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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深化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几乎可以归结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人们对“治理”、“整顿”有没有信心，对深化改革有没有信心，对现代化建设有没有信心，对社会主义、对人民共和国有没有信心，实质上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没有信心的问题。
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亟待加强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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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深化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几乎可以归结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人们对“治理”、“整顿”有没有信心，对深化改革有没有信心，对现代化建设有没有信心，对社会主义、对人民共和国有没有信心，实质上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没有信心的问题。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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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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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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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期
其他文献
系统论作为人们观察世界和考察历史的一种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早已萌发。《周岛》的八卦说和《洪范》的五行说都认为宇宙和人事的变易井然有序，循环不已，有律可循。由于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成熟得较早，所以就有可能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农作规律进行数学模拟，并以此来规范政事和其它行为方式。董仲舒揉合了阴阳家和儒家思想，以宇宙——人事的循环系统，作为他倡言改制的理论依据。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坚持改革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同时也证明，改革本身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是长期的艰巨复杂的事业，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各种干扰，在不断探索和开拓中前进。我感到当前很有必要进一步搞清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关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仅1945年9月到1948年12月批发物价就暴涨了782倍。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连续军事溃败，隔江分而治之梦想破灭以后，被迫将全面崩溃的“政权”南迁台湾，给当时台湾的财政经济造成很大压力。人口猛增、恶性通胀、物资匮乏、民不聊生，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严峻的局面迫使台湾当局实施全面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控制住了台湾恶性的通货膨胀。
1988年6—7月举行的苏共19次代表会议拉开了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苏联最高苏维埃制度的改革是继1936年斯大林对苏维埃制度改革后的一次最重大的改革，举世瞩目。
一、独特的斯堪的纳维亚道路 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指出了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三种主要道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例如英国），最终形成法西斯主义的、由上层发动的保守的革命的道路（例如德国和日本），以及导致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道路（例如俄国和中国）。他还分析了对向议会制民主成功转变十分重要的四项条件：第一，必须出现王室和贵族之间的权力平衡；
中国有一句老话：“欲速则不达”，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过去一下子取消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是急于求成。实践已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在发展商品经济，大步迈进，甚至想一步实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时才可施行的政策、措施、方案，恐怕也属于急于求成。
肇始于对“文革”反思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旗帜的改革，已进行了十年。它使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化，已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和中国的现代化奠下了第一块基石。然而改革仍陷在阵痛之中，我们面临的依然是一片迷茫。曾经莲步轻启、小有动作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早己刹车。继承包、放权、利改税、沿海战略、外向型经济、国际大循环、闯物价险关等多次重心转移和取向更新后，经济体制改革摸起的是股份制这块未必能借以过河的石头。改革所以陷于目前的困境，是因为在其进程中存在着四个误区，即对传统的沉迷，失鉴；对现实的曲解，失察；对
历史上每次文化的复兴，都是与民族主体意识中的自我忧患相关，而文化的固守、停滞状态与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有着相互依存的联系。改革十年后的今天，忧患意识思维模式的全面发展，正是当代中国从困惑走向觉醒，从停滞走向发展的表现，也是民族自我意识走向强化的确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