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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岸交流热络，台湾对大陆持续数十年来的谍报战转趋低调，由热变冷，不仅反映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也反映了台湾在谍战中丧失优势。
继“习马会”的新闻热潮过后不久，台海两岸再出惊天新闻。
2015年11月30日，台湾“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委婉透露，台谍朱恭训与徐章国在关押9年多以后获释。按照台湾岛内媒体的说法，这是60多年来，大陆首次释放台湾高级情报人员，颇具历史与政治的破冰意义。
不过，大陆国台办在同一天的回应是，朱恭训、徐章国（此人出事时，外界报为“许昌国”）二人对大陆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大陆安全利益，被相关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截至2015年10月，朱恭训、徐章国已服刑多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假释的有关条件，相关司法机关依法对朱、徐二人实施假释。至于台湾当局“假释”李志豪，则属于台湾有关方面的工作事务，与大陆无关。
《孙子》第十三篇“用间”指的是情报获取的方式及情报运用，而间谍是获取情报的最佳途径之一。自1949年后，隔海进行的情报战时有起伏，尤其是台湾针对大陆的谍报活动从未停息，情报员使出浑身解数，利用渗透、吸收、刺探与诱捕等方式开展情报搜集，这是两岸“不能说的秘密”。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算起，迄今已有数千名台谍或送命或把牢底坐穿。
一去不回的“公干”
台湾《中国时报》撰文和原台湾“军情局”高官庞家均《情报札记》一书披露，朱、徐二人原系大名鼎鼎的“军情局”高级军官，系2006年5月25日赴越南“公干”，实际是会晤在大陆发展的“聘干”（“约聘干部”的简称，即在大陆发展的情报下线），套取更多有价值情报。
据台湾“军情局”高层人士透露，朱恭训出生于1959年，是台湾“情报局”士官班12期、“军情局”干部班26期学员，2002-2003年曾任“军情局”驻英国特派小组组长，2003年开始担任“军情局”四处副处长，主要工作是在东南亚吸收华侨进入大陆搜集情报，因此掌握着“军情局”在大陆的部分谍报人员的分布及联络情况。不过，更让“军情局”担忧的是，由于朱恭训的妻子担任“军情局”五处副处长，因此朱恭训极有可能对“军情局”吸收台商参加间谍组织的业务也了如指掌。
众所周知，通过台商间谍获取大陆情报恰恰是“军情局”最重要的情报搜集渠道。“军情局”高层曾担心，一旦朱恭训向大陆安全部门供出机密情报，“军情局”在大陆的情报网将遭到毁灭性打击。更有甚者，等于把台湾在东南亚的所有情报网交给了大陆。
尽管两岸之间炮火相向的对峙，已于20世纪70年代末宣告结束，但台湾针对大陆进行的各种情报战从未停息过。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对大陆的谍报战以反攻大陆、搞军事破坏等为主。到了80年代，随着两岸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间谍活动逐渐转向搜集大陆各类重要情报。潜入大陆的台谍一般由台湾“军情局”负责派遣，其前身是国民党“军统局”，1985年，台“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成立“军情局”，总部位于台北阳明山下的芝山，那里还设有专门的间谍学校，台军内称为“山竹营区”。
1949-1988年是台谍在大陆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共有千余名台谍毙命。台湾老牌间谍头子叶翔之曾说，20世纪50-60年代，大陆情报防控严密，台湾通过诸如派遣“敌后工作人员”和吸收香港、澳门线民等方式开展情报活动。
在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台湾每年都向大陆输送数百名间谍。
真正引起世人关注的台谍案件，大多发生在1992年大陆加快改革开放之后。在此期间，负责收集大陆情报的台湾“军情局”等机构持续派遣间谍或收买赴大陆经商的岛内人员，并千方百计渗透策反意志不坚定的大陆人士。
台湾最重视的是大陆军事情报，特别是涉及可能针对台湾岛的军事部署。自1992年起，台北就指示“军情局”所派台谍重点刺探解放军的导弹数目、部署位置和军事演习动态，“弄清楚哪些飞机挂哪些飞弹”。为搞到大陆机密情报，台湾不惜血本。自称“熟悉内情”的一名台商在接受岛内电视台采访时说，台商为李登辉、陈水扁当局收集情报的价码一般从5万元新台币起跳，最高可拿到数千万元之多。5万元新台币是利用一般台商的身份和当地人脉，做一些基本的情报收集整理。有些台商因生意不顺，拿点小钱打听些七拼八凑的情报算是交差。而有些较深入、有价值的情报，价格要高出数百倍。
阿扁一声呛，数十台谍齐落马
2003年11月30日，陈水扁在高雄搞竞选造势时，突然渲染大陆在东南沿海部署的近程导弹数量，数字甚至精确到个位数。此言一出，岛内舆论哗然，因为像这样具体透露台湾掌握的大陆导弹数字尚属首次。岛内媒体认为陈水扁试图通过释放此类信息激起民粹，争取选票，但他绝没想到这番话，几乎在一夜之间葬送了台湾在大陆布设多年的间谍网。
2003年12月22日，也就是陈水扁发表讲话后的第三周，香港特区《明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称，大陆安全部门根据陈水扁讲话“提供”的线索，在福建、山东、广东、浙江等省统一采取“大收网”行动，迅速逮捕36名涉案间谍，其中台谍21名（其中1名为女性），不少人以台商身份在大陆活动，这是近年来大陆侦破的最大一宗台谍案，涉案人多年来重点窃取大陆导弹部署情况。
报道一出，旋即在台湾岛内掀起波澜，台湾有关部门矢口否认，指责《明报》是为大陆心理战服务，但随着台谍案情曝光，台湾再也无法强词夺理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岛内泛蓝民意代表一再要求追究陈水扁“内乱外患罪”，指责其大嘴一张，“害死三军”。
追查台谍行动
2003年陈水扁“大嘴害谍”事件爆发后，大陆破获台谍网的效率和成果进一步提高，台湾“国安局”坦承，大陆逮捕“下线人员”的动作之快，令其按照传统“单点垂直”方法布设的间谍网“存活期往往不到一年”，未来“情报布线工作只会更加困难”。 2004年1月，大陆安全人员逮捕两名台谍，其中名叫余诗屏的女性是大陆迄今抓获的最年轻的台谍，台湾“军情局”当初企图利用她年轻幼稚的外表来欺骗对方，伺机窃取情报。
随着台湾岛内意识形态多元化，特别是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导致台湾情报机构产生“效忠对象混乱”、相关机构内斗激烈等严重问题，台军情系统士气涣散，再加上大陆经济实力提升，港澳台乃至海外华人的向心力增强，台湾完全进入军情工作瘫痪的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后，台湾安插在大陆“家门口”的两颗“情报钉子”无形中也被拔除，台高级涉密人员“反水”投奔大陆的情况也日益频繁。2000年，台湾“国安局”少将潘希贤首开投奔大陆的先河。2002年9月27日，台陆军“飞弹指挥部”中尉辅导长王宜宏偕同妻子与幼子飞到泰国曼谷，辗转投奔大陆，害得台“军情局长”薛石民隔空喊话，希望与大陆“作交易”，力图拿“某些筹码”换回王宜宏，但最终未能如愿。
再到2006年5月30日，台湾“军情局”第4处副处长朱恭训上校、第4处组长徐章国上校为了会晤在大陆发展的“聘干”，套取更多有价值情报，抱着侥幸心理绕道越南进入广西，结果“伸手便被抓”，使台军情系统更加艰难。
鉴于老派的专业间谍派遣体制已告崩盘，台湾情报机构索性“不按牌理出牌”，在民进党执政末期，台湾“国安部”和“军情局”不分青红皂白，通过威逼利诱等方式，裹胁一批生意难做的台商充当业余间谍，只是业余人员不但容易失手被捕，更在被捕过后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照顾，只能把牢底坐穿。
从搜集“威胁情报”转向 “机会情报”
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迈入和平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台湾对大陆谍报战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情报搜索从偏重军事转移重心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情报搜集，从搜集“威胁情报”转向“机会情报”。
如今，从两岸长远的趋势而言，双方都希望和平发展，台湾的情报部门除了继续关注大陆可能带来的“威胁”之外，也会关注大陆发展趋势，并从中找出对台湾最为有利的契机，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情报”，这不仅仅是商业利益，也包括为台湾企业在大陆和全球的发展竞争中取得先机。
经费曾是台湾对大陆谍战的优势，但是，随着大陆生活水准的提高，这项优势反而成为了台湾情报系统的软肋。
随着大陆经济崛起，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反观台湾，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搞“台独”撕裂台湾社会，台商与资本纷纷出走，台湾经济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首一路下滑成为亚洲四小龙之末。情报经费受到限制，不再像过去一样承担得起高额支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台湾情报部门对大陆情报战的经济优势不再。而且台湾对大陆各种重要设施进行卫星拍照这样的情报搜集工作，大多是要花大价钱从美国人手中购买。除此之外，如今大陆科技进步，而台湾倚重的技术情报工具却在逐年递减。
前台湾“国安局长”蔡得胜有一次在民意机构的质询中不无心虚地提出，以台湾多年的经验和部署，台湾情报部门通过情报搜集而获得的对大陆的了解应可掌握到七成。对于这样一个答复，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则开玩笑表示，希望剩下那三成不是最关键的。这反映出台湾情报部门自身对其获得情报的质量也没有多少信心。
随着两岸实现三通和台湾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每年有一百多万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参访，还有很多大陆学生、学者赴台学习交流等。面对两岸人员交往的良好势头，民进党人士疑神疑鬼，对大陆游客也是充满怀疑，一天到晚恐吓台湾学生说坐在他们旁边的大陆学生是间谍。对此，尽管台湾情报部门也曾澄清说，自2008年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以来，台方很少发现有大陆人士用假身份来台潜伏或刺探军机的案例，主要是因为双方高层已有多项沟通管道，大陆根本不需要那样的小动作。但是，出于种种考虑，台湾情报部门一方面加大了对内部的清查，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对大陆游客等的防范力度。
随着两岸交流热络，台湾对大陆持续数十年来的谍报战转趋低调，由热变冷，一方面反映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台湾在谍战中丧失优势，是两岸实力此消彼长的一个结果。
（刘青黛荐自《南方周末》）
继“习马会”的新闻热潮过后不久，台海两岸再出惊天新闻。
2015年11月30日，台湾“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委婉透露，台谍朱恭训与徐章国在关押9年多以后获释。按照台湾岛内媒体的说法，这是60多年来，大陆首次释放台湾高级情报人员，颇具历史与政治的破冰意义。
不过，大陆国台办在同一天的回应是，朱恭训、徐章国（此人出事时，外界报为“许昌国”）二人对大陆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大陆安全利益，被相关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截至2015年10月，朱恭训、徐章国已服刑多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假释的有关条件，相关司法机关依法对朱、徐二人实施假释。至于台湾当局“假释”李志豪，则属于台湾有关方面的工作事务，与大陆无关。
《孙子》第十三篇“用间”指的是情报获取的方式及情报运用，而间谍是获取情报的最佳途径之一。自1949年后，隔海进行的情报战时有起伏，尤其是台湾针对大陆的谍报活动从未停息，情报员使出浑身解数，利用渗透、吸收、刺探与诱捕等方式开展情报搜集，这是两岸“不能说的秘密”。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算起，迄今已有数千名台谍或送命或把牢底坐穿。
一去不回的“公干”
台湾《中国时报》撰文和原台湾“军情局”高官庞家均《情报札记》一书披露，朱、徐二人原系大名鼎鼎的“军情局”高级军官，系2006年5月25日赴越南“公干”，实际是会晤在大陆发展的“聘干”（“约聘干部”的简称，即在大陆发展的情报下线），套取更多有价值情报。
据台湾“军情局”高层人士透露，朱恭训出生于1959年，是台湾“情报局”士官班12期、“军情局”干部班26期学员，2002-2003年曾任“军情局”驻英国特派小组组长，2003年开始担任“军情局”四处副处长，主要工作是在东南亚吸收华侨进入大陆搜集情报，因此掌握着“军情局”在大陆的部分谍报人员的分布及联络情况。不过，更让“军情局”担忧的是，由于朱恭训的妻子担任“军情局”五处副处长，因此朱恭训极有可能对“军情局”吸收台商参加间谍组织的业务也了如指掌。
众所周知，通过台商间谍获取大陆情报恰恰是“军情局”最重要的情报搜集渠道。“军情局”高层曾担心，一旦朱恭训向大陆安全部门供出机密情报，“军情局”在大陆的情报网将遭到毁灭性打击。更有甚者，等于把台湾在东南亚的所有情报网交给了大陆。
尽管两岸之间炮火相向的对峙，已于20世纪70年代末宣告结束，但台湾针对大陆进行的各种情报战从未停息过。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对大陆的谍报战以反攻大陆、搞军事破坏等为主。到了80年代，随着两岸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间谍活动逐渐转向搜集大陆各类重要情报。潜入大陆的台谍一般由台湾“军情局”负责派遣，其前身是国民党“军统局”，1985年，台“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成立“军情局”，总部位于台北阳明山下的芝山，那里还设有专门的间谍学校，台军内称为“山竹营区”。
1949-1988年是台谍在大陆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共有千余名台谍毙命。台湾老牌间谍头子叶翔之曾说，20世纪50-60年代，大陆情报防控严密，台湾通过诸如派遣“敌后工作人员”和吸收香港、澳门线民等方式开展情报活动。
在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台湾每年都向大陆输送数百名间谍。
真正引起世人关注的台谍案件，大多发生在1992年大陆加快改革开放之后。在此期间，负责收集大陆情报的台湾“军情局”等机构持续派遣间谍或收买赴大陆经商的岛内人员，并千方百计渗透策反意志不坚定的大陆人士。
台湾最重视的是大陆军事情报，特别是涉及可能针对台湾岛的军事部署。自1992年起，台北就指示“军情局”所派台谍重点刺探解放军的导弹数目、部署位置和军事演习动态，“弄清楚哪些飞机挂哪些飞弹”。为搞到大陆机密情报，台湾不惜血本。自称“熟悉内情”的一名台商在接受岛内电视台采访时说，台商为李登辉、陈水扁当局收集情报的价码一般从5万元新台币起跳，最高可拿到数千万元之多。5万元新台币是利用一般台商的身份和当地人脉，做一些基本的情报收集整理。有些台商因生意不顺，拿点小钱打听些七拼八凑的情报算是交差。而有些较深入、有价值的情报，价格要高出数百倍。
阿扁一声呛，数十台谍齐落马
2003年11月30日，陈水扁在高雄搞竞选造势时，突然渲染大陆在东南沿海部署的近程导弹数量，数字甚至精确到个位数。此言一出，岛内舆论哗然，因为像这样具体透露台湾掌握的大陆导弹数字尚属首次。岛内媒体认为陈水扁试图通过释放此类信息激起民粹，争取选票，但他绝没想到这番话，几乎在一夜之间葬送了台湾在大陆布设多年的间谍网。
2003年12月22日，也就是陈水扁发表讲话后的第三周，香港特区《明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称，大陆安全部门根据陈水扁讲话“提供”的线索，在福建、山东、广东、浙江等省统一采取“大收网”行动，迅速逮捕36名涉案间谍，其中台谍21名（其中1名为女性），不少人以台商身份在大陆活动，这是近年来大陆侦破的最大一宗台谍案，涉案人多年来重点窃取大陆导弹部署情况。
报道一出，旋即在台湾岛内掀起波澜，台湾有关部门矢口否认，指责《明报》是为大陆心理战服务，但随着台谍案情曝光，台湾再也无法强词夺理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岛内泛蓝民意代表一再要求追究陈水扁“内乱外患罪”，指责其大嘴一张，“害死三军”。
追查台谍行动
2003年陈水扁“大嘴害谍”事件爆发后，大陆破获台谍网的效率和成果进一步提高，台湾“国安局”坦承，大陆逮捕“下线人员”的动作之快，令其按照传统“单点垂直”方法布设的间谍网“存活期往往不到一年”，未来“情报布线工作只会更加困难”。 2004年1月，大陆安全人员逮捕两名台谍，其中名叫余诗屏的女性是大陆迄今抓获的最年轻的台谍，台湾“军情局”当初企图利用她年轻幼稚的外表来欺骗对方，伺机窃取情报。
随着台湾岛内意识形态多元化，特别是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导致台湾情报机构产生“效忠对象混乱”、相关机构内斗激烈等严重问题，台军情系统士气涣散，再加上大陆经济实力提升，港澳台乃至海外华人的向心力增强，台湾完全进入军情工作瘫痪的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后，台湾安插在大陆“家门口”的两颗“情报钉子”无形中也被拔除，台高级涉密人员“反水”投奔大陆的情况也日益频繁。2000年，台湾“国安局”少将潘希贤首开投奔大陆的先河。2002年9月27日，台陆军“飞弹指挥部”中尉辅导长王宜宏偕同妻子与幼子飞到泰国曼谷，辗转投奔大陆，害得台“军情局长”薛石民隔空喊话，希望与大陆“作交易”，力图拿“某些筹码”换回王宜宏，但最终未能如愿。
再到2006年5月30日，台湾“军情局”第4处副处长朱恭训上校、第4处组长徐章国上校为了会晤在大陆发展的“聘干”，套取更多有价值情报，抱着侥幸心理绕道越南进入广西，结果“伸手便被抓”，使台军情系统更加艰难。
鉴于老派的专业间谍派遣体制已告崩盘，台湾情报机构索性“不按牌理出牌”，在民进党执政末期，台湾“国安部”和“军情局”不分青红皂白，通过威逼利诱等方式，裹胁一批生意难做的台商充当业余间谍，只是业余人员不但容易失手被捕，更在被捕过后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照顾，只能把牢底坐穿。
从搜集“威胁情报”转向 “机会情报”
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迈入和平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台湾对大陆谍报战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情报搜索从偏重军事转移重心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情报搜集，从搜集“威胁情报”转向“机会情报”。
如今，从两岸长远的趋势而言，双方都希望和平发展，台湾的情报部门除了继续关注大陆可能带来的“威胁”之外，也会关注大陆发展趋势，并从中找出对台湾最为有利的契机，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情报”，这不仅仅是商业利益，也包括为台湾企业在大陆和全球的发展竞争中取得先机。
经费曾是台湾对大陆谍战的优势，但是，随着大陆生活水准的提高，这项优势反而成为了台湾情报系统的软肋。
随着大陆经济崛起，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反观台湾，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搞“台独”撕裂台湾社会，台商与资本纷纷出走，台湾经济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首一路下滑成为亚洲四小龙之末。情报经费受到限制，不再像过去一样承担得起高额支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台湾情报部门对大陆情报战的经济优势不再。而且台湾对大陆各种重要设施进行卫星拍照这样的情报搜集工作，大多是要花大价钱从美国人手中购买。除此之外，如今大陆科技进步，而台湾倚重的技术情报工具却在逐年递减。
前台湾“国安局长”蔡得胜有一次在民意机构的质询中不无心虚地提出，以台湾多年的经验和部署，台湾情报部门通过情报搜集而获得的对大陆的了解应可掌握到七成。对于这样一个答复，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则开玩笑表示，希望剩下那三成不是最关键的。这反映出台湾情报部门自身对其获得情报的质量也没有多少信心。
随着两岸实现三通和台湾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每年有一百多万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参访，还有很多大陆学生、学者赴台学习交流等。面对两岸人员交往的良好势头，民进党人士疑神疑鬼，对大陆游客也是充满怀疑，一天到晚恐吓台湾学生说坐在他们旁边的大陆学生是间谍。对此，尽管台湾情报部门也曾澄清说，自2008年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以来，台方很少发现有大陆人士用假身份来台潜伏或刺探军机的案例，主要是因为双方高层已有多项沟通管道，大陆根本不需要那样的小动作。但是，出于种种考虑，台湾情报部门一方面加大了对内部的清查，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对大陆游客等的防范力度。
随着两岸交流热络，台湾对大陆持续数十年来的谍报战转趋低调，由热变冷，一方面反映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台湾在谍战中丧失优势，是两岸实力此消彼长的一个结果。
（刘青黛荐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