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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平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对一个人的终极衡量，不在于他所曾拥有的片刻安逸，而在于他处于挑战与争议的时代。”他指的这个“争议”，讲的就是如今最高敏的现象——歧视。
奢侈品歧视链——富人的傲慢
1997年7月盛夏，意大利著名服装设计师乔瓦尼·詹尼·范思哲手拿一份《Vogue》杂志，走到自己位于迈阿密海滩别墅的门前。这时，一个叫安德鲁·库南安的年轻人走上前，枪杀了他。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个年轻人生前与范思哲没有太深的交往，只是曾经很偶然地在一个同志酒吧里相遇，简单地交谈过几句。由于安德鲁在实施谋杀八天之后，选择了自行了断，因此他的真实犯罪动机成了谜。
但是，后来有不少人推测，凶手与范思哲都是同性恋者，可是命运却截然相反。安德鲁一直靠接受同志富豪的包养换取优渥生活，可总是很快被抛弃，感情上也不顺利，尤其是吸毒及HIV感染，导致其心态彻底崩坏，在范思哲之前，他已经杀死了至少三个人。而范思哲那时已经功成名就，以“美杜莎”头像为标志的同名品牌时尚产品，风靡整个欧美，他亲手打造了一个奢侈品王国，并用它征服了上流社会;同时他也是很早就坦然出柜的时尚大亨之一，完全不在意当时意大利的“恐同”风气，并且有一位感情稳定的长期同居男友。
所以很有可能是安德鲁对范思哲的嫉妒，才导致了這场灾难。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正是层出不穷的“范思哲”们，将整个社会的阶层划分得愈加鲜明，他们设计了一道屏障，将富豪与普通人隔开了，这道屏障就唤作“奢侈品”。
有钱人玩转财富优越感的方式多种多样，消费奢侈品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所谓的“奢侈品”就是完全不能考虑“性价比”的炫富游戏，消费的是非生活必需品，其价格与实用性完全搭不上边，就好比同样是个女士真皮手袋，普通牌子只需几百人民币，质量好的再略高一些，但这只手袋若是打上香奈儿的“双C”标志，那恐怕没有两三万是下不来的。
为什么一线大牌要卖得这么贵？归根结底，除了用上它能彰显财力之外，它更是一种身份象征。而各个大牌也在刻意营造出一种“物以稀为贵”的氛围，简单来说就是让你觉得它们不太容易拥有，除了对个人财力有要求之外，你的身份达不到标准、穿搭没有品位＼举止不够优雅，都可能与奢侈品无缘。
欧洲各大奢侈品牌的销售模式之“傲娇”，绝对能让很多消费者拥有刻骨铭心的消费体验。数年前，台湾女星徐熙媛在爆红综艺节目《康熙来了》里讲到过她购买欧洲某奢侈品包包的“奇遇”，由于这些大牌店内的服务生被要求必须表现出所谓的“品牌尊严感”，所以即便是面对被称为“上帝”的顾客，也会摆出一脸冷漠;顾客得在奢侈品店门口排起长队，乖乖等着服务生打开门，一批一批安排大家入内，然后发给每人一个号码牌，店员叫到号才能上前交易。当然，即便是在购买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挑挑拣拣的权力，能得到什么款式的商品，全凭店员看你的顺眼程度来决定。
即便是这种饱受歧视的购物体验，也无法阻止大批人成为奢侈品的信徒，因为显然他们认为手里拿一个一线大牌包包出门，能得到更多的尊重，“虚荣心”的洗脑，让大家相信奢侈品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就出现了另一种奇观——再穷也要买个贵的手包。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奢侈品变得越来越“亲民”，收入普通的人群也开始尝试着攒起几个月的工资，得到这份“假装成有钱人”的快感。当大多数工薪阶层都能与大牌亲密接触之后，另一条“歧视链”又随之诞生了，那就是品牌与品牌之间的“勾心斗角”。
依照如今对奢侈品牌的普遍观念，也就是根据每个牌子商品的价位、保值程度，以及稀缺程度，消费阶层又有了另一种划分。譬如说，用蔻驰的比不上用普拉达的，用普拉达的比不上用古琦的，古琦用户在香奈儿和迪奥面前又抬不起头，永远“君临天下”的则是法国大牌爱马仕。
这个一直信奉用传统工具，纯手工制作皮具的奢品，对待每一位顾客都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甚至为此搞出一套微妙的“潜规则”。为了测试每个顾客的品牌忠诚度和有钱程度，你就算是揣着黑卡直奔经典款的凯莉包或铂金包而来，也必须在那之前消费数万元的同品牌其他商品，店员也有可能按照看你是否“顺眼”再决定是不是拿出你心仪的包包。
全世界唯一不会这么做的国家是日本，位于日本银座的爱马仕专卖店倒是不存在这种“讹人”现象，但是依然逃不掉排队和“看店员心情”这两大关，因为每天放出的包包款式都不一定，就算好不容易排上了，也未必能买到心仪款。可越是这样，受用者越多，“一包难求”的背后，就隐藏着“永恒保值”的秘密。
为了与“歧视”抗争，正当大家勒紧裤腰带努力买一只大牌包的时候，富人们逐渐感觉到颜面受到了挑战，所以另一种普通人无法参与的消费游戏诞生了——雇佣买手。
没错，富人们为了彰显身份尊贵，很多时候已经不屑亲自上街“血拼”，却是长期聘请固定买手为他们“烧钱”。这种烧钱方式的好处在于，不必与平民站在一起购物，也无需腾出宝贵时间，或者压根儿腾不出时间。买手业就这样悄然兴起了，这些买手是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消费专家，深谙老板的喜好与风格，更是对各大奢侈品牌的特点都烂熟于心，随时掌握流行动向。买手的出现，再度将富人与普通人的距离拉大了。他们懂得如何精确购物，也知道老板对于消费品的最高要求，那就是——独一无二。
于是就出现了“高级定制”，不仅包包和礼服都要奢品设计师量身定做，连用料的选材和制作都是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创立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高定面料品牌世家宝，被称为“金钱能买到的最好面料”，它好到什么地步呢？西装料子都是论码出价，用蓝宝石和钻石粉末、稀有动物的皮毛作为原材料，设计的布匹条纹甚至可以织出客户的名字。
可即便如此，奢侈品依然滑向了“平民化”，哪怕是“王者”爱马仕也已经频频被挎在普通女性的手臂上，何况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假货。大家如此舍得砸钱，原因非常简单——它跟黄金一样保值。所以当日本富豪们雇佣印度人去排队抢包的时候，这些买手就已经打响了自己的算盘，即便买不到雇主要求的款式，他们还是会自费拿下一只包包，再加价转手送入二手店，二手店老板又再度加价，将它摆上自家的柜台。依照这样的操作，购买奢侈品已经成了一门投资，跟身份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更何况，风俗业界的金主也都流行给女人送奢品，她们往往是在收下的第二天就会原封不动地拿到二手店换成现钞。 历史逆流使得有色人种在好莱坞演艺圈成了必要但是永远无法上位的存在，他们只能作为一部电影里的点缀，是一种工具。在这方面，著名黑人男演员摩根·弗里曼深有体会。他本是标准的“学院派”，在洛杉矶市立学院念戏剧艺术，就读期间就是舞台上的明星，凭借出色的才能频频主演舞台剧，年仅12岁就在州际戏剧竞赛中脱颖而出。事实证明，他的才华是实打实的。
但是当他在1959年空军退伍之后，却面临人生中最大的尴尬——没有一个电影公司肯接收他。他只能四处打工，默默锤炼演技，就这样整整忍了八年，才有机会在百老汇音乐剧《我爱红娘》中得到了一个正式演出的机会。随后从舞台一步步艰难地爬向影视圈，花了九年时间在小荧屏立足并成名，到演出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已经40岁了，而真正让他站在演艺圈顶端，凭借《为戴茜小姐开车》赢得奥斯卡提名的时候，都已经52岁了。
随着“平权”运动的崛起，好莱坞也顺应潮流，想尽可能多地博得民众好感，于是诞生了完全相反的“潜规则”，就是必须在一部影视剧里“配给”一定比例的有色人种演员。然而一些几乎是“铁律”的东西都没有完全打破，比如漫威和DC的超级英雄人选还必须是白人，直到2008年才诞生了首位“威漫宇宙”的黑人英雄，那便是《钢铁侠》结尾彩蛋部分首次登场的神盾局局长尼克·弗瑞，由参演《低俗小说》而出名的黑人演员塞缪尔·杰克逊担纲。可事实上，已故“漫威之父”斯坦·李创造的这个动漫形象，原本也是个白人。
这个“铁律”一破，就陆续又诞生了一批黑人超级英雄，其中包括唐·钱德尔诠释的战争机器詹姆斯·罗德斯，以及后来完全以男一号身份登场的“黑豹”，由查德维克·博斯曼扮演。“银河护卫队”成员卡魔拉，也起用了黑人女演员佐伊·索尔达娜。
随着“平权”呼声的愈喊愈烈，影视工作者对于歧视的敏感度也大大增强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热播长寿美剧《实习医生格蕾》中的两场“杀角”风波。这部剧虽然是白人女演员艾伦·旁派担任女主角，但真正受观众欢迎的却不乏有色人种演员，比如扮演女医生克里斯丁娜·杨的华裔吴珊卓，以及扮演实习医生杰克逊·艾弗里的杰西·威廉姆斯。据部分报道称，凭借此剧中乔治医生一角大红大紫的男演员T.R.耐特是已经出柜的同志，但是他在第三季接近尾声时却宣布要离开。而剧组里扮演伯克医生的黑人男演员以赛亚·华盛顿，据说对同性恋有歧视，这种恐同态度遭到了剧组其他成员的反感，最終被踢出了剧组。这个未经证实的传言，恰恰反映出好莱坞影视圈的“高敏”状态。
当然了，好莱坞的歧视圈不仅仅停留在肤色，男女演员的片酬也是高低有别，因为电影公司认为，虽然电影主要观众群多半都是女性，但男演员才是真正的票房保证，比如现下最夯的男星小罗伯特·唐尼，在《复仇者联盟4》里出镜十八分钟，得到的片酬是五千万美元，而戏份与之一样重的“黑寡妇”扮演者斯嘉丽·约翰逊却只有2500万美元，一样是扮演英雄主角，却只能得到男演员的一半酬劳，而斯嘉丽这已经是好莱坞女演员中单片收入最高的纪录了。
但斯嘉丽好歹还是符合目前好莱坞固有审美的女星，有色人种中的女演员却不是那么好混了，美剧《神盾局特工》中出演的华裔女星汪可盈就曾经直言，她的亚裔姓氏使她工作机会少之又少，后来不得不改姓Bennet，才让情况有所好转。
有趣的是，摒除歧视本是一桩好事，却往往也会面临矫枉过正的尴尬处境，最明显的就是近年来奥斯卡带起的节奏。为了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抗，2018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就颁给了“全黑”阵容的《月光男孩》，到了2019年更是将此荣誉赠予黑人平权主题的《绿皮书》，这使得在两部电影里都出演了的黑人男星马赫沙拉·阿里连续两次拿到奥斯卡最佳男配大奖。与此同时，全亚裔阵容的美国喜剧片《摘金奇缘》，也在2019年拿到一堆奖项提名，其中包括金球奖最佳音乐/喜剧类提名，连影迷们都直呼受不了这种“政治正确”了。
《嘻哈帝国》男主演之一尤西·斯莫列特也是近年来公开同志身份的蹿红黑人男星之一，为了给自己的“少数群体”身份增加关注度，他甚至花了3500美元雇佣两个人把他打了一顿，以此来为自己的事业“添砖加瓦”。
不仅仅是少数群体自己这么干，《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也走了极端，2015年上演舞台剧《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时，赫敏的扮演者居然是45岁的非洲裔黑人女演员。罗琳甚至还辩称，她从来没有写过赫敏是个白人。这种说法，连黑人粉丝都无法接受，更别说是那批原著忠粉了。
被这种“反歧视”运动伤到的无辜者，还有如今片酬最高的斯嘉丽·约翰逊，原本她已经得到了一个扮演中性人主角的电影机会，却随着LGBT运动的风生水起，屡遭抗议，电影公司只得把她换掉。
老生常谈的“性别歧视”也一直在延续，2017年在美上映的电影多达651部，在票房达到25万美元以上的181名导演中，女性导演只占总人数的12%。这还不得不提到美国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她的前夫是赫赫有名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事实上，同样是拍摄关乎社会公共话题的电影作品，斯皮尔伯格很快就受到器重，而毕格罗拍摄的《拆弹部队》却一度没有发行商敢接手，可恰恰是这部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的肯定，她甚至是奥斯卡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导演，可见女性在影视圈被无视到何种程度。
2019年的奥斯卡颁奖礼红毯现场，出现了一位“剑走偏锋”的明星，那便是著名黑人男演员比利·波特，他曾凭借美剧《姿态》获得过金球奖视帝提名，当他穿着触目的黑色大蓬蓬裙出现在这场盛会上的时候，一群人为之高声喝彩，另一群人却在直呼“辣眼睛”。从比利·波特着装引发的小风波，可以看到洗脑与反洗脑两大阵营的差别，审美也好，种族也罢，无论何种身份，都难免要被隐性“歧视”刺一下小心脏，引发的后果也很微妙，大到南北战争，小到一次嘴仗，它们时刻在提问我们——今天，你被歧视了吗？
奢侈品歧视链——富人的傲慢
1997年7月盛夏，意大利著名服装设计师乔瓦尼·詹尼·范思哲手拿一份《Vogue》杂志，走到自己位于迈阿密海滩别墅的门前。这时，一个叫安德鲁·库南安的年轻人走上前，枪杀了他。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个年轻人生前与范思哲没有太深的交往，只是曾经很偶然地在一个同志酒吧里相遇，简单地交谈过几句。由于安德鲁在实施谋杀八天之后，选择了自行了断，因此他的真实犯罪动机成了谜。
但是，后来有不少人推测，凶手与范思哲都是同性恋者，可是命运却截然相反。安德鲁一直靠接受同志富豪的包养换取优渥生活，可总是很快被抛弃，感情上也不顺利，尤其是吸毒及HIV感染，导致其心态彻底崩坏，在范思哲之前，他已经杀死了至少三个人。而范思哲那时已经功成名就，以“美杜莎”头像为标志的同名品牌时尚产品，风靡整个欧美，他亲手打造了一个奢侈品王国，并用它征服了上流社会;同时他也是很早就坦然出柜的时尚大亨之一，完全不在意当时意大利的“恐同”风气，并且有一位感情稳定的长期同居男友。
所以很有可能是安德鲁对范思哲的嫉妒，才导致了這场灾难。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正是层出不穷的“范思哲”们，将整个社会的阶层划分得愈加鲜明，他们设计了一道屏障，将富豪与普通人隔开了，这道屏障就唤作“奢侈品”。
有钱人玩转财富优越感的方式多种多样，消费奢侈品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所谓的“奢侈品”就是完全不能考虑“性价比”的炫富游戏，消费的是非生活必需品，其价格与实用性完全搭不上边，就好比同样是个女士真皮手袋，普通牌子只需几百人民币，质量好的再略高一些，但这只手袋若是打上香奈儿的“双C”标志，那恐怕没有两三万是下不来的。
为什么一线大牌要卖得这么贵？归根结底，除了用上它能彰显财力之外，它更是一种身份象征。而各个大牌也在刻意营造出一种“物以稀为贵”的氛围，简单来说就是让你觉得它们不太容易拥有，除了对个人财力有要求之外，你的身份达不到标准、穿搭没有品位＼举止不够优雅，都可能与奢侈品无缘。
欧洲各大奢侈品牌的销售模式之“傲娇”，绝对能让很多消费者拥有刻骨铭心的消费体验。数年前，台湾女星徐熙媛在爆红综艺节目《康熙来了》里讲到过她购买欧洲某奢侈品包包的“奇遇”，由于这些大牌店内的服务生被要求必须表现出所谓的“品牌尊严感”，所以即便是面对被称为“上帝”的顾客，也会摆出一脸冷漠;顾客得在奢侈品店门口排起长队，乖乖等着服务生打开门，一批一批安排大家入内，然后发给每人一个号码牌，店员叫到号才能上前交易。当然，即便是在购买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挑挑拣拣的权力，能得到什么款式的商品，全凭店员看你的顺眼程度来决定。
即便是这种饱受歧视的购物体验，也无法阻止大批人成为奢侈品的信徒，因为显然他们认为手里拿一个一线大牌包包出门，能得到更多的尊重，“虚荣心”的洗脑，让大家相信奢侈品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就出现了另一种奇观——再穷也要买个贵的手包。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奢侈品变得越来越“亲民”，收入普通的人群也开始尝试着攒起几个月的工资，得到这份“假装成有钱人”的快感。当大多数工薪阶层都能与大牌亲密接触之后，另一条“歧视链”又随之诞生了，那就是品牌与品牌之间的“勾心斗角”。
依照如今对奢侈品牌的普遍观念，也就是根据每个牌子商品的价位、保值程度，以及稀缺程度，消费阶层又有了另一种划分。譬如说，用蔻驰的比不上用普拉达的，用普拉达的比不上用古琦的，古琦用户在香奈儿和迪奥面前又抬不起头，永远“君临天下”的则是法国大牌爱马仕。
这个一直信奉用传统工具，纯手工制作皮具的奢品，对待每一位顾客都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甚至为此搞出一套微妙的“潜规则”。为了测试每个顾客的品牌忠诚度和有钱程度，你就算是揣着黑卡直奔经典款的凯莉包或铂金包而来，也必须在那之前消费数万元的同品牌其他商品，店员也有可能按照看你是否“顺眼”再决定是不是拿出你心仪的包包。
全世界唯一不会这么做的国家是日本，位于日本银座的爱马仕专卖店倒是不存在这种“讹人”现象，但是依然逃不掉排队和“看店员心情”这两大关，因为每天放出的包包款式都不一定，就算好不容易排上了，也未必能买到心仪款。可越是这样，受用者越多，“一包难求”的背后，就隐藏着“永恒保值”的秘密。
为了与“歧视”抗争，正当大家勒紧裤腰带努力买一只大牌包的时候，富人们逐渐感觉到颜面受到了挑战，所以另一种普通人无法参与的消费游戏诞生了——雇佣买手。
没错，富人们为了彰显身份尊贵，很多时候已经不屑亲自上街“血拼”，却是长期聘请固定买手为他们“烧钱”。这种烧钱方式的好处在于，不必与平民站在一起购物，也无需腾出宝贵时间，或者压根儿腾不出时间。买手业就这样悄然兴起了，这些买手是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消费专家，深谙老板的喜好与风格，更是对各大奢侈品牌的特点都烂熟于心，随时掌握流行动向。买手的出现，再度将富人与普通人的距离拉大了。他们懂得如何精确购物，也知道老板对于消费品的最高要求，那就是——独一无二。
于是就出现了“高级定制”，不仅包包和礼服都要奢品设计师量身定做，连用料的选材和制作都是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创立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高定面料品牌世家宝，被称为“金钱能买到的最好面料”，它好到什么地步呢？西装料子都是论码出价，用蓝宝石和钻石粉末、稀有动物的皮毛作为原材料，设计的布匹条纹甚至可以织出客户的名字。
可即便如此，奢侈品依然滑向了“平民化”，哪怕是“王者”爱马仕也已经频频被挎在普通女性的手臂上，何况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假货。大家如此舍得砸钱，原因非常简单——它跟黄金一样保值。所以当日本富豪们雇佣印度人去排队抢包的时候，这些买手就已经打响了自己的算盘，即便买不到雇主要求的款式，他们还是会自费拿下一只包包，再加价转手送入二手店，二手店老板又再度加价，将它摆上自家的柜台。依照这样的操作，购买奢侈品已经成了一门投资，跟身份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更何况，风俗业界的金主也都流行给女人送奢品，她们往往是在收下的第二天就会原封不动地拿到二手店换成现钞。 历史逆流使得有色人种在好莱坞演艺圈成了必要但是永远无法上位的存在，他们只能作为一部电影里的点缀，是一种工具。在这方面，著名黑人男演员摩根·弗里曼深有体会。他本是标准的“学院派”，在洛杉矶市立学院念戏剧艺术，就读期间就是舞台上的明星，凭借出色的才能频频主演舞台剧，年仅12岁就在州际戏剧竞赛中脱颖而出。事实证明，他的才华是实打实的。
但是当他在1959年空军退伍之后，却面临人生中最大的尴尬——没有一个电影公司肯接收他。他只能四处打工，默默锤炼演技，就这样整整忍了八年，才有机会在百老汇音乐剧《我爱红娘》中得到了一个正式演出的机会。随后从舞台一步步艰难地爬向影视圈，花了九年时间在小荧屏立足并成名，到演出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已经40岁了，而真正让他站在演艺圈顶端，凭借《为戴茜小姐开车》赢得奥斯卡提名的时候，都已经52岁了。
随着“平权”运动的崛起，好莱坞也顺应潮流，想尽可能多地博得民众好感，于是诞生了完全相反的“潜规则”，就是必须在一部影视剧里“配给”一定比例的有色人种演员。然而一些几乎是“铁律”的东西都没有完全打破，比如漫威和DC的超级英雄人选还必须是白人，直到2008年才诞生了首位“威漫宇宙”的黑人英雄，那便是《钢铁侠》结尾彩蛋部分首次登场的神盾局局长尼克·弗瑞，由参演《低俗小说》而出名的黑人演员塞缪尔·杰克逊担纲。可事实上，已故“漫威之父”斯坦·李创造的这个动漫形象，原本也是个白人。
这个“铁律”一破，就陆续又诞生了一批黑人超级英雄，其中包括唐·钱德尔诠释的战争机器詹姆斯·罗德斯，以及后来完全以男一号身份登场的“黑豹”，由查德维克·博斯曼扮演。“银河护卫队”成员卡魔拉，也起用了黑人女演员佐伊·索尔达娜。
随着“平权”呼声的愈喊愈烈，影视工作者对于歧视的敏感度也大大增强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热播长寿美剧《实习医生格蕾》中的两场“杀角”风波。这部剧虽然是白人女演员艾伦·旁派担任女主角，但真正受观众欢迎的却不乏有色人种演员，比如扮演女医生克里斯丁娜·杨的华裔吴珊卓，以及扮演实习医生杰克逊·艾弗里的杰西·威廉姆斯。据部分报道称，凭借此剧中乔治医生一角大红大紫的男演员T.R.耐特是已经出柜的同志，但是他在第三季接近尾声时却宣布要离开。而剧组里扮演伯克医生的黑人男演员以赛亚·华盛顿，据说对同性恋有歧视，这种恐同态度遭到了剧组其他成员的反感，最終被踢出了剧组。这个未经证实的传言，恰恰反映出好莱坞影视圈的“高敏”状态。
当然了，好莱坞的歧视圈不仅仅停留在肤色，男女演员的片酬也是高低有别，因为电影公司认为，虽然电影主要观众群多半都是女性，但男演员才是真正的票房保证，比如现下最夯的男星小罗伯特·唐尼，在《复仇者联盟4》里出镜十八分钟，得到的片酬是五千万美元，而戏份与之一样重的“黑寡妇”扮演者斯嘉丽·约翰逊却只有2500万美元，一样是扮演英雄主角，却只能得到男演员的一半酬劳，而斯嘉丽这已经是好莱坞女演员中单片收入最高的纪录了。
但斯嘉丽好歹还是符合目前好莱坞固有审美的女星，有色人种中的女演员却不是那么好混了，美剧《神盾局特工》中出演的华裔女星汪可盈就曾经直言，她的亚裔姓氏使她工作机会少之又少，后来不得不改姓Bennet，才让情况有所好转。
有趣的是，摒除歧视本是一桩好事，却往往也会面临矫枉过正的尴尬处境，最明显的就是近年来奥斯卡带起的节奏。为了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抗，2018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就颁给了“全黑”阵容的《月光男孩》，到了2019年更是将此荣誉赠予黑人平权主题的《绿皮书》，这使得在两部电影里都出演了的黑人男星马赫沙拉·阿里连续两次拿到奥斯卡最佳男配大奖。与此同时，全亚裔阵容的美国喜剧片《摘金奇缘》，也在2019年拿到一堆奖项提名，其中包括金球奖最佳音乐/喜剧类提名，连影迷们都直呼受不了这种“政治正确”了。
《嘻哈帝国》男主演之一尤西·斯莫列特也是近年来公开同志身份的蹿红黑人男星之一，为了给自己的“少数群体”身份增加关注度，他甚至花了3500美元雇佣两个人把他打了一顿，以此来为自己的事业“添砖加瓦”。
不仅仅是少数群体自己这么干，《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也走了极端，2015年上演舞台剧《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时，赫敏的扮演者居然是45岁的非洲裔黑人女演员。罗琳甚至还辩称，她从来没有写过赫敏是个白人。这种说法，连黑人粉丝都无法接受，更别说是那批原著忠粉了。
被这种“反歧视”运动伤到的无辜者，还有如今片酬最高的斯嘉丽·约翰逊，原本她已经得到了一个扮演中性人主角的电影机会，却随着LGBT运动的风生水起，屡遭抗议，电影公司只得把她换掉。
老生常谈的“性别歧视”也一直在延续，2017年在美上映的电影多达651部，在票房达到25万美元以上的181名导演中，女性导演只占总人数的12%。这还不得不提到美国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她的前夫是赫赫有名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事实上，同样是拍摄关乎社会公共话题的电影作品，斯皮尔伯格很快就受到器重，而毕格罗拍摄的《拆弹部队》却一度没有发行商敢接手，可恰恰是这部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的肯定，她甚至是奥斯卡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导演，可见女性在影视圈被无视到何种程度。
2019年的奥斯卡颁奖礼红毯现场，出现了一位“剑走偏锋”的明星，那便是著名黑人男演员比利·波特，他曾凭借美剧《姿态》获得过金球奖视帝提名，当他穿着触目的黑色大蓬蓬裙出现在这场盛会上的时候，一群人为之高声喝彩，另一群人却在直呼“辣眼睛”。从比利·波特着装引发的小风波，可以看到洗脑与反洗脑两大阵营的差别，审美也好，种族也罢，无论何种身份，都难免要被隐性“歧视”刺一下小心脏，引发的后果也很微妙，大到南北战争，小到一次嘴仗，它们时刻在提问我们——今天，你被歧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