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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將通过花鼓戏，民间信仰这两个维度来阐释贾平凹《商州》小说中的陕南民俗文化风貌。基于相关民俗信息的整合与文本细读，重点分析这两类民俗在《商州》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发展上的关键作用，进而发掘贾平凹小说中陕南民俗文化元素运用的价值，从而更好地认识民俗文化在当今社会中传承的必要性与重塑民俗文化的使命感，把政策扶持与网络新媒体技术相结合来拯救逐渐被边缘化的稀缺民俗资源。
关键词：《商州》;花鼓戏;民间信仰
商州地理位置独特，“商洛民俗具有南北过渡、交融共生的总体特征， 表现出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秦风楚韵共同呈现的民俗文化生态。”1在贾平凹的诸多小说作品中，陕南民俗文化特征明显，并且成为贾平凹小说的一大亮点。尤以《商州》这部作品为例：小说中诸多民俗元素的出现不仅为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关系的深化穿针引线，也凸显了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意义。在《商州》这部作品当中，花鼓戏和民间信仰习俗颇具特色，深刻地反映了以商洛为代表的陕南地域的风土人情。
“贾平凹自步入文坛以来，一直关注戏曲，思考戏曲，并将吸收与借鉴陕西地方戏曲为文化使命，他向戏曲内蕴与意境的自觉“皈依”，拓展了小说的表现形式与艺术境界。”2本文试图进一步研究《商州》作品当中以花鼓戏为典型的民间表演艺术特征，并分析此民俗在故事情节曲折变化与人物命运波折上的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从文本与陕南民俗文化的关系角度归纳整理《商州》中涉及的具有代表性的民俗及特点，梳理民俗文化发展脉络，形成对陕南民俗文化的整体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民俗文化对当代社会的价值以及面临的生存危机。
一、《商州》中的陕南民俗及其特征
（一）花鼓戏
在《商州》的整个文本当中，花鼓戏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也是最能够代表陕南民俗的民间表演艺术之一。商洛地区是陕南花鼓戏的重镇，其风格特征明显。“商洛花鼓戏是商洛地区的一种民间小戏， 它是两湖花鼓戏与商洛民间艺术相融合而形成的， 与两湖花鼓戏有明显的历史渊源关系。“据镇安、山阳艺人相传， 商洛花鼓始源于湖南， 上传湖北， 南由汉水传至安康、汉中一带;北由丹江传到丹凤、商县、洛南一带， 进而传入关中。”花鼓戏从两湖地区来到商洛之后， 吸收了商洛本地的山歌、民歌等民间艺术的滋养， 最终形成了商洛花鼓戏。”由此可见，商洛花鼓戏是通过本土民歌与外来艺术融合发展而成，在整个陕南地区独树一帜。
小说的第一单元，第四单元和第五单元分别出现了《十爱姐》、《叹春季》等花鼓戏曲目。我将从以下三首曲目入手，简要分析花鼓戏的特征。
《十爱姐》（节选）
一爱姐好人才，
十人见了九人爱。
姐呀，
哑巴见了也把口开。
二爱姐好头发，
梳子梳来篦子刮。
姐呀，
梳个盘龙插金花。
三爱姐好嫩脸，
白粉搽来胭脂点。
姐呀，
不点胭脂也好看。
四爱姐好白手，
红溜戒箍明幽幽。
姐呀，
十指尖尖白指头。
五爱姐好身段，
不高不低脚生烟。
姐呀，
走起路来真好看
……
花鼓调
郎在山上锄禾秧，
妹在家中织嫁裳，
我爹我娘心肠狠呀，
我进他张家不久长！
前脚进门死他的爹，
后脚进门死他的娘，
小叔子砍柴摔下坡呀，
小姑子挑水滚长江！
他一家大小全死光，
在与我郎来拜花堂，
后院里有一棵苦李子树呀，
未曾开花你先尝！
《叹春季》（节选）
叹春季，抛奴家，正月呦节呦，
想夫婿远在外，将奴哎撇哟。
撇奴家，正月二月和三月，
奴有苦处对谁说……
1.由以上举例的三首来看，《商州》中的花鼓戏主要集中于描写男女情爱，且每个曲目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性。在上述花鼓调中，记述了一位女子婚后的生活境况，似在为自己的生活自述苦楚。由于花鼓调的独特艺术形式，使得普通百姓在田间地头劳动之余便有抒发情感的冲动。文本中花鼓戏的故事来源主要是人们的情感琐事。商洛花鼓戏与其他地区的花鼓戏一样， 反映的题材都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相关， 表现的是每家每户都要面对的问题， 农民从中既可以得到娱乐， 也可以受到启发教育。3
2.从整个曲词来看，有押韵对仗的显著特征。例如《十爱姐》中整首曲子从一爱姐一直到十爱姐，排列整齐有序;每段内容类似且对仗工整，一、二、四句尾字押韵，且一、四句尾字押仄声韵。节选部分出现的五爱姐分别押“[ai]、[a]、[an]、[ou]”这四类韵，在花鼓调中同样出现这样的特征。这种押韵对仗的形式不仅扩大了花鼓戏在民间的流传范围和影响力，而且提高了花鼓戏与音乐，舞蹈等艺术的结合度。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花鼓戏的创作看似口耳相传、通俗质朴，但对字句的斟酌也十分讲究。
3.商洛花鼓音乐主要由“筒子”“八岔”“小调”三种不同腔调组成。它们不仅各自包含有多种曲调，而且还独立使用，互不掺和，形成各自的音乐特点与风格。一般而言，商洛、商南、丹凤等地多使用“筒子”腔调，而镇安、柞水一带则多使用“小调”的腔调。4演唱时，无固定的词格，多用虚词“啊”“唉”“咹”“唉”等衬词来发声。“哀子”也称为“叫板”，一般用于表现伤感、悲哀的情绪，多行腔于其他曲调之间。由于它没有唱词，也没有规整的结构，所以被人们看成是“半个调”。5由此可以看出，上述花鼓调和《叹春季》都属于“筒子”这一范畴。首先在情感表现上多是哀情仇怨，其次多出现“呦”“呀”等语气词。正好印证了文献中的观点。 除上述特征之外，《商州》中的花鼓戲与皮影艺术相关系紧密。在文本的第六单元：“六月六日，龟子班从漫川往西……他们已经不仅仅那么小打小闹，唱些孝歌、花鼓、四季调、喜盈门，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选唱内容不同的本戏，一个人同时扮几个角色往下唱，其实就同一个小型剧团似的。”6花鼓戏与皮影艺术结合并成为皮影戏的重要表现形式，丰富并发展了传统的花鼓戏。为适应形势需要，商洛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商洛剧院”，进行售票演出，使得花鼓戏表演逐渐正规化，系统化。由此，商洛花鼓戏的规模空前，演出时长也由几十分钟增加到了两三个小时，形式多变，更具有感染力。7
（二）民间信仰
民俗疗法：民俗疗法类似于人们经常提到的“偏方”，偏方的使用往往因时因而变。作为一种“土方子”存在，有些流传至今并具有极高的医学价值，有些则有一定的危险性，值得怀疑。《商州》中也出现了一些偏方，列举如下：
养蛇配药：首先，白蛇为福禄之神，山墙“吉”孔中出现白蛇，需全家磕头;白蛇进屋，冬不冷，夏不热，年添岁月人添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祥瑞之兆）再者，中医的秘方蛇药，需取蛇毒、取蛇胆、取蛇皮，服用即可医治蛇毒。然而，如果直接将蛇胆汁与蛇皮涂抹于伤口处，实际上没有直接效果。墨西哥人曾将蜥蜴皮和蛇胆汁涂抹于伤口处，蛇毒扩散至全身的速度大幅度下降，危险性就降低了。但这种民俗疗法的好处实在有限，如果处理不妥，甚至会丧命。8因而，《商州》中养蛇配药的方式主要是提取蛇身上的有益成分入药，在中药当中所有体现。
商芝：在《商州》中提到兴办商芝加工厂，发展商品经济，商芝立下了汗马功劳。商芝属于蕨类，分布于陕西商洛各地，因丹凤县商山而得名。因其幼芽远瞧似鸡爪，近看像拳头，又叫鸡爪、拳芽，是一种含有异香、营养极为丰富的野生名菜。其根含丰富的淀粉，是口味独特的冲服剂，具有去热利水之功能。商芝和"商山四皓"有着奇缘。秦代"四皓"吴实、周术、唐秉、崔广四位掌管朝廷史事书籍的博士官，见秦政暴虐，焚书坑儒"，他们怀着"非义不动"、洁身养性、修道成仙的情志，同来商山隐居，"岩居穴出"，以商芝充饥。9因而，商芝不仅与文人墨客关系紧密，也成为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其去热利水的功能增加了它的医用价值。
二、陕南民俗与《商州》文本的关系
除了第一部分具体介绍的民俗之外，《商州》中还出现了民间传说，民间刺绣艺术等种类丰富、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俗。贾平凹穿插使用这些民俗元素，为整部小说在谋篇布局、故事发展与人物命运波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首先，根据花鼓戏在小说中出现的具体位置可以看出，花鼓戏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已经彻底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当中，人们往往感怀而发，脱口而出。例如文中提到：麻子扯着破锣嗓子唱起花鼓了;秃子心中暗恋珍子，在众人玩笑中唱起了《十爱姐》……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整个故事的中心人物之一珍子，她是剧团中的头号人物，她的一生也因为剧团让她在当地小有名气，引来众多爱慕者的追求。但出身和姣好的容貌受到人们的嫉妒和谩骂。从秃子和刘成的矛盾纠葛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另外因为与刘成的爱情不被世俗所接受，珍子被剧团开除，人物命运在走下坡路的同时，整部小说的矛盾纠纷却因此推向了高潮，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所以，珍子的命运因戏而起，也因戏而终，最终落得让人惋惜的结局。同时从侧面反映出民间艺术在现代发展逐步走向正规化的同时，增加了农村地区人们生活的物质来源。剧团的成立与发展不仅扩大了民间艺术的影响力，也促进了商洛当地的经济发展。
谈到民俗疗法和民间传说，在文本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谋篇布局上。《商州》这部小说共分为六个单元，分别介绍了以武关、山阳、达坪、照川坪等商洛各地区。贾平凹主要采用的方式是在每单元的第一部分加入民间传说及民俗信仰等元素渲染当地与众不同的地域氛围。给我印象最深的在第三单元，提到了“吴氏烈女”的传说故事，为读者介绍外柔内刚、独具风韵的山阳女子形象，强调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重要性，因而提及小说中有位民俗学家的评论：“若论陕西男子，当然是在绥德，但论女子，米脂虽好，却比山阳少了一层气质。”包括出现的不同地域的民俗疗法，给我们展现了广阔的商州世界。
整部小说的行文可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以刘成和珍子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商洛农村地区的社会风貌;另一条则是从地理、人文、风俗等角度全面的介绍了商州各地区历史来源及发展现状，有商洛“百科全书”的意味。
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与分析，陕南民俗元素在文本中运用不胜枚举，并且承担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加强人物关系与行文结构的重要任务。贾平凹的《商州》之所以称之为“商州”，正是因为这些民俗的穿插使用，给小说打上了陕南地区的烙印，有了很强的感染力。
三、民俗在当今社会面临的挑战与价值
从《商州》小说中的民俗放眼整个民俗文化领域，笔者认为民俗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两难的“尴尬”地位。一方面由于当今信息网络等技术的发展，很多民俗虽在发掘中得以创新利用，但仍然受到同质化、边缘化的危机，一些民俗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但另一方面，民俗的存在总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承认且尊重这一事实，保护并且利用好稀缺民俗资源，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
我国拥有民俗资源成长的丰饶土壤，形成不同风格的民俗文化。然而经济发展与知名度高的地区往往民俗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以致于一些同种类的民俗资源被同质化和取代，面临着生存危机。例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剪纸艺术，在我国分为极大派系，而事实上人们关注度高的仅仅局限在其中的某一种或几种上，若非刻意宣传和介绍，人们心目当中的所认知的剪纸并无太多区别。在《“互联网+”促进民俗文化活态化》一文中提到：“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网络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变人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同时，也营造和催生出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民俗。这种新民俗以传统民俗为根基、以网络技术为载体，通过网络科技体现人们新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内容，从而创造出新时代网络民俗文化形式，它们具有独特社会功能，使传统民俗礼仪借助网络媒体实现转型。”充分利用好这一新兴模式能够让稀缺民俗资源重现生机，提高同类民俗之间的辨识度，更好地保护并传承民俗文化。 再者，针对当前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扎实利用好民俗资源不失为一计良策。在《商州》中花鼓戏与皮影艺术剧团的成立，可以说为商洛当地民众收入多了一条渠道。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民俗资源作为精神文化产业，不仅能够盘活农村经济，也能唤醒民俗文化，发挥在当今时代的价值。但同时应当警惕在“互联网+民俗”新型模式推出之后，民俗应当保留原汁原味的内容和体验，而非被创新技术彻底改变甚至是丢掉了传统的基因。因而，稀缺民俗资源更值得被关注和利用。
总结
通过对贾平凹《商州》小说的文本细读以及相关陕南民俗文化的搜集整理，发现了以商州为代表的陕南民俗文化特质;体会到民俗资源运用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贾平凹通过对陕南地域民俗文化书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使得《商州》并非止步于文本内容剖析与审美研究上，建立了文学与民俗学的跨学科聯系;把民俗文化融入小说故事发展当中，不仅提升了文本的创作品格，而且扩大了民俗文化的影响力与受众面，有利于陕南民俗文化的宣传和推广。所以，本文认为《商州》这部作品可以成为陕南民俗文化探究的重要参考，便于读者进一步对比民俗文化在当下与八十年代的发展现状，从而思考民俗文化在当今时代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再创造的价值。总之，保护并理性对待民俗文化是我们应坚守的基本准则。
参考文献
[1]王思怀.《商洛民俗文化区域特征》[J].商洛学院贾平凹暨商洛文化研究所，2010年.
[2]黄大军.《贾平凹创作中的地方戏曲元素探寻》[J].中华论坛，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2019年.
[3]张文诺.《商洛花鼓戏的文化人类学阐释》[N].安康学院学报，商洛学院人文学院，2019，31（03），6-11.
[4]卢俊丹.《商洛花鼓音乐特点刍议》[J].当代戏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2020，（05），74-76.
[5]王靓颖.《商洛花鼓戏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9年5月，第20页.
[6]牟威.《“互联网+”促进民俗文化活态化[J].人民论坛，2018年7月20日.
[7]王靓颖.《商洛花鼓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9.5，第20页.
作者简介：
王新睿（1998-），女，汉族，陕西旬阳人，西北大学，本科生学历，汉语言文学专业。
基金项目：2021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21034
关键词：《商州》;花鼓戏;民间信仰
商州地理位置独特，“商洛民俗具有南北过渡、交融共生的总体特征， 表现出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秦风楚韵共同呈现的民俗文化生态。”1在贾平凹的诸多小说作品中，陕南民俗文化特征明显，并且成为贾平凹小说的一大亮点。尤以《商州》这部作品为例：小说中诸多民俗元素的出现不仅为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关系的深化穿针引线，也凸显了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意义。在《商州》这部作品当中，花鼓戏和民间信仰习俗颇具特色，深刻地反映了以商洛为代表的陕南地域的风土人情。
“贾平凹自步入文坛以来，一直关注戏曲，思考戏曲，并将吸收与借鉴陕西地方戏曲为文化使命，他向戏曲内蕴与意境的自觉“皈依”，拓展了小说的表现形式与艺术境界。”2本文试图进一步研究《商州》作品当中以花鼓戏为典型的民间表演艺术特征，并分析此民俗在故事情节曲折变化与人物命运波折上的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从文本与陕南民俗文化的关系角度归纳整理《商州》中涉及的具有代表性的民俗及特点，梳理民俗文化发展脉络，形成对陕南民俗文化的整体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民俗文化对当代社会的价值以及面临的生存危机。
一、《商州》中的陕南民俗及其特征
（一）花鼓戏
在《商州》的整个文本当中，花鼓戏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也是最能够代表陕南民俗的民间表演艺术之一。商洛地区是陕南花鼓戏的重镇，其风格特征明显。“商洛花鼓戏是商洛地区的一种民间小戏， 它是两湖花鼓戏与商洛民间艺术相融合而形成的， 与两湖花鼓戏有明显的历史渊源关系。“据镇安、山阳艺人相传， 商洛花鼓始源于湖南， 上传湖北， 南由汉水传至安康、汉中一带;北由丹江传到丹凤、商县、洛南一带， 进而传入关中。”花鼓戏从两湖地区来到商洛之后， 吸收了商洛本地的山歌、民歌等民间艺术的滋养， 最终形成了商洛花鼓戏。”由此可见，商洛花鼓戏是通过本土民歌与外来艺术融合发展而成，在整个陕南地区独树一帜。
小说的第一单元，第四单元和第五单元分别出现了《十爱姐》、《叹春季》等花鼓戏曲目。我将从以下三首曲目入手，简要分析花鼓戏的特征。
《十爱姐》（节选）
一爱姐好人才，
十人见了九人爱。
姐呀，
哑巴见了也把口开。
二爱姐好头发，
梳子梳来篦子刮。
姐呀，
梳个盘龙插金花。
三爱姐好嫩脸，
白粉搽来胭脂点。
姐呀，
不点胭脂也好看。
四爱姐好白手，
红溜戒箍明幽幽。
姐呀，
十指尖尖白指头。
五爱姐好身段，
不高不低脚生烟。
姐呀，
走起路来真好看
……
花鼓调
郎在山上锄禾秧，
妹在家中织嫁裳，
我爹我娘心肠狠呀，
我进他张家不久长！
前脚进门死他的爹，
后脚进门死他的娘，
小叔子砍柴摔下坡呀，
小姑子挑水滚长江！
他一家大小全死光，
在与我郎来拜花堂，
后院里有一棵苦李子树呀，
未曾开花你先尝！
《叹春季》（节选）
叹春季，抛奴家，正月呦节呦，
想夫婿远在外，将奴哎撇哟。
撇奴家，正月二月和三月，
奴有苦处对谁说……
1.由以上举例的三首来看，《商州》中的花鼓戏主要集中于描写男女情爱，且每个曲目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性。在上述花鼓调中，记述了一位女子婚后的生活境况，似在为自己的生活自述苦楚。由于花鼓调的独特艺术形式，使得普通百姓在田间地头劳动之余便有抒发情感的冲动。文本中花鼓戏的故事来源主要是人们的情感琐事。商洛花鼓戏与其他地区的花鼓戏一样， 反映的题材都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相关， 表现的是每家每户都要面对的问题， 农民从中既可以得到娱乐， 也可以受到启发教育。3
2.从整个曲词来看，有押韵对仗的显著特征。例如《十爱姐》中整首曲子从一爱姐一直到十爱姐，排列整齐有序;每段内容类似且对仗工整，一、二、四句尾字押韵，且一、四句尾字押仄声韵。节选部分出现的五爱姐分别押“[ai]、[a]、[an]、[ou]”这四类韵，在花鼓调中同样出现这样的特征。这种押韵对仗的形式不仅扩大了花鼓戏在民间的流传范围和影响力，而且提高了花鼓戏与音乐，舞蹈等艺术的结合度。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花鼓戏的创作看似口耳相传、通俗质朴，但对字句的斟酌也十分讲究。
3.商洛花鼓音乐主要由“筒子”“八岔”“小调”三种不同腔调组成。它们不仅各自包含有多种曲调，而且还独立使用，互不掺和，形成各自的音乐特点与风格。一般而言，商洛、商南、丹凤等地多使用“筒子”腔调，而镇安、柞水一带则多使用“小调”的腔调。4演唱时，无固定的词格，多用虚词“啊”“唉”“咹”“唉”等衬词来发声。“哀子”也称为“叫板”，一般用于表现伤感、悲哀的情绪，多行腔于其他曲调之间。由于它没有唱词，也没有规整的结构，所以被人们看成是“半个调”。5由此可以看出，上述花鼓调和《叹春季》都属于“筒子”这一范畴。首先在情感表现上多是哀情仇怨，其次多出现“呦”“呀”等语气词。正好印证了文献中的观点。 除上述特征之外，《商州》中的花鼓戲与皮影艺术相关系紧密。在文本的第六单元：“六月六日，龟子班从漫川往西……他们已经不仅仅那么小打小闹，唱些孝歌、花鼓、四季调、喜盈门，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选唱内容不同的本戏，一个人同时扮几个角色往下唱，其实就同一个小型剧团似的。”6花鼓戏与皮影艺术结合并成为皮影戏的重要表现形式，丰富并发展了传统的花鼓戏。为适应形势需要，商洛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商洛剧院”，进行售票演出，使得花鼓戏表演逐渐正规化，系统化。由此，商洛花鼓戏的规模空前，演出时长也由几十分钟增加到了两三个小时，形式多变，更具有感染力。7
（二）民间信仰
民俗疗法：民俗疗法类似于人们经常提到的“偏方”，偏方的使用往往因时因而变。作为一种“土方子”存在，有些流传至今并具有极高的医学价值，有些则有一定的危险性，值得怀疑。《商州》中也出现了一些偏方，列举如下：
养蛇配药：首先，白蛇为福禄之神，山墙“吉”孔中出现白蛇，需全家磕头;白蛇进屋，冬不冷，夏不热，年添岁月人添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祥瑞之兆）再者，中医的秘方蛇药，需取蛇毒、取蛇胆、取蛇皮，服用即可医治蛇毒。然而，如果直接将蛇胆汁与蛇皮涂抹于伤口处，实际上没有直接效果。墨西哥人曾将蜥蜴皮和蛇胆汁涂抹于伤口处，蛇毒扩散至全身的速度大幅度下降，危险性就降低了。但这种民俗疗法的好处实在有限，如果处理不妥，甚至会丧命。8因而，《商州》中养蛇配药的方式主要是提取蛇身上的有益成分入药，在中药当中所有体现。
商芝：在《商州》中提到兴办商芝加工厂，发展商品经济，商芝立下了汗马功劳。商芝属于蕨类，分布于陕西商洛各地，因丹凤县商山而得名。因其幼芽远瞧似鸡爪，近看像拳头，又叫鸡爪、拳芽，是一种含有异香、营养极为丰富的野生名菜。其根含丰富的淀粉，是口味独特的冲服剂，具有去热利水之功能。商芝和"商山四皓"有着奇缘。秦代"四皓"吴实、周术、唐秉、崔广四位掌管朝廷史事书籍的博士官，见秦政暴虐，焚书坑儒"，他们怀着"非义不动"、洁身养性、修道成仙的情志，同来商山隐居，"岩居穴出"，以商芝充饥。9因而，商芝不仅与文人墨客关系紧密，也成为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其去热利水的功能增加了它的医用价值。
二、陕南民俗与《商州》文本的关系
除了第一部分具体介绍的民俗之外，《商州》中还出现了民间传说，民间刺绣艺术等种类丰富、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俗。贾平凹穿插使用这些民俗元素，为整部小说在谋篇布局、故事发展与人物命运波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首先，根据花鼓戏在小说中出现的具体位置可以看出，花鼓戏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已经彻底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当中，人们往往感怀而发，脱口而出。例如文中提到：麻子扯着破锣嗓子唱起花鼓了;秃子心中暗恋珍子，在众人玩笑中唱起了《十爱姐》……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整个故事的中心人物之一珍子，她是剧团中的头号人物，她的一生也因为剧团让她在当地小有名气，引来众多爱慕者的追求。但出身和姣好的容貌受到人们的嫉妒和谩骂。从秃子和刘成的矛盾纠葛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另外因为与刘成的爱情不被世俗所接受，珍子被剧团开除，人物命运在走下坡路的同时，整部小说的矛盾纠纷却因此推向了高潮，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所以，珍子的命运因戏而起，也因戏而终，最终落得让人惋惜的结局。同时从侧面反映出民间艺术在现代发展逐步走向正规化的同时，增加了农村地区人们生活的物质来源。剧团的成立与发展不仅扩大了民间艺术的影响力，也促进了商洛当地的经济发展。
谈到民俗疗法和民间传说，在文本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谋篇布局上。《商州》这部小说共分为六个单元，分别介绍了以武关、山阳、达坪、照川坪等商洛各地区。贾平凹主要采用的方式是在每单元的第一部分加入民间传说及民俗信仰等元素渲染当地与众不同的地域氛围。给我印象最深的在第三单元，提到了“吴氏烈女”的传说故事，为读者介绍外柔内刚、独具风韵的山阳女子形象，强调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重要性，因而提及小说中有位民俗学家的评论：“若论陕西男子，当然是在绥德，但论女子，米脂虽好，却比山阳少了一层气质。”包括出现的不同地域的民俗疗法，给我们展现了广阔的商州世界。
整部小说的行文可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以刘成和珍子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商洛农村地区的社会风貌;另一条则是从地理、人文、风俗等角度全面的介绍了商州各地区历史来源及发展现状，有商洛“百科全书”的意味。
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与分析，陕南民俗元素在文本中运用不胜枚举，并且承担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加强人物关系与行文结构的重要任务。贾平凹的《商州》之所以称之为“商州”，正是因为这些民俗的穿插使用，给小说打上了陕南地区的烙印，有了很强的感染力。
三、民俗在当今社会面临的挑战与价值
从《商州》小说中的民俗放眼整个民俗文化领域，笔者认为民俗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两难的“尴尬”地位。一方面由于当今信息网络等技术的发展，很多民俗虽在发掘中得以创新利用，但仍然受到同质化、边缘化的危机，一些民俗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但另一方面，民俗的存在总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承认且尊重这一事实，保护并且利用好稀缺民俗资源，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
我国拥有民俗资源成长的丰饶土壤，形成不同风格的民俗文化。然而经济发展与知名度高的地区往往民俗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以致于一些同种类的民俗资源被同质化和取代，面临着生存危机。例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剪纸艺术，在我国分为极大派系，而事实上人们关注度高的仅仅局限在其中的某一种或几种上，若非刻意宣传和介绍，人们心目当中的所认知的剪纸并无太多区别。在《“互联网+”促进民俗文化活态化》一文中提到：“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网络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变人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同时，也营造和催生出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民俗。这种新民俗以传统民俗为根基、以网络技术为载体，通过网络科技体现人们新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内容，从而创造出新时代网络民俗文化形式，它们具有独特社会功能，使传统民俗礼仪借助网络媒体实现转型。”充分利用好这一新兴模式能够让稀缺民俗资源重现生机，提高同类民俗之间的辨识度，更好地保护并传承民俗文化。 再者，针对当前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扎实利用好民俗资源不失为一计良策。在《商州》中花鼓戏与皮影艺术剧团的成立，可以说为商洛当地民众收入多了一条渠道。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民俗资源作为精神文化产业，不仅能够盘活农村经济，也能唤醒民俗文化，发挥在当今时代的价值。但同时应当警惕在“互联网+民俗”新型模式推出之后，民俗应当保留原汁原味的内容和体验，而非被创新技术彻底改变甚至是丢掉了传统的基因。因而，稀缺民俗资源更值得被关注和利用。
总结
通过对贾平凹《商州》小说的文本细读以及相关陕南民俗文化的搜集整理，发现了以商州为代表的陕南民俗文化特质;体会到民俗资源运用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贾平凹通过对陕南地域民俗文化书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使得《商州》并非止步于文本内容剖析与审美研究上，建立了文学与民俗学的跨学科聯系;把民俗文化融入小说故事发展当中，不仅提升了文本的创作品格，而且扩大了民俗文化的影响力与受众面，有利于陕南民俗文化的宣传和推广。所以，本文认为《商州》这部作品可以成为陕南民俗文化探究的重要参考，便于读者进一步对比民俗文化在当下与八十年代的发展现状，从而思考民俗文化在当今时代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再创造的价值。总之，保护并理性对待民俗文化是我们应坚守的基本准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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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新睿（1998-），女，汉族，陕西旬阳人，西北大学，本科生学历，汉语言文学专业。
基金项目：2021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2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