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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增长是最为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当前中国飞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让世人瞩目，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纵观各种经济模型，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是由各个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和国情决定的具体的特定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阶段与演变以及最新成果，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理论；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17-02
1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1）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
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斯密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也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但是分工却取决于交换这一人类的天性，而交换又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大小。即斯密的经济增长的理论路线就是市场容量——交换——分工——经济增长。另外斯密也很重视资本积累，因为它能使扩大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数量，从而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这正是今天各国都重视储蓄率的原因所在。
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经济均衡增长的理论。如果人口得到增长，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产出增加量减少，从而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增长率为零，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
（2）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索洛——米德模型为代表：用a和1－a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K/K为资本增长率；△L/L为劳动增长率，该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G＝a △K/K+（1－a）△L/L从上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G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一模型将斯密的经济增长系于劳动数量和分工、资本积累的重要思想用公式模型下，这也得益于边际革命这一重大分析工具的发展。依据这一模型，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
（3）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更广泛地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它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机制。
2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1）亚当斯密是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了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了创新，尤其是熊彼特强调的“破坏性创新”；而索罗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则强调了教育与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中，罗默和卢卡斯则强调内生性增长，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其实质应当是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则强调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近，鲍默尔的新书中强调了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最为重要的。
（2）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如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相对较差，其经济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1）高投入、高消耗。自2002年以来，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马车。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4年里持续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目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而消费率（消费占GDP比重）却一路下降至53％，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5.5%，而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5%，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巨大的潜力。
（2）产能过剩。与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相关联的一个结构性扭曲是外向型部门与内向型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衡。追求GDP的超常规发展导致的过剩的投资，只能通过出口找到宣泄口。于是，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整个社会福利分配格局趋向一种结构性扭曲。因为这种增长是权力推进、投资驱动的，因而，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资本倾斜、向政府倾斜，而普通民众就无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必然途径
（1）大力发展服务业。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所占比重就呈下降趋势，农业的比重也会降低，而服务业的比重会提高。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个部门的改造 。服务业降低了交易成本，服务业发展背后的本质问题是，生产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合理分工。在自耕自植、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没有分工，就不需要交易，要降低生产成本就要深化分工。分工越深化，生产成本越低，随之而来的便是交易更频繁，交易要投入的资源就更多，增加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功能首先是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各个部门，它不仅提高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节约了生产成本，又使服务业信息化，提高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服务业是高质量的经济层次，也是我们当前的必然选择。
（2）自主创新。“十一五”规划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从根本上说，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比如，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的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还比如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促使耕地急剧减少等，都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资源浪费的根源。转变增长方式，发展集约型经济，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为其发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程恩富,胡乐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理论；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17-02
1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1）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
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斯密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也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但是分工却取决于交换这一人类的天性，而交换又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大小。即斯密的经济增长的理论路线就是市场容量——交换——分工——经济增长。另外斯密也很重视资本积累，因为它能使扩大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数量，从而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这正是今天各国都重视储蓄率的原因所在。
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经济均衡增长的理论。如果人口得到增长，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产出增加量减少，从而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增长率为零，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
（2）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索洛——米德模型为代表：用a和1－a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K/K为资本增长率；△L/L为劳动增长率，该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G＝a △K/K+（1－a）△L/L从上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G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一模型将斯密的经济增长系于劳动数量和分工、资本积累的重要思想用公式模型下，这也得益于边际革命这一重大分析工具的发展。依据这一模型，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
（3）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更广泛地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它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机制。
2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1）亚当斯密是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了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了创新，尤其是熊彼特强调的“破坏性创新”；而索罗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则强调了教育与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中，罗默和卢卡斯则强调内生性增长，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其实质应当是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则强调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近，鲍默尔的新书中强调了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最为重要的。
（2）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如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相对较差，其经济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1）高投入、高消耗。自2002年以来，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马车。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4年里持续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目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而消费率（消费占GDP比重）却一路下降至53％，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5.5%，而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5%，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巨大的潜力。
（2）产能过剩。与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相关联的一个结构性扭曲是外向型部门与内向型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衡。追求GDP的超常规发展导致的过剩的投资，只能通过出口找到宣泄口。于是，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整个社会福利分配格局趋向一种结构性扭曲。因为这种增长是权力推进、投资驱动的，因而，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资本倾斜、向政府倾斜，而普通民众就无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必然途径
（1）大力发展服务业。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所占比重就呈下降趋势，农业的比重也会降低，而服务业的比重会提高。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个部门的改造 。服务业降低了交易成本，服务业发展背后的本质问题是，生产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合理分工。在自耕自植、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没有分工，就不需要交易，要降低生产成本就要深化分工。分工越深化，生产成本越低，随之而来的便是交易更频繁，交易要投入的资源就更多，增加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功能首先是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各个部门，它不仅提高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节约了生产成本，又使服务业信息化，提高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服务业是高质量的经济层次，也是我们当前的必然选择。
（2）自主创新。“十一五”规划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从根本上说，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比如，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的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还比如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促使耕地急剧减少等，都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资源浪费的根源。转变增长方式，发展集约型经济，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为其发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程恩富,胡乐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