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频繁，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羯族人石勒所建的后赵政权国祚虽仅仅三十一年，所实行的佛教政策却独树一帜，对后世多有影响。后赵统治者奉高僧佛图澄为“国之大宝”，以佛教思想作为治国的最高思想，使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最高政权的极力认可，并参与到后赵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佛图澄也推动了石勒采取一系列促进民族融合的政治制度，佛教无疑对后赵政权有着佐王治化之功。但纵观整个后赵兴衰史，佛教与后赵政权似乎又若即若离，佛教仅仅停留在政策性而非制度性层面。
　　关键词：佐王治化；佛教；后赵政权；佛图澄
　　中图分类号：K238；B9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15-0000-00
　　0 引言
　　西晋末年，晋王朝的内外部矛盾激化。鲜卑、羯、羌、氐和匈奴五胡乱华，大量百姓被迫沦为流民，各地不断爆发反晋起义。治世看制度，乱世看人性。一直被奉为封建王朝官方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已经无法解释时代的混乱和制度秩序的全方位瓦解，儒家所建构的价值学说和伦理道德体系至此彻底崩溃。相反，东汉末年传入中原的佛教以苦参禅，宣扬对苦的承受即是修行，苦行僧在修行的过程中思悟生命的本质，与乱世的时代背景颇为相适。残酷的现实迫使士大夫阶层与平民百姓转而追求佛教所宣扬的“因果轮回”、“受苦以求来世福报”，佛教也为乱世民众提供了寄托精神的归宿。佛教在这种形势下得以广泛传播。佛教高僧鸠摩罗什、佛图澄与其弟子释道安对佛教经典著作义理的翻译与阐述，推动了佛教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促使佛教影响力在中原地区不断扩大。
　　1佛图澄的政治契机与宗教抱负
　　1.1 佛图澄的登场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人，在乌苌出家，在克什米尔学佛。据《高僧传》记载，“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闇若符契，无能屈者。自云再到罽宾受诲名师，西域咸称得道。”公元310年，佛图澄来到洛阳立佛寺传教，但当时汉帝刘聪下令攻打洛阳，刘曜、王弥、石勒三将军，率兵八万南下洛阳。石勒兵从东路，沿途掠杀，占据许昌，横扫洛阳以东晋军防线。佛图澄痛心于石勒的军队杀人如麻，便向石勒宣讲杀戮的不对，并谆谆诱导，挽救无数百姓性命。
　　据记载，佛图澄其人“志弘大法，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劾验。”他能使用许多奇异的魔术手法，让石勒为首的同时代的人们信服，为佛图澄本人树立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与宗教威望。那么，佛图澄为什么选择石赵政权呢？他又是如何利用巫术与智慧逐渐成为石赵政权集团的关键一员？并怎样以其佛家义理影响了后赵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大弘佛法、实现自己的宗教抱负？
　　1.2 乱世中的政治契机
　　弘法救民之关键，在于先取得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佛图澄主动向石勒集团靠近。石勒阵下“十八骑之一”大将郭黑略素来信奉佛教，佛图澄便投入郭黑略的军门下。郭黑略对佛图澄非常尊敬，跟他受五戒，拜他为师，又经常与他讨论军事，受益不少。智谋平庸的郭黑略在佛图澄的辅佐之下而才智超群，这不禁引起石勒的疑虑，佛图澄便有了与最高权力结合的契机。佛图澄取得石勒的信任也是通过神异之术的展示。佛图澄的接近，使得石勒逐步转变了对僧侣的态度，起到了对佛教信徒的保护作用。“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
　　1.3 佛图澄的宗教抱负
　　佛图澄是中国佛史上第一个进入封建政权集团高层，利用后赵的国家力量弘扬佛教的外籍僧人。他灵活运用了佛教经典义理，采取了能曲能伸、一张一弛、上协下调的处世态度和手段，及时缓解和处理了后赵内外的大小矛盾。佛图澄博闻强识，精通佛教经典，领悟汉学义理，并且经常给佛门信徒讲授教理教义，并高度地自我约束，严守戒律。他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缓和社会矛盾，达到了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同时弘扬了佛法。他使得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被最高统治者作为真正信仰所崇奉，并上升至“国教”的地位。那个时期，建造的佛寺多达893座，佛图澄的弟子达数千人，其中著名弟子（如释道安等）都为佛教创造了巨大贡献，影响可谓空前绝后。当时，佛图澄名传大河南北、誉满西域各国。这个特殊的、割据的后赵国家，几乎成了中外佛学文化的交流中心。
　　2佛教在佐王治化中的作用
　　2.1 推动君主集权专制与官僚体系简化
　　石勒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王权，后赵早期的官僚体系尤其是文官制度相比于之前的汉族政權却十分简化，常常是“府僚制”与“王朝制”混合。首先，五胡十六国时期，各王朝的政权显然不是单族群性质，而是由王族、部族长所统率的多集团联合体组成。后赵是以具有这种结构的羯族集团为核心，以具有同样结构的汉族、匈奴、鲜卑、氐族等集团为外延，并包含各豪族所领导的汉族集团在内的国家联合体。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统治者而言必须要强化专制君主性质的王权。
　　其次，武人治下的官僚制度必定趋于简化，制度化运作被“个人化”运作代替，长官意志代替制度指挥，暴力执法代替法律制度。从另一方面来说，宗教与官僚体系也实相矛盾。民众对宗教信仰来自于超自然与超现实的鬼神之说，是宗教性权威；而官僚体系则来自于对现实社会与政治秩序的遵守与尊重，是法理性权威。虽然都是构建社会共同体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途径与方式，但二者从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冲突性。笔者认为，官僚主义权威来源之一便是庞杂纷繁的官僚队伍和正统性官方机构的设置，弱化其权威需简化官僚体制。
　　2.2 促进民族融合
　　佛教云“诸法无我”、“唯识无境”，因而“众生平等”。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看待宇宙万法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根源。“凡所有相，皆为虚妄”，所有人超越民族、阶级、社会地位、物质财物的外壳，其实质皆为平等。因此，佛教于国主张“正法立国”，营造公平平等的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于集体主张“六和敬法”，构建平等和谐的团队环境；于个人主张“行外善、内修心”。后赵政权深受佛教影响，实行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民族政策——“胡汉分治”。佛教的传播实则是构建宗教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基于共同的族群。融合的民族政策有利于统一族群的形成，构建政治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从而有助于建立宗教认同；更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进一步加速华夏族群形成的过程。 　　“胡汉分治”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政权经常采用的民族政策之一。由于不同民族经过长期沉淀，具有不同的社会体系与民族特色，实行分治实际上是缓解了不同社会体系融合的冲突与矛盾，促進民族交流与融合，最终有利于华夏族群的形成。胡汉民族间的强烈反差，是实行“胡汉分治”的民族基础与政治基础。后赵的胡汉分治政策，有利于弥合胡汉之间种族差异产生的歧视与矛盾。其实，不止是胡汉分治政策，后赵前期的整个政治制度，都为维护州地区比较稳定的民族关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2.3 推行汉化的文教制度
　　后赵受佛教影响，重视文化建设与文教事业，也颇为推崇汉族王朝历来奉为封建王朝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少数民族政权为与华夏文化接轨，构建正统性和移风易俗，便不可能固守原来的游牧方式，必须接受或者说融合汉族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最终“由胡变夏”才有可能实现更好的统治。
　　石勒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据史书记载，他统治期间，组织编撰《上党国记》、《大将车起居注》、《大单于志》。修撰史书是十六国诸多胡族君主基本上皆有的行为，可视为诸胡族所认可习得汉文化、向汉文化靠拢的行为。谈及正统，这是任何胡族政权建立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胡族自身地处边疆，教育落后，制度简陋，缺乏政权构建经验，唯一有效且易于实施的政权模式便是模范中原王朝的构建模式，即模仿“汉晋帝国式的政治体”，而要构建这种模式，必须依赖汉族士人即通过胡汉合作的形式，既削弱民族间的敌视感，又能依靠士人的知识与能力模仿华夏王朝构建胡族的政权组织形式。通过这一系列的文化教育制度，可见石勒利用汉文化为自己确立政权合法性。我们也能看到，石勒在文化教育上这种不自觉地推动人民文化素质提高的过程，这种向华夏政权模式的转型不是单纯的模仿，亦有自身特色。
　　3 结语
　　佛教与后赵政权不是政教合一，也不是政教分离，更多的是一种互相利用、若即若离的政教互嵌的关系。后赵统治者利用佛教蛊惑人心，巩固统治，佛教利用后赵政权得以传播。可见佛教与后赵政权之间相互利用，协同共生的关系。但一旦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程度超出对完善成熟的政治制度体系的利用，这种利用与依赖关系就会崩溃，政教联盟也将走向覆灭。后赵统治者过度依赖佛教的精神麻痹作用，但被过度神化的佛教始终无法挽救不得人心的暴政；此外，佛教与最高统治者的联盟也具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微妙的关系纯粹靠着统治者的喜好与信任，但这种喜好又建立在极具政治目的和政治功利的基础上，一旦佛图澄本人的巫术失效，无法稳固后赵政权便即刻弃如敝履；若以后赵的政治制度为明线，则佛教为暗线。暗线纵横贯穿了明线，佛教的义理精神或多或少地对政治制度产生了影响。
　　作者简介：李越（1999—），女，湖南常德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政治学与行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