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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8日在武汉召开的文化综合类期刊年会上,中国期刊协会顾问张伯海发表了《面对挑战与机遇,我们怎么办?》的讲话。
本次文化综合类期刊年会的目的,是探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和网络媒体的挑战,把握期刊业发展的新机遇。对此,张伯海从四个方面建言献策。
第一,坚持“内容为王”的战略高地,提高本领,不断创造出更新、更美、更多的好产品,力争将自己“内容王者”的优势运用到极至。
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媒体峰会”上,国际媒体领袖们激辩媒体业在今天形势下的应变之道,激辩之后大家一致认识到“打造内容”为应对媒体环境变化之本,应该说是此次峰会的重要收获。
打造内容历来是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成功的保证。回顾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所做出的最大成绩,就在于大家群策群力,出色地、创造性地打造出新时期所要求的从枯燥单一到丰富多彩、从指点说教到贴近受众、从卖方市场的心态制作到买方市场心态制作的崭新期刊内容。有人长于借助民族文化,比如在故事、传奇等构成的传统故事文学基础上,推演出历史新时期里生动感人、观念一新的新故事、新传奇刊物;有人长于借助中国百姓乐于从邻家故事、家长里短中传递自己对于道德、情感和价值的取向这一心理习俗,推演出新时期里移风习俗的情感纪实刊物;有人长于取法借鉴国外一些成熟期刊,目标对准如《读者文摘》《国家地理》《时代》周刊以及众多高端时尚期刊,以它们做蓝本,但不是停留在模仿和趋同上,而是把借鉴作跳板,发挥后发优势,几乎一步到位地做出了自己在内容上的精彩,特别是西方期刊所难以比拟的中国的精彩。二十多年来,无数文化综合类期刊就是这样的以丰富多彩、成熟的内容显山露水,品牌雄起,以此撑起了新时期里不可或缺的大众文化市场的一片天。
展望今后,我们仍然要把打造内容作为刻苦磨砺的首要任务,守住内容这个战略高地,打造出坚而不摧的内容,我们才得以从容应对媒体环境出现的各种变化与挑战。回顾文化综合类期刊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能够在内容上坚而不摧者,无不具备这样两个条件:
一是良知,也就是社会使命意识。这对于文化综合类期刊的办刊人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的刊物和时代的强音、主旋律距离较远,比较容易不被约制地追求市场效益,因而屡屡出现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失衡,比如个别文化综合类期刊中存在的道德尺度问题、格调问题,以及靠哗众取宠来取悦读者等消极现象。对此我们心中必须有一把尺子、一把剪刀,用尺子来衡量内容是否符合良知,用剪刀断然剪掉不符合良知的内容。当然,二十多年来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人良知的成长灼灼鉴人,它集中表现在我们这类刊物之中越来越浓郁的人文精神。每一份成功的文化综合类期刊,其成长历史都论证了这一点:“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是通向“内容王者”的一座“金桥”。
二是睿智,也就是超凡的策划与创意能力。期刊编辑和为他人做嫁衣的图书编辑有所不同,和以抢新闻报道独家与时效为己任的报纸编辑也有所有不同。正如一位期刊编辑所说:“我的版面我做主”,做主的不仅是版面设计,也包括版面内容。一个期刊主编掌握着比图书、报纸等编辑要多得多的策划设计、内容定夺和打造创意境界的主导权,能够在很大幅度上体现自己编辑的功力与特色,从而以自己的聪敏多智赋予期刊无比魅力。2009年5月间在伦敦召开的第37届世界期刊大会上用了“期刊的魅力(Magic of Magazine)”这一主题词,其用意即在突显期刊编辑的策划与创意作用,以此作为期刊应对媒体竞争的发力点,可说是正中期刊三昧。就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来看,更有着利用睿智调动内容的无限优势,可以把内容打造成品味不尽的香醇,将读者带入幸福的微醺;打造成赏心悦目的清风明月;打造成人生航船行驶中所需要的双桨;打造成身临黑夜里点亮的一盏心灯。谁在这方面最具有睿智,做得最好,谁就会成为与读者见地相同、志趣相投的贴心朋友,刊物因此产生出无限亲和力,令读者读了这一期产生又渴望读下一期的念想,也就是读者情结。无论什么时候,能获得读者情结的刊物,它的生命永远是绿色的。
用良知引领“内容为王”的方向,用睿智构建“内容为王”的殿堂,以此而稳坐在多媒体时代的“内容王者”位置上,或按时兴说法,稳坐在“内容提供商”的位置上,这样,不论今后媒体变局的惊涛骇浪有多大,我们都能通权达变、稳握胜券。
第二,我们正在步入出版改革的“自由王国”,要善于从出版改革整体蓝图中找准自己事业的目标和位置,把改革的精神吃透,把改革的力量使足,同时又要善于审视和调适自己改革的脚步,做到与意识形态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吻合。
这里说的“自由王国”,指改革要求与改革可能之间的一致,应该说,这是在党的十七大以后才真正实现的。在此前出版界虽也向往和致力于出版改革,但总体上没能突破原有框架,出版业改革与全国改革发展大环境相比,呈现明显的“滞后”。党的十七大以后,出版改革出现与以前判然不同的形势,给人以思路大开、态度果决、举措得力的振奋感。从“指导意见”到“路线图”、“时间表”,出版改革进入了真干、实干的新阶段。
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因为与意识形态敏感区距离稍远,与市场经济大环境靠得较近的特点,在一度改革滞后的出版环境下,曾经起过改革尖兵的作用。回顾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正是以我们这些刊物为主,力求市场发展,在经营机制、人事机制、激励机制方面,在跨行业经营、造大产业以及资金运作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冲破旧格局,向真正的企业化靠拢,而且效果彰显。即或有时会被叫停,但对我们这支胸有改革锐气的文化综合类期刊力量,各级领导还是支持的,爱护的。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当时进行的这样那样改革尝试,大多在方向上、思路上,与十七大以后提出的出版改革目标是一致的。
今天进入改革的“自由王国”阶段,对一名出版事业改革者的要求就更高了。他需要有更宽阔的改革襟怀,对改革有更透彻的悟性;他需要有更科学的、强有力的改革决策和执行能力;他不仅起尖兵更要起统筹自己事业全局的指挥官作用,随着法人地位的强化,作为指挥官要善于见机而作,智勇兼人。改革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能不能抓住并运用好这个机遇,要靠我们自己,领导不可能对你手把手教。对已公布的改革整体蓝图,要全面把握,深刻领会,从中找准自己事业的目标和位置,了然于心,进入高自觉的角色状态;对国家费尽苦心给予的各种政策支持,既要用足又要珍惜,要把每一份这样的支持,注入到自己事业血脉之中,使它实实在在地起到强筋劲骨和激发活力的作用。总之,调动自己的聪明智慧,躬身而为,在改革自由王国的沃野中锤炼成长,这样才能融入并驾驭身边改革大潮,碰撞出自己事业的辉煌。
改革既是一场弃旧扬新的运动,它自身也应当是一个科学的、完美的过程。一切改革举措都要建立在真正读懂自己、读懂行业、读懂市场、读懂改革全盘决策的基础之上。要善于审视和调适自己改革的脚步,使之切实遵循意识形态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热情、激情的难以成为改革者,缺乏明思、冷静的也难以是改革者。我们的改革志向是铁打的,但这一志向的成功,要靠改革行动的揆情度理,精于筹策。
第三,用先锋者的敏锐,“不变则亡”的远见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举措,跟上数字化多媒体新时代。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多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传统媒体人对此不能充耳不闻。要求我们成为钻研数字技术的行家里手,是困难的,但对数字媒体发展保持高度敏感,跟踪数字媒体潮流,从高端观察和分析数字媒体走向及其带给我们的挑战与机遇,从而探索自己通往数字媒体的可行之路,这是今天传统媒体人必须把握的基本功。
传统媒体的大厦在数字媒体时代到来之际,已可听见其隐隐约约的崩裂声,可怕的是传统媒体处在将会解体的前夜而不自知,不着急。“不变则亡”,这是传统媒体即使难以下咽也要明确树立的媒体发展观,何况,只要自己机智而主动,新旧媒体之间就不会是缴械投降的关系,而是除旧更新的历史传承关系。这应该是“不变则亡”的正面意义,是我们“求变”的积极出发点。
数字媒体的新生态、新秩序尚处于建设初始,方方面面想要取代传统媒体的过程,将是相当漫长的。今天的数字出版理念尚不十分明晰,数字出版规范还待建设,特别是数字出版产品多为碎片状态,出版营利模式还难固定。在这样现实情况下,一方面我们登上数字媒体列车的决心已定,因为它的前景实在太光明了,另一方面又要看清今天中国媒体的演变现实,还没有发展到不登车就没有出路、怕登不上车的紧迫时刻。因此,就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来说,可以从容而量力地涉足数字化出版,试着深浅主动前行,想清了才干,有实效才干,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要跟风、盲从,在这方面流为泡沫的事例我们时有所闻。
以上所说三点:先锋者的敏锐,“不变则亡”的远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举措,将其融会贯通,交互为用,这样我们便掌握了主动应对数字多媒体时代的辩证法。
第四,留住人才,尊重人才。
二十多年来,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所取得的这样那样成就,归根到底,都是靠了人才。越是处于激变的形势下,越需要出色的人才作为顶梁柱。今天西方期刊业一片裁员声,但同时也有“留住人才”的震耳呼声。谁留住了人才,谁就拥有了期刊这个行业的物华天宝。
从文化综合类期刊的人才队伍来看,在历史新时期里涌现的第一支人才,是在探索期刊市场中摸爬滚打、勇于打拼的同志们,他们坚持至今的,都已经成长为驰骋刊坛的将才;后来陆续地涌现一批又一批视野宽阔、观念新锐、创意手法新颖的开发中国期刊新疆域、提升中国期刊品质的中坚力量,其中不少是后生可畏的年轻人才;由于中国期刊事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里承担着开拓中国期刊出版国际化的使命,因应这一形势而出现了期刊的涉外工作者,特别是在对外合作方面较为活跃的时尚类期刊领域中,涌现出成批的这类人才,他们逐步熟悉国际刊坛,边干边学,知己知彼,以平等互利、不损壁垒的准则,对国际化做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致力于期刊数字化的人才逐步涌现,他们或在打造传统期刊的官方网站上,或在打造形形色色的大众网络杂志、名人网络杂志、文化网络杂志上,做了有益的探索,期刊人才熟悉并参与网络,网络人才熟悉并参与期刊,期刊网络人才队伍开始在这样渠道上应运而生。还有,不久前公示的“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候选名单中,我们见到了多位文化综合类期刊界代表人物的名字,我想,这也充分表现了出版界与公众对于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队伍的肯定,对于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的肯定。
留住人才,尊重人才,我们便有希望在中国期刊史上画出更多、更美的图画!
以上从打造内容、出版改革、应对数字多媒体新时代、重视人才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我们怎么办”,目的在于探索包括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在内的期刊出版业在今天形势下的应变准则。
(据《中国期刊协会通讯》)
本次文化综合类期刊年会的目的,是探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和网络媒体的挑战,把握期刊业发展的新机遇。对此,张伯海从四个方面建言献策。
第一,坚持“内容为王”的战略高地,提高本领,不断创造出更新、更美、更多的好产品,力争将自己“内容王者”的优势运用到极至。
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媒体峰会”上,国际媒体领袖们激辩媒体业在今天形势下的应变之道,激辩之后大家一致认识到“打造内容”为应对媒体环境变化之本,应该说是此次峰会的重要收获。
打造内容历来是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成功的保证。回顾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所做出的最大成绩,就在于大家群策群力,出色地、创造性地打造出新时期所要求的从枯燥单一到丰富多彩、从指点说教到贴近受众、从卖方市场的心态制作到买方市场心态制作的崭新期刊内容。有人长于借助民族文化,比如在故事、传奇等构成的传统故事文学基础上,推演出历史新时期里生动感人、观念一新的新故事、新传奇刊物;有人长于借助中国百姓乐于从邻家故事、家长里短中传递自己对于道德、情感和价值的取向这一心理习俗,推演出新时期里移风习俗的情感纪实刊物;有人长于取法借鉴国外一些成熟期刊,目标对准如《读者文摘》《国家地理》《时代》周刊以及众多高端时尚期刊,以它们做蓝本,但不是停留在模仿和趋同上,而是把借鉴作跳板,发挥后发优势,几乎一步到位地做出了自己在内容上的精彩,特别是西方期刊所难以比拟的中国的精彩。二十多年来,无数文化综合类期刊就是这样的以丰富多彩、成熟的内容显山露水,品牌雄起,以此撑起了新时期里不可或缺的大众文化市场的一片天。
展望今后,我们仍然要把打造内容作为刻苦磨砺的首要任务,守住内容这个战略高地,打造出坚而不摧的内容,我们才得以从容应对媒体环境出现的各种变化与挑战。回顾文化综合类期刊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能够在内容上坚而不摧者,无不具备这样两个条件:
一是良知,也就是社会使命意识。这对于文化综合类期刊的办刊人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的刊物和时代的强音、主旋律距离较远,比较容易不被约制地追求市场效益,因而屡屡出现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失衡,比如个别文化综合类期刊中存在的道德尺度问题、格调问题,以及靠哗众取宠来取悦读者等消极现象。对此我们心中必须有一把尺子、一把剪刀,用尺子来衡量内容是否符合良知,用剪刀断然剪掉不符合良知的内容。当然,二十多年来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人良知的成长灼灼鉴人,它集中表现在我们这类刊物之中越来越浓郁的人文精神。每一份成功的文化综合类期刊,其成长历史都论证了这一点:“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是通向“内容王者”的一座“金桥”。
二是睿智,也就是超凡的策划与创意能力。期刊编辑和为他人做嫁衣的图书编辑有所不同,和以抢新闻报道独家与时效为己任的报纸编辑也有所有不同。正如一位期刊编辑所说:“我的版面我做主”,做主的不仅是版面设计,也包括版面内容。一个期刊主编掌握着比图书、报纸等编辑要多得多的策划设计、内容定夺和打造创意境界的主导权,能够在很大幅度上体现自己编辑的功力与特色,从而以自己的聪敏多智赋予期刊无比魅力。2009年5月间在伦敦召开的第37届世界期刊大会上用了“期刊的魅力(Magic of Magazine)”这一主题词,其用意即在突显期刊编辑的策划与创意作用,以此作为期刊应对媒体竞争的发力点,可说是正中期刊三昧。就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来看,更有着利用睿智调动内容的无限优势,可以把内容打造成品味不尽的香醇,将读者带入幸福的微醺;打造成赏心悦目的清风明月;打造成人生航船行驶中所需要的双桨;打造成身临黑夜里点亮的一盏心灯。谁在这方面最具有睿智,做得最好,谁就会成为与读者见地相同、志趣相投的贴心朋友,刊物因此产生出无限亲和力,令读者读了这一期产生又渴望读下一期的念想,也就是读者情结。无论什么时候,能获得读者情结的刊物,它的生命永远是绿色的。
用良知引领“内容为王”的方向,用睿智构建“内容为王”的殿堂,以此而稳坐在多媒体时代的“内容王者”位置上,或按时兴说法,稳坐在“内容提供商”的位置上,这样,不论今后媒体变局的惊涛骇浪有多大,我们都能通权达变、稳握胜券。
第二,我们正在步入出版改革的“自由王国”,要善于从出版改革整体蓝图中找准自己事业的目标和位置,把改革的精神吃透,把改革的力量使足,同时又要善于审视和调适自己改革的脚步,做到与意识形态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吻合。
这里说的“自由王国”,指改革要求与改革可能之间的一致,应该说,这是在党的十七大以后才真正实现的。在此前出版界虽也向往和致力于出版改革,但总体上没能突破原有框架,出版业改革与全国改革发展大环境相比,呈现明显的“滞后”。党的十七大以后,出版改革出现与以前判然不同的形势,给人以思路大开、态度果决、举措得力的振奋感。从“指导意见”到“路线图”、“时间表”,出版改革进入了真干、实干的新阶段。
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因为与意识形态敏感区距离稍远,与市场经济大环境靠得较近的特点,在一度改革滞后的出版环境下,曾经起过改革尖兵的作用。回顾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正是以我们这些刊物为主,力求市场发展,在经营机制、人事机制、激励机制方面,在跨行业经营、造大产业以及资金运作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冲破旧格局,向真正的企业化靠拢,而且效果彰显。即或有时会被叫停,但对我们这支胸有改革锐气的文化综合类期刊力量,各级领导还是支持的,爱护的。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当时进行的这样那样改革尝试,大多在方向上、思路上,与十七大以后提出的出版改革目标是一致的。
今天进入改革的“自由王国”阶段,对一名出版事业改革者的要求就更高了。他需要有更宽阔的改革襟怀,对改革有更透彻的悟性;他需要有更科学的、强有力的改革决策和执行能力;他不仅起尖兵更要起统筹自己事业全局的指挥官作用,随着法人地位的强化,作为指挥官要善于见机而作,智勇兼人。改革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能不能抓住并运用好这个机遇,要靠我们自己,领导不可能对你手把手教。对已公布的改革整体蓝图,要全面把握,深刻领会,从中找准自己事业的目标和位置,了然于心,进入高自觉的角色状态;对国家费尽苦心给予的各种政策支持,既要用足又要珍惜,要把每一份这样的支持,注入到自己事业血脉之中,使它实实在在地起到强筋劲骨和激发活力的作用。总之,调动自己的聪明智慧,躬身而为,在改革自由王国的沃野中锤炼成长,这样才能融入并驾驭身边改革大潮,碰撞出自己事业的辉煌。
改革既是一场弃旧扬新的运动,它自身也应当是一个科学的、完美的过程。一切改革举措都要建立在真正读懂自己、读懂行业、读懂市场、读懂改革全盘决策的基础之上。要善于审视和调适自己改革的脚步,使之切实遵循意识形态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热情、激情的难以成为改革者,缺乏明思、冷静的也难以是改革者。我们的改革志向是铁打的,但这一志向的成功,要靠改革行动的揆情度理,精于筹策。
第三,用先锋者的敏锐,“不变则亡”的远见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举措,跟上数字化多媒体新时代。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多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传统媒体人对此不能充耳不闻。要求我们成为钻研数字技术的行家里手,是困难的,但对数字媒体发展保持高度敏感,跟踪数字媒体潮流,从高端观察和分析数字媒体走向及其带给我们的挑战与机遇,从而探索自己通往数字媒体的可行之路,这是今天传统媒体人必须把握的基本功。
传统媒体的大厦在数字媒体时代到来之际,已可听见其隐隐约约的崩裂声,可怕的是传统媒体处在将会解体的前夜而不自知,不着急。“不变则亡”,这是传统媒体即使难以下咽也要明确树立的媒体发展观,何况,只要自己机智而主动,新旧媒体之间就不会是缴械投降的关系,而是除旧更新的历史传承关系。这应该是“不变则亡”的正面意义,是我们“求变”的积极出发点。
数字媒体的新生态、新秩序尚处于建设初始,方方面面想要取代传统媒体的过程,将是相当漫长的。今天的数字出版理念尚不十分明晰,数字出版规范还待建设,特别是数字出版产品多为碎片状态,出版营利模式还难固定。在这样现实情况下,一方面我们登上数字媒体列车的决心已定,因为它的前景实在太光明了,另一方面又要看清今天中国媒体的演变现实,还没有发展到不登车就没有出路、怕登不上车的紧迫时刻。因此,就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来说,可以从容而量力地涉足数字化出版,试着深浅主动前行,想清了才干,有实效才干,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要跟风、盲从,在这方面流为泡沫的事例我们时有所闻。
以上所说三点:先锋者的敏锐,“不变则亡”的远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举措,将其融会贯通,交互为用,这样我们便掌握了主动应对数字多媒体时代的辩证法。
第四,留住人才,尊重人才。
二十多年来,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所取得的这样那样成就,归根到底,都是靠了人才。越是处于激变的形势下,越需要出色的人才作为顶梁柱。今天西方期刊业一片裁员声,但同时也有“留住人才”的震耳呼声。谁留住了人才,谁就拥有了期刊这个行业的物华天宝。
从文化综合类期刊的人才队伍来看,在历史新时期里涌现的第一支人才,是在探索期刊市场中摸爬滚打、勇于打拼的同志们,他们坚持至今的,都已经成长为驰骋刊坛的将才;后来陆续地涌现一批又一批视野宽阔、观念新锐、创意手法新颖的开发中国期刊新疆域、提升中国期刊品质的中坚力量,其中不少是后生可畏的年轻人才;由于中国期刊事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里承担着开拓中国期刊出版国际化的使命,因应这一形势而出现了期刊的涉外工作者,特别是在对外合作方面较为活跃的时尚类期刊领域中,涌现出成批的这类人才,他们逐步熟悉国际刊坛,边干边学,知己知彼,以平等互利、不损壁垒的准则,对国际化做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致力于期刊数字化的人才逐步涌现,他们或在打造传统期刊的官方网站上,或在打造形形色色的大众网络杂志、名人网络杂志、文化网络杂志上,做了有益的探索,期刊人才熟悉并参与网络,网络人才熟悉并参与期刊,期刊网络人才队伍开始在这样渠道上应运而生。还有,不久前公示的“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候选名单中,我们见到了多位文化综合类期刊界代表人物的名字,我想,这也充分表现了出版界与公众对于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队伍的肯定,对于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的肯定。
留住人才,尊重人才,我们便有希望在中国期刊史上画出更多、更美的图画!
以上从打造内容、出版改革、应对数字多媒体新时代、重视人才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我们怎么办”,目的在于探索包括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在内的期刊出版业在今天形势下的应变准则。
(据《中国期刊协会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