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上午，位于奥体中心的百分点集团的会议室，已被早早赶来参加百分点大数据思想领袖俱乐部活动的听众挤满。吸引大家是活动的两个内容：一是由百分点集团数据科学总监杜晓梦对《数据决策力》白皮书的解读，二是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百分点首席经济学家张忠对白宫大数据白皮书的解读。一个是企业视角，一个是政府立场，犹如一场大数据的对唱。
　　决策力：
　　大数据的价值所在
　　20年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的著作《数字化生存》描述了基于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全新的生存方式。在数字化生存方式下，人们看到互联网公司对传统行业的颠覆。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运动向纵深发展，全球化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从而使得企业的外部环境变得复杂而剧变。唯有大数据技术才能在处理这种复杂性、帮助企业应对复杂性挑战的同时，洞察复杂性孕育的商业机会。至此，基于大数据的全新生存方式——数据化生存方式已经来临。
　　经过前几年的爆炒之后，如今，大数据步入普及阶段。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准备应用大数据时，“如何实施”成为这些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
　　为此，百分点大数据学院、《中国计算机报》、北大软微—百分点联合实验室和互联网普惠金融研究院联袂推出了大数据应用建设的白皮书——《数据决策力》。
　　据杜晓梦介绍，所谓数据决策力，就是基于数据进行科学决策并产生价值的能力。数据决策力可以显著地降低决策复杂度并及时响应企业环境的变化，从而使得处于复杂剧变环境下的企业，不仅能够规避运营风险，而且可以在驾驭这种复杂性的过程中寻找到新的发展机会。
　　“具体而言，数据决策力将在企业全员与价值链创新、密切客户关系、快速市场反应能力、敏捷的企业运营，以及创造新业务和新价值等5个方面为决策者提供支持。”杜晓梦表示。
　　得益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对大数据的强劲需求，成立于2009年的百分点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在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营销领域奠定了行业地位的百分点，又不失时机地抓住企业决策对大数据的需求，积极拓展行业市场。
　　为了顺应行业市场和企业对大数据应用需求日益增多的趋势，百分点将自己多年来在大数据建设上的原则、方法论和经验，归纳梳理成《数据决策力》白皮书，旨在为准备着手大数据建设的企业提供借鉴。
　　在数据决策力建设上，百分点提出了“恒星—行星”模型。“这个模型告诉大家该如何去做更好的挖掘、更好的存储、更好的分析和更好的业务驱动。”杜晓梦介绍说，“这个模型由两个基本理论构成。恒星理论是以数据决策力建设为核心。它分为企业核心理念（Belief）、组织架构（Architecture）、专业团队（Staff）、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和机构能力（Capability）等五个方面，我们称之为构筑数据决策力的BASIC模型。这五个因素不断地循环迭代，持续强化了企业数据决策力。”
　　“行星理论面向的是数据决策力的释放，它具体分为数据化（Datafy）、发现洞见（Discovery）和设计重构（Design），我们又称之为3D理论。它先借助数据技术不断地捕获企业内外部的变化，然后应用大数据技术对其进行分析，最终基于分析结果对现有业务进行调整，或者开拓新的业务。”杜晓梦表示。
　　杜晓梦说，“行星”借助3D理论轨迹的自转，将数据决策能力释放出来。而“行星”沿着BASIC理论的公转，则是持续建设企业数据决策力的过程。而“行星”的自传和公转，构成了企业的数据决策力。
　　白宫如何看待大数据
　　政府既是大数据行业的监管者，又是大数据资源的最大拥有者，因此，政府的相关举动势必会影响到大数据产业的发展。2014年白宫发表了第一份大数据白皮书，这份白皮书重点关注了如何保护个人隐私。而白宫最新的大数据白皮书则对区别定价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这标志着大数据开始走向规模应用。
　　“白宫的大数据白皮书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数据应用推广的愿景，二是预测大数据应用会带来哪些不良后果，政府监管是否能够跟上。”张忠表示。
　　张忠介绍说，这个白皮书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大数据的应用，使得企业对消费者有了深入的了解，从而可以根据不同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来制定不同的价格，这种企业的区别定价行为会带来哪些影响，政府又应该如何应对；二是有多少公司会基于大数据进行区别定价，消费者的反馈又是如何。
　　白皮书又将区别定价细分为两种：以价值为依托和以风险为依据。传统的以价值为依托的区别定价又可以细分为根据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定价、根据消费者购买的数量定价和根据消费者的特征定价等3种类型。
　　对此，张忠分析说，白皮书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四个：
　　第一个结论是，大数据可以把消费者的特征从原来的学生、青壮年和老年人等粗放的分类，分成更多的细分群体，从而提高了第三类定价的精确度。
　　第二个结论是，当大数据足够大时，可以对每个消费者进行深入了解，从而将基于消费者特征的区别定价细化到根据个体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区别定价。
　　第三个结论是当商家把同一商品用不同的价格销售给不同的消费者时必然会引起消费者的不悦，而企业通常会采用调整商品质量的方式来应对。但这样一来，将对市场产生很大的扭曲作用，从而影响社会财富的增长。比如在19世纪末期，欧洲国家的火车被分为一、二、三等车厢，尽管不同等级的车票售价不同，但是所有旅客都是在同一时间到达目的地。因此铁路公司只好在旅行舒适度上做文章，具体做法是：三等车厢是敞篷的，座位是木板；而一等车厢则非常豪华。事实上，三等车厢的设施已经影响到旅客的利益，这是政府要关心的问题。
　　第四个结论是有些商家把某个商品价格定得很低做诱饵来吸引消费者，比如说某款汽车售价很低，而当消费者到来后，商家却劝说消费者购买其他高价的汽车。这种情况在美国是违法的。
　　对于以风险为依托的区别定价，张忠解读说，保险业是典型的基于风险的定价。如果保险公司仅仅给出一个平均保险价格，就会发生逆向选择，比如说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中身体健康的人数就会减少。白皮书认为，如果采用大数据下的区别定价，不仅会有效减少这种逆向选择，而且会减少被保人的高危行为，比如说开车超速或者抽烟等。应该指出的是，对于贫困群体而言，可能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保费提高。白皮书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由社保来决策，而不应制约企业的行为。
　　对于区别定价，百分点董事长苏萌是这样认为的：百分点在国内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消费者觉得价格不公平。百分点现在常用的一个解决方案是统一价格，然后用优惠券来进行价格调节。但是优惠券给谁不给谁，依然存在公平与否的问题。经济学上有烦扰成本之说，即低收入人群、支付越少的人，时间成本更低，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成本去获得优惠券，而高收入群体通常更看重时间成本。因此，百分点不会主动做价格上的歧视，而是通过一些机制，让消费者自己来选择采用什么成本，得到什么优惠券。
　　“经过对区别定价正反两方面的分析，白皮书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在市场上充分竞争，价格透明，那么，区别定价的好处肯定会大于坏处。”张忠表示，“我非常认可这样的结论，我写的很多文章和所做的模型都显示了这样的道理：企业之间不管如何做区别定价，只要竞争存在，只要价格透明，最终都会是客户受益，社会的财富都会增加。因为有这两个结果，就没有一个政府会说：我们要把区别定价的事情管住，不能让步，绝对不会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