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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政坛乱象丛生。例如，美国国内的政治闹剧并未随大选结束而终止，各种力量围绕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内外政策以及“通俄门”等事件争斗不止；英国保守党政府接连上演的政治豪赌剧情也是跌宕起伏。同样的政治乱象还困扰着欧洲大陆，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法国大选中的政治大洗牌等如走马灯般上演。在西方历史上，政党之间相互攻讦并不鲜见，但如此频发多发的政治乱象以及政治决策者难以控制自己决策行为和后果的现象，仍然让人不禁担忧：西方国家的政治不确定性正在快速升高。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将之简单归咎于民粹主义力量的兴起。理智的人们则在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的机制和功效问题，认为西方政治乱象丛生印证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紊乱失调。
制度设计理念与实际运行脱节
西方诸多政治乱象的背后，都与权力制衡、多党竞争的制度设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西方民主政治的功能缺失是造成目前种种混乱的重要原因。那些象征西方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本意在于表达和满足民主政治的一些功能性诉求。例如，权力制衡意在反对独裁和专制，多党制度则具有满足不同政治利益集团表达政治诉求、参与政治活动的功能。但事实上，民主政治的这些诉求并未真正实现，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一些制度已经在实际运行中变形走样。
制度变形表现在西方政党的功能变化和竞争意义改变。作为一种政治组织，起初政党承载着民主政治的多种功能，包括表达不同声音、提供参与政治的平台和机会、代表民众治理国家等。但在西方，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为了上台执政，日益将赢得选举而非推出符合实际的治理措施视为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政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和表达不同声音的功能逐渐弱化，主流政党的中间化和政策趋同化就是这种趋向的结果。与之相适应，政党组织变得日益专业化和技术化，逐渐脱离大众日常生活。实际上，西方权力制衡体制本身就存在实现机制方面的问题，如政党博弈中的相互推诿、党派攻讦等。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政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而支撑权力体系的却是少数精英。同时，主流政党之间的竞争使其日益背离反映社会多元需求的初衷，一些政党为选举利益而不惜滥用制度权力，导致政党竞争中的狭隘党派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争斗被进一步放大。正是因为西方政党日益无视民众的需求，才会不时有社会力量诉诸“沉默的大多数”的反抗。政治对立情绪的上升和各种抗议活动的升级以及民粹主义的甚嚣尘上，都是这种社会现象的反映。
制度变形还表现为权力制衡的内容发生质变。表面上看，西方政治竞争中的乱象是由于权力制衡体制出了问题。其实，经过长期演化，西方权力制衡体制的内容已今非昔比。一方面，一些形式上的制衡已经不能反映现实需求。例如，早期的制衡体制重在从形式上抑制行政部门的权力，它源于对政府行政权力的一种天然怀疑。但如今，西方行政权力的膨胀已经超出之前制度设计所能遏制的范围，如何遏制权力膨胀已成为制度设计的新问题。另一方面，一些新的权力失衡未能被既有制度体系有效抑制。尤其是过去几十年，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驱动下，资本的权力日益膨胀，并利用既有制度体系主导政治议程。如何抑制这种无形的权力垄断？西方既有制度体系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一些西方学者表达了对民主制度失败的担忧，指出既有民主制度存在一种民主陷阱，即看起来是自由选举，实质上却是主流政党在操控选举过程。这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西方国家频频出现的抗议示威活动就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政治不信任加剧西方社会对立与分裂
民主政治没有固定模式，政治如果不能有效反映时代变化和民众需要，就会乱象丛生。西方政治乱象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政治不信任。这既表现为民众对主流政党和政治家的普遍不信任，也表现为政治行为体、政党之间信任感的缺失。与之相应的是西方社会对立与分裂的加剧。
西方政治分裂源于人们对公共事务现状的强烈不满。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只有19%的美国人仍信任政府，55%的美国人认为普通美国人要比那些当选的政治家们更适合解决国家的问题。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多数人认为政治家没有倾听普通民众的声音。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无疑受到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主流政党脱离民众、政治家行为失范以及政府公共治理不力。主流政党日益专注于选举结果而非政策本身，政治家也变得越来越具有投机性，其行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玩世不恭，越来越难以作出正确的决策，也越来越难以有效治理国家，这些必然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美国市场爱迪生调查民调研究2016年10月发布的数据显示，40%的美国人完全不信任联邦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这种对政府数据和专家、政治家的不信任感，极大地损害了人们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信任。
主流政党的衰退及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正在加剧。在西方，政党和政治家为私利而放大彼此间的对立本不足为奇，但在传统政治生活中，人们对政党和政治家的道德与责任意识较为关注，这驱使不同政党和政治家在突出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强调政治沟通的必要性，重视达成政治共识。而过去几十年，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主流政党的责任感和沟通意识明显下降，政党之间越来越难以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有效政治沟通。于是，诉诸全民公决的方式——这是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方式，就被频繁使用。但在缺少共识和必要政治沟通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往往会加深而非弥合社会分裂。英国脱欧公投后的政治演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对主流政党政治信任度下降为民粹主义兴起提供了土壤。民粹主义兴起强化了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信任，但它不能真正带来人们所期待的政治诚信。民粹主义所诉诸的社会二元对立，只能强化已经存在的社会分裂。民粹主义者所主张的断裂式公共政策将导致政府行为的非连续性日益加重，只会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政府的公信力。
新技术冲击既有政治制度体系
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凸显了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发展对政治的影响力。这首先体现在它改变了传统政党与媒体间的关系，增强了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对媒体的依赖。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以有线电视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体在日益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诱发了一种媒体政治的新趋向，即政党根据媒体的需求来塑造政治议程。除了在政治议程上迎合媒体的偏好，政党的政治动员也越来越依赖对媒体的庞大投入。这些转而加剧了金钱政治的乱象，并导致政治的日益庸俗化和碎片化，政党和政党领袖日益关注媒体的好恶，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更加疏离大众的实际需求。
与此同时，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的发展，强烈冲击着西方传统政治运行机制以及政治话语体系。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信息传递路径和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更便捷的交流方式，但也在销蚀传统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的政治基础。政党不再是唯一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政治信息来源和政治参与路径，人们越来越多地诉诸更为直接的政治对话。这些都直接挑战着传统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的组织和运作机制以及传统的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在导致政治更为脆弱的同时也加剧了政治不信任。
这些变化为新兴政治力量尤其是民粹主义力量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媒体也为一些新兴政党和社会力量提供了便捷的发声平台。正是借助这些不同于传统主流媒体的新技术手段，一些党派相互攻讦的仇恨和狂热情绪得以在更广范围快速传播，而主流政党通过主流媒体控制社会信息的能力则被大大削弱，主流政党及其政治家对政治决策的控制力下降。在西方，新技术的出现推动政治沟通方式趋于便捷和多样化，使得政治决策的演化进程變得更加难以预测、难以控制。这也是西方政坛乱象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制度设计理念与实际运行脱节
西方诸多政治乱象的背后，都与权力制衡、多党竞争的制度设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西方民主政治的功能缺失是造成目前种种混乱的重要原因。那些象征西方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本意在于表达和满足民主政治的一些功能性诉求。例如，权力制衡意在反对独裁和专制，多党制度则具有满足不同政治利益集团表达政治诉求、参与政治活动的功能。但事实上，民主政治的这些诉求并未真正实现，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一些制度已经在实际运行中变形走样。
制度变形表现在西方政党的功能变化和竞争意义改变。作为一种政治组织，起初政党承载着民主政治的多种功能，包括表达不同声音、提供参与政治的平台和机会、代表民众治理国家等。但在西方，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为了上台执政，日益将赢得选举而非推出符合实际的治理措施视为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政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和表达不同声音的功能逐渐弱化，主流政党的中间化和政策趋同化就是这种趋向的结果。与之相适应，政党组织变得日益专业化和技术化，逐渐脱离大众日常生活。实际上，西方权力制衡体制本身就存在实现机制方面的问题，如政党博弈中的相互推诿、党派攻讦等。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政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而支撑权力体系的却是少数精英。同时，主流政党之间的竞争使其日益背离反映社会多元需求的初衷，一些政党为选举利益而不惜滥用制度权力，导致政党竞争中的狭隘党派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争斗被进一步放大。正是因为西方政党日益无视民众的需求，才会不时有社会力量诉诸“沉默的大多数”的反抗。政治对立情绪的上升和各种抗议活动的升级以及民粹主义的甚嚣尘上，都是这种社会现象的反映。
制度变形还表现为权力制衡的内容发生质变。表面上看，西方政治竞争中的乱象是由于权力制衡体制出了问题。其实，经过长期演化，西方权力制衡体制的内容已今非昔比。一方面，一些形式上的制衡已经不能反映现实需求。例如，早期的制衡体制重在从形式上抑制行政部门的权力，它源于对政府行政权力的一种天然怀疑。但如今，西方行政权力的膨胀已经超出之前制度设计所能遏制的范围，如何遏制权力膨胀已成为制度设计的新问题。另一方面，一些新的权力失衡未能被既有制度体系有效抑制。尤其是过去几十年，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驱动下，资本的权力日益膨胀，并利用既有制度体系主导政治议程。如何抑制这种无形的权力垄断？西方既有制度体系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一些西方学者表达了对民主制度失败的担忧，指出既有民主制度存在一种民主陷阱，即看起来是自由选举，实质上却是主流政党在操控选举过程。这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西方国家频频出现的抗议示威活动就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政治不信任加剧西方社会对立与分裂
民主政治没有固定模式，政治如果不能有效反映时代变化和民众需要，就会乱象丛生。西方政治乱象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政治不信任。这既表现为民众对主流政党和政治家的普遍不信任，也表现为政治行为体、政党之间信任感的缺失。与之相应的是西方社会对立与分裂的加剧。
西方政治分裂源于人们对公共事务现状的强烈不满。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只有19%的美国人仍信任政府，55%的美国人认为普通美国人要比那些当选的政治家们更适合解决国家的问题。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多数人认为政治家没有倾听普通民众的声音。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无疑受到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主流政党脱离民众、政治家行为失范以及政府公共治理不力。主流政党日益专注于选举结果而非政策本身，政治家也变得越来越具有投机性，其行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玩世不恭，越来越难以作出正确的决策，也越来越难以有效治理国家，这些必然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美国市场爱迪生调查民调研究2016年10月发布的数据显示，40%的美国人完全不信任联邦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这种对政府数据和专家、政治家的不信任感，极大地损害了人们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信任。
主流政党的衰退及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正在加剧。在西方，政党和政治家为私利而放大彼此间的对立本不足为奇，但在传统政治生活中，人们对政党和政治家的道德与责任意识较为关注，这驱使不同政党和政治家在突出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强调政治沟通的必要性，重视达成政治共识。而过去几十年，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主流政党的责任感和沟通意识明显下降，政党之间越来越难以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有效政治沟通。于是，诉诸全民公决的方式——这是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方式，就被频繁使用。但在缺少共识和必要政治沟通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往往会加深而非弥合社会分裂。英国脱欧公投后的政治演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对主流政党政治信任度下降为民粹主义兴起提供了土壤。民粹主义兴起强化了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信任，但它不能真正带来人们所期待的政治诚信。民粹主义所诉诸的社会二元对立，只能强化已经存在的社会分裂。民粹主义者所主张的断裂式公共政策将导致政府行为的非连续性日益加重，只会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政府的公信力。
新技术冲击既有政治制度体系
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凸显了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发展对政治的影响力。这首先体现在它改变了传统政党与媒体间的关系，增强了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对媒体的依赖。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以有线电视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体在日益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诱发了一种媒体政治的新趋向，即政党根据媒体的需求来塑造政治议程。除了在政治议程上迎合媒体的偏好，政党的政治动员也越来越依赖对媒体的庞大投入。这些转而加剧了金钱政治的乱象，并导致政治的日益庸俗化和碎片化，政党和政党领袖日益关注媒体的好恶，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更加疏离大众的实际需求。
与此同时，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的发展，强烈冲击着西方传统政治运行机制以及政治话语体系。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信息传递路径和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更便捷的交流方式，但也在销蚀传统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的政治基础。政党不再是唯一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政治信息来源和政治参与路径，人们越来越多地诉诸更为直接的政治对话。这些都直接挑战着传统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的组织和运作机制以及传统的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在导致政治更为脆弱的同时也加剧了政治不信任。
这些变化为新兴政治力量尤其是民粹主义力量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媒体也为一些新兴政党和社会力量提供了便捷的发声平台。正是借助这些不同于传统主流媒体的新技术手段，一些党派相互攻讦的仇恨和狂热情绪得以在更广范围快速传播，而主流政党通过主流媒体控制社会信息的能力则被大大削弱，主流政党及其政治家对政治决策的控制力下降。在西方，新技术的出现推动政治沟通方式趋于便捷和多样化，使得政治决策的演化进程變得更加难以预测、难以控制。这也是西方政坛乱象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