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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于江西省万载县革命烈士馆的工农兵银行石印版(插六图1)，长305，宽256，厚52mm，石质细嫩润白，打磨(用过的地方)面十分光滑。据几位曾在本县印刷厂五、六十年代做过石印工作的老师傅讲，这种石头是从外国进口的，本国不产这种石头，据说是从德国进口的。
在版面中央还清晰可见当年最后一次印刷而制作的图案与字迹，其中间一幅为“湘鄂赣省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 大洋伍角 公历一九三三年十月发行”(插六图2)。版面图案右(实际印出效果与此相反)椭圆花框中是马克思像，左椭圆花框中是宝塔山景，四周为花边图框，与收集到的公债实物伍角、壹圆正面(插六图3、4)完全吻合。在主版图景的侧边不同位置上，还留有较多未完全磨去的制版痕迹，如公债背面的“条例摘要”(插七图5)，套印“大洋壹圆”字样(插七图6)，还有一些不甚清楚的字图，不一一列举。
从制版情况看，石印版最后一批印制的是湘鄂赣省二期革命战争公债，有壹圆和伍角两种，这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记录的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发行于1933年10月相吻合。1933年底至1934年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军苏区，斗争形势恶化，湘鄂赣省委、省苏撤出小源，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相继转移，逐步停止了工作，所以石印版在此后就再也没有用过。
从版面上字图分析，每种票券分正反两面单次单张印刷，二期公债共发行了8万元，伍角为多，需印十几万张。在这样简陋的印刷条件下，全靠手工操作，印制这么多的苏区票币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完成这艰巨的任务，金融前辈们不知要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在此之前，湘鄂赣苏区还发行过大量的纸钞、股票、短期公债(一期公债)。
通过对当时发行的壹圆和伍角两种公债实物与版图进行对比测量，仔细分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壹圆和伍角两种票面是用同一次制作的主景图版印制的，将“大洋壹圆”四个字另制版，在印制壹圆正面时将“大洋伍角”四个字遮盖，然后再定位，将“大洋壹圆”四个字套印上去，从“大洋壹圆”四个字印刷着色明显深于周围颜色也证明了这四个字是套印上去的，尽管用的是同一种油墨，因是分两次印刷，着色深浅很难做到一致。这样做可以大大减少制版的难度，相对省时省力，以适应当时战争环境条件下保证印制任务的完成。那为何不将辅券大洋伍角挖补套印，而要将主券大洋壹圆挖补套印呢?这与当时苏区经济条件有关，大洋壹圆即银元一块，这对当时苏区群众来讲，是个很难拿得出的数字，所以大量印制的是大洋伍角公债，大洋壹圆公债印制很少，目前虽还未找到可靠的资料来证明它的印制比例，但从收集的实物来看，壹圆券的存世量不足伍角券的五十分之一，现已难得一见。这从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发行的钞票中，壹圆的很少，存世量较多的主要是二百文、一角、二角、三角中得到印证。由此可见，将需大量印制的采用一次制版直印法，只需少量印制的采用挖补套印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从现存的湘鄂赣省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实物看，壹圆和伍角两种券正面字图尺寸、式样除中间面额四个字外，其余完全一样，证明是同版印制，只不过油墨颜色不一样。壹圆券用的是黑中略带淡绿色油墨，伍角券用的蓝色油墨。两种债券背面的字图也完全一样，只是油墨颜色有区别。伍角券用的是酱红色(插七图7)，壹圆券用的浅红色(插七图8)，证明是同一次制版印刷的。纵观湘鄂赣苏区各种票币，有很多主景图相同的现象，如万载县工农兵银行一角、二角、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三角、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壹圆、伍角主景图相同；浏阳工农兵银行一角，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一角、伍角主景图相同；万载县工农兵银行一角、二角、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三角，1933年版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二角背面图相同，只是尺寸略作改变。有的票币甚至正背两面的图案都相同，只是巧妙地搭配不同颜色，套印不同的主题名和面额来加以区别。究其原因，主要是苏区条件有限，无论人才、技术、设备都无法满足实际需要，甚至连一个稳定的工作场所都难以保证。“银行驻扎，因陋就简，银行转移，肩挑背驼，不打仗时银行职工，打仗时便又成了红军战士，这就是当年金融战线的实况。”尽管设备简陋，条件异常艰苦，金融前辈们开动脑筋，想尽一切办法，巧妙地设计搭配，印制出一大批革命主题鲜明，质量上乘，丰富多彩的红色货币，以满足苏区发展和革命斗争的需要。
关于石印版的来源有这样几种渠道：一是投奔革命者捐献；二是战争中收缴；三是通过秘密渠道向外采购；四是向附近的石印店借用。在万载县革命烈士馆展出的英烈事迹中，有一段这样的叙述：成功烈士(1895～1937)原名陈鸿钧，万载大桥西江人，原经营书纸石印店，1929年参加革命后，将自己店里的资产全部捐献给苏维埃政府，并烧毁店铺，以示革命决心。1931年任万载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创办万载县工农兵银行，发行了纸币，发展了苏区经济。1932年4月调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任财政部副部长、部长(兼任省工农兵银行行长)等职……。这段记叙道出了石印设备的主要来源之一。
“省苏石印局是1931年8月在浏阳东门白沙成立的，主任方赤名，开始有工人28个，……当时省苏石印局有印刷机四部，其中一部专印纸币。1931年4月，省委省苏机关都迁往万载小原，省苏石印局也迁到万载陈坑上新屋，和万载石印局合并。1933年12月，由于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学浩叛变，造成小源事变，印刷工具全部摧毁，从而被迫停办。”后来的调查和石印版的完好保存事实证明，并未全部被毁，此版应该就是那部专印纸币的石印机上的石印版，是红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临危不惧，在撤退前的最后一刻用腊纸、油布小心翼翼地将这块视作比自己生命还珍贵的石印版包裹好，深藏地下。也许，年青的红军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据当时任仙源区(后改乡)区长潘福生同志回忆“石印版于1953年冬在万载县仙源乡(大革命时期称小源)陈坑上新屋旁的菜地里被发现，由村民送到区政府，在区政府放了约三个月，区政府派三人(刘志明、邱思燕、邱炳昆)徒步运送几十公里山路到大桥后，搭乘客车送至万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该馆1952年筹办，1955年开馆，自此石印版就在馆中保存至今。”
石印版历经战火硝烟，又在地下埋藏了整整二十年，至今版面上的字图仍清晰可辨，实在难得。它的存在，对研究和解读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印钞史不失为一件最好和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责任编辑：琛玉)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在版面中央还清晰可见当年最后一次印刷而制作的图案与字迹，其中间一幅为“湘鄂赣省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 大洋伍角 公历一九三三年十月发行”(插六图2)。版面图案右(实际印出效果与此相反)椭圆花框中是马克思像，左椭圆花框中是宝塔山景，四周为花边图框，与收集到的公债实物伍角、壹圆正面(插六图3、4)完全吻合。在主版图景的侧边不同位置上，还留有较多未完全磨去的制版痕迹，如公债背面的“条例摘要”(插七图5)，套印“大洋壹圆”字样(插七图6)，还有一些不甚清楚的字图，不一一列举。
从制版情况看，石印版最后一批印制的是湘鄂赣省二期革命战争公债，有壹圆和伍角两种，这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记录的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发行于1933年10月相吻合。1933年底至1934年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军苏区，斗争形势恶化，湘鄂赣省委、省苏撤出小源，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相继转移，逐步停止了工作，所以石印版在此后就再也没有用过。
从版面上字图分析，每种票券分正反两面单次单张印刷，二期公债共发行了8万元，伍角为多，需印十几万张。在这样简陋的印刷条件下，全靠手工操作，印制这么多的苏区票币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完成这艰巨的任务，金融前辈们不知要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在此之前，湘鄂赣苏区还发行过大量的纸钞、股票、短期公债(一期公债)。
通过对当时发行的壹圆和伍角两种公债实物与版图进行对比测量，仔细分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壹圆和伍角两种票面是用同一次制作的主景图版印制的，将“大洋壹圆”四个字另制版，在印制壹圆正面时将“大洋伍角”四个字遮盖，然后再定位，将“大洋壹圆”四个字套印上去，从“大洋壹圆”四个字印刷着色明显深于周围颜色也证明了这四个字是套印上去的，尽管用的是同一种油墨，因是分两次印刷，着色深浅很难做到一致。这样做可以大大减少制版的难度，相对省时省力，以适应当时战争环境条件下保证印制任务的完成。那为何不将辅券大洋伍角挖补套印，而要将主券大洋壹圆挖补套印呢?这与当时苏区经济条件有关，大洋壹圆即银元一块，这对当时苏区群众来讲，是个很难拿得出的数字，所以大量印制的是大洋伍角公债，大洋壹圆公债印制很少，目前虽还未找到可靠的资料来证明它的印制比例，但从收集的实物来看，壹圆券的存世量不足伍角券的五十分之一，现已难得一见。这从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发行的钞票中，壹圆的很少，存世量较多的主要是二百文、一角、二角、三角中得到印证。由此可见，将需大量印制的采用一次制版直印法，只需少量印制的采用挖补套印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从现存的湘鄂赣省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实物看，壹圆和伍角两种券正面字图尺寸、式样除中间面额四个字外，其余完全一样，证明是同版印制，只不过油墨颜色不一样。壹圆券用的是黑中略带淡绿色油墨，伍角券用的蓝色油墨。两种债券背面的字图也完全一样，只是油墨颜色有区别。伍角券用的是酱红色(插七图7)，壹圆券用的浅红色(插七图8)，证明是同一次制版印刷的。纵观湘鄂赣苏区各种票币，有很多主景图相同的现象，如万载县工农兵银行一角、二角、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三角、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壹圆、伍角主景图相同；浏阳工农兵银行一角，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一角、伍角主景图相同；万载县工农兵银行一角、二角、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三角，1933年版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二角背面图相同，只是尺寸略作改变。有的票币甚至正背两面的图案都相同，只是巧妙地搭配不同颜色，套印不同的主题名和面额来加以区别。究其原因，主要是苏区条件有限，无论人才、技术、设备都无法满足实际需要，甚至连一个稳定的工作场所都难以保证。“银行驻扎，因陋就简，银行转移，肩挑背驼，不打仗时银行职工，打仗时便又成了红军战士，这就是当年金融战线的实况。”尽管设备简陋，条件异常艰苦，金融前辈们开动脑筋，想尽一切办法，巧妙地设计搭配，印制出一大批革命主题鲜明，质量上乘，丰富多彩的红色货币，以满足苏区发展和革命斗争的需要。
关于石印版的来源有这样几种渠道：一是投奔革命者捐献；二是战争中收缴；三是通过秘密渠道向外采购；四是向附近的石印店借用。在万载县革命烈士馆展出的英烈事迹中，有一段这样的叙述：成功烈士(1895～1937)原名陈鸿钧，万载大桥西江人，原经营书纸石印店，1929年参加革命后，将自己店里的资产全部捐献给苏维埃政府，并烧毁店铺，以示革命决心。1931年任万载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创办万载县工农兵银行，发行了纸币，发展了苏区经济。1932年4月调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任财政部副部长、部长(兼任省工农兵银行行长)等职……。这段记叙道出了石印设备的主要来源之一。
“省苏石印局是1931年8月在浏阳东门白沙成立的，主任方赤名，开始有工人28个，……当时省苏石印局有印刷机四部，其中一部专印纸币。1931年4月，省委省苏机关都迁往万载小原，省苏石印局也迁到万载陈坑上新屋，和万载石印局合并。1933年12月，由于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学浩叛变，造成小源事变，印刷工具全部摧毁，从而被迫停办。”后来的调查和石印版的完好保存事实证明，并未全部被毁，此版应该就是那部专印纸币的石印机上的石印版，是红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临危不惧，在撤退前的最后一刻用腊纸、油布小心翼翼地将这块视作比自己生命还珍贵的石印版包裹好，深藏地下。也许，年青的红军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据当时任仙源区(后改乡)区长潘福生同志回忆“石印版于1953年冬在万载县仙源乡(大革命时期称小源)陈坑上新屋旁的菜地里被发现，由村民送到区政府，在区政府放了约三个月，区政府派三人(刘志明、邱思燕、邱炳昆)徒步运送几十公里山路到大桥后，搭乘客车送至万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该馆1952年筹办，1955年开馆，自此石印版就在馆中保存至今。”
石印版历经战火硝烟，又在地下埋藏了整整二十年，至今版面上的字图仍清晰可辨，实在难得。它的存在，对研究和解读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印钞史不失为一件最好和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责任编辑：琛玉)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