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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望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规模、培养模式及培养成就三个方面的内容。以图重拾西南联大精神资源,给当今现代化研究生教育以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西南联大;研究生;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教育是大学本科教育后继续进行深造的高一级教育。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同样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新性人才的历史重任。但,我国现实教育中创新型人才教育明显不足。已故“两弹一星”之父钱学森先生已指出:“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很有必要继续研究我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西南联大。因为“西南联大在教育史上的最根本意义在于,给今天的教育提供了一个正确培养人才的模式。”[1]
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相始末。在工作和生活极为艰苦条件下渡过了短暂的8年。曾就读联大的杨振宁先生回忆:“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跑警报”是联大师生常事。纵然如此,联大师生依然坚信抗战必胜,深知“中兴业,须人杰” 。在艰难环境中弦歌不辍,“老师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因陋就简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尽心尽力,学生们立志为胜利后建设国家而努力学习。”[2]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3],以卓然业绩,为世人所瞩目,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开放在红土高原上的一朵“奇葩”。其研究生培养成就也相当突出。
一、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规模
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历时7年,共开设了文科、理科、法科、工科、商科共5个研究所,20个学部,
其规模仅次于同时期的国立中央大7个研究所,25个学部。但联大到底培养、毕业多少研究生培养人们也说法不一。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云师大编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中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新入学研究生名录、毕业研究生名录统计知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人数为219人、毕业人数为74人;二是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研究生名录统计知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人数为219人、毕业人数为83人;三是刘超“联大研究生教育管窥――略及战时中国的大学格局”中说“全部研究生218人,76名毕业生”;四是方绍勤,张团娅“浅析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论文中提到“研究生毕业75人”;五是曾世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培养”说“共培养219名研究生,毕业83人”。
研究生培养人数及毕业生人数后三者说法均是来源于类似前两者相关校史。所以,笔者针对前两者的差异就两本史料进行核对。研究生培养人数虽然一致,但北大、清华、南开、云师大编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有些疑点。再与三校校史结合,得知西南联大复学报到的研究生北京大学1人、清华大学8人,共9人;新生北大55人、清华119人、南开37人,共计211人。即西南联大研究院培养的研究生人数总共是220人。如清华的新生名录中,1943年哲学部的何兆武与1944年外国语文部的何兆武是同一人,故西南联大研究院培养的研究生实际人数是219人;研究生毕业人数有差异,是因为史料(五)学生卷”的研究生毕业名录部分时没有统计到南开大学经济学部叶增亮;北大:中文学部萧雷南;语言学部殷焕先、李荣;史学部阎文儒、方龄贵;人类学部胡庆钧;物理学部黄昆;地质学部董申保共9人。很明显,两本史料研究生毕业人数一致,即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人数83人:北大26人、清华32人、南开25人。详细情况见表一。
注1:.本表是根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06-510.”统计制作;注2.清华大学招收的新生名录中1943年哲学部的何兆武与1944年外国语文部的何兆武是同一人,故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人数实际为219人。
二、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模式
研究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模式,实际上就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肖雄在论文“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模式探析”中认为三研究院所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其研究生培养模式亦颇具差异:北大研究院以德国和日本为样板的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清华研究院、南开研究院的英、美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只不过南开研究院更侧重于实用目的。对于肖雄论文观点,笔者在本文做几点补充说明:
1、 北京大学: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
1902年至1917年是旧中国研究生培养的草创阶段。先后颁布了《癸卯学制》、《壬寅学制》、《壬子•癸丑学制》,标志着研究生教育从形式上开始在中国出现,是旧中国学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确定了研究生培养模式是日本型学术模式—学徒式培养模式。而那时日本研究生培养模式又是模仿德国模式。[4]所以,旧中国研究生培养模式是以德国为样板的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即以研究为主的、导师带徒弟的高层次教育。没有课程和学分要求。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据统计,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的国文、英文、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数学、物理、化学9个研究所,共有研究生148人。至此,北京大学开创了研究生教育先河,使中国研究生教育正式进入到实践阶段。在培养目标上,北大研究生教育限于国学门,以培养纯理论研究者为己任;在培养方式上,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研究题目、研究方向和范围完全由教授和学生自由选定,导师指导上也无严格的责任制。研究生的培养以学生自由、独立的研究为主,其过程为拟定研究题目、定期或不定期任读书或研究经过及心得报告、论文写作和考核等环节。[5]
总体上说,在旧中国,北京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依然是延用草创阶段确定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即以德国为样板的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也就是研究生主要充当导师的助教或科研助手,在导师的亲自指导下独立开展研究活动;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是师徒关系。一般不重视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与教学,没有课程和学分要求,整个研究生培养过程是个性化、非正规化的。
2、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
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研究生教育。也就是说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所谓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又称为教学-科研模式,是指研究生过程的形式化、标准化与专门化,这是相对于学徒式研究生培养的个性化与非正规化而言的。即把美国早期源自英国学院制的特长与从19世纪引进德国讲座的优势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建立在学院制基础上的研究生院制。[6]
1925年2月,清华大学成立了大学部,还增设研究院国学门(也称国学研究院)。同年9月,大学部与研究院同时开学,招收研究生30名。到1935年,清华大学经教育部核准,其设有10个研究部,是当时国内已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大学和独立学院中研究所设置最多的学校。研究生培养模式始终是模仿美国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不仅重视科学研究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的教学。相对于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来讲,更强调课程学习和专业知识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其培养目标兼具理论性与应用性,更注重教学与科研的并重。显然,清华大学开创了旧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另一种主要模式:美国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
1927年9月,经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建议,成立社会经济调查委员会。何廉作为创办人,兼任委员会主任。1929年,何廉邀请了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方显庭任南开大学经济史教授,兼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主持研究工作。1931年,社会经济调查委员会与商学院、文学院的经济系合并,成立经济学院,下设五个委员会:中文季刊编委会、英文季刊编委会、图书委员会、研究生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和研究生论文审查委员会。1934年经济学院复改称商学院后,另设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简称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创办之初,就对天津物价调查和统计分析,编制了当时极具权威的南开物价指数。后来,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北两省移民东北问题,华北地区工业化问题,以及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其他许多问题。1935年,经济研究所招收了第一届研究生,共10人。在培养方式上,研究生第一学年,在导师指导下读完规定的基本课程,第二学年选论文题目进行社会调查、理论联系实际培养高级经济学人。[7]南开大学1932年3月成立的应用化学研究所,于1937年化学研究所奉教育部令改称理科研究所化工部后才开始招收研究生,但重心还是在经济研究所。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成立之初,从领导层就带有美国特色。其研究生培养模式与美国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相近,只不过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更侧重于实用目的。
3、西南联大三校研究院研究生培养模式继承了抗战前各自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但因战时环境与研究条件的限制,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模式具有了某些融合性的特点。
“1939年6月27日,西南联大第111次常委会决议: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现有教师、设备为基础,依照分工合作原则,酌行恢复各校原有的研究院及所属的研究所、部,研究生奖学金等费亦由三校自行拔发。”[8]即北大、清华、南开各研究所分别独立着手进行研究生的复学工作。其研究生的招收、注册及毕业生都由各自进行管理。这样,在1939年由北大带头,三校的研究院以“旧生复学为主,酌量招收新生”[9]相继恢复研究生教育。直到1940年三校研究院结束各自招生,开始联合招生,统一发放招生简章,只需“应考生志愿入何校研究院一节于报考时注明”[10]。“联大研究生课程的开设三校教授统一配合,不分学校。三校教授都由联大应聘。研究生由三校分别招收,学籍不属于联大。” [11]
显然,西南联大三校研究院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12]的风格。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模式具有融合性在所难免。西南联大结束,北京大学在北平复员,其研究院的要求发生了较大变化。规定研究生须就拟习科目在正副导师的指导下,选学若干课程,并参加考试;在基础学识被确认合格后,可开始研究论文,待完成时,由学校聘请校内外专家组成委员会举行毕业考试。通过后,授予硕士学位。[13]可见,复员后的北大研究生培养模式在向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美国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靠拢,体现了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
三、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成就
西周联大在昆八年,培养研究生历时七年,共培养研究生219人,毕业83人,其中,院士级别的23人。详细情况见表二。
注:数据源于①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0-297.”;②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科学、工程院院士中的清华人http://join-tsinghua.edu.cn/bkzsw/detail.jsp?seq=2976&boardid=1301.
联大大多数研究生都未能出国,有的在那个特殊年代遭受迫害,依然成了某一学科权威学者,还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学术著作翻译家何兆武教授;著名学者、北大大学王瑶教授;作家、国学大师王利器教授。没有受到影响的充分发挥其自身才华,如著名翻译家,外语教育家,英国语言文学专家吴景荣,其英名与业绩被列入了《世界名人录》(1979年剑桥版)《澳大利亚与远东名人录》(1989年剑桥版);著名法学家端木正;我国气象学与大气物理学家顾震潮;著名语言学家、民族语言文学家、民族教育家马学良教授西方语言文学大师、著名的教育家、翻译家李赋宁教授;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宝麟(冯契)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国内著名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研究专家阴法鲁教授;还有,联大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云南的大名鼎鼎的学者就有三人,他们分别是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创建者李埏教授;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施子愉教授;蒙元史专家、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方龄贵教授。
联大研究生留在境外的也同样光芒四射,除了上面提到的院士之外,还有国际著名概率学家、数学家钟开莱,是世界公认的二十世纪后半叶“概率学界学术教父”;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殷海光;联合国高级经济专家桑恒康教授。
应该说,联大研究生(包括院士)绝大部分是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不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的科研成果是令人称道的,同时,他们也培养了大批学者和专家。这些学者和专家遍布全球,继续传播西南联大精神,延续西南联大文化。
[参考文献]
[1]西南联大[EB/OL].http://www.soouo.com/baike/8591.htm.
[2]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序)[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3][12]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
[4][5][13]李盛兵.研究生教育模式嬗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39-142;144-145;150.
[6]王全林.国外四种研究生培养模式之比较及其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05,(1):82-85.
[7]曾世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培养[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8:19-20.
[8][11]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80;30.
[9]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52.
[10]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79.
关键词:西南联大;研究生;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教育是大学本科教育后继续进行深造的高一级教育。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同样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新性人才的历史重任。但,我国现实教育中创新型人才教育明显不足。已故“两弹一星”之父钱学森先生已指出:“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很有必要继续研究我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西南联大。因为“西南联大在教育史上的最根本意义在于,给今天的教育提供了一个正确培养人才的模式。”[1]
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相始末。在工作和生活极为艰苦条件下渡过了短暂的8年。曾就读联大的杨振宁先生回忆:“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跑警报”是联大师生常事。纵然如此,联大师生依然坚信抗战必胜,深知“中兴业,须人杰” 。在艰难环境中弦歌不辍,“老师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因陋就简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尽心尽力,学生们立志为胜利后建设国家而努力学习。”[2]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3],以卓然业绩,为世人所瞩目,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开放在红土高原上的一朵“奇葩”。其研究生培养成就也相当突出。
一、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规模
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历时7年,共开设了文科、理科、法科、工科、商科共5个研究所,20个学部,
其规模仅次于同时期的国立中央大7个研究所,25个学部。但联大到底培养、毕业多少研究生培养人们也说法不一。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云师大编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中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新入学研究生名录、毕业研究生名录统计知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人数为219人、毕业人数为74人;二是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研究生名录统计知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人数为219人、毕业人数为83人;三是刘超“联大研究生教育管窥――略及战时中国的大学格局”中说“全部研究生218人,76名毕业生”;四是方绍勤,张团娅“浅析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论文中提到“研究生毕业75人”;五是曾世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培养”说“共培养219名研究生,毕业83人”。
研究生培养人数及毕业生人数后三者说法均是来源于类似前两者相关校史。所以,笔者针对前两者的差异就两本史料进行核对。研究生培养人数虽然一致,但北大、清华、南开、云师大编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有些疑点。再与三校校史结合,得知西南联大复学报到的研究生北京大学1人、清华大学8人,共9人;新生北大55人、清华119人、南开37人,共计211人。即西南联大研究院培养的研究生人数总共是220人。如清华的新生名录中,1943年哲学部的何兆武与1944年外国语文部的何兆武是同一人,故西南联大研究院培养的研究生实际人数是219人;研究生毕业人数有差异,是因为史料(五)学生卷”的研究生毕业名录部分时没有统计到南开大学经济学部叶增亮;北大:中文学部萧雷南;语言学部殷焕先、李荣;史学部阎文儒、方龄贵;人类学部胡庆钧;物理学部黄昆;地质学部董申保共9人。很明显,两本史料研究生毕业人数一致,即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人数83人:北大26人、清华32人、南开25人。详细情况见表一。
注1:.本表是根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06-510.”统计制作;注2.清华大学招收的新生名录中1943年哲学部的何兆武与1944年外国语文部的何兆武是同一人,故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人数实际为219人。
二、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模式
研究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模式,实际上就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肖雄在论文“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模式探析”中认为三研究院所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其研究生培养模式亦颇具差异:北大研究院以德国和日本为样板的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清华研究院、南开研究院的英、美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只不过南开研究院更侧重于实用目的。对于肖雄论文观点,笔者在本文做几点补充说明:
1、 北京大学: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
1902年至1917年是旧中国研究生培养的草创阶段。先后颁布了《癸卯学制》、《壬寅学制》、《壬子•癸丑学制》,标志着研究生教育从形式上开始在中国出现,是旧中国学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确定了研究生培养模式是日本型学术模式—学徒式培养模式。而那时日本研究生培养模式又是模仿德国模式。[4]所以,旧中国研究生培养模式是以德国为样板的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即以研究为主的、导师带徒弟的高层次教育。没有课程和学分要求。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据统计,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的国文、英文、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数学、物理、化学9个研究所,共有研究生148人。至此,北京大学开创了研究生教育先河,使中国研究生教育正式进入到实践阶段。在培养目标上,北大研究生教育限于国学门,以培养纯理论研究者为己任;在培养方式上,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研究题目、研究方向和范围完全由教授和学生自由选定,导师指导上也无严格的责任制。研究生的培养以学生自由、独立的研究为主,其过程为拟定研究题目、定期或不定期任读书或研究经过及心得报告、论文写作和考核等环节。[5]
总体上说,在旧中国,北京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依然是延用草创阶段确定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即以德国为样板的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也就是研究生主要充当导师的助教或科研助手,在导师的亲自指导下独立开展研究活动;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是师徒关系。一般不重视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与教学,没有课程和学分要求,整个研究生培养过程是个性化、非正规化的。
2、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
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研究生教育。也就是说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所谓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又称为教学-科研模式,是指研究生过程的形式化、标准化与专门化,这是相对于学徒式研究生培养的个性化与非正规化而言的。即把美国早期源自英国学院制的特长与从19世纪引进德国讲座的优势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建立在学院制基础上的研究生院制。[6]
1925年2月,清华大学成立了大学部,还增设研究院国学门(也称国学研究院)。同年9月,大学部与研究院同时开学,招收研究生30名。到1935年,清华大学经教育部核准,其设有10个研究部,是当时国内已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大学和独立学院中研究所设置最多的学校。研究生培养模式始终是模仿美国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不仅重视科学研究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的教学。相对于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来讲,更强调课程学习和专业知识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其培养目标兼具理论性与应用性,更注重教学与科研的并重。显然,清华大学开创了旧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另一种主要模式:美国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
1927年9月,经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建议,成立社会经济调查委员会。何廉作为创办人,兼任委员会主任。1929年,何廉邀请了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方显庭任南开大学经济史教授,兼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主持研究工作。1931年,社会经济调查委员会与商学院、文学院的经济系合并,成立经济学院,下设五个委员会:中文季刊编委会、英文季刊编委会、图书委员会、研究生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和研究生论文审查委员会。1934年经济学院复改称商学院后,另设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简称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创办之初,就对天津物价调查和统计分析,编制了当时极具权威的南开物价指数。后来,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北两省移民东北问题,华北地区工业化问题,以及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其他许多问题。1935年,经济研究所招收了第一届研究生,共10人。在培养方式上,研究生第一学年,在导师指导下读完规定的基本课程,第二学年选论文题目进行社会调查、理论联系实际培养高级经济学人。[7]南开大学1932年3月成立的应用化学研究所,于1937年化学研究所奉教育部令改称理科研究所化工部后才开始招收研究生,但重心还是在经济研究所。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成立之初,从领导层就带有美国特色。其研究生培养模式与美国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相近,只不过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更侧重于实用目的。
3、西南联大三校研究院研究生培养模式继承了抗战前各自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但因战时环境与研究条件的限制,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模式具有了某些融合性的特点。
“1939年6月27日,西南联大第111次常委会决议: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现有教师、设备为基础,依照分工合作原则,酌行恢复各校原有的研究院及所属的研究所、部,研究生奖学金等费亦由三校自行拔发。”[8]即北大、清华、南开各研究所分别独立着手进行研究生的复学工作。其研究生的招收、注册及毕业生都由各自进行管理。这样,在1939年由北大带头,三校的研究院以“旧生复学为主,酌量招收新生”[9]相继恢复研究生教育。直到1940年三校研究院结束各自招生,开始联合招生,统一发放招生简章,只需“应考生志愿入何校研究院一节于报考时注明”[10]。“联大研究生课程的开设三校教授统一配合,不分学校。三校教授都由联大应聘。研究生由三校分别招收,学籍不属于联大。” [11]
显然,西南联大三校研究院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12]的风格。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模式具有融合性在所难免。西南联大结束,北京大学在北平复员,其研究院的要求发生了较大变化。规定研究生须就拟习科目在正副导师的指导下,选学若干课程,并参加考试;在基础学识被确认合格后,可开始研究论文,待完成时,由学校聘请校内外专家组成委员会举行毕业考试。通过后,授予硕士学位。[13]可见,复员后的北大研究生培养模式在向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美国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靠拢,体现了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
三、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成就
西周联大在昆八年,培养研究生历时七年,共培养研究生219人,毕业83人,其中,院士级别的23人。详细情况见表二。
注:数据源于①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0-297.”;②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科学、工程院院士中的清华人http://join-tsinghua.edu.cn/bkzsw/detail.jsp?seq=2976&boardid=1301.
联大大多数研究生都未能出国,有的在那个特殊年代遭受迫害,依然成了某一学科权威学者,还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学术著作翻译家何兆武教授;著名学者、北大大学王瑶教授;作家、国学大师王利器教授。没有受到影响的充分发挥其自身才华,如著名翻译家,外语教育家,英国语言文学专家吴景荣,其英名与业绩被列入了《世界名人录》(1979年剑桥版)《澳大利亚与远东名人录》(1989年剑桥版);著名法学家端木正;我国气象学与大气物理学家顾震潮;著名语言学家、民族语言文学家、民族教育家马学良教授西方语言文学大师、著名的教育家、翻译家李赋宁教授;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宝麟(冯契)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国内著名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研究专家阴法鲁教授;还有,联大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云南的大名鼎鼎的学者就有三人,他们分别是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创建者李埏教授;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施子愉教授;蒙元史专家、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方龄贵教授。
联大研究生留在境外的也同样光芒四射,除了上面提到的院士之外,还有国际著名概率学家、数学家钟开莱,是世界公认的二十世纪后半叶“概率学界学术教父”;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殷海光;联合国高级经济专家桑恒康教授。
应该说,联大研究生(包括院士)绝大部分是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不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的科研成果是令人称道的,同时,他们也培养了大批学者和专家。这些学者和专家遍布全球,继续传播西南联大精神,延续西南联大文化。
[参考文献]
[1]西南联大[EB/OL].http://www.soouo.com/baike/8591.htm.
[2]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序)[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3][12]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
[4][5][13]李盛兵.研究生教育模式嬗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39-142;144-145;150.
[6]王全林.国外四种研究生培养模式之比较及其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05,(1):82-85.
[7]曾世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培养[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8:19-20.
[8][11]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80;30.
[9]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52.
[10]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