差点叫出声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把手伸到水里，企图打捞这根散发神迹的干草，好像这根草是有生命似的，打捞几次均告失败，——它像一条小魚那样游来游去，从我手中成功滑脱，溜掉了。
吃午饭时，我忍不住把这个消息悄悄地传达给姐姐，她似乎不信，拉着我蹑手蹑脚地来到水缸前观看，当看清的确有一根干草棒挺立在水中时，眼睛眨来眨去，瞳仁闪烁疑惑的亮光，自言自语地嘟哝：“会是谁要来咱家呢？没有呀……”
姐姐还特意吩咐，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说出去就不灵了。这无意间强化了某种神秘色彩，使这桩在我童年经历中的小事物至今记忆犹新。
在整个沙河镇，周氏家族不算大，社会关系相对单纯，亲戚也不太多，平时与我们家来往最密切的，自然是母亲的娘家人，外公外婆，大舅二舅，因为他们在镇子三华里外的李堂村，来往很方便，差不多十天半月地来一趟。我当时想，如果水缸里的草果然显灵，来的客人是他们中的一个，那么，我会很失望。
话说在这个重大发现过后的第二天，水缸里的预言得到应验——时间是1970年代夏季的某一天黄昏，有个衣着时髦的中年女人撑着一把雨伞走进了沙河镇的领地，只见她从一辆租来的三轮车上走下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这两个特征明显的外地人搭眼一看就是从远方的城里来的，顿时吸引了镇上人好奇的目光。中年女人上前问路，打听我们家住在哪里。
事后得知，中年女人是传说中的姨表姑，小女孩自然就是小表姐了，她们来自遥远的城市长春，听说那里有奔跑的小火车和茂密的森林。当天晚上，我们家一下子热闹起来。真是稀客呀，从东北到山东，要经历多少旅程？光火车要坐七八天！
二话没说，祖父很悲壮地走向猪圈和鸡窝，宰杀了一头猪，两只鸡。
在此之前，这门亲戚因为相距遥远，就只能停留在父亲于某个节日夜晚的冗长讲述，那是一摞永远也说不完的往事——父亲的童年，在长春，与祖父一起。那时候整个家族，在寒冷的东北艰难谋生，那是一段如冬天般被冻得伸不出手掌的瑟缩的历史。
至今记得那个夏夜，因为表姑和表姐的到来，给家中带来的欢乐景象：祖父把一盏汽灯悬挂在院子里，整个院子弥漫着一股煮骨头的香气，小桌上摆满了切开的西瓜、煮熟的花生，一家人围坐在一桌前，说说笑笑，听表姑讲述一路的历险和奇遇，以及美丽的长春，那些遥远新奇的城里故事。——如今，表姑已经在五年前因病去世，她的形象依然停留在童年的那一次相见，在我的印象里，她容貌瘦削，着一件碎花布裙，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头在风中飘逸着的革命式的黑色短发。
她的门牙，因常年磕瓜子而留下锯齿的形状；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话语像松花江水滔滔不绝，笑起来则像男人一样爽朗，毫无顾忌。而皮肤雪白的小表姐，伏在妈妈的腿上睡着了。
表姑带来许多好吃的食物，如今多半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大列巴面包。
那是我头一次吃到大列巴面包。
周蓬桦，山东省作协首届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石化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已出版散文诗集《月光下的马》等2部，散文集《干草垛》《告别坏心情》《风吹树响》《心灵书》4部，长篇小说《野草莓》《木纽扣》中短篇小说集《遥远》等。发表各类文字500余万字，被《小说选刊》《十月》《天涯》《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读者》《文艺报》美国《侨报》等评介和转载。曾获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等。
责任编辑 杨晓澜
整整一个冬天，呆在屋子里无所事事，听着窗外的风声，一张旧报纸就能让我消磨一天。为了整理一摞旧信札，我翻箱倒柜，忙碌了整整一周；给远方的朋友复信，哪怕是短短的几句话，也要写在纸上，然后到镇上的小邮局去发信。
我拒绝乘车，口袋里装着一摞书信，它们在我的手里有纸质的亲切温度。我步行十几里路，来到那个被粉刷了绿油漆的小门，远远望去，里面黑洞洞的。邮局里坐着几个胖胖的姑娘，正守着电脑用QQ与网友聊天，似乎很忙碌。她们见我掏出一叠信封，不情愿地抬起头问：“是发挂号吗？”我说：“不，发平信。”她们的表情瞬间起了变化，嘴唇像屋檐的一角噘了起来，仍是不情愿地嘟嚷了一句：“现在很少有人发平信了，如果不怕收不到，您就发吧。”我听了微微一愣，这才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很大：是啊，现在谁还有闲心在纸上写信呢？
而我一时无法做出解释，说自己没带电脑？说自己不喜欢发电子邮件只喜欢书写？都显得多余而矫情。事实上，像季节的候鸟，我短期居住在偏僻的胶南，这里有山野，大海和树林，缺少的是喧嚣和热闹。当然，自然界也有自己的热闹——冬天，芒草和荻花铺满了海滩，各种动物都在里面奔跑和睡眠，而海滩外的大片丛林，茫茫积雪下隐藏着金色的叶片。
我害怕书信丢失，只好选择挂号。在每一封信上补贴邮票，花去了一个钟头。
从邮局回来的路上，想起多年前生活过的小城，我居住在河边一幢低矮的房子里。那时我刚刚开始一场朦胧的恋爱，每天都要给女友写一封信——我不敢妄称它们为情书，因为信中没有牵涉一个肉麻的字眼。我们每天一封书信地谈人生和理想，一谈就是三年时光。呵，你明明在谈恋爱却扯地球以外的事，天底下还有这么虚伪的傻瓜吗？为了方便收信，我特意让小城里的木匠做了个邮箱，涂绿，上锁，牢牢固定在蓝色的木门旁边。那时候，母亲还算年轻，穿着一件长长的花格子布裙，双手沾满了面粉，忙忙碌碌。春天过后，母亲蹲在院子里种花草，有木槿、金盏花，也有草莓，还种植了一些紫藤和爬山虎，它们长得可真快！一两个月后就爬满了墙壁，攀上了屋顶。母亲找人在院子里搭了一个木架，让这些植物可劲地生长，直到垂下一片夏日浓荫。
而我，坐在紫藤花架下读书，发呆，写信。写到中途，凝神停笔，听到虫子在月光下的瓦砾中叫，叫得人心里泛起一阵莫名的惆怅，像某部电影中的一列小火车，蜿蜒穿越隧道。
那时，与脸皮较厚的网络时代不同，写信构成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些飞鸟似的信笺，两点一线地穿梭在两个小城的道路与天空之上，在一个少年和一个纺织女工之间实现着热力的传递交换。而且，除了一些伟大的字眼可以直奔主题，一切酝酿于内心的风暴与雷霆都将化为灰烬，有多少情感的表达因难以启齿无疾而终。在第二年春天，女孩突然来信说她要嫁人了，男方是个卡车司机，是她父亲老战友的儿子。收到信后，我破例地没有立即回信，在恍惚中度过了一段时日，直到再收到她的又一封信，才仓促地写了几句搪塞的话：告诉她自己病倒了，发了十来天热，今天刚刚退烧……她接着回信，还寄来一罐喜糖，字里行间，散发着幸福的信息：她还沉浸在新婚的兴奋中，讲述婚礼的隆重场面和蜜月旅行的种种异乡见闻。我一气，决定中断这种不公平的书信往来，当晚就把她全部的书信略加搜罗，粗暴地塞进一个废纸盒里，拎到河岸上销毁烧掉。面对冉冉上升的火焰，我的内心想到了什么？委屈、懊丧、嫉妒、怨恨、自尊、虚荣、失败……各种情绪得到了释放。然后，我把纸盒子丢到水里，看它像一只乌篷船那样漂远。
这是一段青春旧事，关乎一个时代的荷尔蒙，也关乎一个人的美学原则与心理承受尺度——这让我觉得，人无论活到哪个份上，总有一些东西无法完成超越，比如对情感的占有欲，再比如趣味选择和思维习惯。人啊人啊……在骨血的深处，有着对旧物的天然迷恋。
后来，母亲来电话，说突然接到一纸通知，小城的老房子面临拆迁，让我回去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母亲透露，旧居之上，将被大片的高层建筑取而代之，改革开放的曙光终于如期抵达。此时我已在外漂泊多年，几乎不假思索地对着电话吼道：“拆吧，拆吧，到处都是……”
从居住分配空间，可以判别一个人的家庭地位。我住过的房间位于阴面，面积最小，至多有十平米，窗外即是人头攒动的马路，散发着腥味的肉铺，以及散发着霉味的杂货店和阴气很重的寿衣店。如果不是近处有条河，其它的一切可谓乏善可陈。有一年冬夜，睡眠中的我被一位疯子隔窗骚扰，受到惊吓，索性拿一把铁锤，将窗子牢牢钉死，只留下一道缝隙用来维持呼吸，其质地结构与监牢何异？因此，当母亲给我电话时，突然浮现的回忆让我的生理产生了难以掩饰的恶感。
但说归说，还是伺机回去了一趟。哪知时隔一两个月，老屋已化为一片废墟。此时的母亲，已经搬到大姐家临时过度，她神情凄惶，流露对未知日子的担忧和不安，这让我悄然泛起一阵心酸。
当天夜里，母亲带我来到旧居原址，时间已是立秋节气，周围光线幽暗，在废墟之上，需要借助手电筒辨别事物，好在我嗅觉灵敏，凭借鼻子就顺利地找到了目标。秋天的肃杀气息从瓦砾中烟雾袅袅地冒出来，生长多年的藤萝已经变成枯枝败叶，到处都透着一股李易安诗词中的寒凉韵意。突然，我被什么很很地绊了一脚，很疼！在大拇脚趾与后跟键之间，引发了一系列小小的冲突反馈。
我站起身又弯下腰，经仔细辨认，发现那是一个木质旧邮箱。我知道，作为许多旧日子的象征，它已经被时间压扁，蛋壳般破碎成谜，没有分泌一滴汁液。
掉在地上的东西
那时候，屋子里的东西不多，墙上挂着几把镰刀，门后立着几把锄头，灶前堆着一堆柴草。
一大早做饭，母亲把手伸进黑色的米缸，抓一把金黄的小米，偶尔从中摸出两只鸡蛋。看得出，此时的母亲是开心的，嘴角上挑着一丝笑意。而我们赖在被子里不肯起床，听院子里的鸡窝里传来阵阵鸡叫，昨晚的一场大雪把门封住了，寒风从窗户的缝隙里吹进屋来，我们赶紧缩了缩脖子，用被子捂住多半个脸，只剩下两只眼睛。其实，即便是閉着眼睛，也知道母亲正在忙活些啥：风箱呱哒呱哒地响着，她在朝铁锅的边缘贴大饼子，饼子蒸熟后，捡到饭筐里，用笼布盖好。然后再用大铁锅煮米粥，往粥里切上几块生地瓜，抓上一把白豆。不一会儿，饭香的气味弥漫了屋子，我们的肚子咕咕地叫一阵，便纷纷从炕上爬起来，扑向那些食物。 母亲也有不开心的时候，那是她把手伸进米缸，瞬间触摸到一股生硬的凉意，差点把手指头顶坏，母亲的情绪顿时跌到了谷底，手中的拨火棍摔摔打打，这时候，躲在被子里的人个个老实，屏神静气，不敢多言语。如果此时不长眼色，提出非分要求，或者嘻嘻哈哈，屁股上是要挨上一棍子的。挨了白挨，谁让你不长眼色呢。
米吃光的时候，母亲就朝胡同的邻居借，披上厚厚的大棉袄，拿一只葫芦瓢出门，回来时冻得丝丝呵呵，葫芦瓢里盛满了借来的米，有时成色还不错，于是，愉悦的气氛会接续起来。早晨愉快了，一天都会愉快，早晨不愉快，这一天算是糟蹋了，干嘛也不顺心。但有时候，母亲跑了好几家也没有借到米，回来便生闷气，嘴里嘟嘟嚷嚷，坐在灶火的灰烬前犯难，愁眉苦脸。最后，母亲坐起身来，再次走向黑黑的米缸，企图有所收获，用炊帚清理了半天，直到缸里不剩下一粒米为止，结果呢，就是我们要喝一顿和白开水近似的稀粥，碗里的米粒都数得过来：一粒、两粒、三粒……
当时，我已经听母亲无数次讲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听得想入非非。我想啊，想让自己家的米缸变成一个聚宝盆——米吃完了，里面还有馒头；馒头吃完了，是满满一缸炸丸子，炸丸子吃完了，是满满一缸红烧肉。
我听说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那么想着，一股口水就河水一样地涌出来，一不小心弄湿了枕头。那时候，有许多口水，是来不及咽回肚子里去的。
“掉在地上的东西不要吃。”母亲说。
即便如此贫穷饥饿，母亲也坚持履行这一古老的家训，一见我们眼巴巴望着从嘴中滑脱到地上的食物，便制止不要捡拾，让伸向地面的手迅速停在了半空，害臊地缩回袖子里。非但如此，母亲还在小学堂教课时，这样教育镇子里的孩子们：“掉在地上的食物不要捡拾，吃了会生病的。”
这一点让我百思不解，心想都穷成那鸟样了，还瞎讲究个啥呢？
夜晚，月光从窗棂里照进来，照着圆圆的锅盖，灶膛前明灭的灰烬，和被烟熏黑的土墙。
我躺在母亲用柴禾烧热的火炕上，听到耗子在厨柜里“喳”地叫了一声，很是响亮。
站在水缸里的草
在沙河镇，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一旦看到水缸里有一根草站立起来，说明有稀客要来了。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把瓮一样的水缸放在院子里，如若木盖子没及时把水缸盖上，风一吹，落点干草棒或麦秸杆进去是很平常的事儿，还时常落些树叶子，取水时用葫芦瓢朝两边撇一撇，把上面的一层漂浮物撇清，将清水取走做饭。那些漂浮在水上的草屑、麦壳、细小的树棍之类，其实一点也不脏，倒给水里增添了别样的营养。那时候的水，散发一股亲切的泥土与树脂味，像极了雨后泥塘里的气息，有点淡淡的腥，又有点野生植物的味道。
有一天，姐姐故作神秘地告诉我：“如果你看到水缸里有干草棒站立在水中，三天内咱家准来稀客，不信你试试——很灵验的。”还举例说明，哪天大舅来，哪天小姨来，事先她每次去水缸里舀水，都看到一根草在水中直直地立起来，就差一探头朝她说话了。
我听了觉得十分惊讶，怎样也琢磨不透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一口小小的水缸，居然隐藏着神奇的预卜能力，一根站立的干草，究竟和那位远足跋涉而来的人有何关联？换句话说，它是如何得知千里之外的信息的呢？
自那以后，我便留心观察水缸里的微妙变化——在白天，它波澜不惊，里面映衬着我年幼的面影，乱糟糟的头发和忧郁的眼神；而当夜晚来临，水缸是月亮和星星的居所，幽深得像个黑洞。
隐隐的期盼驻扎在我的心里，但却每每一无所获。
世界上的事物往往如此：越是刻意期盼某种东西出现，内心为之烦躁焦虑，那东西却偏偏不来，而一旦你放弃它，干脆不关心它，索性忘却它，它却会不期而至，咚咚地叩门。
时隔不久，夏天的中午，我从田野里割草回来，因为出汗多口太渴了，一进院子便把草篮子往羊圈旁边一丢，径直奔向水缸，操起水瓢舀了半瓢水就咕咚咕咚地喝，但在放下水瓢的刹那间我发现了奇迹：一根草棒站立在水中央！我惊讶地差点叫出声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把手伸到水里，企图打捞这根散发神迹的干草，好像这根草是有生命似的，打捞几次均告失败，——它像一条小魚那样游来游去，从我手中成功滑脱，溜掉了。
吃午饭时，我忍不住把这个消息悄悄地传达给姐姐，她似乎不信，拉着我蹑手蹑脚地来到水缸前观看，当看清的确有一根干草棒挺立在水中时，眼睛眨来眨去，瞳仁闪烁疑惑的亮光，自言自语地嘟哝：“会是谁要来咱家呢？没有呀……”
姐姐还特意吩咐，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说出去就不灵了。这无意间强化了某种神秘色彩，使这桩在我童年经历中的小事物至今记忆犹新。
在整个沙河镇，周氏家族不算大，社会关系相对单纯，亲戚也不太多，平时与我们家来往最密切的，自然是母亲的娘家人，外公外婆，大舅二舅，因为他们在镇子三华里外的李堂村，来往很方便，差不多十天半月地来一趟。我当时想，如果水缸里的草果然显灵，来的客人是他们中的一个，那么，我会很失望。
话说在这个重大发现过后的第二天，水缸里的预言得到应验——时间是1970年代夏季的某一天黄昏，有个衣着时髦的中年女人撑着一把雨伞走进了沙河镇的领地，只见她从一辆租来的三轮车上走下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这两个特征明显的外地人搭眼一看就是从远方的城里来的，顿时吸引了镇上人好奇的目光。中年女人上前问路，打听我们家住在哪里。
事后得知，中年女人是传说中的姨表姑，小女孩自然就是小表姐了，她们来自遥远的城市长春，听说那里有奔跑的小火车和茂密的森林。当天晚上，我们家一下子热闹起来。真是稀客呀，从东北到山东，要经历多少旅程？光火车要坐七八天！
二话没说，祖父很悲壮地走向猪圈和鸡窝，宰杀了一头猪，两只鸡。
在此之前，这门亲戚因为相距遥远，就只能停留在父亲于某个节日夜晚的冗长讲述，那是一摞永远也说不完的往事——父亲的童年，在长春，与祖父一起。那时候整个家族，在寒冷的东北艰难谋生，那是一段如冬天般被冻得伸不出手掌的瑟缩的历史。
至今记得那个夏夜，因为表姑和表姐的到来，给家中带来的欢乐景象：祖父把一盏汽灯悬挂在院子里，整个院子弥漫着一股煮骨头的香气，小桌上摆满了切开的西瓜、煮熟的花生，一家人围坐在一桌前，说说笑笑，听表姑讲述一路的历险和奇遇，以及美丽的长春，那些遥远新奇的城里故事。——如今，表姑已经在五年前因病去世，她的形象依然停留在童年的那一次相见，在我的印象里，她容貌瘦削，着一件碎花布裙，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头在风中飘逸着的革命式的黑色短发。
她的门牙，因常年磕瓜子而留下锯齿的形状；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话语像松花江水滔滔不绝，笑起来则像男人一样爽朗，毫无顾忌。而皮肤雪白的小表姐，伏在妈妈的腿上睡着了。
表姑带来许多好吃的食物，如今多半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大列巴面包。
那是我头一次吃到大列巴面包。
周蓬桦，山东省作协首届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石化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已出版散文诗集《月光下的马》等2部，散文集《干草垛》《告别坏心情》《风吹树响》《心灵书》4部，长篇小说《野草莓》《木纽扣》中短篇小说集《遥远》等。发表各类文字500余万字，被《小说选刊》《十月》《天涯》《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读者》《文艺报》美国《侨报》等评介和转载。曾获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等。
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