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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刻是一种能够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中社会现实的文化载体，历经世代的传承和发展，构成了独具魅力的石刻图案装饰艺术。文章按时代顺序对石刻纹饰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归纳整理出其时代特点和艺术风格。
【关键词】石刻 图案 风格
石质文化，年代久远，内容丰富而广泛。原始时期，先民就用来石头打磨制造工具，雕刻岩画，记录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由于其自身具有金石不朽的特性，使这种历史文化载体得以大量保存，不仅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展示了时代艺术风格和水平。
一、深沉雄伟的汉代
汉代的石刻图案主要出现在画像石上。所谓画像石，实际是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两汉时期，石头有着特殊的神圣意义，人们认为石头能防止尸体腐烂，在上面刻画美好的图案愿望能助墓主升仙，石头成为人们美好信念的寄托，这也是汉画像石盛行的原因之一。它以刀代笔，记录下许多史籍文献中不曾留有笔墨的汉代传奇，亦可称为另类的传世文献。
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有神话传说、仙人故事、祥瑞异兽，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狩猎、农耕、收获、采莲、车骑、百戏等。这些内容以恢宏的气势、疏朗的布局、生动的造型、夸张的变形表现了一个质朴与华美、现实与虚幻、工整与随意、对立与统一的精神世界，既有现实主义的真实美，又有浪漫主义的神似美。其刀笔重在捕捉物象瞬间的姿态，充满着力量、动感和气势，从而达到以形传神的境界。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复杂的简单化，主题与装饰错落有致，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画面，赋予一种装饰美的艺术风格，并充分显示韵律感和时代感。
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可分为六种，即生动细腻的阴线刻、齐整简洁的凹面线刻、凝重醒目的减地平面线刻、优美传神的浅浮雕、奇伟瑰丽的高浮雕和透雕。但无论任何形式的雕法，都有线刻完成的痕迹，而阴线刻方法，从西汉至东汉末，一直为画像石之主要表现形式。“线”与“面”同时利用，对比清晰，明快大方，装饰效果很强。最初画像石表面都施彩着色，赤、黄、白、绿、黑等矿物质颜料清晰可见，具有与帛画和墓室壁画同样的色彩效果。但由于石材质地坚硬细腻，对矿物质颜料没有吸附作用，致使其色彩极易脱落。
这一时期的装饰没有与主题明显分离，且没有形成固定格式。变形图案与主题往往是并列出现，造型拙朴，特别富有装饰意趣（见图1）。单独出现的纹饰大致有植物变形纹、绳纹、几何纹及想象中风云变幻的抽象图案，它既给人以诸多遐想，又起到了美化作用。另外一种是作为主体的装饰，一般以带状形式刻在主体图像的四周。
汉画像石图像的线条不仅在勾勒物象轮廓上挥洒自如、游刃有余，而且把个人的情感因素与审美情趣二者结合在一起，以刀代笔，让线条具有审美价值，充盈浪漫和洒脱的美学元素。例如，飞翔的羽人和流动的云朵运用飘逸轻灵、舒展柔顺的细线条；剽悍的武士和凶猛的野兽则采用一刀一折、劲健有力的粗线条。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巅峰，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妙相庄严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历经三百多年，是个战乱频起、民族融合的时期。在此期间，宗教兴起，佛教传播，石刻艺术出现独特风格。北魏历史最久，初都平城，后迁洛阳，统治了149年。遗留的造像石刻和石棺墓志众多，显示了宗教艺术的辉煌成就。
由于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精神无所寄托，生命财产得不到安全保障，所以广泛凿龛供佛，刻石造像，祈祷佛和菩萨保佑太平。佛龛中央是佛的立雕或深浮雕像，龛楣与顶部均饰纹。这种龛多饰龙纹和飞天，飞禽走兽以及变形的花草树木等图案遍布其间。这一时期佛龛的饰纹及内容并不固定、不规范，往往是确定形象之后，使之布满空间而已，同时也照顾了左右对称和上下呼应的关系。整体观之，美妙而庄重，与主题相匹配，浑然一体。由于所处时代和条件的限制，石质原料不十分规则，打磨也并不光滑平整，但它与雕刻风格相协调，虽然显得粗糙，整体感却很完美。佛龛的下部往往是左右对称的巨兽，其形象类似狮子，起到护法与装饰作用。为填补空间，还出现了刀笔从简的菩萨和连珠、璎珞图案，以作补白。这种布局的造像是北朝造像石刻的典范。
北魏石棺并不多见，唯尔朱袭石棺和苟景石棺及佚名石棺局部雕饰，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形式和内容。尔朱袭石棺左侧是驾龙升天，为道教题材，两端为变形植物图案，为填补空间，龙的前后皆为导引仙人及花形图饰，整体来看，富丽堂皇。右侧雕饰白虎和方相以及象征月亮的玉兔。在这一侧面，主题的周围没有过多纹饰，突出了白虎的形象，别具风采。苟景石棺雕刻了比较完整的人物故事，石棺左侧雕“子舜教子图”（见图2），右侧雕“郭巨孝子图”，风格相似，内容有别。图中情节生动，线条流畅，神态肃穆。自然环境充实空间，树木、山石及丛生的冠木协调了整个画面，道具和人物组合也合情合理。下部均以连锁纹饰之，刀笔统一，尽善尽美，是不可多得的石刻佳作。
墓志由志盖和志石组成，厚度约15厘米，多为覆斗形，称为一合。志盖上部的平面为盔，篆书或楷书死者的官衔和姓氏；被削成斜面的部分为杀，是主要的装饰部分；斜面以下为侧，饰纹从简。志石上的刻饰均在志侧（见图3）。北朝的墓志刻饰是这一时期的亮点，不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雕刻精美，而且时代感突出。这一时期墓志的杀面多为表示方位的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镇墓作用；侧面尽为连续的二方连续图案，纹饰布满狭长的空间，均由相向且对称的两个单元构成，另有变形的兽纹或云水纹补白。这种生机勃勃的画面，均以减底平雕为主，阴纹与阳纹并列，雕刻工整，刀法娴熟，富有丰满别致的装饰韵味。
总体观之，北朝历经的近二百年间，这些平面雕饰的石刻，形成了这一时期的显著风格与突出个性。它不但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为隋唐以至五代的刻饰艺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雍穆华贵的隋唐五代
隋经历三十多年，虽然石刻图案变化并不十分明显，但在北朝与唐之间还是起到了纽带作用，并显示出细微的差别。例如，隋时期的李和墓志，它的形状和款式并没有变化，但墓志盖的盔、杀、侧却皆以二方连续的变形花草纹饰之，而且由并列的条状组成，显得工巧、细腻，线条的圆润与雕刻技法也略胜前者一筹（见图4）。时间虽短，却孕育了唐代发展的先河，是走向繁荣的前奏曲。 唐代建都长安的二百八十多年间，是文化发展的盛期，石刻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碑刻艺术亦最发达，举凡神道、墓志、记功、家庙等碑刻，不仅在文字方面例请名家撰书，即全碑之装饰亦务求精美，所有碑冠、碑座、碑侧、碑边，其花纹图案无不精致绝伦。”例如，初唐孔子庙堂碑的凤凰与牡丹、盛唐大智禅师碑的菩萨与牡丹、晚唐梁守谦碑的天神与牡丹等，三者均蔓草卷纹，形态飞舞，线纹遒丽，充分流露唐代特有的豪华气质。把自然生长的状态经过变形整理，使之图案化，在布局内呈波形纹，在固定的格局中运转连续，是唐代平面石刻艺术中的又一突出成就。
唐代中后期兴起的经幢是一种融雕刻艺术与文字为一体的石刻建筑形式，本是佛教徒崇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产物。《陀罗尼经》中说：“如果有人书写此经，安放在高幢上，幢的影子映到人身上，或者幢上的灰尘落到人身上，就能免除他的一切罪恶，得到极乐。”反映在经幢及燃灯石台上的线刻装饰主要是花卉和鸟兽构成的图案，出现最多的是牡丹造型（见图5）。这种内容，在石刻内容中比比皆是，作者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张、概括和美化，使之具有特殊的装饰效果。它的组成，不受格式和规矩的限制，顺其自然而纵横恣肆，走刀自如，线条贯通而结构清晰。其中的飞禽走兽，如龙凤、神兽和写实的牡丹格调一致，并在想象中夸张，在夸张中美化，使不同的形象融合在一体之中，形成统一的整体。
五代时间不长，只有五十多年，遗留石刻并不多，但仍有变化。墓志及盖的规格基本保持了唐代的风格，饰纹也大同小异。唯墓志侧面的十二生肖出现人性化的形象，即用十二种生肖的头部替代了人的形象。褒衣博带、兽首人身的这种内容与形式在以后的刻饰中仍有出现，但范围并不广泛。嗍
四、纤毫毕肖的宋元明清
宋代以后，石刻的类型基本保留了唐代的各种形制，民间应用石刻日益增多，但纹饰雕刻缺乏创新和气韵。总体来说，南方的石刻技艺高于北方，如四川的大足石窟等佛教石刻，表现出新的风格。南方保存的宋代碑、志等明显多于北方，说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石刻线画出现了新的内容：一种是图碑，就是将地图或天文图以及其他一些专用图表刻在石碑上，达到长期保存、广泛流传的目的。当时绘刻的《禹迹图》《华夷图》乃世界绘刻地图之鼻祖。还有吕大防的《长安志图》、吴郡府学的《平江府治图》等，为后来各地绘刻寺院全景、名山胜迹、山川地形等题材作品，开辟了新天地。另一种是复刻书画珍品，宋代由于出土文物渐多，购置金石古器成一时之风尚。随着捶拓技术的发展，传拓古器文字和石刻画像也开始兴盛，同时开始了摹刻古今名家书画，为石刻线画的发展另辟了一条蹊径。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刻《唐凌烟阁功臣画像》，图中人物形象和衣纹勾描，高古挺拔，当摹自唐代初期画家的稿本。
元代碑刻中，边饰出现了菊花纹，这是前代少有的。碑头不再是螭龙盘绕的圆雕，而是浅浮雕或深浮雕，如西安孔庙石坊浮雕龙饰。还有一种平面深雕，两龙交错盘绕，形成丰圆形的碑首。其中最典型一例是元代牛山土主忠惠王碑上的龙饰，除此还有碑首和碑座上出现的狻猊纹，这是这一时期碑饰的特点。
明清时期纹饰以龙的形象最为多见，人们把想象中的龙具体化，狮鼻、虎眼、鹿角、马鬃、鱼鳞、鹰爪、蛇腹。龙纹阴阳相兼、衬以云纹，其形精美完整，细腻华丽。如小川公及尤氏墓志的刻饰（见图6）。
还有在清代石刻线画中，古代名人画像极多，这也是清代石刻线画一大特色。在绘刻的古代人物中，以诸葛亮、关羽、岳飞、孔子像最多。同时还摹刻大量当代名士画像，如朱珪、汪由敦、阮元等名流之像，为我国古代肖像画留下了不至湮灭的副本。
从汉代的画像石到北朝的石龛，从唐代的墓志到明清的碑碣，各朝代丰富的石刻纹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演变，成为古典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多彩的石刻纹饰融汇了历史、文化、美术、宗教、民俗等多种元素，展示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以及对美的追求和向往。
【关键词】石刻 图案 风格
石质文化，年代久远，内容丰富而广泛。原始时期，先民就用来石头打磨制造工具，雕刻岩画，记录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由于其自身具有金石不朽的特性，使这种历史文化载体得以大量保存，不仅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展示了时代艺术风格和水平。
一、深沉雄伟的汉代
汉代的石刻图案主要出现在画像石上。所谓画像石，实际是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两汉时期，石头有着特殊的神圣意义，人们认为石头能防止尸体腐烂，在上面刻画美好的图案愿望能助墓主升仙，石头成为人们美好信念的寄托，这也是汉画像石盛行的原因之一。它以刀代笔，记录下许多史籍文献中不曾留有笔墨的汉代传奇，亦可称为另类的传世文献。
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有神话传说、仙人故事、祥瑞异兽，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狩猎、农耕、收获、采莲、车骑、百戏等。这些内容以恢宏的气势、疏朗的布局、生动的造型、夸张的变形表现了一个质朴与华美、现实与虚幻、工整与随意、对立与统一的精神世界，既有现实主义的真实美，又有浪漫主义的神似美。其刀笔重在捕捉物象瞬间的姿态，充满着力量、动感和气势，从而达到以形传神的境界。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复杂的简单化，主题与装饰错落有致，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画面，赋予一种装饰美的艺术风格，并充分显示韵律感和时代感。
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可分为六种，即生动细腻的阴线刻、齐整简洁的凹面线刻、凝重醒目的减地平面线刻、优美传神的浅浮雕、奇伟瑰丽的高浮雕和透雕。但无论任何形式的雕法，都有线刻完成的痕迹，而阴线刻方法，从西汉至东汉末，一直为画像石之主要表现形式。“线”与“面”同时利用，对比清晰，明快大方，装饰效果很强。最初画像石表面都施彩着色，赤、黄、白、绿、黑等矿物质颜料清晰可见，具有与帛画和墓室壁画同样的色彩效果。但由于石材质地坚硬细腻，对矿物质颜料没有吸附作用，致使其色彩极易脱落。
这一时期的装饰没有与主题明显分离，且没有形成固定格式。变形图案与主题往往是并列出现，造型拙朴，特别富有装饰意趣（见图1）。单独出现的纹饰大致有植物变形纹、绳纹、几何纹及想象中风云变幻的抽象图案，它既给人以诸多遐想，又起到了美化作用。另外一种是作为主体的装饰，一般以带状形式刻在主体图像的四周。
汉画像石图像的线条不仅在勾勒物象轮廓上挥洒自如、游刃有余，而且把个人的情感因素与审美情趣二者结合在一起，以刀代笔，让线条具有审美价值，充盈浪漫和洒脱的美学元素。例如，飞翔的羽人和流动的云朵运用飘逸轻灵、舒展柔顺的细线条；剽悍的武士和凶猛的野兽则采用一刀一折、劲健有力的粗线条。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巅峰，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妙相庄严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历经三百多年，是个战乱频起、民族融合的时期。在此期间，宗教兴起，佛教传播，石刻艺术出现独特风格。北魏历史最久，初都平城，后迁洛阳，统治了149年。遗留的造像石刻和石棺墓志众多，显示了宗教艺术的辉煌成就。
由于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精神无所寄托，生命财产得不到安全保障，所以广泛凿龛供佛，刻石造像，祈祷佛和菩萨保佑太平。佛龛中央是佛的立雕或深浮雕像，龛楣与顶部均饰纹。这种龛多饰龙纹和飞天，飞禽走兽以及变形的花草树木等图案遍布其间。这一时期佛龛的饰纹及内容并不固定、不规范，往往是确定形象之后，使之布满空间而已，同时也照顾了左右对称和上下呼应的关系。整体观之，美妙而庄重，与主题相匹配，浑然一体。由于所处时代和条件的限制，石质原料不十分规则，打磨也并不光滑平整，但它与雕刻风格相协调，虽然显得粗糙，整体感却很完美。佛龛的下部往往是左右对称的巨兽，其形象类似狮子，起到护法与装饰作用。为填补空间，还出现了刀笔从简的菩萨和连珠、璎珞图案，以作补白。这种布局的造像是北朝造像石刻的典范。
北魏石棺并不多见，唯尔朱袭石棺和苟景石棺及佚名石棺局部雕饰，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形式和内容。尔朱袭石棺左侧是驾龙升天，为道教题材，两端为变形植物图案，为填补空间，龙的前后皆为导引仙人及花形图饰，整体来看，富丽堂皇。右侧雕饰白虎和方相以及象征月亮的玉兔。在这一侧面，主题的周围没有过多纹饰，突出了白虎的形象，别具风采。苟景石棺雕刻了比较完整的人物故事，石棺左侧雕“子舜教子图”（见图2），右侧雕“郭巨孝子图”，风格相似，内容有别。图中情节生动，线条流畅，神态肃穆。自然环境充实空间，树木、山石及丛生的冠木协调了整个画面，道具和人物组合也合情合理。下部均以连锁纹饰之，刀笔统一，尽善尽美，是不可多得的石刻佳作。
墓志由志盖和志石组成，厚度约15厘米，多为覆斗形，称为一合。志盖上部的平面为盔，篆书或楷书死者的官衔和姓氏；被削成斜面的部分为杀，是主要的装饰部分；斜面以下为侧，饰纹从简。志石上的刻饰均在志侧（见图3）。北朝的墓志刻饰是这一时期的亮点，不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雕刻精美，而且时代感突出。这一时期墓志的杀面多为表示方位的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镇墓作用；侧面尽为连续的二方连续图案，纹饰布满狭长的空间，均由相向且对称的两个单元构成，另有变形的兽纹或云水纹补白。这种生机勃勃的画面，均以减底平雕为主，阴纹与阳纹并列，雕刻工整，刀法娴熟，富有丰满别致的装饰韵味。
总体观之，北朝历经的近二百年间，这些平面雕饰的石刻，形成了这一时期的显著风格与突出个性。它不但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为隋唐以至五代的刻饰艺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雍穆华贵的隋唐五代
隋经历三十多年，虽然石刻图案变化并不十分明显，但在北朝与唐之间还是起到了纽带作用，并显示出细微的差别。例如，隋时期的李和墓志，它的形状和款式并没有变化，但墓志盖的盔、杀、侧却皆以二方连续的变形花草纹饰之，而且由并列的条状组成，显得工巧、细腻，线条的圆润与雕刻技法也略胜前者一筹（见图4）。时间虽短，却孕育了唐代发展的先河，是走向繁荣的前奏曲。 唐代建都长安的二百八十多年间，是文化发展的盛期，石刻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碑刻艺术亦最发达，举凡神道、墓志、记功、家庙等碑刻，不仅在文字方面例请名家撰书，即全碑之装饰亦务求精美，所有碑冠、碑座、碑侧、碑边，其花纹图案无不精致绝伦。”例如，初唐孔子庙堂碑的凤凰与牡丹、盛唐大智禅师碑的菩萨与牡丹、晚唐梁守谦碑的天神与牡丹等，三者均蔓草卷纹，形态飞舞，线纹遒丽，充分流露唐代特有的豪华气质。把自然生长的状态经过变形整理，使之图案化，在布局内呈波形纹，在固定的格局中运转连续，是唐代平面石刻艺术中的又一突出成就。
唐代中后期兴起的经幢是一种融雕刻艺术与文字为一体的石刻建筑形式，本是佛教徒崇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产物。《陀罗尼经》中说：“如果有人书写此经，安放在高幢上，幢的影子映到人身上，或者幢上的灰尘落到人身上，就能免除他的一切罪恶，得到极乐。”反映在经幢及燃灯石台上的线刻装饰主要是花卉和鸟兽构成的图案，出现最多的是牡丹造型（见图5）。这种内容，在石刻内容中比比皆是，作者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张、概括和美化，使之具有特殊的装饰效果。它的组成，不受格式和规矩的限制，顺其自然而纵横恣肆，走刀自如，线条贯通而结构清晰。其中的飞禽走兽，如龙凤、神兽和写实的牡丹格调一致，并在想象中夸张，在夸张中美化，使不同的形象融合在一体之中，形成统一的整体。
五代时间不长，只有五十多年，遗留石刻并不多，但仍有变化。墓志及盖的规格基本保持了唐代的风格，饰纹也大同小异。唯墓志侧面的十二生肖出现人性化的形象，即用十二种生肖的头部替代了人的形象。褒衣博带、兽首人身的这种内容与形式在以后的刻饰中仍有出现，但范围并不广泛。嗍
四、纤毫毕肖的宋元明清
宋代以后，石刻的类型基本保留了唐代的各种形制，民间应用石刻日益增多，但纹饰雕刻缺乏创新和气韵。总体来说，南方的石刻技艺高于北方，如四川的大足石窟等佛教石刻，表现出新的风格。南方保存的宋代碑、志等明显多于北方，说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石刻线画出现了新的内容：一种是图碑，就是将地图或天文图以及其他一些专用图表刻在石碑上，达到长期保存、广泛流传的目的。当时绘刻的《禹迹图》《华夷图》乃世界绘刻地图之鼻祖。还有吕大防的《长安志图》、吴郡府学的《平江府治图》等，为后来各地绘刻寺院全景、名山胜迹、山川地形等题材作品，开辟了新天地。另一种是复刻书画珍品，宋代由于出土文物渐多，购置金石古器成一时之风尚。随着捶拓技术的发展，传拓古器文字和石刻画像也开始兴盛，同时开始了摹刻古今名家书画，为石刻线画的发展另辟了一条蹊径。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刻《唐凌烟阁功臣画像》，图中人物形象和衣纹勾描，高古挺拔，当摹自唐代初期画家的稿本。
元代碑刻中，边饰出现了菊花纹，这是前代少有的。碑头不再是螭龙盘绕的圆雕，而是浅浮雕或深浮雕，如西安孔庙石坊浮雕龙饰。还有一种平面深雕，两龙交错盘绕，形成丰圆形的碑首。其中最典型一例是元代牛山土主忠惠王碑上的龙饰，除此还有碑首和碑座上出现的狻猊纹，这是这一时期碑饰的特点。
明清时期纹饰以龙的形象最为多见，人们把想象中的龙具体化，狮鼻、虎眼、鹿角、马鬃、鱼鳞、鹰爪、蛇腹。龙纹阴阳相兼、衬以云纹，其形精美完整，细腻华丽。如小川公及尤氏墓志的刻饰（见图6）。
还有在清代石刻线画中，古代名人画像极多，这也是清代石刻线画一大特色。在绘刻的古代人物中，以诸葛亮、关羽、岳飞、孔子像最多。同时还摹刻大量当代名士画像，如朱珪、汪由敦、阮元等名流之像，为我国古代肖像画留下了不至湮灭的副本。
从汉代的画像石到北朝的石龛，从唐代的墓志到明清的碑碣，各朝代丰富的石刻纹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演变，成为古典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多彩的石刻纹饰融汇了历史、文化、美术、宗教、民俗等多种元素，展示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以及对美的追求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